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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长俊秀,唯精唯美
春秋战国的装饰篆体

追求更纯粹的“装饰美”

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年),西周灭亡。第二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史称东周。周王室衰微,礼乐秩序崩溃,中国先后进入诸侯争霸的春秋时期与列强兼并的战国时期。

政治上的分崩离析,却给了书法新的生命。金文书法在西周晚期的灵动活跃风格,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继续发扬光大。绝大多数诸侯贵族彻底抛弃了正体大篆的刻板严肃,转而追求更加纯粹的艺术美感。这样,就诞生了注重装饰美的新型大篆。

装饰美,说的是在大篆字形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图案化改造,使文字显得更为唯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算作是最古老的美术字。这种装饰美的大篆主要用于诸侯的用器题铭,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因而不仅书体本身发展迅速,而且自南向北迅速风靡当时整个汉字文化圈。具体来说,装饰美的大篆又可以细分为三种体势:美化大篆、虫书和蝌蚪书。

蝌蚪书算得上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手写文字,相对潦草。美化大篆和虫书则是当时的主流书法。南方的楚王酓(yǎn)章镈(bó)钟铭文和曾侯乙甬(yǒng)钟铭文,代表了美化大篆的最高成就;而北方的中山王厝(cuò)器铭文,则是那个时代最具个性的变体虫书代表。

楚王 钟铭文与美化大篆

最先引领装饰篆体潮流的,是当时南方的第一大国楚国。楚国文化的地域色彩非常浓烈,与北方大不相同。在这种文化的熏染下,楚国的金文浪漫、诡魅、飘逸、流丽,图案化装饰的风格远盛于北方。这种极度追求审美的体势,被学者们称为“美化大篆”,这也是三种装饰篆体中最早出现的体势。

在字形结构上,美化大篆与西周的正体大篆其实并没有太大区别。不过,美化大篆的字形被明显拉长,线条的摆动与弯曲幅度也更大,达到极致的美化大篆,就像行云流水般流畅婀娜,仿佛一位拥有“S”形身材的美人。

由于楚国雄踞南方,整个长江中下游的书法都受到这种美化大篆的影响。甚至随着楚国北上争霸、问鼎中原,美化大篆的风潮也波及北方,对后来小篆、隶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众多美化大篆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楚王酓章镈钟铭文和曾侯乙甬钟铭文。

先来解释一下这两个钟。

1977年,在湖北省随县(今随州市)发现了一座战国早期的大型墓葬,墓主人是曾国的诸侯,名字叫乙。在曾侯乙的墓葬中,出土了一套迄今为止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编钟。整套编钟由45件甬钟、19件钮钟和1件镈钟组成。

首先要说的是那件镈钟,这是楚惠王熊章赠送给曾侯乙的“国礼”。镈钟上镌刻着31个字的铭文:

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酓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时用享。

意思是,楚惠王五十六年(前433年),楚王熊章从西阳回来,专门为曾侯乙做了这件镈钟,送到西阳,让曾侯永世用享。

刻有铭文的部位上窄下宽,宽窄近于2∶1。31个文字按竖列分为3行,行距较宽。总体上看,这些文字的线条、字势非常规整,不禁让人想起西周时代的正体大篆。毕竟,这件镈钟是楚惠王赠送给曾侯乙的重礼,因而书法的风格典雅端庄。

楚王酓章镈钟铭文(墨拓本)

不过,美化大篆终究不是正体大篆。楚王酓章镈钟的铭文字势修长,这是楚国美化大篆最显著的特色。此外,不少文字也有变化。比如第一行第三个字“五”和第三行第二个字“ (奠)”,就都没有左右对称,而是分别向左右两边倾斜。第二行最后一个字“宗”非常大,相当于两个字的大小。这些变化都与铭文在布白时的上窄下宽有关。第一行和第三行的文字都是向中间倾斜的,第二行底部的文字字形偏大,在视觉上更加舒适稳定。这种布白上的舒适稳定就源于装饰篆体的另一个审美理念——装饰性布白。

翩翩起舞的曾侯乙甬钟铭文

如果说楚王酓章镈钟铭文是楚惠王向曾侯乙赠送国礼时的“仪仗队”,那么曾侯乙甬钟的铭文就是曾侯乙自己观赏的一支“舞蹈团”。

曾侯乙甬钟铭文的字势长宽比超过了5∶1,这是汉字系统中最极端的长宽反差比。这样一来,铭文的文字就达到了极致的修长,就像是宫廷女子那苗条的身材。古时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谚语。从甬钟铭文看来,追求腰部的纤细可能真是当时楚地的审美追求。

然而,仅有身材还不够,作为一支“舞蹈天团”,它们还要在编钟的天籁中翩翩起舞。于是,铭文文字的线条就更加极致地摇摆起来,整体字形通过线条摆动,呈现出C型、反C型、S型和反S型,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一下就在优美的曲线中舞动起来,一种优雅浪漫的气息绕梁而至。

不过,作为一支“舞蹈天团”,在个人舞姿的曼妙之外,还要有舞蹈阵列。在曾侯乙甬钟铭文中,通过布白完成了这样的“阵列”。甬钟铭文其实是很有秩序的,行列有序,字势整齐。每一个字的字势都等长等宽、整齐划一。正因如此,铭文不仅有整齐的竖行,还有排列均匀的横列,横看竖看都很均衡,与散氏盘和楚王酓章镈钟铭文的布白趣味大相径庭,仿佛真的是一支列阵待舞的舞蹈天团。

曾侯乙甬钟286·6A铭文(墨拓本)

“王”“钟”“浊”“ ”四字

但是,铭文中有的文字笔画多,有的笔画少,怎样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呢?不妨来看一个极端的例子。在其中一件甬钟的铭文中,第二横列就出现了“王”“钟”“浊”“ ”四个字,“王”的笔画少,另三个笔画多。怎么办呢?书写者通过对“王”字线条的拉长缩短,让笔画稀少的“王”字与其他字的字势整体上保持一致,这样就保持了字与字之间的大体整齐,不显得突兀。

我们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曾侯乙甬钟的铭文,这些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已经形神兼具,修炼成“仙”,几乎就要从编钟上飘然而下了。书法的审美常常是从拟人化开始的,而拟人的第一步就是从人体入手。这些铭文俊秀修长、婀娜多姿,排成精巧的舞蹈阵列,在青铜编钟悠扬的曲调中,翩然起舞。

独树一帜的中山王厝器铭文

除了美化大篆,春秋晚期,楚国还出现了一种新型的装饰篆体,把鸟、龙、凤等动物的形态作为装饰,融入大篆文字之中,这种装饰篆体可以统称为“虫书”。

虫书虽然发轫于楚国,但在楚国的应用并不广泛,也缺乏美化大篆那样的生命力。反而是楚国势力范围内的其他地区,如蔡国、吴国、宋国等地,虫书发展迅速。尤其在越国,虫书竟然到了在各种器物上都能找到的地步。著名的越王勾践剑,其上的铭文就属于虫书。

随着楚国影响力的扩大,虫书开始在北方流行。不过相比于楚国、越国等地虫书的精致,北方虫书大多平平无奇,真正能与南方书法一决高下的,只有中山王厝器铭文。

中山国是战国时期的诸侯国之一,由少数民族白狄的一支鲜虞人建立,国力鼎盛之时一度与战国七雄平起平坐。1977年,在河北省平山县发现了一座大型中山王陵墓,墓主人是中山国第一位自立为王的国君——姬厝。墓中出土了极多华美的青铜器,其中的大鼎、方壶和圆壶,是铭文最多的三件。

周赧王元年(前314年),燕王哙将王位禅让给了相国子之,由此导致燕国内乱。中山王姬厝趁机派出相邦贾出兵伐燕,夺取土地。这件“丰功伟绩”被记录在大鼎的铭文中。铭文还记录了姬厝对后继之君的谆谆教导,告诉他们要以史为鉴,不要狂妄自大。方壶铭文的内容与大鼎大体相同。而圆壶上的铭文,则是姬厝之子加刻上去的。

越王勾践剑铭文,是一种虫书

释文:越王鸠浅(勾践)自乍(作)用鐱(剑)

绝无仅有的装饰篆体

中山王厝器铭文自成一体,不少文字的写法与当时北方各国的汉字都不相同,甚至很多字是中山国所独有,这可能和该国是由白狄人所建有关。

铭文的线条优雅舒朗,笔画外柔内刚。北方金文往往浑厚粗重,中山王厝器铭文却显得非常爽利,笔锋处看起来随心所欲、咄咄逼人,却又恰到好处不越雷池半步,这在金文书法中可称得上一枝独秀。

中山王方壶上的铭文(墨拓本,局部)

中山王圆壶上的铭文(墨拓本,局部)

中山王厝器铭文另一门独步天下的功夫就是它的装饰风格。源自南方的美化大篆和虫书虽均被中山王厝器铭文吸收取纳,可铭文依旧剑走偏锋,走出了自己的装饰道路。它的装饰并不像楚越那样,依靠鸟、龙、凤等动物的形态来完成,而是完全依靠文字自身线条的变化。中山王厝器铭文的曲线舒卷,比南方虫书更加简约爽朗,也显得更加飘逸自如。

这种风格在后来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比如与大鼎和方壶书法相比,稍晚的圆壶书法就对个别字做了进一步的简化,甚至去掉了一些装饰性笔画,字形也趋于方整了。

与楚国美化大篆相似,中山王厝器铭文的字形也修长秀美,不过没有夸张到曾侯乙甬钟铭文那样的程度。中山王厝器铭文的文字长宽比约为3∶1,上密下疏,总体上还是给人一种落落大方的感觉,可见当时南北方审美的差异。

与字形的秀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山王厝器铭文结体和章法的规整。铭文结体讲究严格的对称均衡,布白讲究严格的规整划一,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距离有着严格的规定。通篇铭文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支枕戈待旦的军队。

这种肃穆的书写风格,与中山国的立国形势有密切关系。早在鲜虞人立国之前,就曾被强大的晋国压得喘不过气来;战国初期,建立不久的中山国更曾一度被魏国灭掉。虽然几经努力,中山国成功复国,却强敌环伺,在夹缝中求生存,头顶始终笼罩着亡国的危机。这种生存压力自然对中山国的书法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 ijM32ta5uxwRd5gZIB1GNFbmozHZvtvbZoZosRENUw5yMj7Qw0sTQFdXZIS2k4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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