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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为什么偏偏在今天想起那只鸟。
那是去年十二月，在零下十五摄氏度的寒潮刚刚消退的周日下午看到那只鸟的。在人行道拐弯的地方，在一片结霜的草地边缘，那个家伙把脸埋在胸前死了。是一只鹤科白鸟。
它应该是在这次的寒潮里冻死的，记得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和我在一起的润迅速伸出手去想要摸那只鸟。我抓住了他的手。
“不能摸。”
“为什么？”
“没看到它死了吗？”
“死了就不能摸吗？”
我默默地牵着润的手从鸟的身边经过。走了十多步后回头一看，雪白纤细的翅膀依然在草丛边缘蜷缩着。
据说是二十六岁。也没有丧主。都没来得及抬头看一下遗像，便慌忙磕了两下头，转身穿上了皮鞋。就在那时，恩熙姐姐推开玻璃门进来了，看起来是刚从厕所回来。她红着眼眶和脸颊，看起来很陌生。对于身材矮小的她，丧服裙子太长，虽然用绳子绑住了腰，但还是拖在了地上。当我靠近她并把手放在她肩膀上的时候，她哭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眼泪。她向我讲起了弟弟。
“和我聊到早上七点，他说肚子疼，让我上班时顺路带他去医院。我说因为要迟到了不行，便给他留了两张一万韩元，让他坐出租车去医院，还对他发了脾气。这个罪，该怎么算呀？”
他是与恩熙姐姐相差六岁的唯一的弟弟。死因是急性腹膜炎。那天上午十一点左右，恩熙姐姐的母亲（两年前已失去丈夫，腿脚也不方便）发现了他，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失去了意识，母亲赶忙叫了急救队，结果他在六个小时内便失去了性命。
“那张照片，是他去年带妈妈去济州岛时拍的。有点太对不上焦点了吧。但怎么找也只有那张照片拍得还可以。”
她抽泣着继续说遗像的故事，仿佛只有那件事才是要尽力解释的事情一样。因为不能讲实话说没有好好看过那张照片，所以我反复说“没关系，那是一张不错的照片”。直到我黑色罩衫的胸部上部被湿透，才发现我一直用双臂紧紧地抱着她的肩膀。
那已经是六年前的事了。
用电话办理了扣除十多万韩元手续费的机票退款手续后，回到客厅的书桌前坐下。可以看到阳台外结冰的停车场，被雪覆盖的山，仿佛烧焦的如灰一般的树木。已是二月中旬，马上就是春假，零下二十摄氏度的寒潮再次来袭，润就读的小学一大早就发来了集体短信，要求晚一个小时上学。
在这寒潮前，本打算今晚九点从仁川出发，经由新加坡，明日凌晨到达一个一年四季都是夏天的城市。这座城市之前因为长期的军部独裁而遭到封闭，现在正逐渐开放。那也是披着明亮橙色僧衣的僧侣们，于凌晨托钵的城市。为了在那里度过一周，我在行李箱里准备了夏天的衣服、防晒霜、应急药和驱蚊喷雾。恩熙姐姐通过邮件拜托我带过去的只有两本用母语写的书，不过行李箱里我放了在市内书店挑选的五本书和烤紫菜、红参精华。
听到恩熙姐姐的消息是在昨晚十点左右。我不在的时候，本来是请最小的妹妹来照看润的，但当我给妹妹打电话说旅行取消了的时候，妹妹吓了一跳，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推托着回答：“等见面后我会详细说的。”然后我又说，“虽然旅行取消了，但我有急事要出去一下，你明天能尽早来吗？”我挂断电话，在客厅中间站了一会儿，然后打开躺在门廊上的行李箱，开始把行李一一地搬回原来的位置。一直在自己的房间偷听的润涨红了脸，跑出来喊道：“真的吗？妈妈真的不去旅行了吗？”
润上完缩短课程
回来的时间是十二点三十分左右。妹妹是中学合同制教师，她说可以在下午五点前到。因为堵车，现在无论去哪里都是很难的。我打开笔记本电脑，准备重新阅读昨晚本应寄给编辑的稿件。但在翻过第一页之前，我意识到这个稿件写得很糟糕。我浪费了很长时间在没什么价值的东西上。如果昨晚没有听到恩熙姐姐的消息，我会毫不怀疑地把这篇稿子交出去，然后出国。但她的消息穿透了我的意识，给我的意识凿出了一个洞，也擦亮了我的眼睛。
但现在这些并不重要。
寒潮接连几天都没有退去，反而更冷了，首尔的街道像冰冷的地狱一样越来越脏。人行道上的积雪没有融化，上面满是貌似熏黑的污垢、冻结的垃圾和痰。如果不想滑倒，就要迈着窄步子走路。意识到恩熙姐姐的脸隐隐约约闪现在眼前，我继续走着。
弟弟出殡的时候，恩熙姐姐没有哭。她的母亲没有参加。恩熙姐姐一个人直挺挺地站着，按照殡仪馆的指示往酒杯里倒了酒，哗啦哗啦地拿起勺子和筷子又放了下来。两天之内，她的脸瘦得像骨头上盖了一层薄皮。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所有的表情都被磨光了，好像只剩下一块无法承载任何感情的坚韧的皮。和恩熙姐姐突然对视的时候，她并没有把视线从我脸上移开，但也没有看着我。小心翼翼地先将视线移开的人是我。
我用熟悉的步子走进步道。由于是日常的上午，再加上突如其来的寒潮，森林里几乎没有人迹。步道上印着大大小小的鞋印，围着低矮围栏的草地内侧的雪上面零星地印着小动物们的脚印。
在看到那只鸟的街角，我停下了脚步。鸟早就被清理了，而在那个平坦的地方现在已经积上雪了。我看着积雪因流出水分而产生的细微的洞，上面像涂膜一样散落着针叶树的叶子。我抬起头来，确认那些叶子是从冷杉上面掉下来的，那些高耸挺拔的树的树干与枝丫上，也结了冰。天空湛蓝，冰冷的阳光环绕着树梢的轮廓。我仰头看了一段时间，居然觉得它们很美，并发觉自己居然如此冷酷，完全忘记了恩熙姐姐。
我掸掉长椅上的积雪坐了下来，望着羽毛球场。管理员在初冬时就把网都收走了。铺着细沙的地面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光秃秃的悬铃木沉默地围着球场。
去年夏天，我和润在那棵悬铃木的树荫下打羽毛球。因为两人的实力都很差，所以尽量给对方打高球，让对方可以从容地把球打过来。我和润就这样你来我往地打球。白色的羽毛球从空中飘落时映入眼帘的天空和叶子、正确击出时在球拍中央感受到的弹性，和在不小心没打中球后与润一起大笑的瞬间，都显得那么美好。在某个酣畅淋漓地打完球回到家的晚上，我给恩熙姐姐写了封电子邮件：“姐姐在的地方总是夏天吗？我很好奇。如果生活在四季不变的地方，在这样的热气、汗水和阳光中生活，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像往常一样，恩熙姐姐在三天后确认了邮件，并给出了简洁的回复：“快点健康起来，买机票到我住的地方来。你要亲身经历一下才能感受到，我用语言无法解释。”
恩熙姐姐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了杂志社，工作了近八年之久。辞职是在她的弟弟举行葬礼的那年秋天。她的理由是想休息一下，她从原来的房子换到了小一些的房子，卖掉了车，年末独自去长期旅行了。第一个旅行地是尼泊尔。她在可以看到安纳普尔纳的博卡拉招待所停留了近两个月，在没有行李员也没有导游的情况下，完成了一个多月来最长的喜马拉雅徒步路线。这是一场从一开始就没有特定目的地的旅行，如果遇到合意的小屋，她就会无限期地停留，一整天都仰望冰山。回国没多久，她就来到我家里，把五颜六色的木刻娃娃和装着皮笔筒的纸袋递给了我。在不到五岁的润不断妨碍我们的情况下，她仍然用那张明朗的脸讲述了她的各种旅途趣事。在润睡午觉时，她随口淡然地说：“我迟早会再离开的，这次回来后，更坚定了我的想法。”
恩熙姐姐不是一个喜欢旅行的人。我们同在一个职场，在我作为后辈工作的这三年里，她是最讨厌突然被安排出差的人。她连人们羡慕的纽约等出差地也不愿意去。她更倾向于不慌不忙地按时上班，上午结束会议或邀请等工作，简单吃过午饭后在公司周围的住宅区散步，从下午到晚上集中精力写报道的规律生活。在没有外勤的日子里，她几乎都是按照这个节奏生活的。即使在大家都处于恐慌的收尾时刻，最沉着冷静的人也是她。为了做到这一点，她反而习惯性地牺牲了个人约会或业余生活。
恩熙姐姐用浓密乌黑的刘海儿遮住额头，后脑勺剪得像少年一样短。一如既往地戴着塑框眼镜，本就圆圆的、稚嫩的脸让她看起来像个顽固的女高中生。她不喜欢装修华丽或小菜太多的餐厅，根据季节选好三套左右的衣服轮流穿。她曾经告诉我，如果情况允许的话，会继续学习，也许这更适合她。记得有一天，我在地下通道出口看到她上班的背影，在忙碌的行人中，她像出来散步的人一样，像在保护缓慢而易碎的沉默一样，小心翼翼地走上了楼梯。
但是恩熙姐姐从去尼泊尔旅行开始，成了一个一年中一半以上时间都在国外漂泊的人，这实在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她写的书一直卖得很不错，文章清新自然，配图拍得也好看。第一本游记的副标题是“冰之旅”，记录了中国的云南和西藏，以及尼泊尔的雪山及其下面的村庄。书的勒口处印着一张以冰峰为背景的侧脸照，照片里恩熙姐姐戴着藏族五颜六色的帽子在微笑。第二本游记的副标题是“沙之旅”，记录的是塔克拉玛干和戈壁沙漠及其周边的绿洲城市。在用远景拍摄的勒口处的照片中，恩熙姐姐穿着白色宽松的薄纱衬衫，站在沙丘边，帽檐宽大的草帽几乎遮住了她的脸。在那本书的结尾，她写到，接下来她想体验一下亚洲最炎热的国家。她开玩笑地补充：看来只有自己觉得冰—沙—密林的旅行顺序是合乎逻辑的。按照约定，她在三年前润上小学的那个春天去了印度。当时我因为一些小症状去了医院，意外地开启了与病魔做斗争的时期。
时隔一年多从印度回来的恩熙姐姐，原本矮小的身体变得更瘦、更结实了。在一楼咖啡厅等我的她看到我笑着站了起来，但表情马上变得僵硬。
“你的脸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不慌不忙地告诉她我这段时间的抗癌过程——五个月前完成了第四次也就是最后的抗癌治疗——但没跟她讲在这个过程中我和他分手以及只剩下我和润两个人的事情，我打算推迟到下次再跟她讲。因为运气好，所以整个过程还算不错，几年前在亲戚的强烈劝说下，我不情愿地买了保险，这对我帮助很大。听完我的话，恩熙姐姐没再说什么，只是用她的双眸直视着我。可能是因为皮肤被晒得黝黑，她的眼珠显得特别黑。眼神好像直刺我的心脏。
“你在邮件里，还跟我说务必要健康。”
恩熙姐姐移开那双刺痛人心的眼睛，盯着咖啡厅玻璃门外停着的车。这时我才知道，她之所以有那么强烈的眼神是因为眼泪。
我犹犹豫豫地道歉似的说：
“艰难的关头现在不都已经熬过来了，不是吗？从现在开始，只需要小心观察四年左右就可以了。说说姐姐的旅途趣事吧，印度怎么样？”
两人再次对视，几乎同时笑了。
“嗯，这次不是旅行，只是在那里生活。”
“所以，说说你生活中的故事吧。”
“每部印度游记里都会出现求道的氛围，我写的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特别的东西的话，那就是没有隐藏任何东西。例如，死亡。在那里，他们把尸体在外面烧掉。”
那时，一脸稚气的兼职店员来找我们下单。我打开菜单，正要挑喝的东西，恩熙姐姐好像不在乎周围任何人一样清晰地说：
“你知道人体在燃烧时最后燃烧的是什么吗？是心脏。晚上被点了火的身体会烧一整夜。凌晨去那里一看，只剩下心脏还在沸腾着。”
因为那个故事，我把那天恩熙姐姐给我讲的其他故事都忘了。
“到现在还不知道，我看着那滚烫的，最后一块脂肪正在燃烧的心脏，为什么我的手会不由自主地放到心脏上面。”
那时候好像第一次想写一个长得像恩熙姐姐的女人。在天还没亮的凌晨，尸体变成灰烬，只剩下骨头和一直沸腾的心脏。低头看着的，是一个把手放在自己心脏上的女人。生怕那个女人抬起头是一张熟悉得可怕的脸——深陷的眼睛、突出的颧骨、死去的黑唇和被熏黑的皮肤。
从林间小路返回时，我边走边想。
这条路是我的呼吸孔。无论严寒，无论雨雪，除非身体疼得动弹不得，我几乎每天都走在这条步道上。边走边尽量保持冥想的状态，但我经常会想起一些人。
听了医生的诊断后，我的人际关系被分成了可以继续交往的人和不需要刻意再见面的人。在几乎直观地快速进行压缩的过程中，恩熙姐姐是我觉得可以继续见面的少数人之一。
记得手术前的晚春，走在这条路上的我想起了恩熙姐姐。如果能再见到不久前去印度的她，我很想带她来这里。带她光脚踩一踩铺在步道尽头的白色的、尖尖的石头，让脚掌得到按摩。我想告诉她：“润说这个石头的形状像鸟，在姐姐眼里也是这样吗？本想经常联系你，但觉得姐姐太累了，所以就没敢这样做。本想在周末请你出来吃点东西，想带你去一家把蒸虾卷到香喷喷的糯米煎饼里吃的中国餐厅，但是没能做到。后来，姐姐开始了旅行。我觉得挺好的，好像我的心理负担也减轻了不少。”
我想辩解。
关于那个长得像恩熙姐姐的某个女人的小说以“她不回来了”开始。只写了那一句开头之后，我无法想象从未去过的热带地区是什么样子，所以在身体恢复后，第一次计划了旅行。通过邮件收到我的计划的恩熙姐姐爽快地回了信：“好激动，你真的要来这里了。”
在写原打算昨晚交稿但现在看来写得很糟糕的那部小说时，我一直在思考关于某个女人的新小说。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一直在搜索合适的旅行社、预订机票、收集资料、安排行程。每晚一点一点收拾行李的回忆，对我来说，就像“她不回来了”的简单句子一样，是一段安静而明亮的时光。所以那只是那一刻我能写出的最轻松、最平静、最明亮的句子而已。
我是在十四年前，第一次见到恩熙姐姐的。一开始，我们不是很熟，是我为了写小说辞职后关系才亲密起来的。由于我们都不是开放的性格，故互相敞开心扉需要一段时间。
她和我之间也有任何关系中都会存在的误会和幻想。例如，恩熙姐姐把我看成比实际情况更坚强的人。当我后来告诉她只剩下润和我两个人的事实时，她说：“奇怪，在我的脑海里，你是最坚强的人。一想到韩国，我觉得只有你能毫不怀疑地、坚定地站在那个位置上。”
我对恩熙姐姐也有类似的想法。恩熙姐姐是一个生活方式极其细腻缓慢的人，但她用自己的手打破了这种印象，成为坚韧而鲁莽的人。对独自生活的母亲来说，她是近乎冷酷的长期旅行者。但最初的印象是很难抹去的，看着她漫不经心地笑或走的样子，恍然间，觉得自己回到了刚步入职场的二十四岁。那个纯真年代，在地下通道的出口看到她上班的背影时，我会因害怕打破她敏锐的步伐而不去叫她，我会觉得她所拥有的珍贵的东西对我来说也同样珍贵。
我一边感受着身体被室内的暖气融化，一边开始准备午餐。虽然会出现想蒙混过关的念头，但直到第一次手术后近三年的今天，我仍坚持每顿饭都不能疏忽的原则。我刚在餐桌上摆好没有用油炒过的杏鲍菇和焯过水的豆腐、两种蔬菜和半碗糙米饭，就听到了润按玄关密码锁的声音。
我把湿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走出门厅。和早上出去的时候不同，润随便围着围巾走进来，脸都冻红了。
我问道：“冷吧？”
润回答：“早上真的很冷，但现在一般。”
我用两只手掌摸了摸孩子的脸颊，有点像冻桃子。
“妈妈说什么时候要出去？”
连拖鞋都没穿就进浴室的润心不在焉地洗着手问道。
“五点左右，等小姨来了以后吧。”
“说要去哪儿来着？”
“妈妈的朋友那里。”
润虽然也认识恩熙姐姐，但我还是这么回答。
在我吃午饭的时候，润坐在摆着水果盘子的餐桌对面，开始表演最近热衷的纸牌魔术。本应该在纸牌最上面的小丑牌，不知不觉到了最下面，像往常一样，中间的黑桃A突然跑到最上面摸不着头脑的时候，润被冻的小脸蛋慢慢恢复了正常的肤色。
“现在我来表演心理魔术。”
“那是什么？”
“没有特技，用提问来猜对方的牌。”
润把黑桃A、小丑牌和红桃A放在餐桌边上，让我心里选好一张牌。
“从现在开始，我的提问，可以回答真实答案，也可以说谎。我只看妈妈回答的样子，就能猜出妈妈想的牌是什么。”
“那怎么可能呢？”
“很简单。这是妈妈想的牌吗？我这样问的时候，妈妈说不是，然后看妈妈嘴唇是不是在颤抖，眼睛是不是在看别的地方，回答得快不快。其间也会问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妈妈，早上吃饭了吗？’我这样问的话，妈妈当然会回答‘嗯’，是吧？这样可以比较说真话的时候和说谎的时候的表情。”
“所以，原来是在审问妈妈啊。”
“不是审问，是心理魔术。”
“好吧，试试吧。”
“妈妈，你想到这张牌了吧？”
“不是。”
“想到这张牌了吗？”
“嗯。”
“想到这张牌了吗？”
“嗯。”
润的眼神在动摇，我的眼神也在动摇。我要么使劲儿点头，要么笑眯眯地左右摇头。润相当认真地观察着我的反应，但最终还是猜不中我想的牌。
“咱俩换一下吧？”
“好啊。”
润的眼神再次动摇了一下，我的眼神也在动摇。孩子不太会说谎，所以对我比较有利。吃完饭剩下的饭菜都凉了，在这期间我数次欺骗润，但润终究没能欺骗我。我们不想在来回审问的空当突然感到害怕和落寞，哼着傻傻的歌，说着傻话，对着傻瓜般的彼此的脸大笑。
客厅的茶桌上满是摊开的作业本，但是润的一只手却不停地摆弄着纸牌。我坐在客厅的书桌前，正想着要不要批评他一句。为了等妹妹一来就能立刻出门，我早早地穿上了外出服，收拾好了包。因为什么也读不了，什么也写不出，我呆呆地看着贴在桌子上方墙上的画。去年年末访问K老师的画展时我曾拿到过一本图录，那幅画就是从这本图录中剪下来的。对K老师来讲，现在衰老不是大问题。她因为长期受抑郁症的影响，每次见面时，身体动作都变得更加沉重。她沉重而缓慢地伸出胳膊一边递给我图录，一边问道：
“喝杯咖啡再走？”
“好呀，我请客。”
“那怎么行。你远道而来，应该由我来请。”
离画廊最近的破旧茶馆里挂着一台大壁挂电视，正在轰轰烈烈地转播似乎在夏天录制的欧洲职业足球比赛。好像一点也听不到那骚乱一样，K老师低声问我：“挂在二楼的心脏怎么样？我女儿前几天来参观了一下说：‘妈妈，这不是心脏，也不是画。’”
她苦笑着把花白的短发撩到耳后。
“所以我回答了她：‘不，这是我的心脏，这是我的画。’”
就在这时我感到，在K老师瘦弱的脸上重叠了一张长得像恩熙姐姐的女人的脸。一张在清晨的黑暗中俯瞰着沸腾的心脏的晒黑的脸，比任何时候都清晰地印在我的眼皮内侧。
“上周我去看了我一位朋友的展览。其实，我从来没有认可过他的作品。我平时认为我那个朋友只在创意方面的表现比较突出而已。但是那个画展很奇特。在空荡荡的展厅周围，挂着孩子们笔记本大小的白色相框，相框里有白纸。仔细一看，角落里用0.3毫米的自动铅笔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的手，我的眼睛，我的心脏。’”
像被审问的人一样，K老师的眼神在一瞬间动摇了一下。她的眼皮在抽动，嘴唇也在颤抖。
“‘ 我的心脏。 ’看到那些字，我就崩溃了……你知道是什么感觉吗？”
我摇了摇头。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不停给自己施压，画出了一些东西，就是那些既不是心脏，也不是画的东西。他却用0.3毫米的自动铅笔写下‘我的心脏’，写得那么小、那么扎心。”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把图录最后的那幅画剪下来贴在我桌子上方的墙上。仔细地看着画，打开笔记本电脑，新建了一个空白文档。在写完题目“我的心脏”后，隔了一行，写下了在那一刻能写出的最简洁的句子：她不回来了。然后就无法再继续下去了。因为它就像同时握住了0.3毫米的自动铅笔和蜡笔一样，使人混乱。
那幅画的表面用蜡笔画着各种颜色的线条。乱七八糟的线条弄得画纸破乱不堪，让人感觉压根没有考虑设下任何恰当距离，一个人最黑暗的部分就这样毫无保留地像肉眼看到的地狱一样浮现出来。在那些巨大而可怕的块状物旁边，K老师没有设序列号，只是重复贴上了“我的心脏”的标题。这是一种可以用缩小到几十分之一的图板也能传达到的、压倒性的痛苦的形象。
那只是K老师多年的痛苦被碾压的痕迹，如果静静地看着，有时会觉得那是我过去三年被碾压的模样。我看着画的时候，画也注视着我。彼此目光相违，互相摸索着对方看不见的地方。
在毫无意义的审问和回答之间，带着死心、幻灭和敌意，冷冷地凝视着对方的脸的时间。
眼神在动摇、嘴唇在抽搐的时间。
他无法进入我的死亡之中，我无法走进他生命的时间。
那一切都变得不再重要的时间。
只要能活着，只要能活着就行，无论是谁，无论是什么，我都想爬过去苦苦哀求。我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时间。
那些时间并没有走得太远。像沙滩那边的大海一样，还在近在咫尺的地方荡漾和澎湃。像海水未干的泥土一样的身体还能够记清这一切。
总有一天，我想跟恩熙姐姐说说那段时间。那些对家人也无法吐露的迷宫般的思绪，感觉只有恩熙姐姐才能理解。她在开始第四次旅行之前来找我住了一晚，难得有了好机会，很可惜我最终还是没能说出口。
那天晚上，润在里屋睡得很熟。恩熙姐姐换上我给她拿的运动服，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我背靠着沙发对面的抽屉柜坐在地板的坐垫上，往前伸直了腿。我们喝了一晚上的香草茶。第三次烧过水的热水壶已变凉，该睡觉了，也不用再聊天了。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看着和我年龄差不多、看起来和我差不多累的恩熙姐姐的脸，心里感到很迷茫。我突然想到，时间铸就了我们的关系，现在我们是脚踩着十几年的漫长时间，相互望着彼此。为了不让心情变得沉重，我突然说道：“从现在开始，我打算留长头发，留到及腰。在变老之前。”
“是吗？我呢，想把头发给剃了。”
“剪头发吗？剪多短？”
“这次去缅甸的话，我想过僧侣生活。”
“又不是佛门弟子。”
“如果好好模仿的话，也说不定了。”
“穿着广告里的橙色法服，一只手拿着手机？”
就像合得来的女高中生一样，我们哧哧地笑了。
“经历过僧侣生活，也许就想完全回来了。”恩熙姐姐漫不经心地说道。她好像很快活。
“回来的话，也许会活得有点不一样。”
“怎么不同？”我问她，她默默地用眼睛笑了。
没过多久，恩熙姐姐真的去了缅甸，但并没有像那天晚上说的那样成为僧侣。只是在仰光、在茵莱湖、在蒲甘巨大的寺院群落租了一间招待所的房间，以旅行者的身份一住就住了好几个月。就这样，她在缅甸陆续滞留了将近一年。当她滞留满一年的时候，也是旱季即将结束的二月的第三个星期四，也就是明天，我们约好凌晨五点她到仰光机场接我。
听到电梯停止的机械声，接着是明快的短靴敲击地面的声音和衣服的摩擦声。在妹妹按响门铃之前，我转动锁头打开了玄关门。
“对不起，晚了一点。”
妹妹身穿一件象牙色的长款羽绒服，头戴一顶同色系的松果毛线帽，笑容满面地走进来。像个少年一样大声喊：“润啊！”我突然有种想搂住妹妹肩膀的冲动。
润跑出来说：“你好呀，小姨。”我在她们打招呼的间隙，把外套挂了起来，并且向心不在焉的润交代道：“妈妈明天晚上就回来了，明天早上早点起来和小姨一起吃饭，然后去学校。我可能没法接电话。”
“你到底要去哪儿？”
我望着妹妹瞪得圆圆的眼睛低声回答道：“恩熙姐姐死了。”
我想告诉她。
她看着心脏燃烧到黎明的那一年，
我在思绪的迷宫中摸索出的、试图要抓住的那些想法。
如果真的再给我一些时间的话，我会以不同的方式生活。
为了不会像被锤子砸中脑袋的动物一样死去，
做好下次不再害怕的准备。
将我内心最炙热、最真实、最明净的东西释放出来。
向着可怖的冷酷无情的世界，
向着随时都能无意中抛弃我的人生。
我走在天黑之后变得更加寒冷的街道上。
经过一家灯火通明的24小时便利店，想买一瓶烈酒灌下去。但在过去的三年里，我没有喝过一滴含酒精的东西或咖啡。我还有两年的时间需要继续观察。我不能打破这个原则。
记得那晚，我们隔着变冷的茶壶分享梦境，是我先将那段时间反复做的梦告诉了姐姐。
“我不怎么喜欢旅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梦到旅行。都是因为姐姐你啦。”
重复的梦里面，大概是下午三点，我和润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我们的逗留时间只有一天，但出于某种原因，我们一直未能离开酒店。房间要么没有窗户，要么就被太近的建筑物挡住，或面对的是死气沉沉的空地。但想要去任何值得一看的地方都需要很长时间，总不能一直待在房间里吧，总不能就这样一直待到晚上吧。我从睡梦中醒来焦虑地看着表。
我带着一丝笑意把梦中的故事告诉了她，但出乎意料的是，恩熙姐姐认真地回答了我。
“……但是，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关于旅行的梦。”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己对她倾诉是多么赤裸裸的告白，我意识到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下午三点，意识到我所剩的时间不多了。我紧紧地攥着人生中只有一次的一天，焦虑地不知如何是好，结果却是捏碎了它。
恩熙姐姐小心翼翼地打破沉默。
“我也有从几年前开始就经常做的梦。”
夜深了，却回不了家的梦。是有点幼稚的梦。
虽然我早就搬到了日山
，但梦里的家总是我在水踰里
的老房子。从三阳洞的某个地方开始，我迷失了方向。不是在最近开发的新城，而是在陡峭的山坡上、蜿蜒曲折的胡同里。突然又来到一条大路上，所有的路灯都熄灭了，没有公交车，没有出租车，也没有人。只有卡车像坦克一样在黑色的柏油路上呼啸而过。我再次回到胡同，那里很冷，没有人，腿也很疼。
然后我听到一户人家厨房里的流水声。我从窗户往里看，里面有个长得像我妈妈年轻时美丽而身材娇小的、笑起来很善良的女人。“请进吧。”她打开门，让我伸出手来。她就往我手上一点一点浇温水。等我洗完手之后，她害羞地领我到房间里，让我在那里休息到天亮。
打开门进去，会感到害怕。房间很小，地板是黑色的沙土，上面什么也没有。沙土上面满是碎瓷器片，窗户没有玻璃。从房间里，可以看到山下的灯光。很冷，我的腿很疼。因为怕被瓷器扎到，我也不敢坐下来。那个温柔地迎接我的女人，为什么会把我带到这么恐怖的房间呢？我能听到她在厨房里用水的声音，瑟瑟发抖的我喃喃自语：天一亮我就走，先在这里这样待一会儿，等天一亮我就溜走。
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辩解。
在那个梦境故事的最后，我明白了一些事情，但我没有告诉恩熙姐姐我明白了什么。就像她听了我的梦后没有告诉我她明白了什么一样。
我应该那时跟她说“别这样”才对。 “别这样。如果说我们有错的话，那就是我们生来就有缺陷，只是我们被设计得目光短浅，看不到前行的路。所谓的罪，如同世上根本不存在的怪物。不要试图拿什么布来遮住它，也不要错误地把它视如生命一样，紧紧地抱着它生活。不要失眠，不要做噩梦，不要相信任何人的指责。”
但我一句话都没说出来。就像很久以前那次一样，我没有使劲抱她的肩膀，也没有握住她的手。只是，我曾相信，恩熙姐姐凭自己的力量独自去的那个地方的夏天肯定会解救她。它将以比我能说的任何话还要强烈的热气和骤雨，去解救恩熙姐姐，让她吸收水分茁壮生长为热带的花草和树木。
我和恩熙姐姐的母亲和小姨、表兄弟姐妹、高中时期的闺密一同到了火葬场。她的心脏没有沸腾一晚上，而是在两个小时内就燃烧殆尽。任何人都没有哭。她的母亲腿脚不便，坐在别人给她准备的三脚椅上，面无表情地凝视着天空。偶尔她的表兄弟姐妹会用一只手捂着嘴用手机通话处理着与工作相关的业务，然后迅速挂断。
恩熙姐姐的死因是登革热。对当地人来说，这就像感冒一样常见，所以恩熙姐姐当时可能并没有在意。但退烧后，全身长满了皮疹。对当地的医疗条件心存戒备的她，五天后一个人乘坐飞机回了国。接到空姐的电话后，救护车早已到机场等候。到达机场后她被救护车送往医院，但经过两天的殊死搏斗，她还是走了。医生诊断说，由于登革热休克，她的许多器官已经受损，无法修复。
黄昏时分我回到家，还没来得及洗漱就睡着了。仿佛听到润叫我的声音和妹妹劝他不要吵醒我的声音，无法确定是梦还是现实。每当睡意变浅的时候，我就隐约看到林荫路。这条路我一天走过两次，只要我能动，我都会来这里散步。路边开满了白色的车前草花，柳树上长出了娇嫩的绿叶。炫目的阳光又回来了。白色的、长颈的、长嘴的鸟来了。生命来了。只要再坚持一下。远离后悔和痛苦、深深刺痛的自责，还有那抹不去的脸，只要再坚持……
当我终于睁开眼睛时，是天还没亮的凌晨。我好像在发烧，眼皮和脸颊都在发烫。不知润是从何时起到我身边的，此时她正呼吸均匀地睡着觉。我摸索着找到衣架上的开衫，穿在身上，悄声走到客厅，听到妹妹在润房间的床上轻轻打鼾。
我望了很久阳台外面冰冷的黑暗，挪步坐到了书桌前。一边等着笔记本电脑完成开机，一边慢慢地干搓着脸。当我调出标题为“我的心脏”的文件，我看到了那句令人不寒而栗的句子：她不回来了。我删除了这句话，然后等待。我竭尽全力地等待。在四周未亮之前，我写下开头第一句：那个女人已经康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