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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隶书典范，第一个不能不提的作品便是东汉的《石门颂》。
也许你是第一次听说这部作品，其实你可能早就欣赏过其中的文字了。我们今天使用的大辞典《辞海》，封面上的“辞海”二字，就是从《石门颂》里提取出来的。
《石门颂》全称《汉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又称《杨孟文颂》，镌刻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石门颂》最初位于今天陕西省汉中市褒河区的东北，褒斜谷南端的石门隧道西壁上。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要修褒河水库，这块摩崖刻石便被迁移到陕西省汉中博物馆。当时迁移的重要刻石共有13件，有“石门十三品”之称。
东汉《石门颂》碑阳（墨拓本）
《石门颂》的原刻呈竖长的长方形，通高314厘米。最上面有题额，高54厘米，宽35厘米，分两竖行刻着“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10个字。题额下面是正文，高261厘米，宽205厘米，22行，共600多个字。
《石门颂》是刻在天然崖岩上的文字，这种文字被称为“摩崖刻石”。这种文字通常是书刻在断崖绝壁之上，与山壑融为一体。《石门颂》虽是刻在隧道里，不是露天的，依然保持了摩崖刻石豪迈高浑的艺术气质。
我们今天研习刻石、碑刻的书法，一般都是通过拓本，也就是用纸紧覆在碑碣或金石等器物的文字或花纹上，用墨或其他颜色拓出其文字。《石门颂》的拓本非常复杂，张祖翼题跋本和张廷济、陆恢题签本可供我们学习临摹。
那么，《石门颂》到底写了些什么呢？
笼统地说，《石门颂》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在赞颂一个叫杨涣的人。杨涣，字孟文，犍（qián）为郡武阳县（今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人，汉顺帝时任司隶校尉。刻石中的“楗为”其实应该写作“犍为”。之所以要专门刻《石门颂》来赞颂杨涣，是因为他对石门地区的交通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陕西关中地区和汉中地区中间，横亘着作为南北方分界线的秦岭。在科技水平较低的古代，翻越秦岭是非常困难的。三国时代，诸葛亮数次伐魏无功，就是因为这一道难以翻越的秦岭。
当时连接两个地区的交通要道，主要是穿越秦岭的几条河谷，人们在河谷中架设栈道用于通行。在诸多河谷栈道中，有一条叫作“褒斜道”，全长250公里，绝壁陡峭，环境艰险，架设栈道已属不易；在最险要的地方，还开凿了穿山的隧洞，这便是石门。
本来在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年），当时的汉中太守（相当于汉中市市长）鄐（chù）君便开凿了石门。后来年久失修，石门阻塞不通。顺帝初年，司隶校尉杨涣再三奏请，石门才获得修复，重新开通。正因如此，时任汉中太守王升才亲自撰文，书写了这篇歌颂杨涣重开石门功绩的《石门颂》。
东汉《石门颂》碑阴（墨拓本）
不过，在重开石门的工程中，王升本人贡献也很大。所以在《石门颂》的末尾，还有一篇几十字的由别人写的《王府君造石积事》，表彰王升之功。
王升只是《石门颂》这篇文章的作者，具体负责书丹的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基层小吏王戒。关于王戒的生平无从得知，但通过《石门颂》，世人得以一见这位1900年前的书法家那曼妙高超的书法艺术。
《石门颂》与陕西略阳的《郙（fǔ）阁颂》、甘肃成县的《西狭颂》并称“汉三颂”。作为东汉隶书的极品之作，《石门颂》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呢？
老规矩，我们先来看看笔画。
隶书笔画有一个和篆书明显的区别，那就是横画的波挑。“波挑”是“波势”和“挑法”的合称，乍一看不知所云，其实非常形象。写隶书时，遇到那种比较长的横画，书写时先向左微顿，然后向右稍带波浪式的行笔，这就写出了“波势”；到了收笔之际，写出捺脚，并向上微微上挑，这就是“挑法”。除了写横画，在写撇画或捺画时，收笔也往往会用到挑法。
笔画写出波挑，为的是让文字更美观。不过刚出现波挑时，这种新的行笔收笔方法的使用还很不稳定，甚至还会被滥用。比如早期写在竹简上的汉隶，有时一个字甚至连续出现两个或三个波挑，这样一来，非但不美，反而整个字都显得很浮躁。
所以，到了东汉中后期，随着隶书的成熟，一般一个字只用一笔波挑，通常都是用在长横或长捺之上，人称“蚕头燕尾”。可以找一个典型的例子。《石门颂》中的“年”字，最长的这一横便是一笔波挑；而竹简中，“年”字的三横都用了波挑。显然，《石门颂》中的“年”就像一位稳重而不失活泼、举止得当的大家闺秀，而竹简中的“年”就显得不太成熟了。
像“年”这样的字，如何使多个横画既有区别又能互补，最终浑然一体，这是一种考验。“年”字的前两横平直，最后的长横波挑，这是区别；三横又都略微右抬，这又是一致了。
又比如“曰”字，也是有三条横画：第一横微微凸起，第二横稍微平直，最后一横完全平直，这与“年”字正好相反。为什么同样是书写多条横画，“曰”和“年”的笔画会有差别呢？这与“曰”字的结构特点有关。相较于“年”字，“曰”的结构更简单，字中还有大片空白。为了避免隶字死板，在书写“曰”字时，书写者特意在下面封口，左尖右圆，而左上角却留了“一口气”。这样的结构之下，自然下面的字不适用波势，因为它承载着这个字的稳定。
竹简与《石门颂》中的“曰”字和“年”字
相比之下，竹简的“曰”字意趣就差了很多。左上角没有留开口，使得隶字狭窄憋闷；而由此产生的最后一横的波势，也使得整个“曰”字不够稳重，像写飞了一样。
《石门颂》的结字，突出体现了对宽结与紧结的巧妙运用。
当你在平面上书写一个字时，这个字平平整整，看不出来重心，它就是躺在纸面上的，这样的字被称为“宽结”；而通过用笔手法，使这个字有了重心，一下子立体起来了，这样的字就是“紧结”。这就好比我们在纸上画画，你可以两横两竖画一个正方形，这个正方形就是一个平面的；你也可以多画出几个面，甚至画出透视，看起来就有些立体了；再按照光照规则为正方体打上阴影，这个正方体就可能以假乱真，好像从纸里蹦出来一样。
《石门颂》里，有三分之一的隶字是用了紧结的，甚至同一个字也可以同时有宽结和紧结两种写法。比如同样是“上”字、“中”字，有的写得中规中矩，有的却明显能感到笔画之间有一种力量，使得这个字立了起来。
《石门颂》中不同的“上”字和“中”字，上面的字为宽结，下面的字为紧结
《石门颂》例字
带有了紧结色彩的“上”字，虽然只有简单的三笔，彼此间却有着一股巧力。其中最关键的是第三笔的这条长横，使用了更加有力的波挑，力拔千钧。这种手法运用更为娴熟的是“平”字，它的第二长横同样用了波挑，“波”的幅度比较明显，最后一笔“挑”的力度更大，只这一笔，就把整个字“挑”活，一下拥有了雄健的气势。
“公”字的紧结又是另一种手法。《石门颂》的这个“公”字体势飞动，撇尖利而迅猛，捺飞扬而厚重，在形成对比的同时，又保持风格上的相通。最有意思的是，在“脱篆入隶”的大背景下，这个“公”字的收笔却采用了篆书笔法，起锋回转间完成了紧结。
魏晋时期，隶书逐渐演变出楷书，成为日后人们最常用的书写字体。在《石门颂》中，我们还隐隐看到楷书的影子。比如“夭”字，两横、点捺的提按奇魅，都已有了王羲之以后楷书的特点。清代书法家普遍认为《石门颂》“野逸”，康有为更说《石门颂》是“隶中之草”。其实，这种“草”表现出的是一种极强的书写性；而与竹简中的汉隶比起来，《石门颂》的隶字显然更艺术化，远没有那么随意、放肆。
《石门颂》在中国书法史上还有一个奇迹——在章法布白中，出现了最早的造型字组。
所谓造型字组，就是两字之间有某种关联，看起来就像组合在一起似的。我们来看看《石门颂》中最神奇的“言必”字组。
在这个字组中，“必”字中间一点写作一竖，且这个竖点被拉得很长，直接通到上一个“言”字底部的“口”。这样一来，“言”和“必”就从两个独立的隶字，组成了有机的整体。
但真正的神奇并不止于此。“言”字最上面的一条长横，与“必”字竖点的顶点，构成了一个三角形，“言”字“口”上的两竖，就在这个隐藏的三角形的腰上。
《石门颂》中神奇的“言必”字组
竖点的下端也与“言”的长横构成了一个三角形，而且这个三角形接近等边。顺着竖点下端，是“必”字一撇一捺的交叉点，并形成了一个“凹槽”。上面由“言”字和竖点构成的等边三角形好像直插入这个凹槽一样，使得“言”“必”两字不仅组合在一起，而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镶嵌在一起不可分开。
再往下看，“必”字的两个横点向左右两边展开，撇捺也向左右两边伸展，分别与竖点的顶点构成两个有部分重合的三角形。
三角形是最稳定的结构，通过四个隐藏的三角形，“言”“必”两字不仅形成了镶嵌，而且结构非常稳定。这不能不说是审美上的一种创新与奇迹。
正是笔画、结体、章法上的巧妙与创新，造就了《石门颂》飞逸浑穆的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