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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书发展到秦代达到巅峰，可随着更加简便的隶书的兴起，篆书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特别是到了东汉，隶书出现鼎盛之势。即便如此，汉篆仍有佳作流传至今，《袁安碑》《袁敞碑》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袁安碑》和《袁敞碑》，分别全称《汉司徒袁安碑》和《汉司空袁敞碑》。先来解释一下“司徒袁安”和“司空袁敞”。东汉时期的宰相设有三个官职，分别是太尉、司徒、司空，合称“三公”。也就是说，两块石碑的主人袁安和袁敞，均是东汉时期的宰相。
东汉《袁安碑》（墨拓本）
这两人的名字应该挺陌生的，但要提起他们的子孙，估计大家要为之一震了——东汉末年，与曹操争衡天下，最终却在官渡之战中败北，错过统一北方大好机会的袁绍袁本初。
汝南袁氏是东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世家大族。袁绍以前，其祖辈连续四代有五人做到三公，因而被称为“四世三公”（四代人皆为三公）或“四世五公”（四代人里出了五个三公）。袁安和其子袁敞，就是这“四世五公”里的第一位和第二位。
东汉时期，由于皇帝年幼，常由外戚把持朝政——皇帝的母亲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听政，皇帝的舅舅以大将军等官职执掌朝堂。这些外戚向来权势熏天，操纵政治，导致民怨沸腾。袁安、袁敞父子作为那时的士大夫翘楚，不阿权贵，不惜得罪外戚。汉和帝时，袁安就曾多次直言弹劾外戚窦氏的不法行为；袁敞更因得罪汉安帝时期的外戚邓氏，遭免职自杀。两人身上都有着古代知识分子坚持正义、不畏强权的风骨。而铭刻在《袁安碑》和《袁敞碑》上的汉篆，又以另一种形式将这种风骨传承至今。
回过头来，一起来看看这两通汉碑。
《袁安碑》和《袁敞碑》至今都有将近2000年的历史了，早已残缺不全。
《袁安碑》的现存残碑高139厘米，宽73厘米，碑额（指石碑的上方，一般刻有石碑的标题以及龙、虎、螭等图案）和每行最后一个字都已损坏了。《袁安碑》共有10行刻字，每行满行16字，现存15字。在第五行和第六行之间，还有圆形碑穿过，这在汉碑中绝无仅有。
《袁安碑》的内容主要是记载袁安的生平：
司徒公汝南女阳袁安召公。授《易》孟氏〔学〕。
永平三年二月庚午，以孝廉除郎中。四〔年〕
十一月庚午，除给事谒者。五年正月乙□，
迁东海阴平长。十年二月辛巳，迁东平〔任〕
城令。十三年十二月丙辰，拜楚郡〔太〕
守。十七年八月庚申，徵拜河南尹。〔建〕
初八年六月丙申，拜太仆。元和三年五〔月〕
丙子，拜司空。四年六月己卯，拜司徒。
孝和皇帝，加元服，诏公为宾。永元四年〔三〕
月癸丑薨。闰月庚午葬。
□表示缺一字，〔〕内是补字。这些内容与《后汉书·袁安传》基本相同，只不过更加简约。
早在晚明时期，《袁安碑》就曾被人发现，不知什么原因后又销声匿迹。1961年，《袁安碑》重现江湖，后被收藏在河南博物院。它是什么时候刻立的呢？在碑的末尾写有“永元四年□月癸丑薨，闰月庚午葬”的字样，这与《后汉书·袁安传》的记载一致，也就是说，袁安逝世于东汉和帝永元四年（92年）。因此，不少人认为《袁安碑》的刻立时间就是这一年。不过有人不认同这个观点，甚至质疑《袁安碑》是假的。
《袁敞碑》的残碑高78.5厘米，宽71.5厘米。相较于《袁安碑》，《袁敞碑》的损坏程度更为严重。残碑上的文字存有10行，每行存五至九个字不等。碑石已分裂成上下两块，不仅碑体不全，上面的字也模糊不清。《袁敞碑》刻立于东汉安帝元初四年（117年），出土于1922年，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东汉《袁敞碑》（墨拓本，局部）
《袁敞碑》所记是袁敞的生平，跟《袁安碑》比起来，因缺少的字太多，几乎难以正常阅读（下文的省略号表示缺少若干字）：
〔君讳敞字叔〕平，司徒公〔之第三子〕……
□□□□月庚子，以河南尹子除〔太子舍人〕……
□□□□五月丙戌除郎中。九年，……
□□□〔黄门〕侍郎。十年八月丁丑，……
□□□□十月甲申，拜侍〔中〕……
□□□□步兵校尉。延平元年……
□□〔将作〕大匠，其十月丁丑拜〔东郡太守〕。……
□□□□□丙戌，征拜太仆。五年……
□□□□〔元〕初二年十二月庚戌〔拜司空〕。……
〔年四月戊申〕薨。其辛酉葬。
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著名金石学家马衡曾说：“《袁安碑》书体与《敞碑》如出一手，而结构宽博、笔画较瘦。余初见墨本，疑为伪造，后与《敞碑》对勘，始信二碑实为一人所书。”在马衡看来，《袁安碑》和《袁敞碑》的书写风格一致，很可能出于一人之手。因而他推测，也许是在元初四年（117年）立《袁敞碑》时，又为袁安补立了《袁安碑》。既然从没人质疑过《袁敞碑》的真实性，那么据此推断，《袁安碑》应该也非伪作。
诞生于东汉的《袁安碑》和《袁敞碑》，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秦朝的小篆。碑文的章法皆井然有序、行列分明，甚至没有丝毫的交叉错杂；字形皆呈长方形，长宽比例符合黄金分割率。特别是书写的笔法，都是中锋用笔，裹毫直书，疏密得当，环绕婉转，可以说都是李斯小篆书法的继承者。
不过，汉篆在继承秦小篆笔法的同时，也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吸收了隶书的特征。
东汉时期，隶书鼎盛。就如同篆书有潇洒的草篆、修长的美化大篆、端谨的小篆等不同的体势，鼎盛时期的汉代隶书也有各自的风格，或端庄，或灵动，或俊秀，或质朴，或古拙，或雄厚。汉人将这些隶法融入篆书，使得篆书焕然一新。
《袁安碑》例字
首先，汉人写篆书，使用了隶书铺毫的用笔特征。所谓铺毫，就是笔锋在运行过程中使得每根锋毫都要铺在纸上。这样的用笔不仅使字的笔画雄浑，也使字形有趋扁的态势。比如《袁安碑》中的“阴”“拜”“帝”“葬”等字，无不显现出隶书独特的韵味。
其次，也是汉篆与秦小篆最大的不同，即收笔时不再使用篆书的“玉箸”笔法，而是用悬针出锋，使原本古朴的篆书飘逸起来。《袁安碑》中的“辰”“楚”“和”“闰”都有明显的悬针收笔。
据说这种极具汉篆特色的笔法与汉章帝时的书法家曹喜有关。曹喜写篆书，悬针竖、垂露竖都很擅长。后世有不少人模仿他的悬针之法，最终形成了篆书的一种新的形态——汉缪（miù）篆。
除了铺毫、悬针的笔法，汉篆在用笔转折方面也与秦篆有所区别。在转折时，汉篆很多时候不再遵循秦篆那种匀速圆转的笔法，而是有明显的提按转折，比如《袁安碑》中的“元”“年”“永”“癸”的转折之处便是这样。
总而言之，汉篆与秦篆在诸多细节上都有不同，表现出了一种与秦篆并不一致的独特风格。具体而言，《袁安碑》的风格还稍显收束，笔画纤细婉转，体态灵动；而《袁敞碑》已经是典型的汉篆风格，浑厚古朴，雄劲有力。
这种兼有两种笔法的体势，之前我们也遇到过。比如用秦大篆写成的《石鼓文》，就兼有金文书法的古朴和秦小篆书法的端谨，但这种兼而有之是自然发生的，因为《石鼓文》是金文书法向小篆书法的过渡形态，承上启下，必然兼有二者特色，结果却是有金文古朴而失之飘逸，有小篆端谨而未至拘谨。
然而，汉缪篆的这种兼而有之多少有点刻意为之。汉人书法以隶书为主流，他们写篆书时，或有意识地将隶书的笔法融入其中，或无意识地将隶书风格混而为一，这样就能够收到取隶之长、补篆之短的功效。
除了融隶入篆的风气外，《袁安碑》和《袁敞碑》的书法还有两个有趣的变化。
一个是字的线条曲笔变多了，比如《袁安碑》的“二”“五”“三”“年”“辛”等字，横画都变作曲笔，甚至“阴”“癸”等字中很短的横画，也一样做了曲笔。这样的处理方法使得汉篆较之秦篆多了几分调皮和灵动，秦小篆那种帝王高高在上的盛气凌人，在汉篆这里瞬间变成一位老友的和颜悦色。
《袁安碑》例字
除了线条，汉篆对结体也做了改造，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特色就是字的重心居中，比如“海”“年”“月”等字，既不像秦小篆的上紧下松，也不像更久远的金文大篆那样长上短下、头轻脚重。这种重心居中的安排，对曲笔增多有一种中和效果。每一个字是活泼的，每一个字又是沉稳的。
总的来说，汉篆相较于秦篆，少了庙堂风，多了烟火气，更加舒展，更加淳厚。不过，在汉代，篆书毕竟已经“退居二线”，留存至今的篆书石碑或篆书碑额已是凤毛麟角。正因如此，《袁安碑》和《袁敞碑》就更显得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