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香港回归前的布局

1997年，香港回归进入倒计时。我们按照回归前后不同工作的要求和节奏，基金会的基础研究工作基本告一段落。经过北京高层论坛，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部署，深圳河沿河经济的工作分三路推进。

一是深圳市将进行对深港的深入研究和汇总，市委市政府专门设立了一个课题组研究河套的问题。换句话说，对于河套的研究已由民间主导转变为政府引导了。专题调研组由李定副主席作顾问，由市委副秘书长和市政府副秘书长担任双组长，除市委政策研究室派出了七员“大将”（林源昌副主任、朱绍明、钟晓山、赵志英、张庆祝、吴锋、董权）外，市政府办公厅、外事办、治河办、规划局、口岸办都派员参与课题组研究。我当时已调到市招商局（市外资办）任投资服务处处长，经市领导同意还兼任基金会秘书长。李德成常务副市长兼任市招商局局长，也接任王众孚副市长出任基金会会长，所以我就直接进入了这个课题组。该课题的研究报告在1997年4月份提交给市政府常务会议。会议确认河套地区作为深圳市跟香港合作的一个重要平台。

二是赴北京向国务院港澳办做一次正式汇报。当时，我们通过不同渠道向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周南同志、国务院港澳办鲁平同志分别呈报递送过资料。国务院港澳办也多次派员参加我们组织的课题调研论证和交流，向我们反馈这个不是单一的深圳土地划到香港去的问题，还有一些涉及香港法规和技术性的问题。我们也多次向在北京港澳中心参加香港特别行政区预委会、筹委会的代表递送材料，还特别邀请在北京开会的梁振英先生一同前往国务院港澳办汇报，国务院港澳办把我们所有的报告拿去做研究，并希望我们把这个项目在粤港跨境联络小组上作为重大问题提出来。这也直接促成了1998年回归后第二次粤港联席会议上的立项。

三是通过民间和政协委员的渠道，赴香港了解社会各界各方面的看法和需求。我们希望河套地区能够完成仅靠香港或内地单方面做不了且需要和国际接轨的事情，比方说高科技集成电路这一块，当时内地做不了，在国际上，技术产品对中国是禁运的，香港方面也缺乏资源。香港回归之前，我们在香港拜访时任立法局议员钱果丰和唐英年时，他们特别希望能够做一个汇集各方资源的平台，与内地资源密切配合，帮助增强香港的经济动力和国际影响力。时任香港工业总会会长唐英年提出要借新界香港和深圳毗邻的地区，利用双边的优势发展纺织业。当时全国整个纺织业的配额指标出现了问题，内地一些工厂加工的产品，受欧盟的影响，没有指标而无法出口，他们希望转口以后变成“made in HK”，然后走向国际市场。与此同时，这个片区的治安及防偷渡、劳工及就业法规、自然保护区、原居民权益等许多问题的多面性也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从1996年开始，基金会与香港“一国两制”中心保持密切联系，和香港立法局的一些议员，工业界、商业界人士和新界地方人士就两地合作事宜进行深度交谈。从那时起，也养成了我对深港合作的许多话题都有一个从两面看、多面看、长远看、动态看，期许双赢共赢的思维模式。

1.河套课题大调研

（1）赴香港进行民间推动和专家策动第一轮调研

摆在河套课题组面前的第一份任务是要出一份关于深圳河沿岸地区开发与建设的调研报告。市委副秘书长传达了厉有为书记的指示：要将现在深圳河上的隔离带变为衔接带，设计一个区别于现在一线二线管理的第三种管理模式。做好这个工作对深圳、香港、粤港、沪港更大层次的开放有利，是头等大事，立论立意要高，不能光讲深圳。通过这个衔接，从更长远的角度推动开发，把深圳逐步引向自由港。

这一轮调研安排有三个重点，包括香港、北京和深圳等。

1997年4月8日至15日，河套课题组启动第一轮调研，目的地是香港。出发前，市委副秘书长做了开门见山的动员，明确指出课题组调研的过程就是向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做工作、做动员，要有情况、有数字，把情况和问题真正弄清楚。李定会长也指出，重点是摸清楚香港朝野的情况、社会的积极性和舆论界的动态，摸清楚香港到底有哪些考虑，我们政策的取向思路应该如何匹配，怎么向北京做工作等。要面向香港九七回归之后的新机遇，让候任特首可以有所作为，共同推进这项工作。市委主要领导要观点、要战略上的方向，市政府主要领导要数据、要经济上的作用，这让大家一下子觉得担子还是很重的。

4月8日下午，我们在香港拜会新界乡议局。新界乡议局刘皇发主席委托林伟强、蓝国贤两位副主席参加。深圳河沿岸的乡议会代表侯耀金、廖汉强（上水），邓国容、邓东、王金生（粉岭），文伙泰、文炳南（新田），钟奕明（大埔），曾宪强（八乡）等出席了座谈会。

深圳课题组介绍了这次调研的思路：新界的开发与深圳联系最紧密的是一河两岸，希望听取港人，特别是新界地方人士对深圳河开发的意见、建议和态度。我们给与会者讲解了开发给双方可以带来哪些好处，对香港繁荣稳定起到怎样的作用。号召双边共同努力，通过不同渠道，争取各方支持，齐心合力，推动可持续发展。新界的代表也介绍了深圳河沿岸香港一侧的情况。禁区涉及新界北区4个乡、元朗6个乡、屯门1个乡，要具有长远和宏观的视角，发展要让原居民有归属感，解决住房、就业问题，完善交通布局，辐射新界西北。把握香港回归的机遇，通过规划和管理来实现发展。兰国贤副主席特别强调，新界乡议局希望可利用土地资源整体规划，回归后两地互相投入财力人力，要让新界乡亲有归属感。房屋供应要买得到、买得起，新界的土地不能成为高地价市场。他表示可以收集反映当地民生问题和香港土地规划环境的资料，通过协调地政规划司，可以将出入境模式、土地运作模式及港方政府做的中长期规划提供给深圳方研究。深圳方的研究方案也可以和他们共同探讨。

第二天上午，我们来到元朗区议会。区议会主席黄建荣议员致辞欢迎。麦业成、文炳南、郭强、陈兆基、邓培轩等议员热烈发言。下午，我们又去了新界北区区议会，邓国荣、侯金林、梁福康等议员参加座谈发言。

文伙泰议员全程参加了几日来的拜访和交流活动（图2—16）。议员们表示，新界要发展，除了居住外，要有工业布局，解决民生就业问题。当地年轻人外出打工，大都选择去港岛九龙，再就是北上深圳，由此也要尽快解决北上的交通和通关相关问题。希望回归后可以突破禁区的限制，合作开发新的经济区，画一个圈，共同规划，互相补充。黄建荣主席表示，“一国两制”下共同发展经济是一致的目标。邓国荣议员特别关注贯通大鹏湾和深圳湾的运河项目的构想，他认为这是未来发展很有进取的设想，特别是解决水浸问题，支持开展评估，希望通过多研究，变死水为活水。

经过两天的座谈和实地考察，4月10日上午课题组抽出半天时间开了一个“神仙会”，梳理出重点、焦点和难点、盲点，为下一步的精准调研把握方向：一是要站位高。深圳市委主要领导在公开和私下都讲到，期盼深圳河一河两岸共同发展，把隔离带变成衔接带、发展带。调研不局限在一平方公里，而是以研究香港问题为突破口，实现自由港政策再造一个香港，发挥深圳的促进作用。通过深港衔接，将深圳的改革开放向更高层次、更广领域深入，把握九七回归后的深圳发展机遇向中央汇报。二是要务实。深圳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部署，就是要从实际出发，从实干入手，对落实“一国两制”，提升深圳经济特区的实力，梳理出与土地资源、大型项目、发展机会等相关的问题，情况要清楚，问题要搞准。特别是对两地经济发展的态势和价值的促进作用，要研究到更深的层次。三是要摸清港方思路。两天下来，我们已经体会到新界元朗、北区及沿线的乡事委员会对合作很感兴趣。特别是新田乡文伙泰先生有活力、有能力，经过多年的推动和积累，可以带动上下沟通，多做工作。对港方新界当地民众、港府方方面面及候任特首和周边有影响的重要代表人士的思路，要做到知根知底。通过调研，大体也摸清楚了诸位香港地方人士比较关注的问题：湿地政策、边境治安、河道水灾、土地私有及开发模式、就业机会、交通配套等，其主流想法还是期盼统筹规划，带动开发。眼见深圳已经开发到河边，高楼林立，两岸落差很大。通过深港合作共同规划，可以在居住、商贸、高新技术产业、后勤服务基地等方面与深圳衔接互补。

余下的几天，课题组安排去深圳在香港的窗口公司——深业集团进行交流，那也是深圳驻港党工委所在地。深业集团许扬董事长也是在任的深圳市政协副主席，基金会的顾问。此外，计划拜会香港工业总会；钱果丰、唐英年等立法局议员；前香港规划署署长陈乃强先生（图2—17）；“一国两制”经济研究中心的梁振英、邵善波先生等。为此，课题组也专门研究了怎么和这些机构及知名人士交换意见。前几天是和在地方有影响力的代表人士交谈，后几天要接触的是有全局和宏观思考、对长远发展有影响的重要嘉宾。交流对象不同，交流思路也要有重点和亮点，以引发和激活他们的共鸣，影响到有影响力的人士。课题组聚集了深圳智囊的诸多高手，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我极为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25年之后再翻看当年的工作笔记，仍是感慨万千。

课题组组长开门见山，讲与高层次、有影响的人交换意见，要注意的几个方面，给了我们清晰的思路。一是要把深圳的想法、思路、意见理顺，交换意见；二是要把两天来听到的情况，积极强化反映出来，同时也不回避问题，提出来交换意见；三是要把这次研究的重点讲清楚，切入点是1平方公里的开发利用，规划是十年八年的事。要将1平方公里的构思非常明确地展开；四是要多听听他们的意见。候任特首将会怎么做，涉及国际关系的湿地政策等难点问题要如何运作，等等。关于1平方公里和一河两岸的意义，不要简单化，可以从深圳的促进作用来展开：促进两岸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发展点（带）；有利于解决产地证、住宅、商贸服务业，降低劳动成本；进一步探索，把改革开放政策推向更高层次、更宽领域，促进深港合作；搞好建设与开发，发挥深港协同对内地的辐射和通道作用；发挥对澳门、台湾的示范作用，推动大中华和平统一。大家还对一些难点问题展开了讨论，如深圳河沿岸香港方的禁区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等。李定会长提出，与有关人士沟通可以用商量的办法，靠智慧来解决，拿出分阶段实施的办法。若回归后一时不能取消禁区，可以因势利导，利用禁区作为管理线，开个口子。后来，文伙泰先生还真的通过民间力量，采取在宵禁时间去当地警署申述要求回家等民事活动，促成了香港政府在2008年对禁区逐步解禁，也为后来的深港合作铺垫了道路。“一区两制、共同开发、各自监管、凭证出入”，大家新设计了合作区的管理模式，既是沙头角中英街已有管理模式的延扩，也是深圳福田保税区模式的放大。为了更少地牵动已有模式的改变，我提议将凭证出入改为“各行其道”。课题组组长说，“好，就是这十六字方针。一区两制、共同开发、各自监管、各行其道。”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会议还确定了研究报告的大纲框架、大小报告的提纲重点和几个专题资料的内容。已记不得那天上午的会议开到什么时间了，应该是连午餐都耽误了。我的笔记本里至今还夹着一张“请掌握时间”的提醒条。

下午与深业集团代表交流，许扬董事长叫来了他们研究团队的谢伟荣、张胜强、郭国灿等一起参加。深业不愧为深圳的窗口，对香港情况、港商动态、民意咨情都清清楚楚，他们介绍了许多对研究决策和咨询分析都很重要的信息。许扬董事长一语中的：深圳河一河两岸，开发是必然的，未来是一线一带最繁荣的城区，对深圳、对香港都有机会，如果中央能够注意到，在决策上给予支持，会有更快更好的机遇。在这个过程中，香港不同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介入和参与。

许扬董事长介绍了他了解到的各方动态和情况：较早和最先看好深港一河两岸发展的是新界的文伙泰，因为涉及家乡的发展，他是真正地投入规划，做了不少实事。胡应湘也应允为开发广深高速和皇岗口岸出资100亿，三年前就开始进行规划工作；提出可以建设一个新城区，容积率在2.5，多层小区绿地，配套医院、学校、购物中心等，其中250万平方米的住宅，按每户100平方米可解决香港8—10万居民、25000个家庭的居住问题。香港富商李嘉诚派人直接与深圳市政府签订合作备忘录，参与开发1平方公里。李嘉诚还授意在香港回归前不要公开，担心人多竞争影响决策，1997年以后一定有机会。香港50%的人买不起房子，20%的人挣扎在贫困线之下，要由政府的福利来解决。天水围的嘉禾山庄开发1平方米售价4.7万，主要解决在香港想住好房又住不起的“夹心阶层”的问题，建筑标准低于港岛、高于深圳。同时，他也介绍了香港工业总会、中华厂商会等业界代表人士的想法，唐英年、田北俊、杨钊等提出1平方公里可以发展高科技，在深港毗邻地区做内地做不了、香港也做不来，但可以发挥香港独特优势地位的事情，提升国际竞争力。如纺织品出口配额，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制衣业大多移师内地，但配额严重不足。在这个地方可以探索做到使用香港配额和内地的劳动力。产地是香港境内，是独立的关税区，有市场优势。深港土地衔接，制度错位衔接，共建是由谁管辖，如何做好劳务输出，还是很有讲究的。香港业界还提出了发展服务业，如设计、财务、数据处理、金融资本，应对香港21世纪的经济转型，面向服务业，成为国际服务中心。

深业的研究团队还介绍了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机构研究的香港九七回归后的产业变革趋势，认为made in Hong Kong将向made by Hong Kong转变。将来，深圳河两岸一定是最繁荣的发展带，但也会经历一个过程。如果多一些人推动，认清各自的优势，可以互补互利。因此要用可持续发展的思维，全面界定一河两岸的发展模式。

4月14日、15日，按预约计划，课题组先后拜访了香港“一国两制”经济研究中心、香港工业总会和邵善波、梁振英（图2—18）、唐英年（图2—19）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双方分别介绍了各自研究和所了解到的情况。

关于河套1平方公里的土地权属问题，香港方通过不同渠道了解到双方同意治河后，土地管理在原则上没有变化。香港回归之际，将公布特区地图，河套划到了香港。如果要使用这个地块，需要说服特区政府，要有根本的政策对应。原来的研究缺乏香港一方的视角，包括边境、人员管理、交通、城市规划等，因此需要着手准备。对此，邵善波先生表示，“一国两制”经济研究中心可以协调资源、参与研究，综合考虑香港各相关方面的情况，包括跨境安排、土地规划及政策、法理等，给出一个预备方案，等特区政府正式运转后，再择机提出来。交流中，香港工业总会介绍了委托港事顾问陈永棋做的一个边境加工区的方案。该研究在香港进入关贸总协定后的1995年就开始了，参考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模式，配合香港的工业发展，解决香港成衣业的配额是当务之急。香港行政会议讨论过该方案，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香港劳工工会有反对的声音，担心劳工输入影响香港的就业。唐英年表示，边境加工区不是取代香港的就业机会，可以按比例增减规范，保证香港的就业人数。纺织业是桥梁和开头，这是一个远水解近渴的方案，后续应该具体规划香港再工业化的需求。可以安排专业人士和深圳接触，一起研究。课题组就这个项目应该做什么、怎么做，会遇到哪些问题等，请教了梁振英先生。梁振英先生介绍了香港对土地资源管理的既定政策，并不是所有的土地都要开发。现在香港开发的面积比较少，仅占陆地的15%，主要考虑城市基础设施和交通。河套处于港深接壤的地带，有着特殊的地理条件，属于一个新课题。他认为，这个项目首先要考虑的是交通运输问题如何解决，这块地不能仅从土地利用方面考虑，要有特殊需求的导向，是深圳的土地香港管理，或是深圳的土地双方共管，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一部分，深圳拥有业权……这些都要明确适用于区内的法律等。梁先生建议应该有长远的构想，深圳与中央政府都要有基本的概念。邵善波先生也提到，深圳、香港之间最好有一个协商机制，遇到一些问题不能让有关分管部门单方面直接打交道，需要统筹归口。

在香港调研期间，课题组还集中两天时间对所有的问题做了系统的梳理和讨论：一河两岸规划的现状、意义、总体规划和重点项目以及配套政策；1平方公里如何开发，重点和突破点、产业功能、管理模式、策略建议；香港人士对上述问题的看法和下一步如何推进，如何快速一点、实在一点。明确了民间发动、专业策动、智囊推动、两地联动的策略方针。着眼于“一国两制”的大局方针，吸取原方案的成果，拿出互补互利的新方案，通过两地政府的协商，择机提出来。大家分析了1997回归前后的态势，深圳虽然有积极性，但推动难度比较大，可以争取香港特区政府主导提出，深圳配合。

经过头脑风暴，课题组确定这次调研后要出4个材料，一是赴港考察报告，千字文，直接报市长。课题启动、调研的动态、下一步的实施计划，希望得到支持和指导；二是深圳河一河两岸共同开发的初步方案，整体描述，提出重点、难点和政策建议；三是1平方公里联合开发方案，观点材料应具体化，落脚于1平方公里的运作；四是港人的访谈记录，包括对一河两岸和1平方公里的意见建议、功能作用、问题思考等，要原原本本地体现出来，不进行加工。大家进行了分工，各自领取了任务。我和吴锋负责第二个报告的起草。文伙泰先生全程参加了我们的内部讨论。他通报了新界乡议局在和我们座谈后内部会议提出的一些情况。候任特首董建华先生近期会来新界视察。乡议局拟提出一个新界60—80平方公里的地缘开发设想，特区政府认同这个框架，但需要有一个长远的设想——前15年开发，后15年衔接。文伙泰先生提到他希望在董建华先生视察时递交了一份建议报告，涉及了几点：以深圳河为界，共商大纲，各自规划，互补互利；以产权为基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维护“一国两制”，管理线更严格，管理有序，方便交往；整体包括东西两翼，以1平方公里带动，贯通深圳湾、大鹏湾。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做工作的好机会，让我来协助文伙泰先生尽快完成这个建议书。

1997年4月19日，文伙泰先生亲自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候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递交了《关于推动深圳河沿岸地区发展的建议》。具体如下（专栏2—1）。

（2）赴北京国家各部委和深圳运行系统第二轮调研

香港调研结束后，按照工作计划，1997年4月下旬课题组前往北京进行课题第二轮调研。5月上旬在深圳与各相关的驻深单位进行座谈，广泛听取意见，同时也将这次调研作为香港回归前深港合作机遇的宣传。课题组在北京先后拜访了马洪、高尚全、谢绍明顾问等人。他们前期参与指导和支持基金会的研究，听说这次是市委市政府的课题组，非常重视，从前瞻性、全局性和可操作的多层面给予了宝贵的意见。在京还召开了有国务院港澳办、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建设部、国家环保局、国务院特区办等部门专家参加的座谈会，获得了非常有建设性的多维度专业指导建议（图2—20）。

专家们认为：深港之间特殊的地缘关系是其他地方不可替代的，希望深圳在做方案时，遵循“一国两制”的原则，将彼此的优势充分发挥，形成互补互利。深圳发展的策略要与中央的长远考虑和区域经济的方向相吻合，着眼于功能开发。在总体规划上要协调，相互促进、配合发展，最终实现经济一体化。深圳河沿岸及1平方公里的位置非常好，处于与香港连接的前沿地带，一定要和香港协调沟通，做好总体规划，先把铁路、高速公路、基础设施等规划搞好，到时候一河两岸的开发就水到渠成了。国家科委的专家特别提出，深圳河沿岸地区的发展可比照或跨越国家社会综合发展试验区的目标，要高举可持续发展这面旗帜。可持续发展这个联合国的项目在中国进展很快，国际上反响很好，容易为人们所理解。香港工商界也表示要通过这个项目积极参与进来。深圳若想建成为国际化城市，就要全面规划重塑城市形象，环境、资源与科技的发展也要跟上，经济与社会事业协调配套发展，把香港社会关心的共同点纳入进来，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共同商议，拟定共同的目标，在国际上也要更积极主动一些。国务院港澳办的专家表示，如深港双方将来同意合作开放，1平方公里就显得太小，不能发挥应有的功能，一定要将周围的地区包括进来，才能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对该地区的研究、规划，一定要从客观、整体利益去考虑，为发展提供空间。国务院港澳办专家提出，课题组要认真研究好涉及两地的法律问题、功能规划问题和“一国两制”原则下的跨境管理问题。

马洪顾问说，功能设想要从香港的需要出发，多和香港的专业界、工商界和地方人士合作，由他们向特首建议。不能只从我们的愿望出发，要考虑对方的要求，共同配合起来，把这件事情做好。高尚全顾问认为，香港与深圳合作要充分利用香港的资本市场、信息资源，这些都要有合作规划对接。谢绍明顾问表示，国家非常关心与香港合作发展高新技术。宋健同志多次提出，香港回归后，国家可以通过科技支持香港繁荣稳定。如果两地配合，在深圳河沿岸建立高新技术园区，实行研究、开发、产业一体化是很有潜力的，可以充分利用香港的信息、市场、管理以及内地的人才、技术，两个优势结合对香港的经济一定会是有力的支持，国家科委可以给予大力支持。

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个区域以科技含量高的产业功能布局并配合配套住宅商贸区较为适宜。可以突破1平方公里，在更大范围设计规划，配合西北铁路、三号干线和两地过境交通，发展沿线的配套设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从而使双方的经济发展都可以从量的增值变为质的增长，在边境地区形成新的增长带。管理问题可以借鉴国际上在三角地带和边境合作区由几个国家交叉管理的经验和做法。高尚全顾问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成员，他介绍说经济组的陈乃强、简福贻、陈永琪、黄保欣等委员都很关心这个话题，厉有为书记也在这个组。课题组可以进一步论证研究，多几次反复，完善方案。做到一定程度可以用书面方式报上级研究。国务院港澳办还特别就项目的研究成果怎么发挥作用，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能不能做、怎么做，地方政府要定下来；如何出面提出，要看机会，要充分尊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深圳河沿岸发展的问题取决于条件的成熟程度，特区政府要有意向，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政府提出才有力度，才有利于实现。

5月8日，课题组梳理了香港、北京的调研成果。大家分析并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增强了信心、聚焦了重点、认清了难点。下一步的目标是要给深圳市领导决策提供更加科学可行的方案，加快委托邀请香港的合作机构、团体和专家多方参与，做同步的研究，向特区政府提出建议。课题组调整和优化并明确了接下来的工作方向：继续深度调研，摸清深圳和香港远景规划的衔接；消化理解香港、北京调研时各方的意见，完善内容的客观性与前瞻性；尽快完成报告的汇报稿，完成上会前征求各部门意见的环节；同步加强与港方的联络与协调，支持“一国两制”经济研究中心的共同研究，邀请其来深圳实地考察交流；继续和北京保持热线联系，及时报告情况，取得支持和理解；安排向省政府有关方面汇报一次，各环节都要紧紧扣住、相互衔接。

5月12—13日课题组再次召开闭门会，结合香港、北京调研提出的问题，对需要聚焦和说明的重点、难点、疑点等进行了梳理。大家认为，这个课题前景好、难度大。市领导思路明确，方向清晰；香港基调积极，大势所趋；北京支持，指导性强；基金会、综开院的前期研究基础扎实，各方面专家意见有支撑。会上大家还对总报告、大方案（深圳河一河两岸）、小方案（河套1平方公里）以及香港、北京调研意见等文件起草工作做了分工和安排。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林源昌副主任牵头完成调研报告，谭刚牵头小方案，我负责大方案。

第二轮调研结束后，5月14日课题组启动了第三轮对深圳本地的调研。当天紧锣密鼓地安排了两场座谈会。上午与会的是市人大法工委、市法制局以及公安、边检、九龙海关和口岸办、外事办等涉外部门；下午则是市计划局、规划局、环保局、经济发展局、交通运输局、科技局、水务局和福田保税区管委会及市政府办公厅等单位。调研中，大家提出并了解了一些细节上、专业上的问题，以及特别权限管理的问题。例如，深港边防线情况；过境耕作口、工作口分别是哪几个；发放审核的证件有哪些；沙头角中英街不算口岸，按边防禁区进行管理，其管理模式和政策与口岸管理不同，据此可以向中央申请比照的政策，等等。其他部门都从各自分管的领域提出很多非常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在可操作性和前瞻性之间提出了许多可以展开的空间和领域。5月15日，课题组又分别登门走访规划、水务等重点部门，对贯通大鹏湾—深圳湾工程、沿河深圳一侧规划的编制和微调把控的可能性进行了咨询。城规院、水规院的领导非常重视，邀请了几位总规划师和专业骨干参与讨论座谈。如今回头再看，当时的团队都是后来深圳30年建设发展的核心团队，如梁毅、李贵才、司马晓、林群、周劲等，他们也一直关注着深圳、香港毗邻地区的规划，提出过许多建设性的建议，成就了许多标志性的规划。恐怕当时谁也没有想到，20多年后司马晓作为深圳规划院院长，担纲了深圳河套片区规划的总规划师。

2.河套土地权属与“插花地”调研

由于深圳河治理带来的河道变更，深港双方都有土地划入对方境内。1997年国务院221号令颁布之前，河套地区土地所有权与管理使用权是分离的，即所有权在深圳，管理权在香港，因此河套土地的开发建设等一系列管理相关事宜需要遵照香港的法律执行。为使业权登记工作按照香港法律顺利推进，经请示市领导同意，香港“一国两制”经济研究中心介绍，深业集团正式委托香港梁振英测量师行和薛冯邝岑律师行作为顾问。其间和我们举行过四次工作会议，并到深圳皇岗口岸及落马洲河套周边进行实地考察，探讨和出具了专业意见，从行政、产权、用途、规划等多方面，依据香港已判的案例和经验，提出了原则性指导。主要有：从政府层面确认这块土地的业权是深圳的；业权由深圳市转让给深业集团使用50年是唯一的；业主向特区政府申请换取香港地契的用途尽量与发展要求相吻合；按规划程序做好各种答辩，包括介绍说明及应对社会各界舆论的多种准备。

根据前期法律咨询，深圳市委市政府决定将这块土地使用权转让给深圳在香港的窗口公司——深业集团。深圳市国土局与深业集团双方签订了《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合同编号：深地合字〔1997〕0055号），实现了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合同书约定用地面积为77.58万平方米，容积率1.2，可建筑面积93万平方米，用地性质为高新技术园区，使用期限自1997年4月23日起，使用年限为50年。深业集团当时成立了一个三人小组负责承接业务，集团的副总经理董英杰、董事长秘书陈武和我都在其中，他们两位负责跟香港对接，我负责跟深圳市政府对接和整备所有资料。大家的每一步工作，均遵循香港律师的顾问报告和建议进行，涉及企业层面的由深业集团协调，涉及政府程序层面的，一起拟定报告事项，由我去跟踪落实。

变更河道导致的深港边界土地划分问题，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时才明确下来。中英谈判约定我国在1997年收回香港的主权，这一过程中涉及边界变迁是大忌。中央以尊重历史的高度和智慧，确立按新河道为管理线，根据基本法对原来的土地权属不变的规则，延续了原来的过境耕作地制度。深圳将河套的使用权转让给企业持有，符合基本法对香港回归前的土地使用权的有关规定，转让时间为1997年4月，转让后，深业集团对应的则是拥有“过境耕作地”性质的土地。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过境耕作地的情况。

香港新界那边还有20世纪50年代就一直流传下来的深圳方业主拥有业权的其他鱼塘和耕作地，这些地契经历过明末清初到民国以来的时代变迁，包括内地的土改、人民公社，一部分明确在深圳一方，也还有持有原始地契的个人定居海外，但都依照香港的法律行使管辖权，也称为“插花地”。关于“插花地”，也是我们调研取证的重要任务之一。运气还不错，罗湖区政府和市委统战部在这之前曾分别就此问题做过专门的调研。市委统战部经济处的黄国光处长找来了前两次的基本数据，其地理分布、面积、持证情况和现状都一清二楚。深圳方业主拥有的“插花地”共计4000多亩，分别是赤尾（2600亩）、石厦（鱼塘500亩、菜地200亩）、罗湖（耕地335亩、鱼塘290亩）、罗芳（250亩）。石厦村集体在元朗还有430亩养蚝的滩涂，1906年前和1906—1976年间都是纳税的私人用地，后来港英当局认为是官地。自1982年建立红树林及鸟类自然保护区后，尽管不再养蚝，但石厦村仍然决定向港府缴纳土地租用费，以保住蚝田的“事实拥有权”，期待有机会可以再收回转为自有。深圳河治理后南北互易的土地以等量的原则对换后，仍有1600亩（约1平方公里）在河以南。中央确定的以深圳河新河中心线作为粤港边境管理线，南移的土地作过境耕作地处理，表明地界产权不变。管理办法与原来的过境耕作地相同就是延续这个历史和现状而来的。 X+dRt0Sm6OnYW3t/5sahr3cLM0Us9Loafkih37tms9l4JHfcnlibw0zG019KK5v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