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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学家来说，不可逾越的原则是为人类文明而工作。
——李约瑟
19世纪的欧洲学术界，“欧洲中心论”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不仅是那些不懂中文的西方科学家，就连我们的大部分公民也认为，中国乃至东方，只有发达的人文科学，没有成体系的自然科学，至于科技方面的发明创造，更显得微不足道，即便在刹那间有那么一点灵光乍现，也纯属偶然事件，不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任何影响。
甚至连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这样的大人物，也是“欧洲中心论”的推波助澜者。1953年，他在给斯威策（J.S.Switzer）的回信
中写道：“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一个是古希腊哲学家创造的形式逻辑体系（欧几里德几何学）；一个是（文艺复兴时期）通过系统性实验有可能找到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出这两步丝毫不足为奇，要是做到了，反倒是令人吃惊。”
在这种形势下，一位英国学者挺身而出，他力排众议，出版了一部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巨著，以浩如烟海的史料和确凿无误的证据，详细论述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以及它们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同时向全世界证明，在近代科学技术兴起之前，中国的科技水平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不仅门类齐全，而且独具特色，同时又自成体系，并对其他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位英国学者的名字直译过来，叫约瑟夫·尼达姆（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他是一位生物化学家、科技史专家、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他所著述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对现代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影响深远。
1900年12月9日，约瑟夫出生在英国伦敦南区一个有教养的基督教知识分子家庭，是家中的独子。他自幼聪颖好学、才思敏捷，父亲是著名的外科医生，精通麻醉学；母亲出身于英格兰名门蒙哥马利家族（Clan Montgomery），是一位天才艺术家，她所作的歌曲《我的黑玫瑰》差一点被选为爱尔兰的国歌。这样的家庭环境和学术氛围，完全称得上是条件优渥、得天独厚，却唯独少了温情与和谐，因为家中的医学家和艺术家经常吵架。每当父母闹矛盾时，小约瑟夫就充当起调解员的角色，在二者之间牵线搭桥。他的这种能力不仅在儿时帮助了父母，也在成年之后帮助了东西方。实际上，约瑟夫一生都在牵线搭桥，协调不同种族、不同文明、不同思想观念之间的差异，在它们之间搭起一座座沟通的桥梁。
约瑟夫可能受父亲的影响更大一些。作为一名严谨的医学家，老尼达姆工作起来严肃认真，思维极具条理性，这也是一名科研工作者应有的品性。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与父亲的悉心培养下，约瑟夫很早就在学术方面崭露头角。1920年，年仅20岁的约瑟夫便获得了学士学位，四年后又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被剑桥大学冈维勒与凯斯学院授予“院士”荣誉，不到24岁就功成名就。1931年，他的三卷本专著《化学胚胎学》被剑桥大学正式出版。1941年，他又被英国皇家学会接纳为会员，由此奠定了他在生物化学领域的崇高地位。
很难想象，一个在自然科学领域获得如此傲人成就的科学家，会改行去做人文科学的研究，而且研究的还是其他国家的文化与历史。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不能简单地用“他从小就热爱中国文化，立志要做一个中国问题专家”这种俗套的解释来回答——实际上，约瑟夫的转行极富传奇色彩，或者说，极富“浪漫主义”色彩。
1937年8月，一位名叫鲁桂珍的东方女士（和另外两名中国留学生，王应睐和沈诗章）来到剑桥大学留学，师从于约瑟夫的妻子多萝西（Dorothy Needham，汉译名李大斐）。约瑟夫对这位温文尔雅、贤淑端庄的东方女性一见倾心，鲁桂珍也对这位谈吐儒雅、学识渊博的英伦绅士心生爱慕，两人很快陷入一种“不平凡”的关系之中。虽然这种关系最终被多萝西所谅解，但二人在多萝西的有生之年，还是保持了情感上的克制。
因为这种“不平凡”的关系，在鲁桂珍的影响下，约瑟夫对于中国文化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白天，鲁桂珍在多萝西的实验室里尽心工作。下班之后，鲁桂珍又成为约瑟夫的汉语老师。聪明且勤奋的约瑟夫像海绵吸水一样贪婪地吸收着来自古老东方的各种奇思妙想。看到约瑟夫对中国文化如此着迷，鲁桂珍非常欣慰，她特意给约瑟夫取了一个兼具东西方特色的名字——李约瑟（李约瑟很喜欢老子和道家思想，老子姓李，而“约瑟夫”可以简单翻译成“约瑟”）。
对于大多数“80后”“90后”来说，“李约瑟”这个名字稍显陌生，不过没有关系，因为你一定知道中国的“四大发明”，也知道它对于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实在17世纪以前，已经有西方学者逐渐认识到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并非是“极端落后”的，恰恰相反，她曾经创造过很多辉煌的成就。比如，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曾经提到，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项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历史进程。而他的观点又被其他一些开明学者所承认，比如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和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而李约瑟在对中国科技史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更是发出由衷的赞叹——中国文明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远远超过其他民族，但所得到的尊重却又极为有限。
等到1942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面对山河破碎、民心低落、信心支离的状况，当时的国民政府急需一种信念来振奋民心、鼓舞士气。恰好就在这一时期，李约瑟要到中国开展“科技史”方面的研究，并准备来华做实地考察。蒋介石接到消息后，连忙将他请到重庆的办公室，并和他进行了一番长谈。谈话的内容，外人无从得知，但谈话的效果却很快得以体现。李约瑟不负重望，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43年的春天，学术界出现了“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这一历史性论断。一时之间，该学术观点不仅轰动了整个中国，振奋了人心，强化了抗日的战斗意志，更是传遍了全世界。
当然了，提出“四大发明”只是李约瑟此行的一段小插曲，在他为期四年的中国之行当中，他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东到福建，西至敦煌，南抵云贵，北达秦陇，搜集和整理了大量有关中国科技史方面的资料，并且结识了一大批中国学者，既开阔了视野，也加深了对中国科技史的理解。按他的说法，这次中国之行“注定了我今后的命运，除了编写一本过去西方文献中旷古未有的中国科学、技术、医药历史专著外，别无他求”。
就这样，一个非科班出身，也从未接受过任何科技史专业训练的汉学研究者，在他剩余的年华里，全心全意投入到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之中，脚踏实地，细心耕耘，并且成果颇丰。
李约瑟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七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上。在这部长达三十四分册的旷世巨著中，李约瑟惊讶地发现，在人类历史上，中国竟有一个如此光辉灿烂的开端，华丽的乐章至少吟唱了1500年。在15世纪之前，中国文明无论是在科技、文化、艺术方面，还是在人文、历史、经济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位置，并将其他文明远远甩在后面。
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之前的十多个世纪里，至少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
——李约瑟《东西方的社会与文明》
要知道，那可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华民族正处于最低谷时期，自信心也正处在崩溃的边缘。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从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到日本侵华，在这百余年时间里，中国的国运如同自由落体，直接滑落到历史的谷底。当时的世界，没有哪一国人会发自内心地承认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甚至连“良好”都算不上，只能算是人类的“差生”。甚至在一些人眼里，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劣等民族，根本不值得被尊重。而李约瑟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这种谬论，同时也给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注入了一剂药效猛烈的强心针，使之最终成功地走出历史的阴影，重新焕发生机。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我们应该记住他、怀念他。
然而，李约瑟在大肆夸奖了中国人一番后，随即也抛出一个问题——尽管古代中国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诸多贡献，但为何自然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近代中国？
关于这个疑问，在李约瑟的著作里还有其他一些表述，比如：
中国的科学（既然有如此辉煌的过去），为什么仍持续地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者中古型的理论……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人又怎样成功地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让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
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经被证明是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然而，中国文明却没有在亚洲产生出相似的近代科学，那么其中的阻碍因素又是什么呢？
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呢？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序言》
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人先鞭呢？为何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
简单来说，李约瑟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既然古代中国能够在科学技术方面远超同时期的西方，那么到了近代，特别是17世纪以后，为何突然落后了呢？为什么之前很强，之后很弱，最终被欧洲追上，并被狠狠地超越了呢？这其中到底蕴含了什么样的规律？
所有这些问题汇集到一处，便是赫赫有名的“李约瑟难题”。
关于这个难题，李约瑟本人还饶有兴致地绘制出一幅曲线图，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曲线”（见图1-1）。
图1-1 李约瑟曲线
从这个曲线图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两点。
第一，代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曲线B，并没有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停滞不前，而是一直在缓慢地向前发展，甚至在最近的500年里也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
第二，代表欧洲科学技术发展的曲线A，则形同过山车。按照李约瑟的说法，在西方处于古希腊文明时期，欧洲的科学技术在总体发展水平上是超过中国的，但5世纪以后，欧洲进入黑暗的中世纪，就此沉沦了一千多年，直到16世纪文艺复兴，欧洲才从阿拉伯世界那里得到了由异教徒保存下来的有关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典籍。欧洲人这才发现，原来自己的祖先也曾经文明过，也曾经领先过，并非始终处于茹毛饮血的野蛮状态。再后来，启蒙运动出现了，大航海时代开启了，工业革命应运而生，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欧洲人用了将近500年的时间，终于赶上并超越了中国文明，自此开始“执世界之先鞭”。
如果说16世纪之前的中国是东方文明的代名词，那么从16世纪以后，中国科技的发展相对于西方而言，呈现出“步履蹒跚”的状态。那么问题又接踵而来——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为什么一个步履迟缓、安于现状；一个大落大起、奋起直追，最后拉开如此大的差距呢？
这就是“李约瑟难题”耐人寻味的地方，它犹如数学里的一道高次方程，就摆放在那里，供世人瞻仰，却始终无法得到完全解。
自诞生以来，“李约瑟难题”一直吸引着无数中外学者的目光，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通过不同角度，使用不同的方法，采取不同的手段，纷纷阐述着自己的主张。最近一段时期提出的观点与解释，可以简单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地理环境决定论。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理环境绝对是历史与文明的底层逻辑之一。中国是典型的大陆文明，欧洲是典型的海洋文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导致欧洲人更加重视商业与贸易；而中国人更重视农业，同时又抵制商业，充其量在广大的内陆地区保持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正是由于贸易和实用主义的需要，使得近代科学不大可能发生在中国，而只能发生在西欧。
第二，历史文化决定论。
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过于强调保守和中庸，缺乏冒险和创新精神。中国的各种思想流派，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等在内，研究的都是勾心斗角的知识和升官发财的学问。这虽然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各方势力的平衡，但极不利于应付外来竞争，更不利于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最终只能导致整个民族创新能力的下降和冒险精神的丧失。
第三，思维方式决定论。
有人认为，东西方两大族群在思维模式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西方人思维严谨，善于推理，崇尚科学分工，善于组织庞大的系统工程；而中国人善于形意思维，精于修饰和情感，但不善于推理和逻辑辩证，缺乏搭建理论模型和抽象实验的能力，这就使得中国人更加崇拜强者和依赖权威，相信神乎其神的“玄学”。中国传统社会里所谓的“学术”，不过是建立在古圣先贤的教条之上的“真理”而已。而玄学这东西，又和科学是根本对立的。
第四，科举制度决定论。
一些人认为，科举制度的广泛开展，严重扼杀了中国人的创造力和对于自然科学的探索热情。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这样的信条导致全天下读书人都自愿或不自愿地卷入到科举这种回报率极高、成功率却极低的竞争当中。所谓“六经勤向窗前读”，对于自然科学的关注就变得越来越少。这就导致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和发明创造只能停留在经验阶段，却无法形成系统的科学。因此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的古代只有“技术”而没有“科学”，而同时期的欧洲早已“将科学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主要依靠理论推演和实验检验的道路”上去了。
上述论断，乍听起来，似乎每一条都言之凿凿，但细细研究之后，它们每一条又都非常片面，经不起深入推敲。
比如“地理环境决定论”，支持者认为，中国是大陆型文明，西方是海洋型文明，中国是小农经济，西方是商品经济。中国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中央政府更加重视权威与稳定，而西方的商品经济更加注重契约与平等。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以及商品经济的发达，中国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陆权国家，而是在积极面向海洋，拓展海外贸易。如今行驶在四大洋上的中国籍货轮，比其他任何国家的都要多。就贸易总量来看，中国早已不是小农经济的国家，而是首屈一指的工商业大国。
再如“思维方式决定论”，持这种观点的人，总将问题归结于东西方人思维的差异，认为西方人善于逻辑思维，中国人善于形意思维；西方人更擅长自然科学，力图改造自然；中国人更擅长人文科学，力求回归自然。可是，如今的中国，“圣言贤传”那一套东西早已作古，西方的科学与理性的思维方法早已普及大众。坐在中国课堂上推演数学公式的莘莘学子，与西方教室里验算数理方程的学生，无论是在学习内容上，还是在思维方法上，早已别无二致。
再如“科举制度决定论”，这种说法的拥趸认为，科举制度诱使知识分子耗尽毕生精力，孜孜不倦地为自己打造精神枷锁，严重扼杀了中国人的创造力和探索精神，以及对于自然科学的探求。但是，八股取士那一套东西早已废除了一百多年，中国大学生求学的目的，早已不再局限于仕途，而是希望自己能在各行各业，如科技、商业、文化、艺术等各自钟情的领域有所建树。谁又能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仍然在科举制度里抱残守缺呢？
近代以来，我国逐步引入了西方的自然科学。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发展至今，虽然我们的经济总量早已位居世界前列，但科技的发展水平却没有达到人们所预期的那种爆炸式的增长程度。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在某个领域令全世界都刮目相看的科技领军人物，依然是屈指可数，这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经济发展规模极不相称。2016年之前，在自然科学领域（非文学奖）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当中，没有一位来自中国大陆——幸好，这一尴尬的记录被屠呦呦女士打破。
难道是因为西方人聪明，中国人愚蠢？这样的说辞，即便是极右翼种族主义者也不会完全同意。
既然上述“原因”都不成立，那么冥冥之中为何总有一股神秘力量在牵制我们、束缚我们，使我们总是不能放开手脚，全力以赴？我们这个民族为何总是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科学技术的研究之中，反而始终处于一种无休止的争斗和内耗之中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与“李约瑟难题”一脉相承的，还有一个“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要想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还应回到历史与制度的土壤里去寻找原因。
李约瑟不仅提出了问题，还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探索谜底。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将一些非科技的因素也引入进来进行讨论，比如：
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为什么宋朝商品经济这么发达，最后资本主义却是在西方兴起？
——李约瑟《文明的滴定》
李约瑟相信，只有“对各大文明在社会或思想上的种种成分加以分析”，才能解释“为什么这一种组合在中世纪遥遥领先，另一种组合却后来居上，并产生了现代科学”。
目前，这些说法还很笼统，有些地方连他自己也不满意，不过却为我们寻找答案提供了思路。
李约瑟说：
自我第一次与我的中国朋友有了密切交往以来，积累五十年经验……我确确实实认为，他们与我们是完全属于同一型的。
——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
请注意，在这里，李约瑟特别指出，黄种人和白种人是“同一型”的，在智力方面没有什么差别。另外，他还注意到东西方社会制度的不同。他说：
作为一名科学史家，我们必须注意到孕育出近代……资本主义制度、文艺复兴……的欧洲贵族军事封建制度，与中古亚洲特有的其他形式的“封建”制度（如果确实名副其实的话）之间，存在某些根本性差异。我们必须找到（它们之间）充分不同的东西，从而……解决我们的难题。
——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
很明显，李约瑟已经看出了两种“封建”制度的不同。根据他的研究，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发生，是一种被他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制度给耽误了。
亚洲型的官僚封建制度起初有利于自然科学的增长，有利于将其应用于技术并服务于大众，但是越到后来，这种制度反过来成为近代科学以及现代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阻碍。
而欧洲的情况恰好相反，起初是黑暗的中世纪抑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可到了后来，随着欧洲型封建制度自身的衰败和新的商业社会秩序的产生，反过来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发展，并催生出了资本主义。
——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
按照李约瑟的说法，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发生在中国，是被他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一种社会制度给耽误了。这种制度长期存在于秦汉以后的中国，并“逐渐取得压倒性优势”。这种制度在本质上是“官僚式”的，而不是西欧中世纪那种“封建式”的，或者“军事贵族式”的，两者存在显著差别。为了进行必要的区分，李约瑟将中国秦朝以后的“封建”专门用一个新名词概括——亚洲型的官僚封建制度。
那么这种在秦汉之后逐渐“取得压倒性优势”的社会制度，到底是“官僚式”的，还是“封建式”的呢？
其实，在李约瑟的著作里，他已经给出答案——他频繁地使用这样几个名词：“亚细亚生产方式”“亚细亚官僚制度”“中国式封建制度”“官僚封建制度”……
每一次提到此类术语，李约瑟都显得小心翼翼，一般会作出注明。尤其是针对“封建”一词，李约瑟总是给出一些特殊的定语，比如“如果确实名副其实的话”“假如那是恰当的名词的话”，或者“中古亚洲特有的封建制度”。
为何一定要在中国的“封建制度”之前加上特殊的修饰语，而不是直接使用呢？
因为在外国人看来，中国历史到了秦汉以后，并没有进入以往我们认知中的那种“封建社会”的历史阶段，而是进入一种被他称之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或“官僚制”的特殊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秦朝至清朝的两千多年）里，国家权力的行使“不是通过受采邑之封而又有等级之分的军事贵族，而是通过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官体制，即西方人所熟知的‘官吏体制’。这个体制不能享有世袭权，而是代代更新其成员”。
李约瑟经过长期研究，还发现中国不存在类似于西欧中世纪那种典型的封建制度（feudalism）。如果非要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划分出一段历史时期与之相对应不可，那么先秦时期的“三代”（也就是“夏商周”）无疑最典型。如果硬要将秦汉以后的中国也定义成“封建社会”，那么必须找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种所谓的“封建”与欧洲那个“孕育出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军事贵族封建制度”之间，到底有多少相似性。
然而，调查的结果令人非常沮丧，二者之间，相似性不大，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相似性！
这就奇怪了！
因为以往的教科书，一直将从秦至清的中国社会定义为“封建社会”，又将秦朝以前，也就是先秦时期的夏、商、周三代定义为“奴隶社会”。
而李约瑟的表述，与我们从小被灌输的历史表述，差异极大。
李约瑟尤其不同意其中的“奴隶社会”观点。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确实出现过“奴隶”，但不能因此就断定中国存在过“奴隶社会”，更不能说古代中国出现过类似于古代西欧那种非常典型的、极为发达的奴隶制度。因为即便是被“广泛认为”实行奴隶制度的商、周，中国也不曾出现过类似于地中海文明那种“以奴隶为基础”的社会形式。中国既“没有类似游弋于地中海的满载奴隶的大帆船的东西，也没有类似遍布意大利各地的大庄园的东西”。
也就是说，不管是在“质”上，还是在“量”上，中国的奴隶制度远远没有发展到与地中海文明相似的程度，甚至可以说相距甚远。关于这一点，李约瑟曾毫不隐晦地表示：“我要极其抱歉地说，关于这一点（中国是否存在过奴隶社会），我与中国当代的研究者们存在严重分歧。”
其实，李约瑟一直在寻找中国与欧洲“充分不同”的东西，而这个“不同”恰好是导致古代中国光辉灿烂、近代却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关于这一点，正如他本人所言：
亚洲的“官僚封建制度”起初有利于自然知识的增长，有利于将其应用于技术，从而为人类谋利，但在后来抑制了资本主义及现代科学的兴起；相反，欧洲型的封建制度，随着自身的衰败和新的商业社会秩序的产生，促进了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的发展。
——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
这段话暗含的意思意在说明，在排除了那些所谓的“地理”“文化”“思维”“科举”等方面的原因之后，只剩下一个原因——“双方所处的科研环境和科学土壤不同”，而这种环境或土壤的不同，往最根源上说，是社会制度的不同。
因此，在破解李约瑟难题之前，我们有必要搞清楚——什么才是“封建”？“封建”一词为何会被系统性地滥用？
笔者一向认为，人类的各种社会行为，在其背后一定隐藏着某种制度层面的逻辑，而逻辑的起点便是暴力。但暴力的乱用，无法保证每个人都能获得最基本的生存权，所以，人们不得不制定各种规则，建立组织，形成团体，然后联合在一起，抱团取暖。有了组织以后，制定恰当的规则就变成重中之重。这些规则往小了说，是家庭伦理、血缘亲情；往大了说，是契约规范、法律道德；如果上升到国家层面，则是社会制度。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就会出现什么样的治理模式；有什么样的治理模式，便会塑造什么样的民族性格。那么，我是否可以断言——社会制度导致了民族性格的形成？
笔者之所以对“封建”一词如此较真，实在是因为它的内涵太重要了。它就像自然科学里的“度量衡”，社会科学里的“考注疏”，是历史学界至关重要的术语之一。正因为它的概念长期含混不定、标准模糊不清，才导致后人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总是遇到各种各样难以名状的困难，使得我们总是抓不住历史的脉搏，总是找不到问题的突破口。
因此，在下一章里，我将着重阐述“封建”一词的前世今生，重新厘定“封建”一词的原始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