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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深港两地政府间如何争论河套土地的权属，两地民间以此交界区域为纽带打通跨境合作的热情还是比较饱满的，也为此区域的开发建设贡献出诸多有益的设想，推动了河套地区早期功能定位雏形的构建，文伙泰先生是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文伙泰（1937年—2014年6月19日），香港著名“皇巴士大王”，出身于香港新界“彭邓廖侯文”五大氏族之一的新田文氏家族，文天祥家族第25代传人。文伙泰先生的母亲就是深圳皇岗村人，后嫁到河对岸的新界新田乡，因此文先生对深圳皇岗这边的感情很是深厚。两地一河之隔，居民之间互相走动没有任何阻碍，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祖祖辈辈都和深圳人一起，同耕一片地，同饮一河水”。
文伙泰早年去英国留学，1977年返港从事旅游、运输、地产开发等活动，并积极参加地方社会事务。同文伙泰先生一样，根在香港新界的海外华侨有50多万人，他们一直关注着新界地区的发展。为改变家乡面貌，促进新界西北区的发展，使旅居海外的华侨心向家乡、安居乐业，1977年文伙泰先生从英国一回来，用时4年、耗资300万元港币做了一个地区发展的研究报告，并通过正式渠道提交香港政府，但因为种种原因被搁置。生于斯长于斯的文氏，对新界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面对挫折，他没有气馁，开始把目光投向祖国。
20世纪80年代，文伙泰正在参与深圳经济特区的投资建设，敏感的商业嗅觉以及对香港的了解、对家乡的关注，使他一开始就介入到了河套的开发建设构想之中。
1983年，文伙泰先生提出利用海外华侨资金参与深圳老街的改造与建设。深圳市政府同意以合作的方式跟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成立新华城有限公司，将深圳东门旧城区近20万平方米的土地拨归新华城公司，开展为期30年的旧城改建和经营。随后，新华城公司对深圳老东门地区进行改造，建设了一批以文山楼、光华楼、西华宫、宝华楼等为代表的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商业、办公建筑组群。在此当中，国内第一个开放式市场，内地第一家麦当劳也坐落于深圳老街这片街区中（图1—5），带动和促进了深圳老东门地区商业与旅游环境的改变和兴旺发展，也成就了今日深圳老东门繁荣的商业景象。
图1—5 1990年10月8日中国大陆第一家麦当劳在深圳西华宫正式开业
老街的拆迁遇到政策上的变化，市政府调整了整个片区发展的节奏。面对老街改造的协议变更，市领导非常重视维护各方投资者的权益，主动提出可以异地补偿，请文伙泰先生考虑可否参与银湖片区的开发建设。文先生说：“不要银湖，我要地不是为了做房地产，我是要建设家乡。我的家乡在深圳河对岸的新界新田乡，能不能让我参与未来深圳河治理之后那边的项目？”当时，深圳河工程还没有完全启动，李传芳副市长代表市政府和文先生沟通时，文先生表示，其他地方暂不考虑，等待皇岗片区启动并在周边配合深圳、香港两地的发展。“土地没有出来，那我们就先做规划，研究几个前期项目。”从那个时候开始，文先生酝酿了很多深港沿深圳河两岸的开发方案，也深入到当地乡绅、海外华侨之间和深圳当地做工作。
1991年初，文先生第一次和我交谈这个话题，就非常完整地将这些构思和盘托出。文先生首先想建两栋楼，皇岗口岸毗邻的渔农村和对岸的新田村各建一栋比邻的科技商务大厦，用于做跨境科技园，深港双方的工作人员可以持证从不同通道进入科技园大楼内共同工作。当时，深圳河治理尚未完工，土地也尚未平整。那么建设跨境科技园的土地从哪来呢？文先生计划从新田乡的海外华侨手中以委托的方式获得统筹开发使用权。在香港新界乡村，新界原居民的男性后人（即男丁）每人一生可申请一次于认可范围内建造一座最高三层（上限28.22米高），每层面积不超过700平方英尺的“丁屋”，无须向政府补地价。这种权利被称为“丁权”。文伙泰先生所在的新田乡，很多华侨的男丁不在香港出生，但他们依然可以通过法律拿到一块地。文氏家族在新田乡的文水塘会有很高的威望，乡里的海外华侨就会把通过“丁权”获得的土地交给家族会来代管。文先生计划建的另一栋楼，就是以50年的楼房居住权交换海外华侨的土地支配权。华侨不回来也可以享受住房的红利，回来后就不用再回到田里去了，可以住进楼房。这样就可以通过文水塘会为乡村发展和海外权益人获得持久的利益。
文先生的想法给了我启发和信心，让我看到两地民间合作的基础和渊源，也启发了我围绕“科技”主题做一些跨境合作的设想。所幸深圳的领导非常开明重视，政府层面的合作组织开始构设，将两地热心人士密切联系起来，推动文先生想法步步落实。
（1）第一批12位香港政协委员带来新气象
1990年，深圳市筹备成立人大、政协，深圳经济特区将通过新的治理体系争取全国人大批准获得经济特区的立法权。深圳政协的筹备也由原来酝酿多时的政务咨询委员会筹备工作班子承担，并加大了各界人士在委员人选中的推荐比重。1990年8月，我从深圳图书馆抽调出来参加深圳市政协的筹备工作。1990年12月21日至28日，政协深圳市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标志着深圳市政协正式成立。第一届市政协有委员249人、常委会成员28人，其中港澳委员作为单独的界别。文伙泰先生作为一直参与深圳建设发展的港澳代表，是第一届政协进入常委的香港委员代表。第一届政协第一次会议期间有12名香港委员，他们参政议政的热情非常高，对深圳的投资环境、社会建设和城市发展提出的建议也切实可行、值得借鉴（图1—6）。
图1—6 李子彬市长、张鸿义副市长、郭荣俊副市长在政协听取文伙泰先生的汇报
（2）文伙泰通过政协提案推动河套地区建设
第一届政协会议以后，我正式调进政协机关并任联谊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该委员会由港澳台侨和相关委员组成，香港界别的12位政协委员以及市委统战部、市外办、市侨办、市口岸办等对外联络工作机构的代表都在这个委员会。了解他们对深圳发展的建议和参与深圳事务的需求，反映在深圳投资遇到的问题，协助和提供他们参政议政的服务等，都是我们的工作任务。市政协领导也非常重视和香港委员的交流。香港委员中的马介璋先生和文伙泰先生两位为政协常委，决定组成香港委员小组，每月有一次议政餐聚会，单月在深圳，双月在香港，大家一起为深圳和香港的发展出谋划策。
在第一次香港委员小组会上，文伙泰先生就在会上对我说：“我有事跟你们说，找时间再说。”我说：“哪里的问题？”“找时间再说，很好的机会，就在深圳河那边。”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个“那边”在哪里，也没有印象。1991年春节后，市政协在香港举行春茗活动，当时许多港澳籍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都在深圳有投资，市政协领导过去香港，也都邀请了一些老朋友过来，后来深圳市政协还与以全国及各省市政协委员为主体的香港友好协进会建立了紧密合作伙伴关系。深圳市政协举办的春茗活动高朋满座，应邀出席的新华社香港分社领导说，深圳的影响力真大。
文伙泰先生盛装出席了当晚的春茗活动，想借这个机会和我们谈他思考的一些事。当时我们的广东话还不怎么灵光，他也不会讲普通话，深入沟通确实有点问题。他几次和我说“我请你们喝茶，明天我过来接你们”。因有外事纪律要求，晚上我就找机会向联谊委员会主任、市委统战部部长谭炜报告，他看了一下第二天的行程后就同意了，并说：“你看看再要谁和你一起去。”当时，政协文教卫体委员会办公室的方刚正好一起过香港了，我就说“那我俩去吧”。
第二天，我们应约去见了文先生，一落座他就开始讲自己的想法。我们边听、边问、边想、边记，没来得及喝一口茶。文先生把他的想法都道了出来，科技大楼、穿梭巴士、跨境科技园、旅英华侨、新界禁区等，好多词都是第一次听到，一时还真消化不了。但文先生期待的协同发展深港两地一家亲，资助开展深港边境沿深圳河一带的合作规划研究等想法，我们觉得很有意义，但一时不知道如何下手，我就说我们会把信息带回去。回到驻地我们立即向谭炜部长汇报，他让我们也向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李定同志汇报。回到深圳，李定副主席告诉我们，市政协主席周溪舞非常重视，在主席办公会上指定请他（李定）牵头，做好港澳委员参政议政，参与深圳发展的全面服务。有了领导的全力支持、全程参与，我们积极消化梳理文先生提出的建议，聚焦可以开展的课题研究。
因为当时政协刚刚成立，仅靠政协的力量还难以达成这件事。我想到，刚刚成立的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以下简称“综开院”）或许可以一起来做。新设立的综开院的定位就是做重大项目的研究咨询，综开院有国家各部门的专家，属于高端智库，他们有能力来做课题研究工作。时任市委书记的李灏亲自筹划，邀请一批资深领导和专家共同参与，为深圳经济特区站位。筹备期间，各路专家都来了，市委政策研究室的刘文韶主任参与了深圳落地的对接。专家们需要有一个适合安静开展工作的地方。刘主任的夫人在我们图书馆港澳及特区文献阅览室工作，那里既有海外、港澳地区和经济特区的研究资料，又有安静的阅读研究环境。我当时在图书馆分管业务，她询问我是不是可以把领导和专家引荐过来，让他们先到这里开展研究。此事得到了刘楚才馆长的大力支持。除了开放阅览室给他们做研究和学习之外，还把图书馆的会议室提供给他们开会，我一有空就会去旁听。这时，我联系了当时对接比较多的助理研究员刘鲁鱼，请他沟通搭桥看有没有可能参与到这些课题研究中去，邀请大专家给予指导。
这事一拍即合。当时负责牵头的专家蒋一苇、林凌，还有一位原国家计委外事局局长和刘文韶主任等一起听了我的汇报。商议后，他们同意将深港边境沿深圳河一带的合作规划研究列入综开院的首批课题。说干就干，他们说，难得有深圳急需的研究课题找上门来，而且还有一点点课题经费。他们决定近期安排北京的专家过来开一次座谈会，做一个开题的准备。我将这些情况及时向政协领导汇报，李定副主席说，有时间他会亲自参加调研，有什么新情况要及时向他汇报。不知是通过政协还是综开院的渠道，李灏书记知道这个事后，说文先生的这个想法他也知道，开发东门老街时就提出过深圳河的发展，政协来抓这件事非常好，综开院要好好调动专家资源。他还亲自出面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马洪主任、国家体改委高尚全主任等一批资深领导和专家共同为此事出谋划策。后续30年的历程表明，综开院成为全程研究和关注深圳河沿河经济带发展，参与深港合作重大课题，推进河套进入国家战略的先锋智囊。
文伙泰先生得知这个项目这么快就可以启动后非常高兴，亲自过来和综开院邀请的几位专家在深圳图书馆开座谈会。那个座谈会开得很辛苦，文先生全程讲粤语，北京专家一句都听不懂。幸好我们在深圳待了几年，看过香港的电视节目，虽然不会说但听得懂一些，我就逐句给他们翻译。会后讨论得出首批的三个项目是《关于设立深港双边合作保税区的研究报告》《创立深港科技园的研究报告》以及《开通皇岗—落马洲口岸间穿梭巴士营运的研究报告》，并决定委托综开院的现代市场研究所开展研究。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明瑜副主任、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综合研究局李泊溪局长组建北京团队承担前两个课题，刘鲁鱼牵头承担第三个课题，并协助提供北京团队所需要的深圳背景资料和其他资源。综开院的一批刚到深圳的青年学者也全程参与了项目研究。
与此同时，文伙泰先生结合课题中的专家意见和他自己的思考，做了一份政协提案，我帮他整理出文章，并在深圳市政协大会上进行发言，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认同。1992年10月，三个课题如期完成。课题组向深圳市政协做了汇报，文伙泰先生还希望进一步得到国家层面的知晓和认可。大家就后续怎么发挥课题成果的作用达成共识，由深圳市政协出面，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及国家计委、国务院特区办、港澳办、口岸办、海关总署等相关部门参与，与综开院一起就上述报告开一次论证会。
1993年1月，文伙泰先生委托综开院做的三份报告的论证会在深圳迎宾馆举行。研究报告首次提出了在福田保税区及邻近的半封闭地区与接壤的香港落马洲地区（落马洲位于香港新界元朗区东北部，邻近深圳河）建立双边合作保税区的设想，同时提出以深圳福田保税区为连接，建立“深港科技园”和开通连接皇岗—落马洲的穿梭巴士的建议。
李泊溪研究员作为主报告首席专家和研究顾问，其发言非常具有代表性和前瞻性。她分析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发展面临的挑战。当时我国正在谈判进入关贸总协定，入关策略为深圳特区的新定位和改革开放总布局带来新的挑战。深圳要走跨国经营和国际科技经济对接路线，在香港回归前后需要有一个接点可以过渡，香港也有建立边境加工贸易区的动议。深圳河沿河经济带的构想有着画龙点睛的战略意义。同时，李伯溪研究员对项目的深入展开也提出了建设性建议：要强调两地的优势互补，发挥香港市场机制和深圳国内资源优势的特点，在深港跨境区域创造一个共同合作的工作区域；要从积极的角度面对产业结构调整，在深港两地开展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业合作；要从符合未来的发展趋势及人民意愿为目标促进新界的地区发展；要注重推进策略，以民间发力带动政府，将利益最大化，共同开拓、共同分享；要特别研究香港经济法规的移植，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要由专责小组研究，专门的经济实体运作，专门的项目（如穿梭巴士等）承接推进。
论证会使得文先生的想法传递到广东省和国家主管部门层面，一些设想也得到了专家的认同，为深港合作持续发展打下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河套地区由此进入深港合作的大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