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大约十万年前,我们现代人的祖先——智人,曾经试图走出非洲(人类起源存在“非洲起源说”和“多地起源说”两种说法,本书采用前者)。当他们到达非洲的东北角(西奈半岛)准备进入亚洲时,突然遭到另一个人种——尼安德特人的迎头痛击。可能是因为水土不服,也可能是因为敌人的实力过于强大,我们的祖先被暴打了一顿之后,灰头土脸地回了非洲。
但是,不要紧,中国不是有一句古话吗,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既然十年都不算晚,那么多等三万年又如何?我们的祖先在非洲蛰伏了三万年之后,在距今大约七万年前,再一次走出非洲。这一次,尼安德特人惊讶地发现,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阻挡智人扩散的脚步了,也不可能挽回自己这个种族被灭绝的命运(关于尼安德特人消失的原因,“被智人灭绝”是目前最主流的看法)。
一直以来,我们都想搞清楚一件事情,就是智人为什么能够击败进化史上最为强大的对手——尼安德特人。要知道,尼安德特人比我们的祖先身材更高、力气更大、肌肉更发达,也更能适应寒冷的气候。“他们学会了使用工具,会用火,打猎技巧高明,而且还有铁证证明他们会照顾病人和弱者。许多漫画都把尼安德特人描绘成蠢笨又粗鲁的穴居人形象,但近来的证据表明并非如此。”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直到今天仍然无法给出完美的解答。但是,近些年的研究成果倒是催生出许多基于进化论的猜想。比如,在2014年爆火的《人类简史》一书,其作者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就认为,智人之所以能够打败尼安德特人,是因为智人具有两种其他人种所不具备的特殊技能:一个是“八卦”的能力,一个是“抽象”的能力。
所谓“八卦”,顾名思义,就是在别人背后嚼舌根,打探别人的隐私,然后广而告之。这样的特点如果表现在今天的普通人身上,就是喜欢传播谣言、搬弄是非;如果表现在科学家身上,则是对未知领域的疑惑和好奇心,以及不查出个究竟誓不罢休的劲头。然而,这种好奇心或者说劲头,还不足以保证智人能够最终打败尼安德特人,因为智人的个体能力实在是太差了,智人要想真正崛起,还必须进化出一套更独特的能力来武装自己。这种独特的能力,便是“抽象”的能力。
智人可以将不同事物的共同特征提取出来,然后对其进行加工整理,使这些原本彼此孤立、互不联系的事物具有相同的属性,并最终归结为指代某一类事物或者现象的共同规律。比如,果实是怎么结的、动物是怎么跑的、衣服是怎么缝的、弓箭是怎么制作的……
当一些智人把这些特征提取出来,加工整理,提炼总结,形成抽象的“知识”以后,再讲给其他智人听。其他智人即便是没有听过、见过、接触过这类事物,也能够猜出个八九不离十,等真正遇到该问题时,便能快速而准确地从自己的记忆当中搜索出该事物的具体特征,并且作出相应的反应。
赫拉利认为,智人正是因为具有这两种技能,才最终打败了其他的物种,并最终站在了食物链的顶端。至于之前的尼安德特人,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根据目前的考古研究,尼安德特人应该没有智人这种程度的理解能力和认知能力,他们没有办法将各类事物的内在特征和属性提取出来,形成抽象的“知识”,对于未知领域也不太好奇。
虽然单个尼安德特人可以轻松地将单个智人打得满地找牙,但是,当成群结队的尼安德特人遭遇成群结队的智人时,尼安德特人几乎毫无胜算。
然而,仅凭“八卦”和“抽象”这两种能力,似乎还不足以保证智人一定能够统治世界。因为单个智人的力量实在是太微弱了,他们必须依靠集体才行。但集体的规模也有一定的限制,不可能无限地扩张。例如,英国的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就曾深入地研究过,智人在建立社交关系时,所能建立的比较稳定的人际关系有一个上限,这个上限是148人,四舍五入,也就是150人。一旦超过这个数字,人类的记忆系统就会出现模糊的现象,即便是数量上去了,质量也会降低。
我想大家对这一点肯定深有感触:从前没有过多接触、且多年不来往的老同学,大概率今后也不会再有来往;仅有一面之缘的陌生人,基本上不会留下太深的印象;不太熟识的人劈头盖脸地问一句“你还记得我吗”,这样的情景常常令你的尴尬无处安放。
这个神奇的数字,时至今日仍然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在一个人数少于150人的团体里,不论是家庭、家族、村落,还是公司、学校、集体,只要成员之间彼此熟悉且互相认识,基本上可以保证该团体的正常运转,而不需要制定特殊的规章制度和行为准则。对于一个军事组织,不管是30人的一个排,还是100人的一个连,依靠人际关系就能够正常运行,而不必制定成文的军规守则。因此,在一些小团体里,“老家伙”的地位很可能比主管还要高;在一些家族企业里,即便没有明确任命董事长或总经理,只需各部门协调合作,公司的经营活动照样可以搞得有声有色。
但是,团体的规模一旦扩大,突破了150人的限制,事情就会变得异常复杂。比如,一个师的军队,士兵人数过万,就不能再依靠“人际”来维系和指挥;许多成功的家族企业,在经营规模扩大以后,不得不雇佣没有血缘关系的员工,依靠他们进行经营和管理。现如今的人类社会,超过150人限制的团体比比皆是,上至国家,下至企业,成百上千人,成千上万的人,乃至上亿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又该如何维系呢?
按照赫拉利的观点,这其中的奥秘很可能来源于“虚构的故事”,也就是“大批互相不相识的人,只需要相信同一个故事,就能够共同协作”。
比如,一位八路军战士,即使他不认识村子里的父老乡亲,也会为了保护他们而不怕牺牲、奋勇杀敌,原因就在于相信一个民族的存在;再如,一名律师,与一位需要法律援助的人从未有过利益瓜葛,却可以无偿提供法律援助而不求回报,只因为他们相信法律、公平、正义的存在。
然而,宗教、国家、民族、法律、公平、正义,这些东西真的存在吗?
实际上,这些东西并没有真正的实体,所有这些概念都是人类动用“抽象”的技能,主观编造出来的“故事”而已。换句话说,这个世界本没有神,没有国家,没有金钱,没有法律,也没有人权,甚至没有公平和正义。所有这一切,都是人类在脑海当中编织出来的概念而已,它们只存在于人类的想象之中,一旦离开人类世界,便会立即消亡。
那么,这些纷繁复杂的“故事”又该如何称呼呢?
很简单,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称呼——制度!
或者称社会制度!
人类正因为有了制度才能团结协作,正因为有了组织,才会彼此认同,并联合起来,通过严密的组织战胜自然,从而一步步走向生态链的顶峰。
从基因上讲,黑猩猩与人类最接近。但如果将几千只黑猩猩扔进运动场、股票交易所,或者联合国总部,那么场面将会极其混乱。而人类即便是成千上万人进行集会,也能够处之泰然,井然有序。所谓“制度”,它就像胶水一样,将一个个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个体有机地粘合起来,使之成为一个整体,最终引导人类建立光辉的文明。
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建立起人类第一个高级组织,并由此拉开了人类文明的序幕,这就意味着我们人类基本结束了“自然进化”的历史阶段,从此迈入“社会进化”的历史阶段。从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严肃申辩,到大汉朝堂上的山呼万岁,从攻陷巴士底狱的高声呐喊,到涅瓦河上的隆隆炮声,人类发明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制度。它们孰优孰劣、孰轻孰重、孰是孰非,一直以来都莫衷一是。本书抛却冠冕堂皇的正统观点,以及道貌岸然的道德说教,从人类最现实的“利益关系”出发,重新审视“从商周至明清”这数千年来的历史运行,希望由此阐述各个时代社会制度的变迁,并最终揭示隐藏在这些事件背后的、不为世人关注的、基于“最现实利害算计”的底层逻辑。
纵观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特别是从秦至清的郡县制度史,历史的脉络与规律就会跃然纸上。在中国两千多年的郡县制度史中,一直存在着诸多循环,比如王朝的更迭、人口的增减、治乱的兴替。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家马克·吐温曾经说过:“历史不会重演,但总是惊人地相似。”中国历史中的每一个循环,似乎也太相似了。
其实,相似的并非历史本身,而是重复历史的人,以及构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制度。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就会有相应的利益分配格局。而人是社会中的人,会不可避免地被社会制度所左右。因此,只要制度不变,人心就不会变,人类的绝大部分社会行为就会持续不断地重复下去。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