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深圳特区促进深港经济发展基金会”的建立和发展

政协成立之后的两年时间，从1991年1月到1993年1月，从文伙泰先生设想的提出到三个报告的论证，专家们的把舵让河套地区开发的启航有了非常明确的方向。又是一年春茗时节，文伙泰先生又提出了新的目标。他希望在专家研究和论证的基础上，组建一个专门的机构在香港回归前做好布局和深度研究，回归前后可以纳入两地互动的合作发展范畴，回归后就可以按部就班地进行推进。我们将文伙泰先生的想法、思考，结合专家的建议，以及需要北京关注等方方面面的事项，进行了梳理，并向深圳市政协会议做了专题汇报。经过几次磨合，通过在实际汇报交流过程中的互动，《文伙泰先生汇报要点》于1993年6月也整理了出来。市领导亲自率队去北京向各方汇报，在后来多次的高层交流汇报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此过程中，大家达成共识，开始组建深圳特区促进深港经济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通过基金会专门研究和推动深圳河深港融合发展事项。它的成立是河套地区开发由战略设想变成具体实践的里程碑事件。

1.基金会成立和研究历程

（1）酝酿成立基金会，一路开绿灯

文伙泰先生向深圳市主要领导和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汇报深港合作的设想和研究进展以来，一直希望能够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汇集各方面的力量来承担研究工作、推动河套地区建设发展的研究。1993年1月，文伙泰先生提出由他出资1000万港元筹组基金会，意在逐步推进两地的配合发展，为一河两岸的发展做好规划、设计和综合开发利用的准备，创造条件、争取时间、稳定人心、吸引资金，为“九七”以后的更大发展打下基础。

筹备期间，文伙泰先生多次向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厉有为、常务副市长王众孚、政协主席周溪舞汇报。1993年6月后，市政协领导陪同文先生多次去北京，分别向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王兆国、万绍芬、刘延东，国务院副秘书长何椿霖、徐志清，国务院发展中心名誉主任马洪以及国家科委、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特区办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等领导和部门做了深圳河一河两岸研究进展和关于基金会筹备的汇报（图2—1）。文伙泰先生亲自给中央领导汇报，每一个要点用粤语说个开头，我们就用准备好的汇报大纲以普通话进行说明（图2—2）。各位领导对各个背景都问得非常仔细，几个回合把事情讲清楚了。大家通过深度沟通达成了共识，认为这是一件对香港回归、对新界发展、对深圳开放、对国家统一大局都非常有意义的事。马洪等同志还专门向国务院有关领导做了汇报，报送了有关文字材料。

文先生在汇报中特别表达了根在香港新界的50多万海外华侨的心愿。他们一直关注着香港新界的发展，一河之隔的深圳的建设成就与改革开放，为香港新界西北区的发展带来的机遇。文先生从自己参与社会活动的实践中体会到，在经历1977—1984年、1984—1989年和1989年以后的三个阶段，港英当局对发展新界西北区是缺乏诚意的，对深港两地接壤地区相互影响、相互带动的发展趋势是不予正视的，采取的完全是英国的殖民地政策。因此，只有通过民间的推动，才能把家乡建设得更好，才能为香港回归祖国及平稳过渡创造良好的条件。20世纪80年代后，在新界成长的年轻人，因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多留在本地发展。不论是旅居国外的华侨，还是香港同胞中的原居民，他们与其他华侨和香港同胞比较，后者在大陆其他省份还有一个家乡，而对新界的这些居民来说，香港就是他们的根。为了得到元朗各界的共识，通过民间推动发展，我们牵头组织了三次元朗区议会议员深圳参观团，对深圳机场、皇岗口岸、福田保税区、沙头角中英街管理、福田新市区规划、城市交通网规划等多个项目进行了考察，研究在香港新田和深圳福田之间进行合作开发的可能性、可行性及相互配合的必要性。

文先生特别强调：新界西北区的繁荣与发展，对稳定香港、增强港人的信心、保持1997年平稳过渡以及促进与大陆经济的共同发展，都具有特别的意义。他提议有些项目可以通过民间和市场的方式来搞，他自己也开始联络邓家发 先生，做了不同模式的各种规划，在多个场合根据需求提出合作的机会。如两个相邻地区的城市发展规划，就可以成立一个咨询顾问公司来做，通过民间方式提出建议；如两地在共管区域、土地规划方面，香港新田乡文氏家族有土地，其中相邻地带可划出2平方公里来搞项目，规划好后，可以向香港政府申请使用。深圳方面有一块0.8平方公里的土地可以配合，共管区在2平方公里之内，也希望深圳方能给予支持，如成立一家合资公司一起干。还有口岸交通问题，为缓解罗湖口岸的客流压力，在落马洲—皇岗口岸开展穿梭巴士营运是能够很快办得到且见成效的事情。再有，对深圳河的改造等，也可以出资、出力。

文先生还向有关方面报告了自己的推进思路。他认为，推动这项工作有三个要点：一是要取得认同，也就是希望国务院领导和国家主管部门以及广东省、深圳市能够理解和支持这项工作，明确指导思想，下边才好运作。至于香港方面的民间推动，他可以通过不同渠道进行推广，希望新华社香港分社也能够了解和理解这项工作；二是要有渠道形成北京—深圳—香港的上下沟通、联络，协调推动这项工作，希望能组织一个工作小组抓落实；三是要有两“才/财”，即“人才”和“钱财”。钱财方面，可以组织一个基金会，负责统筹、安排项目研究与推动，组织人力协调各方，具体项目可由项目责任人或公司自筹资金；人才方面，香港和内地都要有，要配合起来做。总之，希望能得到国内从中央到地方各有关部门的理解、认同和支持，促成这项事业，共创一个繁荣、稳定的双边合作区域（图2—3）。

1994年6月，在中央和省市领导的支持下，经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批准，深圳市民政局登记，深圳特区促进深港经济发展基金会获得社团法人登记证。经协商，时任深圳市常务副市长王众孚出任基金会会长。10月7日，深圳特区促进深港经济发展基金会正式成立。市政协副主席李定主持大会，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方苞、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祁峰以及香港的知名人士代表，如黄保欣、简福贻等都参与了会议，文伙泰先生的1000万捐款作为基金会的启动资金和研究经费。非常不巧，此后王众孚同志的工作有调整，将去北京出任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得知这个消息后，李定副主席和我一起去向王众孚同志汇报。还没有开口，王众孚同志就笑着对我们说，“我知道你们是为基金会的事来的吧，文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香港新界的发展不单单是深圳的事，你们也多次去北京汇报，我和李子彬市长交接工作的时候也提出来了，我会继续支持你们，做你们的联络员。具体工作已经和接任的常务副市长李德成同志对接了”。后来，王众孚同志成了深圳和北京两地领导沟通的桥梁。

（2）部署重大课题研究，为“九七回归”后的推进打下基础

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上提出了十个重点推进的项目，具体如下：

一、做好深圳河两岸地区综合发展规划研究。

二、统筹规划红树林保护区与米埔稚鸟保护区，主动调整和处理好环境保护与建设发展的关系。

三、慎重选择深港西部通道接驳点与走向，注意两地未来发展的衔接。

四、促进深圳国际机场的建设，做好两地空港互补衔接。

五、充分发挥深圳福田保税区的作用，为配合一河两岸经济和科技发展提供试验基地。

六、治理深圳河应充分考虑带动两岸的社会经济发展。深圳河一期工程裁弯取直后，1平方公里南移土地的开发规划，深圳河开发利用的最终目标的选择。深圳河治理之后，两地管理模式及政策研究。

七、开通落马洲—皇岗穿梭巴士。

八、规划建设两地集装货柜转运场及接驳运输系统。

九、为适应“九七”发展，规划好口岸设施与管理，其目标是口岸对接。

十、开辟融资渠道，建议设立共同基金，华侨融资债券等，为一河两岸开发提供资金支持。

这十个项目是完整的一揽子布局，是1992—1993年委托的三个课题研究和论证过程中集思广益的成果，也是当时深圳面对香港回归布局重大跨境基础设施的需要，更是发挥深圳在改革开放中的窗口价值的选择。

根据课题涉及的领域，基金会确定了哪些要在北京各部委寻求支持，哪些要在香港社会获得共识，哪些要深圳发挥基础作为，哪些要专业机构参与发力。特别是最重要的深圳河两岸综合发展规划，由于涉及跨境科技园的规划，更是希望得到国家科技部门的指导和支持。我向在北京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科委”）工作的武大校友做了咨询，通过牵线搭桥，当面向国家科委谢绍明顾问做了专题汇报。谢顾问对此非常支持，当即约请了国家科委在京的惠永正、韩德乾副主任和社会发展司的甘司俊司长等一起听取文伙泰先生的汇报。甘司长特别介绍了联合国21世纪议程（图2—4）。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李鹏总理代表中国签署参与了这个世界范围内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计划。大家达成共识，研究深圳河两岸综合发展规划不是简单的地块规划，也不是简单的两个城市之间的合作规划，更多的是一个面向未来、受到国际关注的一个可持续发展规划。要用国际语境讲述深港双城的故事，达成新的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共识。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个定位是非常准确的。

国家科委邀请了中国社会发展科学研究会、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以及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这三个平台组成课题组进行《深圳河经济合作区规划设想》课题研究，还邀请了国家科委社会发展司、国家发改委地方司和国务院港澳办参与。

当时，该规划涉及的深港边境跨境大范围内还有两个重大项目要兼顾考虑，这两个项目直接影响着河套地区该怎么做。一个是位于深圳河西南面的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图2—5）。港英当局申请其纳入国际主张湿地保护的《拉姆萨尔公约》，在米埔边境周围设置了大片不许开发的湿地。中国也是《拉姆萨尔公约》签约方，必须从遵守国际公约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去考虑这个区域的规划建设。深圳河治理后的南移土地虽然不在保护区内，但与其配合的深圳福田保税区就在米浦自然保护区的对岸，所以在深圳河两岸的综合发展规划研究中，统筹红树林保护区与米埔自然保护区的规划，需要主动调整和处理好环境保护与建设发展的关系；另一个重大项目是慎重选择深港西部通道的接驳点与走向，注意两地未来发展的衔接，带动深圳福田区和香港新界西北区的发展。关于深圳西部公路通道，之前各方面已提出了多个规划方案，其中一种建议方案是：北端自深圳黄田机场起，沿西部海滩采取全封闭高架桥方式，在前海湾发展区内折向东，沿深圳湾发展区北侧前行，至红树林保护区北沿与广深高速公路并行，在福田保税区西北角处折向南，紧依保税区西侧跨过深圳河口，沿米埔自然保护区东侧与新界环回公路接口，全长30公里左右（图2—6）。课题组一致认为该方案合理可行，建议采纳。后来深圳湾跨海大桥选择了单一的公路桥在深圳湾填海区和香港元朗鳌勘石落地。

《深圳河经济合作区规划设想》对深圳河两岸的未来发展做了一个具有全局性、前瞻性的规划。报告计划在大鹏湾到后海湾之间的深圳河两岸狭长跨境地带实施以深港合作为依托、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有序推进融合计划；构建以国际化、信息化和技术先进的现代产业群为主体，具有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等特征的经济体系，使深圳河地区成为深港区域的新型增长带。规划对其产业结构、功能分区、交通运输网络、市政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做了设想。其中，将深圳河裁弯取直后的地块及其附近的福田保税区、渔民村和皇岗—落马洲口岸，作为第一阶段的规划区域。

在做深圳河两岸综合发展规划的同时，还立项了《深圳河福田—落马洲河套区开发研究报告》《深港投资基金研究》两个重要的研究报告（图2—7）。前者关于深圳河河套地区的发展，属于地方规划，要解决深圳河两岸开发设想落地实施的问题，委托了深圳市政研室的刘文韶主任和综开院的谭刚牵头来做。后者则是一个非常超前的报告，当时整个国家还没有开展基金方面的工作，也没有开展这样一个市场的建设。深港投资基金研究团队的负责人是吴明瑜教授，他是中国亚太经济技术研究院的首席专家，也是当时国务院领导的智囊，他把国家金融要做的投资基金模块放到深港方面，进行了完整的设计。这是在国家开放金融市场之前所做的一种具有前瞻性的理论研究。

那时，我们对该地块的名称使用，只是以“深圳河一期工程改造后南移的1平方公里土地”做客观的描述。随着在不同场合使用的频率多了，不熟悉的人使用这种说法觉得很拗口。正是在这个时候，为了课题立项的规范化，第一次使用“河套”来界定以前表述的“深圳河裁弯取直后南移到香港境内的1平方公里土地”。我当时看着这超长的定义和深圳河治理规划图百般纠结，感觉这块地非常像我们小学地理课上就知晓的黄河河套平原。心想，“河套”是特定的专有名称，还是一种表述地理现象的学术名词？经查字典显示，“河套地区，是指河流弯曲成大半个圏的河道。亦指这样的河道围着的地方”。河套是一个通用的地理名称，只需在前面冠以特定区域名称就可以使用了。我就此豁然开朗，后来就尝试在文件、文章交流中使用“福田—落马洲河套”作为这一区域的简称。

以上三个报告完成之后，我发现还有一些相关的问题需要协商，于是又委托进行《关于设立深港双边合作保税区的研究报告》《深港口岸协同运作研究报告》《深圳—香港过境旅客交通调查分析报告》等课题的研究。与此同时，分批陆续开展打通梧桐山贯通深圳湾大鹏湾、建立深圳河旅游观光带等计划，一地两检、发放深港跨境工作签证以及开通跨境穿梭巴士等研究，以研究成果推进基金会第一次理事会推出的十个项目的可行性论证并对时间表做了安排。这些报告在1996年香港回归前全部如期完成。

（3）确定四位一体的推进策略，讲好深圳河两岸的故事

当时，大众对香港、新界，对深港接壤的边境/两地合作的前景和路径，并不太知晓。我要不是参与政协的工作，也不会这么深入地去了解河套，更不会理解文伙泰先生对新界发展的一片苦心。因此，基金会后续的工作就是怎么样将基金会研究的成果通过不同的渠道、平台、活动、人群推荐出去，达到社会各层面的共识。总结多年来的历程，我认为达成共识，讲深圳、香港新界的发展，讲河套的未来，是一个持久的过程。通过民间推动、专家研究、媒体关注和政府参与等四个方面齐头并进，是下一步推进的策略和工作方法。

我们几次上北京汇报，发现高层和各方面对深港河套尚未形成概念，于是决定将基金会的宗旨背景和深港边境实况及十个研究项目的成果拍成视频汇报，争取图文影像并茂，讲好深圳河沿河经济带的故事。为了保证拍摄的保密性，我们委托了深圳市公安局的影视制作中心进行制作，他们有一些特殊的便利条件。

当时我们想，要俯瞰到深港边界深圳河全流域，必须安排一次航拍，这样才能完全俯瞰到深港边界深圳河的全流域。市领导推荐我们找到了中国海洋直升机专业公司，他们有直升机能够做航拍，当时半小时费用大概是6万人民币。基金会做了预算立项，递交了报告。中海直拟定了航拍航线计划，带我们一起去广州航管主管审核；到了广州后，又告诉我们还需要去军方协调。我们运气非常好，当天就约好去广州空军司令部，各方面都大开绿灯。回来后，我们把资金、申报手续都准备好，随飞机航拍的四位人员也选定了：公安局媒体中心两位、我以及文伙泰先生。这时，军方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的航拍如果靠近深港边界，要沿深圳河飞行，必须要预先通知香港方面。香港当时归港英当局管辖，涉及空域的问题怕引起各种猜测。在征求文先生意见后，决定放弃航拍，采取在深圳河河道上驾船拍摄的方式，因为深圳河的治理委托给了深圳方，治河办还有一艘用于巡逻的快艇，可以乘船进行拍摄。我和摄影师在快艇上沿深圳河、登上堆满泥土的工地、绕河套的老河道拍摄了一圈，直接在船上可以看到深圳河两岸，留下了宝贵的资料。最后，摄影师说要有一个特别的镜头，让快艇在深圳河中间快速飞驰，我赶紧说要靠深圳方这边一点，不要过中央线。这时拍下了溅起的白花花的浪涛，效果非常好（图2—8）。第一集电视纪录片就这样制作出来了。纪录片呈送北京之后，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这边的情况、诉求、方向、目标。深港两岸的强烈对比，也给北京和香港带来很大的震撼。

1996年1月15日，电视纪录片在基金会第二次理事会上做了播放，获得广泛好评。结合第二次理事会上达成的广泛共识，我们决定再做一集，把各部委的观点、专家的意见放在一起。至此，理事会所做的一河两岸规划设想有了一个完整的影像记录。

（4）赴京召开深港经济衔接高层研讨会，获高度共识

基金会的几个研究报告完成以后，我们也去了几次北京，希望能够在高层领导中做一个推广。1996年11月，基金会和综开院协同新华社、《经济参考报》一起，在北京举办了一个深港经济衔接高层研讨会，这也是我们在香港回归之前的一次重大活动（图2—9）。在高层研讨会上，政协副主席李定做了《深圳河两岸地区衔接研究工作简介》的报告，介绍了之所以要着重研究深圳河两岸地区配合发展问题，是因为该地是深港经济新的增长点，也是“一国两制”中的“两制”最接近的地方。由于制度的差异和优势互补的特点，靠单方面的力量都实现不了发展，所以两边的配合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王光英、程思远、马洪以及董辅礽、林凌等在北京的专家和20多位顾问如数出席。厉有为书记此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处于舆论的漩涡中，他专门请假出席，并对这个项目的背景和自己的思考做了深入和全面的阐述。有为书记再一次强调了深圳河沿河经济带的战略意义，答应回深圳后要进一步谋划、推进这个项目。事后表明，有为书记对深圳、香港交接地区的发展是用心用力的。回到深圳后，他就安排了市委政策研究室在香港回归前的专题课题，之后以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的名义牵头组织全国政协委员视察，并在2006年全国政协会议上和吴家玮、李德成委员一起联名提交推进深港创新圈合作的提案，特别提笔增加了对河套片区发展的战略定位和意义的阐述。

在深港经济衔接高层研讨会上，北京专家第一次观看了《为了深圳河两岸的共同繁荣》上下两集电视片。深圳的发展和新界的落差，香港回归的契机和深圳改革开放前沿的担当，成为大家的共识。会上全面介绍了基金会成立的动因，并由课题组代表分别介绍了七个研究课题。顾问们深入分析和探讨了成果推进及后续的工作重点和难点，提出多方资源的导入和指导意见。这个报告和电视片的解说词也被完整地收录到后来出版的专辑中。

2.积极推进研究项目落地

有了基金会专门的班底和经费，以及中央和深圳政府的支持，前一阶段研究论证的项目终于开始启动了。1997年3月20日，首个标志性项目——深圳皇岗—香港落马洲跨境穿梭巴士正式开通。

（1）跨境里程碑项目：皇岗—落马洲跨境穿梭巴士正式开通

开通的前一天上午11时，在深圳皇岗口岸的蒙蒙细雨中，10辆黄色大巴满载深港两地有关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新闻记者，缓缓穿过皇岗大桥、香港落马洲管制站，驶向落马洲公共交通运转车站。穿梭巴士的正式开通标志着基金会推进项目的落地，其推动的深圳河地区深港紧密合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从深圳皇岗口岸至香港落马洲运转车站，不过2.5公里的行程，但就是这短短的2.5公里，让人们“走”了整整5年（图2—10、图2—11）。

穿梭巴士的提议来自1992年文伙泰先生第一批委托综开院做的《皇岗—落马洲口岸穿梭巴士运营的研究报告》。

多年以来，罗湖口岸一直是深港两地人员的主要过境通道，承担着80%以上的过境流量，并形成以罗湖口岸为中心的口岸通行格局。随着深港经济合作和社会联系日益紧密，过境人数逐年大幅度递增。由此导致该口岸的通关能力几近饱和。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的罗湖口岸的平均过境人数在10万人/日左右，高峰时接近20万人/日，过境等待时间不断延长，尽管采取了加设通道、延长开关时间等措施，均为治标之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口岸通过能力饱和的问题。因此，改革现行口岸通关格局已经迫在眉睫。同时，伴随亚洲最大之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的建成与开通，并配合20世纪90年代深圳市中心区西移（即福田新市区建设），从中部打通过境通道，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必要选择。

皇岗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为车辆5万辆次、人员5万人次。实际开通后，远未达到通关能力。皇岗口岸毗邻的深圳福田新区和香港的元朗区是两地新兴开发区域，在此打通过境人流可以解决双方人员就近过境需要，发挥皇岗口岸的巨大潜力，配合两地经济发展。打通皇岗—落马洲口岸过境人流既然意义十分重大，且设计通关能力也很巨大，为什么经此口岸的过境人数却很少呢？原因在于皇岗口岸与落马洲口岸之间的检查站隔桥相距1千米，人员不能步行通过，且无交通工具接驳，口岸之间只有乘坐直通旅游巴士的人员方可过境，其余人员均被拒之关外，从而造成口岸闲置。为尽快实现这一设想，《皇岗—落马洲口岸穿梭巴士运营的研究报告》提出以穿梭巴士营运的方式解决开通该口岸时可能遇到的问题，并详细探讨了穿梭巴士的营运方案。报告指出，借鉴机场大巴迎送到离港旅客的做法，采取口岸内穿梭巴士方式，可以解决皇岗—落马洲口岸存在的过境难点。

报告一经提出，得到了深圳市政府及社会各界的重视。

1993年7月7日上午，受市委主要领导的委托，王众孚常务副市长、张鸿义副市长一起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政协常委文伙泰先生的提案及研究进展的汇报。李定副主席特别介绍了推动深圳福田与香港新界西北区接壤地区的经济发展、城市规划、交通衔接、社会配合发展以及深圳河治理等方面的情况，并报告了筹备在皇岗口岸与落马洲管理站之间开通穿梭巴士的工作进展。王众孚常务副市长说，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积极推动深圳与香港的衔接，促进两地接壤地区的发展，建设新的深港城区，很有意义。文先生的这些动议很有远见，我很赞赏。对于通过成立基金会来推动，也很赞成。鉴于当时的情况，市领导建议，题目可以小一点，事可以做得大一点，深入浅出，从一点突破，逐项展开，从点到面。提供民间专业的研究，共享成果，规划是统一的、衔接的，项目可以分别在深圳和香港申请，积累一些经验。当时，张鸿义副市长除了专注金融外，还分管深圳河治理和口岸，他非常专业地提出建议，要求做出客流预测，积极做好准备，改善口岸交通环境和候车条件。会议还同意成立基金会，承担组织运作工作，并委托时任深圳市政协副主席的李定牵头，组织深圳市运输局、口岸办、外事办和国企公交集团等有关单位参与，成立皇岗口岸与落马洲管制站接驳交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根据深港两地交通及口岸的协商机制，有紧急事件时，深港双方通过此工作联络小组进行交涉和布局，而后再向广东省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

1994年基金会成立后，将皇岗—落马洲穿梭巴士项目作为重点推进项目，积极向中央、省、市有关方面反映，推动落实。

为了给皇岗—落马洲穿梭巴士的开通及口岸外集散巴士线路的布设提供依据，同时也为政府部门管理过境旅客交通提供参考，1995年基金会联合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交通规划室进行了深圳—香港过境旅客交通调查。了解深港过境旅客出行起讫点、出行目的地以及在深圳使用的交通接驳工具。为了让数据具有代表性，调查的抽样采取了“7＋1”的模式〔在一周内每天上下午两个时段、其中某一天（星期四）全天，再加一个公众节假日〕以翔实的数据论证项目的可行性、必要性。后来在2005年，我们在论证西部通道开通后对南山客流的影响时，也比照了这个方法设计。深圳市指定市公交集团作为深圳方的合作者参与项目。文伙泰先生是香港元朗地区交通委员会主席，依托其掌握的资源积极参与项目建设，与深圳市公交集团共同成立合资公司。筹备小组商议确定公司取“福田”“香港”各一个字，以“福港”为商号，结果到工商登记的时候发现，“福港”已经被注册了。经办人从现场打来电话，问我怎么办。我说：“那就加一个‘新’字，叫‘新福港’。”

新福港公司成立以后，跟香港方谈合作开通穿梭巴士，香港方面也非常支持这个项目，确定香港九龙巴士作为合作方。但由于香港新界落马洲口岸周边还是禁区，原本在皇岗—落马洲口岸区内对接的巴士，香港旅客不能自由进入，所以规划在新田乡建立接驳转运公交站。那一块土地属于文氏家族，文先生很快就配合政府协调好了建设地块。但皇岗口岸当时设计每天有5万货流、1万客流，货流已是饱和状态，现有的条件无法承载穿梭巴士开通后新增的客、货流量，香港方面对口岸交通要做客货分流的组织。香港这边比较配合。增加投资，启动落马洲口岸的配套基建，在落马洲口岸的两边扩建了四个通道，力争扩大以后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通车。最终，皇岗—落马洲跨境穿梭巴士于1997年3月20日正式对外营运，由香港九龙巴士有限公司与中方的深圳新福港有限公司合营，往来于深圳市福田区皇岗口岸与香港新界落马洲管制站及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之间，车程约需15分钟（图2—12，红蓝线分别代表深圳—香港，香港—深圳的线路。虚线部分是直接通往福田保税区的一号通道）。

香港回归之前，在各方面的关系都非常微妙的情况之下，香港政府能够在和深圳接壤的地区开通新的线路，这是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情。时任深圳市政协副主席的李定，是皇岗口岸与落马洲管制站接驳交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的牵头人，回顾这个耗费5年心血才得以开通的穿梭巴士，他感慨地说，是文伙泰先生的大胆设想、综合开发研究院的缜密论证、促进深港经济发展基金会的积极推动、当地民众的呼吁支持、两地政府的密切合作，共同促成了穿梭巴士的运行。

香港回归在即，皇岗—落马洲穿梭巴士以国际通行的机场穿梭巴士的模式，选用便于旅客行李上下的低台阶大平台车型，别具一格，深受欢迎。由于车身用了辨识度很高的、醒目的黄色，大家都异口同声将“皇”“黄”合一，亲切地将之称呼为“黄巴”（图2—13），文先生“香港巴士大王”的称谓也不胫而走。

为了让元朗的乡亲们尽知“黄巴”的服务，文伙泰先生决定以“黄巴”的品牌宣传资助元朗区于香港回归前的最后一周（1997年6月20日至24日）内举行大型迎回归活动。这是基金会配合组织的一次迄今最盛大的民间活动——深圳各界友好代表团去香港元朗参加穿梭巴士迎归的活动（图2—14、图2—15）。

香港回归前对赴港人员的管理非常严格，尽管我们都有赴港的签注，但回归前一个月已经通知不许使用。通过请示，上面同意我们通过承包旅行团的方式赴港参加活动。当时，深圳每天只有四个团的指标，深圳国旅董事长也是市政协委员，特意争取到我们团队40个赴港指标，市政协、市委统战部领导亲自带队，邀请交通、口岸、外事和沿河各区的统战部及股份公司代表参加。基金会会长李定、政协副主席兼统战部部长廖军文、政协秘书长戴北方以及交通运输局黄敏等，都参加了这次活动。元朗区迎回归活动除了在元朗大街巡游以外，还举办一个欢庆晚会。深圳市文化局对此很是支持，专门在歌舞厅中心组织了一个小分队排练了节目让我们带过去，包括表演魔术和杂技的人员、舞蹈队队员，还有深圳市一些能唱粤语的歌手。杂技车技的巡街、歌唱家刘小幻的演出受到热烈欢迎。我也第一次听到舞台上高唱的“五星红旗我为你歌唱”，在香港元朗的大地、天空、村庄回响。

（2）在福田保税区筹建科技服务大厦

在深圳市政协的支持下，基金会完成了《深圳河经济合作区规划设想》《深圳河福田—落马洲河套地区开发研究报告》《深港投资基金研究》三个研究报告的论证。根据与会专家的意见，将建立“深港科技园”的整体构想中的“科技服务大楼”以单项推进，争取在深圳刚刚启动的福田保税区内落地。这个推动虽然因种种原因没有成功，但由此改变了福田保税区的定位，留出了发展科技的空间，如今，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和香港的新田科技城将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开展合作。

1993年，深圳提出科教兴市、转型升级，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同年11月，国家科委谢绍明顾问率队来深圳调研。政协李定副主席在深圳接待并一起召开了几个小型座谈会，听取中小企业、民营科技企业、外商港资小企业的意见。其间，我们汇报了文伙泰先生的设想，希望在有地理位置优势和可以发挥深港两个市场特色的深圳河河套地区，建立一个专为深港两地中小企业、民科企业和科技人员服务，成为市场与成果、人才与技术、国内与海外交互的起中介桥梁作用的服务设施——科技服务大楼。谢顾问正好分管民科和技术市场，他非常敏锐地抓住这个特别的亮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我们跳出深圳地域的局限，发挥经济特区的先锋作用，利用改革开放的政策优势，结合中国内地雄厚的科技实力，把科技大楼建设成为通过国际市场拉动、内陆科技成果直接转让的前哨，成为吸引出国留学人才和海外华人英才报效祖国的阵地，成为利用国内科技力量支持香港“九七”回归后更加稳定繁荣的窗口，把握高新技术、培养人才，建立交流合作渠道的桥梁。谢顾问要我们准备一下，上北京向国家科委汇报。希望在国家科委的支持和指导下，动员国内科技力量、推荐可转化的科技成果、协调中国科技界和有关方面的合作参与。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和信息。根据市政协领导的意见，我和文伙泰先生启程去北京。谢顾问热情接待了我们，并请国家科委惠永正副主任、韩德乾副主任一起听取了汇报，还特别安排与国家科委中国技术市场管理促进中心刘东升主任及工作班子对接。我和文伙泰先生于1993年12月、1994年1月两次上北京进行了工作会晤和调研，考虑到建设周期和项目的前瞻性、示范性和紧迫性，还提出了利用现有渔村的条件，加快落地三五个科技项目运作的建议。

为了更好地促进上下联动，1994年2月2日，国家科委中国技术市场管理促进中心还专门拟文给深圳市政协并抄送深圳市政府和科技局，转达了国家科委几位主任、顾问的意见和会谈纪要的工作方案。国家科委从全局的视野和深圳改革开放的作用，从支持香港回归的平稳过渡和长远发展，对建设服务于两地的科技支撑载体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国家科委还为改革开放前沿的新试验提出了在知识产权保护、合同仲裁及相关政策性方面的措施，如设立大厦专用项目保险金，作为违约补偿措施，以增强香港中小企业合作者的信心，维护项目的信誉；中国技术市场管理促进中心可协助在大厦内组建技术合作仲裁机构，并开展即时合同认定登记工作，以保障服务对象的利益，调解合同争议；进一步根据实际需要，研究出台保护知识产权的措施和配套政策，以形成激励和保障机制。这些措施和布局现在看来都是非常可取的，是开展科技创新和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必备的基础环境和要素。

最终“科技服务大楼”这个项目因为种种原因搁浅，但这次探路的磨合也为深港后来的科技合作和创新发展提供了经验和路径选择。最难能可贵的是，国家科委多位领导和工作人员非常理解和支持深港科技合作。谢顾问一直担任基金会的高级顾问，给予高瞻远瞩的建议，科技部派往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中联办工作的几位领导不仅给予支持，也积极参与其中。 +J0NVgDNdEJmzgoW01bTQ6JgKiiI/ZYvNbEhSZP6UuLrj74way/sRsfmVqQLxt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