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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6月13日，全长505公里的成渝铁路全线贯通。7月1日，成渝铁路通车典礼在重庆和成都同时举行。成渝铁路是新中国自行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它的贯通堪称中国筑路史上的传奇。成渝铁路的建成，实现了四川人民半个世纪的夙愿，深刻地改变了四川乃至西南地区的交通格局，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序幕也由此拉开。
讲述人
孙贻荪，男，江苏泰州人，成渝铁路建设者，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军工筑路第一总队直属二团参谋，成渝铁路通车后赴朝鲜战场，任战地记者，回国后先后在中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铁路局工作。
74年前的1950年6月15日，初夏的山城重庆，位于佛图关的西南军区司令部大操场上，阳光温暖，微风不燥。
五星红旗和八一军旗迎风飘扬，操场像披上了节日的盛装，一场简朴却不失隆重的开工典礼在人群的欢腾声中拉开了帷幕。
“我的人生命运从那一天起开始改变，与铁路结下了缘分……”面对记者采访，现年92岁的孙贻荪老人，将那段修筑成渝铁路的历史娓娓道来。
挥师成渝
“孙贻荪，出列！”
那年，孙贻荪17岁，是西南军政大学的一名学生。
6月15日清晨，刚出完早操的孙贻荪收到大队刘政委的命令，要求他立刻回营房打背包，下午两点前赶到市中区（今渝中区）佛图关西南军区司令部大操场。
接到任务的孙贻荪并不知道要去做什么，只知道学校在南温泉附近，距佛图关18公里，还得坐轮渡过长江，要在规定时间前赶到指定地点，时间并不宽裕。几位要好的同学得知孙贻荪要离队了，赶忙请了相馆的师傅，一起拍了张合照，之后孙贻荪便动身启程。
中午时分，孙贻荪辗转赶到西南军区司令部大操场，找到值班警卫报了到，便被带进了会场，这时，他才看到主席台上方的横幅上写着“西南军区部队修筑成渝铁路动员大会”，而他就这样成了新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军工筑路第一总队的一员。
“当时，邓小平、刘伯承、贺龙都坐在主席台上，邓小平是我们的老师，每月都要来给我们讲两次课，我看到他神采奕奕地站在麦克风前，操着四川广安口音给我们作动员报告。”孙贻荪回忆，当时邓小平嘱咐他们：“你们去修路，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莫要说二话呦！”
邓小平作完动员讲话后，贺龙为筑路部队授旗，总队司令员李静宜向贺龙敬礼，而后双手接过绣有“开路先锋”字样的旗帜，转身向全场展示。与此同时，喇叭里响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歌声：“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会场顿时沸腾了，人们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筑路大军扛着“开路先锋”大旗前往筑路现场（中铁二局 供图）
这天，3万军工分赴指定的筑路工地，孙贻荪跟着通信团二连赶往现场，完成了军校生到筑路人的身份转变；这天，西南铁路工程局设了九龙坡、油溪、永川、隆昌、内江、资中、资阳、简阳、成都9个工务总段，下辖29个分段，正式开始修路工作；这天，消息在山城重庆传开了，老百姓纷纷报名参加修路……
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全线通车，图为由成都驶向重庆的第一列火车出站（重庆日报 供图）
攻坚克难
“你看这张照片，我们是一手拿铁镐一手拿枪，边修路还得边打土匪。”谈及当年修路遇到的困难，孙贻荪指着照片如是介绍，表情严肃。
1950年的端午节，成渝铁路开工后的第5天，刚从学校出来的孙贻荪，以排级见习参谋的身份，跟随部队到了一个名叫泥壁沱（今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镇泥壁村附近）的地方，负责沿线架电话线。
忙碌中，孙贻荪听到当地老乡闲聊，说山里有人影晃动，可能是土匪。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孙贻荪把这一情况记在心上，赶忙回驻地观察情况。刚到驻地，就看见一个头裹白帕身着长衫的中年人，从背后山梁上跌跌撞撞冲下来，告诉他山那边来了一百多号土匪。
孙贻荪把情况及时告知了连长，连队吹响了紧急集合哨，50多名战士子弹上膛，手榴弹拉开保险栓，做好了战斗准备。
又过了不到5分钟，土匪从山上冲了下来，被早已做好万全准备的战士们迎头痛击。一阵枪声过去，土匪倒下五六个，其余惊慌四散，部队乘胜追击，打了场漂亮仗。
因为战斗中的出色表现，团长在部队里宣布，孙贻荪原本两个月的见习期提前结束，并破格晋升半级。
孙贻荪回忆，成渝铁路修筑之初，土匪和国民党残余部队不时会袭扰破坏，因此他们修路时枪就放在身旁，子弹上膛。
除了土匪的袭扰，各种物资的缺乏也给成渝铁路的修筑带来了不小的挑战，缺水泥、缺火药、缺钢轨、缺枕木，真正的一穷二白。“没火药我们就自己做土炸药，把青冈树烧的木炭砸碎了过筛，和土硝按比例混合，制成土炸药，引线是用的农村糊窗户的土皮纸制作的。”虽是忆苦，孙贻荪眼神中却不乏几分自豪。
为了克服困难，一方面，当时的重庆水泥厂、西南工业部第一零一厂（重钢集团前身）等工厂顶着国外封锁的压力恢复或加大生产；另一方面，筑路部队和修路民工集思广益，顽强拼搏。常常是天还未亮，大家就举着火把出门上工，天黑到看不见了才回驻地休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还陆续发明了“单人钢钎冲眼法”“压引放炮法”等施工技巧，在提高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的同时，尽可能节省土炸药等重要物资。
克服困难与挑战的过程，还伴随着诸多牺牲和伤残的情形。有数据统计，成渝铁路的修筑过程中，因公死亡和致残的人数均超过百人。
万众一心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所作的《蜀道难》这一千古名篇，其实也写出了川渝百姓的千年之痛。彼时，四川人民太渴望铁路了。
对于1950年的中国而言，修成渝铁路可算是超级工程，在缺乏大型机械设备的情况下，自然需要大量劳动力。军工是修筑成渝铁路的“开路先锋”，有了先锋开路，各地民工如川汇海，集聚成一股强大力量，最高峰时，人数逾十万之众。
1951年春节，孙贻荪所在的工地，民工自发发起了“在工地过年”倡议，喊着“路不修通不回家”的口号，留在工地上照常修路施工。“路修了两年，这些民工大多都没回过家，这是很让人感动的。”孙贻荪感慨道。
“我们还经常会被老百姓的热情感动。”孙贻荪回忆，不仅是农民工兄弟的付出，所有老百姓都在竭尽所能为修路作贡献，“当时根据测算，修成渝铁路需要129万根枕木，其中三分之一都是老百姓捐的。”
孙贻荪曾代表部队接收过很多种木材，有上了年纪的老人留着做棺材的寿木，有准备成亲的新人做嫁妆打家具的木料，有修房子用的房梁……送到收购点的木材中，不乏楠木、香樟等名贵木材，有些人把木材送到却不留名字、不收报酬，只是为了能早日听见“火车叫”。
成渝铁路动工之初，因为担心凑不齐枕木耽误工程进度，西南财政经济委员会还专题召开了“枕木会议”，本意是想动员周边民众采伐符合要求的木材，不承想一呼而百应，沿线各处收购点不是提前完成任务，就是超额完成任务。
除了捐枕木，群众自发组织的护路队也给孙贻荪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铁路修到哪里，护路队就组织到哪里，日夜守护着修好的铁路，严防土匪特务搞破坏。
“许多护路群众对铁路特别熟悉，哪里有多少钉子都清清楚楚，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责任感，是一种真正的主人翁态度。”孙贻荪说。
位于四川省内江市的成渝铁路筑路民工纪念碑（徐焱 摄）
蜀道通途
1951年12月6日，成渝铁路铺轨到内江；1952年6月13日，成渝铁路铺轨到达终点站成都。至此，四川人民盼望了几十年的铁路终于修成了，结束了四川没有铁路的历史。
四川修筑铁路，发端于1903年，从清末到北洋政府再到国民政府，百姓盼铁路盼了近半个世纪，却没见着一寸铁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渝铁路从动工到通车仅用了两年。
因为在修路期间表现优异，部队领导为孙贻荪准备了一份特殊的奖励——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典礼摄影记者证。“出席通车典礼的证件是红色的，摄影记者证是绿色的，有这个证就能上主席台拍照，当时我没有相机，还专门去借了相机和胶卷。”孙贻荪笑着说，荣耀之情溢于言表。
1952年7月1日，汽笛声响彻巴蜀两地。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联合在重庆菜园坝火车站广场召开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1周年暨成渝铁路全线通车典礼大会，时任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出席了典礼，成都火车站广场也于同日召开庆祝大会。
那一天，火车分别由重庆、成都开出，两地以及沿线各地的群众从四面八方涌向火车站，一睹通车盛况。重庆菜园坝火车站广场和成都火车站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到处彩旗飞扬，人们身着节日盛装，载歌载舞，庆祝这一盛典。
那一天，孙贻荪换上新军装，挎上相机，站在主席台上，不断按下手中快门。“成都市民汇集在火车站广场和沿街大道，一直排到了北一环路附近，满满的一片全是人，到处都是欢声笑语，西南民族学院的学生还表演了舞蹈，那场面盛况空前。”孙贻荪抬手比画出很大的样子，情绪激昂。
“能够参与成渝铁路的修建，是我这一生的荣幸。”孙贻荪说，坐上火车从成都回重庆的时候，听到火车汽笛声，他流泪了，“我想，那些为修路牺牲的烈士得到了最好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