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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的《国家人文历史》杂志邀请了9位考古、文博方面的专家，评选出我国文物中的九大“镇国之宝”，与书法有关的共两件，其中之一便是代表石刻壁画的《石鼓文》。
正式讲《石鼓文》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前面说过的篆书传承演变，这有利于加深我们对《石鼓文》的理解。
篆书最初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后又发展成为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金文。进入西周，随着礼乐秩序的建立，文字体势也进入规范化阶段，正体大篆应运而生。
西周晚期，随着周王室的衰落，礼乐秩序开始松动；随之而来的春秋战国，更是“礼崩乐坏”的时代。与之相应的，正体大篆也走向衰落，先后出现了追求个性表达的草篆，以及追求唯美的美化大篆、虫书等各种装饰篆体。
照这个发展势头，按说汉字书法应该朝着更加浪漫和个性化的方向发展。可当秦始皇统一全国，并宣布统一文字时，映入我们眼帘的却是与大秦帝国一样整齐划一的秦小篆。
如此规整的秦小篆，当然不是一朝一夕靠几个类似于传说中的“仓颉”那样，关上大门就能整理出来的。其实，正当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文字朝着个性化的方向不断演进的同时，秦国文字却在朝着相反的方向——规范化挺进。《石鼓文》，正是秦国文字在这条道路上漫漫长征的见证人。
唐朝初年，人们在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一带发现了10枚刻石（也叫“石刻”）。这些刻石外形如鼓，在石头的中间部分用大篆刻写着文字，因而被称为《石鼓文》。石鼓高约90厘米，直径约60厘米。
10枚刻石上，刻录着10篇四言韵文。由于韵文中记录了不少渔猎之事，故而《石鼓文》又被称为《猎碣》。因年代久远，《石鼓文》上已有不少文字在风雨中磨灭了，第九枚《石鼓文》的文字索性荡然无存了。
这些韵文分别记录的是哪位秦国国君的事迹，又刻于什么年代呢？学者们到现在也没有达成共识。比如郭沫若就认为，《石鼓文》刻于秦国第一位正式国君秦襄公时期（前778—前766年），罗振玉和马叙伦则认定这是秦国第二位君主秦文公时期（前765—前716年）的作品。这两种观点差别并不大，可其他的观点就大相径庭了。有人说《石鼓文》作于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时期（前659—前624年），有人说是在秦献公时期（前384—前362年），还有人说是在秦惠文王时期（前338—前311年）以后，更有甚者认为《石鼓文》是歌颂秦始皇统一大业的。尽管学者们对《石鼓文》成年判断的分歧前后相差500年，但还是普遍认为，书刻的年代应在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前，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
秦《石鼓文》（墨拓本，局部）
无论具体年代如何，《石鼓文》都是目前我国发现的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
可能在你看到“最早的刻石文字”时，心里并不会漾起什么波澜。很自然，对于现代人来说，除了写在纸上的文字，其他的殷商甲骨文也好，西周金文也好，秦国石鼓文也好，总而言之都不是写在纸上的文字；是距今3000年也好，2000年也罢，反正都是几千年前的东西，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书法作品。
这么说也不是没有道理，却忽视了一个重要信息——作为一种承载文字的载体，石鼓具有甲骨和青铜器无法匹敌的优点。正是这种优点，推动了文字和书法的一次重要变革。
甲骨和青铜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大部分器物本身呈圆弧形，而且不规整。这就给刻字铸字带来很大困扰，特别是有些金文还是铸在青铜器内壁的。甲骨文和铭文为了适应器物载体，文字就必须顺着器物的弧形发生变化。哪怕是我们视为规范性书法典范的正体大篆，与后世同类书法作品相比，仍然显得不够端谨。
石鼓就不一样了。与甲骨和青铜器相比，石鼓表面相对平整。一方面，书家和工匠不用为了迁就石鼓，来刻意改变文字的造型；另一方面，平整宽阔的石鼓表面，也给了书家和工匠更广阔的艺术空间来安排布白。在这样的条件下，《石鼓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特点。
就总体风格来看，《石鼓文》整齐肃穆，凝重端庄，笔力稳健有力，充满了一种古朴浑厚的美。
但这种古朴又不同于金文时代的正体大篆。《石鼓文》的笔画起笔圆融，笔锋内敛深藏、线条匀称，达到了整齐划一的地步。可以说，这些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已经能够从技术上尽力去除个性化色彩，保持文字风格上的统一。这种统一风格还从笔画延伸到结体。《石鼓文》的文字形体已经呈方形，接近真正意义上的“方块字”。在章法布白方面，《石鼓文》也秉持统一的风格。唐朝著名文学家韩愈曾在《石鼓歌》中说“安置妥帖平不颇”，意思是对文字安排妥当，不会发生偏斜。
《石鼓文》开端的两句话：“吾车既工，吾马既同。吾车既好，吾马既
。”
作为一种官方文字，《石鼓文》充分利用了石鼓的特性，创造出一种空前严整的体势。毕竟，《石鼓文》创作于先秦时期，是从金文演变而来。因此，它多多少少保留着西周古韵。
比如《石鼓文》开端的两句话：“吾车既工，吾马既同。吾车既好，吾马既
。”其中，“车”和“同”的字形相对较小，笔画较为复杂的“
”却很大。笔画类型相对单一的“车”和“工”总体上是横平竖直的，而“马”和“既”的线条却圆转横斜。这种字形、笔画上的差异，无不保持着西周大篆的“上古遗风”。《石鼓文》的方形字形也是如此，不是刻板单一的模式，而是一种变化中的方形。比如有些字仍然偏扁，被古人称为“蜾（guǒ）篆”。
种种迹象都表明，《石鼓文》是一种介于西周正体大篆和秦朝小篆之间的文字。它的有些文字与西周时期的写法完全一致，有些却与后来的小篆不分彼此；它比西周书法严整划一，却又远逊于小篆。用现代书法家陆维钊先生的话说，《石鼓文》“已由参差俯仰而趋于工整，无钟鼎文之奇伟逸宕，也未至秦刻石之拘谨”。
如果单单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说，《石鼓文》有一点点遗憾。
侯镜昶先生认为，《石鼓文》的书法造诣即便是在大篆中，也属于末流。他在《书学论集》中谈道：“一种书体的创始时期，书风天趣横生；至其末流，则人工已极，书体亦随之衰落。用笔圆转的大篆，发展到《石鼓文》，排列整齐，天趣大减，成为当时的馆阁书。”
既然如此，我们又为什么要在这里大费周章地介绍《石鼓文》呢？
除了在文字和书法演化史上《石鼓文》具有不可替代的过渡地位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是入门学习篆书的最佳临摹范本之一。
由于《石鼓文》是一种过渡中的篆书作品，因而它兼有西周金文和秦朝小篆的特点。从《石鼓文》入手学习篆书，自然就可以同时接触到两种不同的体势，对于今后更加深入地研习篆体书法十分有利。
秦《石鼓文》（墨拓本，局部）
更重要的是，《石鼓文》“无钟鼎文之奇伟逸宕”，虽然在艺术上不如金文的意趣变化，但也有好处。那就是《石鼓文》的线条沉稳，结字稳定，布白工整，少了变化，却多了规矩，这对于书法入门者练习基本功，再合适不过了。当你把《石鼓文》练熟后，也就自然掌握了篆书的基本特点，这时再去广泛涉猎篆书的不同体势，自然事半功倍。更通俗地说，学习《石鼓文》，就相当于学习走路，路走好了，日后跑起来才能更快更稳；如果一上来就学习跑步，老摔跟头不说，日后跑起来也会磕磕绊绊。
《石鼓文》固然没有“奇伟逸宕”的特点，但其古朴浑厚、工稳华美的风格仍属书法中的上品。康有为就曾赞其“不烦整裁，自有奇采”。临摹《石鼓文》，感受篆体书法的古朴深意，也是研习书法时不可或缺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