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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社会史的一个关键，中国社会在这个时候结束了封建制度。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
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这句话说的一点都不假，所有今天你能看到的“历史”，绝大多数是当权者根据自己的需要，重新编排过的历史，也是统治者为了自己的主张“过滤”后的历史。这样的“历史”，你不能说它全对，也不能说它全错，只能说它更符合当下的政治需要，以及长久以来人们形成的思维习惯。
按理说，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它是一道填空题，而不是一道选择题，更不是任意发挥的论述题。可是，那些记载、传播、研究、传授历史的方法和手段，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发生变异。正所谓“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学术当中出现一些歪曲、误读和捏造历史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更有甚者，一些人在记录、传播和讲述历史的过程中，还会根据自己的立场、观点和喜好，有选择、有目的、有步骤地“夹带私货”，成为历史的“发明家”。
然而，人类又偏偏喜欢跟风和随大流。他们宁肯相信这个世上有鬼，也不愿意聆听科学家苦口婆心的教诲；他们宁愿偏听偏信巫婆神棍编织的光怪陆离的故事，也不愿意学习生活当中哪怕最浅显易懂的道理。这种盲听、盲信和盲从，也表现在历史领域。很多人并不做细致入微的研究，也不进行广泛深刻的调查，更不做理性透彻的分析，只晓得鹦鹉学舌、人云亦云——谁让这样做最简单方便呢？
从古至今，人性大抵如此，从未发生过根本性改变。
如果你是一位网络语言爱好者，那么对于“红楼体”“梨花体”“咆哮体”“甄嬛体”等“网络体例”应该不会感到陌生。如果互联网能够存在于一百年前的话，那么某一种体例，当时的人们一定不会放过，那就是——“封建X体”。
比如，“封建地主”“封建迷信”“封建官僚”“封建专制”“封建帝制”“封建包办婚姻”……
诸如此类的词组，人们不但耳熟能详，而且司空见惯，因为屡见不鲜，所以也就熟视无睹。
所谓“习惯成自然”，等用的时间久了，谁也不会觉得其中有何不妥，甚至会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根本不必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等到真正使用的时候，则不思、不想、不查、不虑，信手拿来，取之即用，根本不考虑其中还有什么奥妙可言。甚至在一些人看来，这些词组都是老祖宗传给我们的，就算考证，也纯属多此一举。
如果你一不小心穿越回古代，当着秦始皇的面称呼他为“封建皇帝”，那么，他会非常错愕，甚至会对你施以酷刑。因为自认为“德兼三皇，功高五帝”、可彪炳史册的秦始皇，他的一项“伟大功绩”便是在全国范围内“废封建，置郡县”，建立了统一的帝制国家。
朕干的就是“废封建”的事儿，你居然说朕是“封建皇帝”，这不是打朕的脸吗，赶紧拖出去腰斩，就从大腿根儿的位置往下剁，还要用钝刀子一点一点地锯，千万别让他太舒服了！
“封建”一词的原意，史书记载得很清楚，就是“封邦建国”“封土建侯”，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含义。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词组，比如“封建迷信”“封建官僚”“封建地主”“封建包办婚姻”……它们同样属于无稽之谈。因为这些词语与“封建”搭配时，基本都是相互矛盾的，比如“封建迷信”。
“迷信”这玩意儿自打原始社会就有，并且盛行于此后的各个时代，它并非封建社会所独有。并且我可以打包票说，“迷信”这玩意儿不仅过去有，现在有，在可预见的将来，依然会存在下去，它就像鬼魅一般，自始至终纠缠着人类。
至于“封建包办婚姻”，那就更是胡扯了。因为父母做主包办子女婚姻这种事儿，并不是秦朝以后才出现的，在秦朝之前就已经大量存在。只不过到了秦朝之后，因为社会逐渐安定，民间的婚嫁习俗逐渐形成，“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的数量才急剧上升。但是，你不能说包办婚姻是封建时代所独有的东西，那是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封建”与“包办婚姻”并没有本质性的联系，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两种概念。
可以这样说，“封建”一词自打它被滥用的那天起，就与它的原始含义相背离，逐渐沦落为落后、反动、腐朽、守旧、顽固的代名词，满满的都是贬义。这种“贬义”就其内涵而言，从学术上来说根本站不住脚。它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看起来言辞凿凿，但实际上根本找不到可靠的证据。“封建”一词无缘无故地躺枪，代人受过，说出来都是泪。关于这一点，正如侯外庐先生在《论中国封建的形式及其法典化》中所说的那样，是一种“语乱天下的暴行”。
实际上，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如果有人在正式场合公开下结论说：秦朝之前是“奴隶社会”，秦朝之后是“封建社会”，那么，他这种论调一定会招来学术界普遍的嘲笑，人们会认为他疯了。
病情挺重，这药量得加啊！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但凡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史书上清清楚楚地写着，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将“商鞅变法”推行的郡县制度推广到了全国，在全天下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郡县制帝国，废除了自商周以来那种典型的封建制度。
比如，《史记》中言：
“今皇帝（指秦始皇）并一海内，以为郡县。”
意思是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
《三国志·魏志》写道：
“异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术。”
大意是说，曹魏搞的那一套封建制度不太地道，不像西周封建那么典型，朝廷从不考虑地方藩王的感受，拒绝加强藩国的势力，一方面让他们拱卫中央，另一方面又对于他们严防死守，削弱他们的力量。结果呢，让司马家那些老狐狸给篡权了吧！
等到唐朝中期，大文豪柳宗元针对当时甚嚣尘上的藩镇势力，写下了千古名篇《封建论》，对于当时四处泛滥的“封国土，建诸侯”之议，给予了有力回击。
按照柳宗元的说法，秦朝之前是封建制，秦朝之后是郡县制。先秦的封建并非“圣人之意”，而是“势也”，也就是形势所迫。“势”就是历史潮流，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扭转。等到秦朝统一六国，秦始皇“革其制”，使“封建废”而“郡县立”。因此，郡县制的全面铺开，正是肇始于秦朝。
等到明清之交，鉴于那个“天崩地解”的混乱年代，一些思想家在总结明朝灭亡教训时，开始深入探讨“封建制”与“郡县制”的差别与优劣。大学问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秦始皇》里说：“封建毁而选举行。”意思是说，封建制度结束后，选举制度才开始盛行。
请注意，这里的“选举”指的是“科举”，古代管科举不叫“科举”，而叫“选举”。因为秦朝以后，贵族阶层被整体性消灭，朝廷为了管理社会事务不得不选拔“非世袭的职业官僚”，让他们代理皇权来执掌权柄。
大思想家黄宗羲则在《明夷待访录》中说：
“封建之弊，强弱并吞，天子之政教有所不加。郡县之弊，疆场之害苦无已时。”
意思是说，封建制的弊端在于：国家的内部比较混乱，强大的诸侯国总是想方设法吞并弱小的诸侯国，“天下共主”一旦衰微，就会沦为摆设，根本驾驭不了强大的诸侯；而郡县制的弊端在于：内部虽然稳定，但遭遇外敌入侵时就变成了“战五渣”，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内部的稳定最终可能带来外部的危机。
你看看，这些大学问家都是将“封建”作为“郡县”的对立面来看待的，都认为秦朝之前是封建制，秦朝之后是郡县制。
而明末清初的儒学大师顾炎武，说得更加具体，他在《郡县论》中指出：
“封建之废，非一日之故也，虽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
意思是说，封建制度的废除，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即便是圣人重生，也无法阻挡。任何伟大人物到了这个历史节骨眼上，都只能顺应时代潮流，“废封建”而“置郡县”。
等到民国初年，“封建”的概念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比如，近代著名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严复先生在《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中谈论“教育与国家的关系”时，曾专门指出，清政府废除科举“乃吾国数千年来”之“大举动”，如果要“言其重要”性，无异于“周秦之际的废井田、开阡陌”。
这里的“阡陌”指的是田间小道，纵向是阡，横向是陌。商鞅主持变法时，主张“废井田，开阡陌”。“井田”指代的是封建制，“阡陌”指代的是郡县制。“废井田，开阡陌”其实就是“废封建，置郡县”。
另一位国学大师梁启超则说得更加直接，他在《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中说：
“秦废封建、置郡县以后，二千年循其轨而不易。”
意思是说，秦朝废封建以后，郡县制度在中国运行了两千多年，一直都是循规蹈矩，并没有出现本质性的变化。
总而言之，直到民国时期，大部分学者认同“秦朝之前是封建制，秦朝之后是郡县制”的说法。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笔者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历史上关于“封建制”的描述，最早出现在《诗经》里。
《诗经·商颂》中记载：
“命于下国，封建厥福。”
意思是说，君王给四方诸侯下达命令，让他们管理自己的地盘，这是他们的福气，应该好好珍惜，千万不能老想着犯上作乱。
而《史记·殷本纪》中也说：
“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
意思是说，商朝的祖先名字叫契，他是子姓，他的后代以封国为氏的，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
等到宋朝，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说道：
“缅惟三代封建，盖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
意思是说，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要实行封建制，主要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太低，王朝的治理能力严重不足，无法照顾到国家的方方面面，只能因势利导，化整为零，分封很多诸侯，让他们分片包干管理。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公司的摊子铺得太大，事务太多，总裁忙不过来，只好分割成小公司，让各个分公司的负责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
当然了，历史上关于“封建”一词最著名的表述，来自于《左传》里的两段话：
“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
“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这两段话的信息量比较大，解释起来也比较复杂，我们留在后续章节详细说明。这里先把“封建”的记载说完。先说一个比较有名的故事吧，是关于“社会制度论战”的。
有关“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争论，最早出现在周秦之交，也就是秦始皇刚刚统一六国的时候。
秦朝建立之初，根据当时的社会形势，在新占领的地区内，是像西周那样把亲戚和功臣都分封出去，让他们到地方上做诸侯，大搞封建制，还是像商鞅那样，“废井田，开阡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这在当时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为了确定最终方案，秦始皇专门召开了一次学术会议，集思广益，对这一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
会上，以丞相王绾（是个儒生）为代表的保守派认为，我们大秦帝国应该继承祖先的遗志，在封建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绝对不能够半途而废。
至于其中的原因嘛，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两条。
第一，分封自己的亲戚为诸侯，万一哪天有乱臣贼子造了反，或者遭遇重大的政治危机，天子和地方诸侯之间多少还有一个照应，可以互相支援，不至于天子遭了难，整个国家跟着一起完蛋。
第二，“封建”制度已经传承了两千多年（儒家认为夏商周三代都是封建制），在人们潜意识里已经根深蒂固，短时期内根本无法改变。更何况，就算是要进行制度方面的变革，也应该因势利导、循序渐进，制定好工作方案，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绝对不能急功近利，操之过急。车子如果开得太快，很容易跑偏。
总而言之吧，在当时这帮儒生看来，新生的秦帝国应该继续沿用封建制度，大搞“周制”，也就是封建制，千万不能恣意胡来，更不能瞎搞什么制度创新。
王绾的主张，得到了绝大多数朝臣的认可。可是，就在他们讨论得热火朝天、自吹自擂、互相拍马的时候，廷尉李斯不乐意了。
李斯出身法家学派，一向推崇“铁血”治国，对于儒家那一套复古主义非常看不惯，他站出来大声疾呼“不可为也”。
李斯看到绝大多数朝臣都赞成封建制、反对郡县制，赶紧出来向秦始皇进言。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他的这段话很长，大致意思如下。
周朝之所以由强变弱、由盛转衰，乃至最后灭亡，其祸根就在于封建制，都是“封建制度”惹的祸！
周天子分封的诸侯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骨肉相连的宗亲，大家血浓于水，理论上应该互相帮助、彼此照应。可是出不了几代，他们的亲戚关系就疏远了，血缘亲情也变淡了，相互之间为了争夺土地、人口、财富、资源，经常大打出手，互相敌视犹如仇寇，一点儿也看不出亲情和友爱的样子。而他们的共主，也就是周天子，既无强大的军事力量弹压他们，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卡他们的“脖子”，最后只能听之任之，任其肆意妄为。
如果我们继续沿用封建制度，不改变思路，继续走周朝的老路，那么势必会重蹈周王室的覆辙，最后被有实力的诸侯干掉，就像我们今天干掉周王室一样。
如今我们大秦帝国刚刚一统华夏，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在如此大好形势之下，如果不趁势将郡县制推广到全国，完成“废封建，置郡县”的伟大创举，那就是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黎民，中间对不起我们伟大的皇帝陛下的勃勃雄心。
至于那些皇亲国戚和功臣贵胄，朝廷完全可以出钱供养他们，用收上来的赋税给他们发食俸，让他们安享富贵即可，不必给他们土地、人口、军队，让他们到地方上做诸侯。只有这样，中央政府才能有效地控制他们，使他们不敢犯上作乱。如果天下人都没有了异心，都没有了反抗中央的实力，那么，您这个皇位不就坐安稳了？天下岂不就太平了？
李斯做完长篇大论后，向秦始皇郑重躬身，然后等待他的反应。
秦始皇本就倾向于郡县制，不喜欢封建制，听了李斯的一顿抢白，当即表态说：“廷尉议是！”
就这样，秦朝建立之初这场关于国家制度的大辩论，最终以两票赞成、多数票反对的压倒性“少数”，“顺利”通过了郡县制的方案。
从此之后，中国社会正式迈入以郡县制为主体的历史阶段。
关于“封建”与“郡县”的争论，历史上还出现过很多次。
比如，楚汉相争的时候，“狂生”郦食其（也是一位儒生）跑到刘邦那里当参谋，主要负责“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不过，从某些角度来看，这位谋士更像是一名卧底，而且是一位从西周穿越过来的长期卧底——他居然引诱刘邦效仿西周制度，分封六国的子孙做诸侯，复辟封建制。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这样做，才能让刘邦与诸侯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同时还能忽悠各地新冒出来的军阀共同对付项羽。
当时的刘邦可能是急红眼了，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他还命人制作礼服、印信等信物，准备大肆分封各路军阀。这个愚蠢的建议很快被另外一个谋士知道了，这位谋士便是张良，也就是那位“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张良。
张良神机妙算，足智多谋，一眼就看穿了郦食其的阴谋诡计。为了戳穿郦食其的老底儿，张良列举出八条意见，大致意思如下（详文请见《史记·留侯世家》）。
今天我们复立六国的子孙，让韩、魏、燕、赵、齐、楚的后代重新上岗，那么普天之下的游士豪侠都将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各归其主、各自为政，那么他们都将割据一方，谁也不听谁的号令。等到那个时候，陛下你的美梦恐怕就要到头了，因为一个项羽就把你折腾得够呛，如果中原一下子冒出那么多诸侯王，你又该如何应付呢？
刘邦一听，恍然大悟，这个该死的郦食其，出的什么损主意？这不是害老子吗！看我怎么收拾你！
据说当时的刘邦正在吃饭，听了张良之言，立马放下筷子，把饭都吐了出来。
为什么要吐出来呢？
因为要腾出嘴来骂人啊！
他指着郦食其的鼻子大骂：“竖儒，几败而公事！”然后一把火，把新造好的六国印信全都烧了。
不过，刘邦虽然虚心纳谏，但张良的话他也没有全听。鉴于秦朝速亡的教训，他认为有必要在边疆地区分封一些诸侯国，让他们积攒力量，拱卫中央，防止中央一遭难，大家都跟着一起玩完。
于是，在汉朝建立之初，刘邦一口气分封了一百多个诸侯国（9个同姓王，7个异姓王，百余个列侯），让他们在地方上自治。至于国都长安及其附近地区，他又继承了秦朝的做法，实行郡县制，然后委派“非世袭的职业官僚”直接进行统治。
所以，汉初这种郡县制与封建制并行的治理模式，又被后世称为“郡国制”。
扫码浏览图3-1（第39页），我们可以看到西汉初年的郡国形式：中央政府直接控治的区域只占全国疆土的一半，另外一半均分封给诸侯王治理。
据《汉书·诸侯王表序》的记载，这些诸侯国，有好几家的势力都非常强大，有的甚至“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它们不仅地盘大、人口多，而且很多诸侯占据着丰饶膏腴之地，兵精粮足，物产丰富，足以和中央相抗衡。结果呢，汉初的封建虽然让刘邦大大爽了一把，却让他的子孙后代倒了大霉。
因为封建制度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下级封臣的势力很可能赶上甚至超过上级封君的势力，而势力的膨胀必然会导致野心的膨胀。等到文帝、景帝时期，几个混壮了的诸侯王终于按捺不住各自的野心，蠢蠢欲动，准备武装对抗中央。
汉文帝时期，出现了一位大才子，名叫贾谊，也就是写《过秦论》的那位“贾生”。此人文采出众，见解独到，非常具有政治眼光。他曾给汉文帝上过一道《治安策》，提醒皇帝，诸侯的势力已经非常强大了，严重威胁中央的安全，如果再不采取有效措施，尽早实行“强干弱枝”政策，很可能会被地方诸侯占了先机。所以，他强烈建议汉文帝加强中央的权威，削弱诸侯的势力，防止它们坐大，尾大不掉，最后威胁中央的安全。然而，贾谊的见识和文采虽然出众，但汉文帝对于他的削藩建议却置若罔闻，反而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对长生不老事业的追求上。李商隐在千年之后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曾专门赋诗一首，感叹贾谊的命运：
宣室求贤访逐臣，
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
不问苍生问鬼神。
一国之君，对于国家大事不闻不问，对于妖魔鬼怪却很上心。有了这样的君主，国家不出大事，那才是咄咄怪事。果不其然，等到他的儿子汉景帝上台，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地方诸侯果然发动了叛乱，史称“七国之乱”，虽然持续的时间不长，但天下震动，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原王朝日后的政治格局。
扫码浏览图3-2，我们可以看到“七国之乱”的形势图。
除了贾谊之外，当时还有很多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封建制。只不过那个时代没有听证会，也没有举报箱，很多赞成削藩的大臣无法上书言事。他们虽然竭力阐述其中的利害关系，以及政治得失，却无法打动君王的心，甚至还招来了杀身之祸。比如，当时对削藩态度最积极的晁错，就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晁错是西汉初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他年少成名，能言善辩，还写得一手好文章，年纪轻轻便被破格提拔为太子府里的大管家。等到汉景帝即位，他立即受到重用，被封为内史之职，相当于大汉帝国首都市长兼财政部长。在大多数时间里，汉景帝对于他的意见都是言听计从。
平心而论，晁错这个人的才华和能力都非常出众，他曾提出过“纳粟受爵”“移民实边”等政策，确实加强了中央集权。但晁错这个人的性格也有缺陷，就是暴躁易怒、性情刚烈，说话办事喜欢直来直去，丝毫不知道迂回，是当时有名的“炮筒子”。而且，他过度自信、刚愎自用，无法和同僚处好关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智商很高、情商很低，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基本为零，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极度缺乏敏感度和同理心。这样的人出来搞政治，如果没有主角光环罩着，在历史这出大戏里，一般活不过两集。
图3-1 西汉初年的分封形式图
图3-2 “七国之乱”的形势图
晁错和贾谊一样，都赞成郡县制、反对封建制，认为“藩王”这玩意儿迟早是个祸害，必须消灭才行。不削藩，它会反；削藩，它一样会反，只是时间早晚问题。早一点削，它可能反得急；晚一点削，它可能反得缓。但是，早削蕃，危害会小；晚削蕃，危害会很大。在这一点上，晁错和贾谊的意见可谓是不谋而合。
事件的后续发展，果然不出他所料。因为朝廷逼得太紧，七国组成联军，举兵西向。他们以“清君侧”之名，要求汉景帝杀掉晁错。汉景帝无奈之下，只好下令将晁错“衣朝衣斩东市”。
关于晁错的死法，一些读史不细的人会产生误解，认为晁错死得很体面，是穿着华丽的朝服慷慨赴死的，这总比穿着囚服鬼哭狼嚎地被拖到刑场体面得多。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极有可能是太史公在搞鬼。
司马迁在《史记·晁错传》写道：“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意思是说，汉景帝很给晁错面子，让他穿戴整齐、衣着光鲜地受死，以彰显他对晁错的特殊恩宠。实际上，司马迁在这里使用了春秋笔法，是在“为尊者讳”，其目的是掩盖汉景帝的过失，让后人在评价他时，不至于使他过于难堪。
然而，司马迁虽然恪守儒家准则，在记录汉景帝的过失时尽可能做到笔下留情，但其他人就不一定了。比如东汉的班固，根本不管“为尊者讳”那一套，一上来就毫不客气地揭汉景帝的老底，说他错杀了晁错，是“绐载行市”。
“绐”在古文里有欺骗、糊弄、忽悠的意思。“载”是用车子运载。“市”是古代杀人的地方。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晁错其实是被骗到刑场的。
据说当时晁错正在办公室里写文件，奉旨前来抓他的官差并没有告诉他实情。晁错还以为是皇帝叫他去开会呢，兴冲冲地穿上朝服就上车了，结果发现马车行驶的方向不对，是向东行，而不是向西行。东边是刑场，西边才是朝堂。就这样，晁错成了中国历史上因反对封建制而牺牲的第一位高级官员。
但晁错的死并未换来局面的稳定，七国联军反而认为汉景帝软弱无能。于是，吴王刘温自称“东帝”，与西汉朝廷分庭抗礼。汉景帝这才下定决心派遣太尉周亚夫率领十万中央军前去迎敌。
据说在开战前，中央军营里有一个叫邓公的官员到长安复命。汉景帝此时还问他：“你从前线回来，知不知道晁错被杀了，吴楚愿不愿意退兵？”
邓公回答：“吴王他们造反，已经准备了好几十年，怎么可能轻易退兵呢？他们诱骗陛下冤杀了晁错，不过是给自己的造反找个由头罢了。”
汉景帝这才知道上了当，七国忽悠了自己，自己又忽悠了晁错。晁爱卿啊（君王一般称官员的字。自唐代开始，“卿”才成为君王对臣下的称呼。宋代时，皇帝称臣下为“某卿”或“某官职”，如“包卿”“李参政”，而爱卿是男人对青楼女子的称呼），你死得好惨，是朕对不起你！
可是，对不起又能怎样？在皇权专制社会里，几乎没有任何制度和措施可以保证皇权不被滥用。皇帝想杀谁，就能杀谁；想罚谁，就能罚谁，正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谁让人家口含天宪、受命于天呢！为他们恪尽职守地工作，不见得能捞到多少好处，可一旦出现差错，他们第一个置身事外，然后让你来当背锅侠，正所谓“最是无情帝王家”。
汉朝之后是三国两晋南北朝。
三国之中的曹魏，唯恐自己重蹈汉朝的覆辙，也出现类似“七国之乱”那样的大动荡，所以，魏中央对于各路藩王那是严防死守，密切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防止他们势力膨胀，生出不臣之心。
此外，汉朝之后还有一个新举措，就是中央对于藩王，基本上都是“虚封”，而不是“实封”。
所谓“虚封”，就是只授予爵位，但不授予实职，只当他们是吉祥物，晾在封地上，却不赐予参政议政之权，更不给兵权。
不给实权也行，多给一些物质好处也是可以接受的，毕竟人生在世，无非“吃穿”二字。如果能够过上锦衣玉食、良田美宅、妻妾成群、挥金如土的生活，那么做一名富贵王爷，也是人生一大幸事，何乐而不为呢？可关键问题在于，魏中央对于皇室宗亲不仅防备得特别厉害，给予的物质待遇还特别低，并且找各种理由改封、徙封（也就是改迁他们的封地）。比如曹丕的亲弟弟曹植，就被徙封了七八次之多。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诸侯长期居住一地，与地方势力相勾结。如此一来，很多宗室每天不是在准备搬家，就是在搬家的路上，就像无根的浮萍一样四处漂泊，有些诸侯甚至过着近乎流放的生活，真是“求为匹夫而不可得”。
藩王心里苦啊，还不如当一名老百姓呢。虽然贵为皇室宗亲，却“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
这时候，曹魏宗室里有人站出来说话了，他的名字叫曹冏。你看这名字起的，多别具一格，居然叫“冏”（古义是光明、光亮）。“名”虽很囧，但人家的“字”却霸气十足，叫“元首”，听起来像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熟悉他的读者知道他是曹植的族兄弟，不熟悉的，还以为是曹操本尊呢。
这位元首先生于魏文帝黄初七年（226年）被封为“清河王”，一直活到魏元帝末年。
曹元首虽然不是真的国家元首，但他才思敏捷、博古通今、能言善辩，估计是继承了曹氏家族优良的文化基因，写的一手好文章，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兼政治评论家。他有感于当时魏中央不重视宗室子弟而重用外臣（如司马懿之流）的政策，就写了一篇文章发牢骚。这篇文章名叫《六代论》，是一篇专为“封建制”辩护的政论文，在历史上很有名。
曹元首在文章里大声疾呼：“权均匹夫，势齐凡庶。内无深根不拔之固，外无盘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为万世之业也！”其目的，当然是为了警告魏中央，不要再打压宗室子弟了，应该好好善待他们，像夏、商、周三代那样，分封宗室子弟为王，让他们到地方上做诸侯，同时授予他们管理封地的实权，以此来拱卫中央。如果继续重用外臣、弃用宗室，那么我们老曹家的家业可就岌岌可危了，轻则国破，重则家亡，没准和秦朝一样，迅速崩溃！
《六代论》一文，辞藻华美，分析透彻，剖析历代政治制度的得失，观点和论据都十分到位。这篇文采精华的骈文，远远超过了同时代其他的政论杂赋，是难得一见的好文章。有兴趣的读者可到网上搜一搜，感受一下两千年之前古人的思想风采。
不过，曹元首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并没有转化为统治者改革的动力。当时的魏国皇帝曹芳年纪尚幼，把持朝政的是大将军曹爽。曹元首很希望自己的肺腑之言能够打动统治者，促使其作出政策上的调整，建立“疾风卒至，而无摧拔之忧；天下有变，而无倾危之患”的不拔之业。但是很可惜，他的高谈阔论并没有引起魏国高层的重视。他的论断说与“器小而位高”的曹爽听，无异于对牛弹琴。魏中央仍然是一如既往地打压宗室，重用权臣。结果呢，真如曹元首担忧的那样，权臣司马懿在他过世仅仅15年之后便发动了“高平陵之变”，曹魏政权灰飞烟灭。
西晋建立后，政治局面又发生了反转。
司马氏是依靠谋权篡位起家的，所以，他们也害怕别人采用相同的手段来篡他们的权。鉴于之前曹魏打击宗室、重用权臣，导致国家迅速覆亡的教训，司马氏决定大搞封建制。
西晋初年，晋中央一口气分封了二十多个（后来发展到二三百个）同姓宗亲到地方上做诸侯，并赋予他们相当大的自主权，比如选官、置军、冶铁、煮盐、制钱、赋税等权力，这些特权几乎涵盖了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当然了，也包括最紧要的调兵之权。
这时候的地方诸侯，不再是曹魏时期那种有名无实的“小可怜”，而是割据一方的“土皇帝”。他们在自己的封地之内，掌握着军政、财政、民政等全方位大权，势力慢慢坐大。
比如成都王司马颖，他是晋武帝司马炎的第十六个儿子，被封在了蜀中，食邑十万户，俨然一个国中之国的君主。还有汝南王司马亮、长沙王司马乂、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他们的实力都不容小觑。
除了掌握封地的实权之外，西晋的藩王还有一项特权，就是可以在中央担任官职，甚至可以调动朝廷的军队。这样一来，可不得了！要知道，虽然大部分藩王都有自己的军队，但顶多也就三五千人的规模，一般成不了大气候。可是，一旦能够调动中央军，那就能搞出大动静了。这也是后来的“八王之乱”之所以闹得那么凶的原因之一。
封建制度在中原大地又一次复辟的同时，门阀政治与庄园经济也逐步走上巅峰。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言论也开始摇旗鼓噪，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书法家、文学家陆机所著的政论文《五等论》。
陆机，字士衡，出身于吴郡陆氏，是三国时期吴国陆逊的后人。陆逊是三国时期吴国的政治家、军事家，文武兼备，出将入相，被赞为东吴的“社稷之臣”，而陆机在吴国灭亡之后改换门庭，成为司马家的御用文人。
陆机这个人才华横溢、学富五车。为了落实晋中央的政策，他引经据典，参考西周的“五等爵”制度（公、侯、伯、子、男），为分封制摇旗呐喊，并于百忙之中写下了《五等论》这样的马屁文章。
陆机在文中指出：在郡县制度之下，官僚集团“挟一时之志”而“侵百姓以利己”，“损实事，以养名”。意思就是说，郡县制下的官僚胥吏只顾着自己升官发财，一到任就大肆搜刮，任期一满就拍拍屁股走人，全然不顾国家的利益和百姓的死活。而封建制度就不一样了，对于诸侯王来说，分封的土地是自己的，土地上的黎民也是自己的，所以他们一定会爱惜自己的子民，就像鸟儿爱惜自己的羽毛一样。
陆机洋洋洒洒写了千余字，最终得出的结论只需十个字就能概括——封建主义好，郡县主义糟。
可真实情况，果真如此吗？
怎么可能呢！
西晋时期的大分封，并没有给晋中央带来实质性的好处，反而给西晋的社会带来无穷的祸患。司马炎于公元265年建立西晋，才过去26年就爆发了“八王之乱”——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皇族内乱之一，它使当时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加剧了西晋的统治危机，成为西晋迅速灭亡的重要因素。
由于晋中央的分封力度太大，下放的权力太多，连最要命的调兵之权都下放了，导致各路诸侯都成了一方霸主和军阀，都拥有不俗的战斗力，所以打起仗来特别生猛。最后，中央政府实在镇压不住了，全国乱成了一锅粥，不是今天楚王打汝南王，就是明天齐王打赵王，数十万将士殒命沙场，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土地荒芜，流寇四起，人民生活痛苦不堪。这场内乱大约持续了16年之久，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西晋就在狼烟与惨叫中结束了国祚，成为历史上有名的短命王朝。
至于那些鼓吹封建制的迂腐文人，往往坚信“血浓于水”，可是在财富与权力面前，所谓的血缘和亲情实在不值一提。历史上因争权夺利而导致的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手足相争的案例，更是不胜枚举。可见，像陆机这样的文人，其政治权谋远不及他们的文学水平，其权术手腕也远逊于他们的书法造诣。古人说“书生误国”，如此看来，还真是大有深意。
六朝之后是隋唐。
按理说，经历了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这好几百年中的大动荡，还有那么多血淋淋的教训在那儿摆着，应该不会有人再跳出来出幺蛾子，幻想着复辟封建制吧？
怎么可能呢？黑格尔不是有句名言吗：“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从没有在历史当中吸取到任何教训。”人性没有变，文化没有变，决定历史进程的社会制度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那么历史还是会不断地重演过去的戏码，只不过到了隋唐时期，在表现形式上出现了一些新迹象。
作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天团成员之一的唐太宗李世民，是历史公认的一代雄主，他所开创的“贞观之治”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当时称得上是四海升平、八方宾服，连游牧民族都心悦诚服地尊称他为“天可汗”。
但是，人类这个物种吧，一旦心态飘了，就会作出各种匪夷所思的行为。这位将“虚怀纳谏”人设打造得空前成功的唐太宗，也不知是丹药吃多了，还是儒家经典读多了，某一天突发奇想，居然要做“千古圣王”，估计是觉得做一位明君而名留青史还远远不够，还梦想着跻身于“千古圣王”之列，被万世称颂。
那么，这个“千古圣王”有何标准呢？
根据儒家经典记载，圣王的标准有这样几条：励精图治（把国家治理好）、奉天法祖（遵天命，守祖制）、修身治礼（做道德完人），还要努力学习三代（夏商周）贤王的精神，继承他们的遗志，复制他们的制度，推广他们的文化，再将井田制、贵族政治、各种礼乐制度落到实处……
就这样，贞观二年（628年），怀揣着远大抱负的唐太宗下了一道圣旨，说是要“复封建”，准备分封几个功劳最大的大臣，让他们到地方上做刺史。而这个“刺史”，还不是一般的官职，是可以世袭的官职。他们不仅掌控地方上的民政、财政、司法，还掌控军政，拥有一定的统兵之权，完全可以割据一方——这可是实打实的诸侯王啊！
要知道，唐初的关陇集团虽然比不上魏晋时期的门阀世族，但势力依然强大，可以左右当时的朝局。可即便如此，他们也不敢有裂土封疆之心，只能用较为隐晦的方式把控庙堂。而唐太宗的这道圣旨，居然让他们做地方上的“土皇帝”，这可把那几位被点名授权的功臣给吓坏了。他们心惊胆战地揣摩领导的心思：难道陛下认为我们居功自傲，有功高震主之嫌，是在用这种方式来敲山震虎吗？可我们并无不臣之心啊……
当时的朝堂中有很多识大体、顾大局、知进退、眼光长远的忠臣良将，他们纷纷劝阻皇帝：做人还是现实一点好，搞郡县制吧！郡县制有前途！
唐太宗最后接受了群臣的请求。至于之前的那些神操作，可能只是一场政治作秀，其目的当然是为了试探群臣的态度，顺便巩固一下他自己“厚待功臣”的人设，真可谓是一举两得。而满朝文武更是积极配合，想领导之所想、急领导之所急，尽量将这场政治闹剧演绎得天衣无缝。
初唐时期，评议封建制的文章，主要有李百药的《封建论》和颜师古的《论封建表》。二人的观点基本相同，都倾向于郡县制，反对封建制。
李百药说：“爵非世及，用贤之路斯广；民无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意思是说，爵位最好不要世袭，这样才能更好地推行贤人政治；老百姓最好不要有确定的主人，如此他们才有动力建设国家。
颜师古认为，封建是古制，放在今天是“于理不合”的，大唐不仅不能搞分封，还应把分封出去的爵位都收回来；对已经分封出去的王侯勋戚，应该加大监视力度，防止他们坐大，尾大不掉。
这两位大儒的文章虽然观点鲜明，但无甚新意。可以这样说，之前所有关于封建制的评论，如果放在某位大神面前，都是小儿科，登不得大场面，这位大神便是柳宗元。
柳宗元是中唐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他写的《封建论》一文，对后世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在这篇震烁古今的政论文里，他重点诠释了“制”的作用与影响。
所谓“制”，就是“制度”。
柳宗元认为，西周实行的是封建制度，自秦以降，实行的是郡县制度。周亡的原因，“不在于政”，而“失之于制”；秦亡的原因恰好相反，“不在于制”，而“失之于政”。换句话说，周朝在执政方法上没毛病，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分封；而秦朝选择郡县制本来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但因为施政手段过于残暴，导致人心尽失，最终走向灭亡。
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批评当时出现的一种思潮，同时表达他对当时政局的一种担忧。
中唐以后，大唐朝廷在边境地区（或重要据点）设置了很多藩镇。起初，这些藩镇只是一种军事组织，只能管军政，不能管民政。后来，随着军力的扩张，一些藩镇开始兼管民政和财政，甚至还获得了任免地方官的权力，一些藩镇的势力由此慢慢坐大，逐渐形成了武将割据的局面。这些强藩（比如幽州、魏博）虽无封建之名，却有封建之实，它们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根本不把大唐朝廷放在眼里。
在这种形势下，一些藩镇开始招募落魄文人，拉拢不得志的京官，让他们充当思想上的打手，到处鼓吹封建制的好处，然后旁敲侧击、明里暗里地怂恿大唐朝廷效仿西周的封建制度，分封各路诸侯，以达到名正言顺地建立国中之国的目的。
柳宗元对于这样的伎俩当然是再清楚不过，这些人只要一张嘴，柳宗元就能看穿他们的十二指肠。作为中央集权的坚定拥护者，柳宗元在《封建论》中开宗名义地指出：封建制并非远古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所迫。用他的话来讲，就是“势也”。在商周那种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的时代，中央政府根本无法有效地控制广袤的疆土，只好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将王畿之外的国土分封出去，让各路诸侯分片包干管理，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这就是封建制的由来。
此外，柳宗元又从人性的角度分析了封建制形成的原因，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
意思就是说，远古圣人并非历史记载中描绘得那般高尚，他们建立封建制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满足一己之私，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笔遗产。封建制的出现，并非因为他们的人格有多么高尚，恰恰相反，正是出于他们的私心，实在没有什么好夸耀的。
顺着这个思路，柳宗元又从“公”与“私”的角度，对封建制与郡县制展开了分析。
在他看来，人们一谈到“封建”，总感觉它是“公”的，因为它把权力下放了嘛，使权力得到了分享与制衡；可一谈到“郡县”，又认为它是“私”的，因为它使权力高度集中于一人，也就是皇帝之手，怎么看都是“私天下”。
可是，柳宗元笔锋一转，对施政的结果又进行了对比，发现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其动机虽然是私的，但仅凭皇帝的一己之力，无法处理国家的所有事务。所以，他必须借助“非世袭的职业官僚”来代管天下。如此一来，反倒使天下的财富始终处于一种“无主的公有制状态”，这在客观上又形成了“公”的结果。因此，柳宗元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意思就是说，“公天下”其实是从秦朝才开始的，之前的封建制不过是打着“公天下”的幌子，在做“私天下”的事情。秦朝以后的郡县制，虽然看起来在“私天下”，但这种制度才是名副其实的“天下为公”。
另外，柳宗元还对周、秦以来治乱更替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思考。他认为，中国自周、秦以来，封建诸侯是动乱的祸首，而不是维持局势稳定的因素。东周时期，周王室衰微得不成样子，只剩下一具躯壳。可郡县制出现以后，反倒是“有叛人而无叛吏”（比如秦朝），“有叛国而无叛郡”（比如汉朝），“有叛将而无叛州”（比如唐朝）……
也就是说，自秦以来，汉、晋、唐分封的地方诸侯，几乎都造了反，他们反倒成为社会动荡的罪魁祸首，而中央直接控制的地方官僚，则无一人背叛朝廷。
由此，柳宗元得出最终结论：郡县制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封建制只能引发更大的祸患。
《封建论》一文措辞严谨、观点犀利，洞悉历史走向，论证逻辑极具哲学思辨的意味，是中国古代对于社会制度点评最到位的一篇文章，不愧是千古名篇。同在“唐宋八大家”之列的苏东坡在《秦废封建》一文中对其盛赞：“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矣。”
意思是说，柳宗元的《封建论》一出，其他的文章都不用看了，看了也是白看。即便是圣人复活，也酝酿不出如此惊天动地的好文章，更没有办法改变历史大趋势。
在其后的数百年间，竟没有一篇文章能够与《封建论》匹敌，偶尔出现几篇政论文，要么根本说不到点子上，要么如蜻蜓点水一般，难以鞭辟入里。没办法，谁让大师总是难以被超越呢！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末清初。
明亡清兴，天下混乱，在那个“天崩地解”的时代，出现了一位重量级人物，他叫顾炎武。
顾炎武，本名绛，字忠清，因为仰慕文天祥的学生王炎午的为人，后改名炎武，字宁人。因为旅居南直隶昆山县的亭林镇，所以崇拜他的人，又尊称他为“亭林先生”。
顾炎武博学多才、气节慷慨，15岁时参加复社（明末文社），与宦官弊政做斗争。清兵入关后，他投笔从戎，积极参与抗清活动，组织义军，转战南方各地，虽屡遭失败，却始终坚贞不屈。顺治十二年（1655年），顾亭林返回家乡处理家族事务，不幸遭人暗算，几乎丧命，多亏朋友搭救，才幸免于难。
顾炎武的人生，可以说是集国仇家恨于一身。面对国家危亡和郡县制的种种弊端，他静下心来，对运行了近两千年的郡县制度进行深刻的反思。
与其他儒者不同，顾炎武没有疯狂地主张复古，而是从理性主义出发，客观分析了这两种社会制度的优劣。
在他看来，要想恢复先秦那种封建制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郡县制取代封建制是历史大趋势，任何人都无法阻挡。但郡县制运行了近两千年之后，也是积弊丛生、腐朽不堪，从根子上已经烂了，必须进行改革才行。为此，他辗转全国各地，考察各处的山川地貌和风土民情，并对各地区的经济、文化、风俗和施政措施等做了广泛而细致的考察，归乡之后写下千古名篇《天下郡国利病书》，对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优劣进行了比较。在他看来，封建制与郡县制各有优劣：“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
意思是说，西周那种封建制度的缺陷在于：地方的势力过大，使得中央政府指挥不灵，最终导致政权的崩塌；而郡县制的缺陷在于，中央的权力过大，地方没有自主性，最终同样会导致国家的衰亡。
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
亭林先生给出自己的答案：“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
意思就是说，将封建制和郡县制的优势结合在一起，尽可能地取长补短。
比如，在县一级，“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也就是说，将知县的品级从正七品提高到正五品，然后将“知县”改名为“县令”。
之所以改名字，主要是为了抬高县太爷的权力和威望。因为知县的“知”字在古汉语里有“代理”“代表”的意思，“流官”的意味太过浓重，往往会造成“铁打的官衙流水的官，搜刮完一遍就跑路”的风气。可是，变成“县令”以后就不一样了，一看就是一县之长。
大家不要小看了这一字之差，知县和县令的职权完全不同。知县因为是中央外派的官员，其主要职责是收税，至于其他工作，比如维持治安、评判司法、开展教化等事务，大多留给地方乡绅，让乡民自己解决。而县令则包揽一县之内的大小事务，掌握着地方的实权。
在顾炎武设计的制度里，朝廷不仅要抬高县令的威望，还要下放一些自主权，允许他们自行招聘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根据事务的多寡自行增减政府机构，以此来避免党同伐异的现象，提高工作效率。
另外，还要给予县令一定的资产，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则县之人民皆其子姓，县之土地皆其田畴，县之城郭皆其藩垣，县之仓廪城郭皆其仓廪”。
意思是说，让这些县一级的行政长官在一定限度内拥有自己的私人资本，包括土地、生民、城郭、仓储、物资等，并具有一定的选官、莅政、理财、治军等权力。也就是说，在地方上实行小范围的封建制，允许地方官“技术入股”，让他们参与国家利益的分配，允许他们分享国家发展的红利：国家强盛，地方治理得当，他们的分红就多；国家衰败，地方治理得不得当，他们的分红就少，以此来调节官员的个人利益与国家的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激发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避免他们产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代理人”心态。如此一来，帝国的官僚就会“各怀其家，各私其子”，然后就可以“合天下之私”，进而“成天下之公”了！
除此之外，顾炎武还主张对于一些小事、缓事、不着急解决却极具地方特色的杂事，应该留给地方自己解决，中央政府不要过多干预，尽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对于那些大事、急事、关系到国家安危和民族整体利益的要事，应该由中央政府说了算，且要雷厉风行。
这样的制度安排，既可以保障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势利导，又可以防止他们的势力坐大、尾大不掉，出现分离主义倾向，还能够保证中央政府具有统筹全局的能力，可以统一指挥、调度、部署全国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以及各种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最后达到中央与地方之间密切协作、步调一致、共同发展、各取所长的状态，岂不美哉！
你看看，顾炎武的思想是不是很超前？我甚至一度怀疑他是穿越回古代的现代人。他的政治思维，用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梁漱溟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特别“早熟”。
顾炎武还有一个难能可贵之处——他不像其他腐儒那样，浑身散发着一股道德腐臭味，死抱着“人之初，性本善”的教条不放，勇于言义，却耻于言利，而是一切从现实出发，一切从最底层的利害关系出发，认为利益是人类生存的先决条件。那些“不谈利、只言义”的政策方针，绝对是一种道德绑架的行为。
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句话的本意是“君子和小人的价值观不同”。君子做事，在于明是非、懂道理；而小人做事，只在乎物质利益，根本不顾及公序良俗。但腐儒曲解了孔子的意思，认为君子只能言义，不能言利，谁言利，谁就是小人。但君子也是有物质追求的，只不过他们把道德放在物质利益之前。孔子所谓的“不言利”，指的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或者“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本人也追求物质享受，但是他思想有境界，行为有克制，做人有底线，绝对不会攫取不义之财。
你看看，先秦儒家并没有把话说死，不管表达什么样的观点，都会留有余地。即使是宋朝程朱理学所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指的也是心存天理，灭除人的基本欲求之外的贪欲。但是到了明清时期，一切都变了，腐儒们曲解了儒家的诸多观点，把事情搞得很极端，只讲道德的高尚，不谈生活的艰辛，谁要是言利，谁就是小人，谁要是摆弄机器、发展生产力，谁就是奇技淫巧。在这种思想的禁锢之下，社会缺乏活力，科技发展缓慢，人民创造力低下，最终使得中华文明逐渐落后于西方。关于这一点，本书在后文会详细的描述。
顾炎武之后，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最著名的评论，来自于新史学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先生。
1899年，梁启超在刊物《清议报》的第17册上发表了《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一文。在这篇政论文里，梁先生很明确地将秦朝以后运行两千多年的社会形态排除在封建制度之外。
他说，“中国当时（晚清）的国体与欧洲国家的国体大不相同……它们都依次经历了家族时代、酋长时代和封建时代这样三个时代”。但是，“中国周代国体，与欧洲希腊国体，其相同之点最多，即封建时代与贵族政治是也，彼此皆列国并立”。接着，他又抛出一个转折，“中国与欧洲的国体在春秋以前大略相同，而春秋以后则截然相异”，并且中国的传统社会在“秦废封建、置郡县以后，二千年循起轨而不易”，中间虽然经历了“七国之乱”“八王之乱”“宁王之乱”等动乱，却始终没有形成“列国之形”，“虽有封建之举，不移时而遂变灭”，“至于汉末的州牧、唐代的藩镇，也都是涌乱一时”。
所以，梁先生很坚定地给出结论：“中国的进化，实际上远在欧洲人二千年以前。”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中国社会的进化速度要比西方快得多，在大约两千年之前，我们的封建制度就已经基本结束，如果再称呼秦朝以后的社会为“封建社会”，无论如何都是说不通的。
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假如上面这个结论成立，那么从秦至清这两千多年的社会，又该如何定义呢？
梁启超先生试探性地将其称为“统一时代”，或者“君主专制政体全盛之时代”，反正不会称它为“封建时代”。
等到民国，一些国学大师在对比中外制度的差异时，也纷纷给出相似的论断。比如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严复先生就认为：中国从上古的唐尧虞舜一直到周代这两千多年“皆封建之时代”，而秦朝以后则是“郡县封域，阡陌土田”。至于从秦至清这两千多年的社会应该如何定义，严复先生在《社会通诠·自序》中称其为“霸朝”，也就是“帝制盛行的时代”。
另一位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考察了日本历史之后，在《章太炎政论选集》中给出了相似的论断。他说，中国“去封建远”，而日本“去封建近”。意思是说，中国早已脱离了封建时代，而日本却是刚刚走出封建时代的（明治维新之后）。在他看来，中日两国在步入近代之时，二者的社会制度完全不同。一个早已迈入郡县制，一个刚刚脱离封建制。所以，二者在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时，所表现出来的国家性格，必然是迥异的。
章太炎先生特别痛恨君主专制，一心向往宪政法制，认为中国近代之所以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盛行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是罪魁祸首。所以，他迫切地希望中国能够出现一位封疆大吏，比如李鸿章、左宗棠之流（也就是他在文章中提到的“藩镇”），能像日本的萨摩、长州两藩一样，支持维新，拥护变法，积极革命，最终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将中国推入宪政的历史阶段。
除了上述几位大师外，笔者还能列举出一长串的大师名单，其中包括众多史学界泰斗、文化界名人、诸多领域的学术巨匠，以及有代表性的政治人物，他们无一例外地认为先秦社会根本不是什么“奴隶社会”，而应该称之为“封建社会”，至于秦朝以后的社会形态，则各有各的定义。近些年来，有相当多的学者倾向于将“从秦至清”这两千多年的社会称为“传统社会”。
如果非要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划出一段时期与欧洲的封建制相对应不可，那么西周时期无疑是最接近的。换句话说，西周时期才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封建时代。秦朝以后，一直持续到清朝，虽然也存在一定的封建因素，但这些因素所占的比例很小，只能充当配角，不能成为主流，因为社会的基本形态已经变成“郡县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