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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大学校园已有二十余年，我不太了解当下大学生的生活了。模糊的印象是他们年龄似乎都显得很“小”，还像个孩子，大多非常乖巧非常安静地待在校园里、教室中，沉浸于书本和网络世界。我们那时没有网络世界可迷，只能读些书籍和报刊。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大学校园是非常富有激情与生机的。正值如火如荼的改革年代，社会上激动人心的大事新鲜事也比较多，而我们因为从小所受的教育和社会影响，“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在头脑里还根深蒂固，有时还比较强烈，所以社会上的思潮和一些发展动态总是能够在我们当中激起回应，虽然有时候也不免有一些偏激。
我是在江南某城的一所普通高校读书，虽说城市很小，同学们一样非常热情关注国家的命运前途，关心社会上发生的大事。有时候议论甚至很热烈。但我总觉得，毕竟地处一隅，相对还是闭塞。虽然我们向往外面的世界，但许多都不过出于想象。我非常希望与外地名校的学生建立一点联系，了解他们的生活与所思所想及写作的情况，以便提高自己。我曾经与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一位高中同学通过信，在信的结尾还提到他的一位经常发表散文的女同学，我的这位同学将信出示给她，她还主动给我写来一封信，我也回了信，可惜我到底谈不出什么，此后再无下文。
到了第三学年的那个秋天，社会思潮仿佛愈加激荡，我尤其想知道那些大城市里的大学生的一些情况，仿佛天遂人愿，不久我竟意外地遇见了一位在高校与高校之间漂流的“浪客”。
说“遇见”似乎不太准确，说他来找我，倒更符合事实。其时，我正担任本校诗社的负责人，在校园里，大小也算是个“名人”吧。偶尔会有校外的人慕名来访。如果记得不错，这一天傍晚，我正好待在宿舍里，却见外系一位同学把一个陌生人引了进来。来人中等身材，不胖不瘦，穿着一身比较破旧的衣裳，头发既脏且乱，背着一个帆布挎包，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一看就是个流浪汉，而且年龄明显比一般在校大学生要大一点。但他自称是浙江抑或福建某校大学生，刚从北京的几所高校游历过来，还要到各地高校进行联谊活动。他还说他是个诗人，所以就来找我了。
客人来了，我当然就得接待。我让他坐下，倒水给他喝。稍事休息，大约就到了吃晚饭的时间，我便带他去食堂就餐。晚饭后，我们便坐在校园操场边的台阶上闲聊。他再一次讲述了他在北京几所大学的观感。我们交谈最多的是当时的文艺观点以及高校学生的诗歌创作。我问到他我所知道的几位大学生诗人包括号称“神童”的田晓菲的近况，他都能一一回答。他谈得较多的是刘再复及其女儿刘剑梅，说刘剑梅在父亲的影响下，在北大读书如何用功，写作也有成绩。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刘剑梅这个名字。
这个校园浪客自称“江帆”，我疑心是个笔名。我们互相交换作品，我记得我读到他的一两首诗，似乎也未见精彩。我不免有点怀疑他的身份，但总不好当面质疑。他给我建议：不仅要读万卷书，还要尽可能做到“行万里路”，尤其应该像他那样到外地高校去串串门，以增广见闻、学识，眼界和境界会截然不同。对这一点，我当然是毫无疑义地表示赞同。他还说到他认识一些报刊的编辑，可以帮助我发表作品。我虽然对他是“何许人也”都不大能确定，但发表作品对于我有很大的诱惑，便心存侥幸，狠狠心，就将自己的一组诗歌和几篇散文交给了他，郑重地予以托付。诗作有底稿，而散文是工整地抄在活页纸上的，一时也来不及誊抄，就这样交给他去碰碰运气，我真的是没有一点把握。果然，这些作品后来都与江帆其人一样泥牛入海，毫无音信了。这些散文里有我用心写成的《秋风起的时候》《信》等，都还没有投出去过，所以我至今还觉得有点可惜——我时常念及我还有几篇作品失落于江湖，也不敢奢望它们还有可能存于天壤之间。
且说当初我们闲谈了好一会儿，他忽然就向我打听：本校师生当中有没有成就突出的教授、作家、艺术家一类人物。他这一问，让我加深了对他的好感。我想了想，便告诉他：我校艺术系有一位叫李××的女生扬琴打得极好，前不久刚获得了文化部的一个奖项；另外，艺术系的郑震教授是国内著名的版画家。他顿时表示出很大的兴趣，便恳求我安排去与他们会面。我虽然并不认识这两位艺术界名人，但觉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用心诚恳，也就不愿拒绝，何况我也一直想一睹他们的风采。我当即表示：好，今晚我们就去找李同学，明天再去拜访郑教授。
没费多少周折，我们就进了女生宿舍区，经打听找到了李同学的宿舍。但不巧的是，李同学上自习去了，寝室里只有她的两位室友。一个正窝在床上看书，对外界没什么反应；另一位姓张的女同学不仅长得非常漂亮，反应也颇为敏捷，她听说我们的来意后，就热情招呼我们坐下。我和江帆互相看了一眼，就说虽然李不在，但我们也只是想了解一下艺术方面的知识与讯息，那么就跟张同学谈谈也一样。于是，三个人就坐下来聊开了，谈本系的情况，谈对音乐、绘画的感受，谈读过的书。关于书，那时大学校园里流行读西方哲学家的著作，我们虽一知半解，甚至连这也谈不上，但还是谈了萨特、弗洛伊德、叔本华等。我记得这位张姓女同学说她不喜欢叔本华，江帆问为什么，是因为他看不起女性吗？张点头答是。我对叔本华一无所知，心下惭愧，对他们的对话插不上嘴，但心中有了对二人的敬意。话题接着又回到音乐上，张说她本人是学古筝的，并谈了她的学习体会。江帆对民乐也略知一些，不时插话和询问。我正是从这次谈话中第一次听到音乐家“谭盾”这个名字，张同学说到谭在美国的创作，言语中不乏热羡与崇仰。我也谈了谈我所了解的当代诗坛。这样一谈不知不觉就谈到快十一点了，我们不好意思再逗留，便告辞出来。下楼的时候，恰巧在楼门口遇见了我们原本要拜访的李同学，张同学在过道昏暗的灯光下，匆匆给我们作了一下介绍，我们就说因时间关系，再找机会拜访她，这样我们就离开了女生宿舍区，返回我的寝室，稍稍议论了几句各自就寝。不知江帆对于这次访问是否满意，在我看来还是比较成功的。因为这次拜访，后来我与张同学还有多次交往。此是后话。
第二天上午，我陪江帆在校园里转了转，参观了一下校图书馆。下午，我们按计划去拜访郑震教授。经多次打听，我们找到了郑教授的住处。那是校园后山边上一座相对独立的小楼，周边是高高的绿树形成一个小树林。今天我的印象中似乎那座绿树掩映下的小楼里面，只住着郑老师一家而没有其他住户，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这说明当年那里是十分幽静的。我们大约爬了三四层楼梯，在一扇门前停步，叩开门来，见到一位身材较高、略显清瘦而行动敏捷，颇有大文化人气度的老人，他正是郑老师本人。听我们说明来意，他把我们引进他家客厅，客厅虽然不大，但非常整洁，墙上还挂着一两幅中国画（我不记得是不是郑老师本人的作品）。我们就在一张小四方桌边坐下，交谈起来。郑老师介绍他的人生经历：出生于合肥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早年也从事过文学创作，发表诗歌、散文、小说，40年代初，到乡下当抗日宣传队员，唱歌、写作、演话剧，做过办事员，还做过中学美术教师，在战乱中辗转各地，在旅途中结识了一些很有才华的朋友，在他们的影响下，专攻版画，又来到高校任教，“文革”中受到冲击，到干校……郑老师一边回忆往事，一边还偶或从内室取来作品集让我们翻阅，我们也偶或插话，比如我问他与著名画家赖少其（其时他正担任本省文联主席）的交谊，赖少其的艺术特色与成就等等，此外我还可能提到我知道的一些名版画家，如古元、莫测等。不知不觉，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那一天，阳光灿烂，但因为郑老师所住的楼房周围绿树成荫，又给人以清凉的感觉，何况郑老师的娓娓叙谈不时地把我带到江南山山水水如画的风光，带到版画那美妙的意境，更觉心旷神怡。
拜访郑震教授回来，江帆便收拾行李——其实就是一只背包，离开了我校，再次踏上了他的浪游之路。黄鹤一去不复返，从此，再也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他的来访，便成为一个小小的插曲，在我的大学生活中一闪而过。但是，迄今已过去三十年了，我仍然不能忘记他，不知他是否还在人间——因为从来都是“江湖风波险，恐有失舟楫”，这样想也很自然。我想说的是，虽然只有短短一两天的接触，虽然我甚至搞不清他真实的身份，但我必须承认他还是给身处封闭环境的我带来了一些讯息，正如所谓的空谷足音，让我知道了一些外面的情况，同时他这种浪迹天涯的游学方式似乎也颇令我向往。要不是他，我很可能连我校艺术系的同学都很少接触，所以我还是要感谢这个校园浪客。希望他还好好地活着，并且能看到我的这篇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