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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中央命令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简称“西南服务团”）应运而生，主要任务是接管地方、建立政权，其中约3000名随团成员，从1949年10月1日深夜启程，跋涉千里，于12月初进入重庆，大部分人就此扎根，用一生参与并见证了重庆解放及其后数十年的发展变迁。
讲述人
王玉明，男，原西南服务团成员、重庆市西南服务团团史研究会原副会长，曾任重庆市九龙坡区委书记。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礼炮齐鸣、欢呼四起。同一时刻，这一喜讯正穿过南京浦口火车站的高音喇叭，传递到正在候车的数千名西南服务团成员耳中。王玉明站在队伍中，激动得手心冒汗。他努力压抑着满腔豪情与壮志，裹紧双腿绷带，调整背包肩带，端正军帽，随即踏上了开往徐州的火车，奔赴大西南。
那一年，他18岁。他从未想过，其后一生，他和众多西南服务团成员都将阔别故土，成为解放重庆、建设重庆、见证重庆发展的中坚力量。
万人参团——进军大西南，接管地方，建立政权
1949年，在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后，中国革命迎来了大转折。不久，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一路挺进，先后占领南京，解放杭州，解放上海。5月23日，中央军委要求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一举端掉蒋介石集团最后盘踞的老巢，解放全中国。刘伯承、邓小平随即着手为解放大西南准备大量干部，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6月12日，西南服务团在上海成立，华东支前司令部副司令员曹荻秋担任第一团团长。消息一出，上海、南京、安徽等地迅速掀起“南下热”，数以万计的进步青年报名参团投身革命。
在上海读书的18岁青年王玉明便是其中一员。他被编入一团重庆支队，支队约有3000人，由西南服务团总团副主任兼第一团团长曹荻秋带队，目标：接管重庆，建立新政权！
西南服务团在南京进行了3个月的整训后，于1949年10月1日深夜，跟随刘邓大军从南京出发，踏上进军大西南的征程。“两双胶鞋、一支步枪、一个背包、三斤盐巴、一个米袋、一只水壶，便是我的全部家当。”王玉明说。
挺进西南——随刘邓大军跋涉7000里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跟随部队到重庆，王玉明对此深有体会。一路上，西南服务团跟随刘邓大军辗转迂回，或步行，或乘火车，或坐轮船，翻越崇山峻岭，跨过大江大河，途经江苏、河南、湖北、湖南、贵州等省份，最后抵达重庆，耗时两个多月，全程行军约7000里。其中，5000多里是徒步。
行军路上的艰苦难以名状，王玉明至今记忆犹新。每天天不亮就要出发，到上午10点左右才休息吃饭，每天行军上百里。“最初，我们这些新兵双脚每天起泡，超负荷步行后的双腿第二天根本没法走路。老兵们经验丰富，教了我们两招。”王玉明说。第一招是晚上烧水，热水烫脚缓解疲劳；第二招，用针刺穿水泡放水，再穿一根头发到水泡里，头发丝够细，可随时引流，这样就不会再起泡，也不会感染，大概三四天后，水泡就会成茧。“不过茧子很快就长厚，得用刀削薄，不然走路又会痛。”王玉明笑着说。
1949年，《人民日报》刊登《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供图）
除了肉体上的苦，精神上的苦也得硬扛。为了确保军事行动的秘密性，西南服务团成员们不能写信回家，不少第一次离家的成员饱受思亲之苦。同时，这一路上，部队既要提防地方匪患，又要抗击国民党残部的袭扰。王玉明至今仍能忆起酉阳龙潭响彻整夜的枪声。战斗部队将西南服务团夹在中间，一前一后与国民党残部激烈拼杀，全力确保服务团周全。对不到20岁的学生兵来说，不怕是假的，但王玉明和战友们从未有过退缩的念头。
重庆解放——访贫问苦、剿匪反霸、推进土改……敢教日月换新天
随着西南的解放，西南服务团陆续进入任务执行阶段。全团17000余人被分配到了云、贵、川、康各地。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同年12月8日，曹荻秋带队入城，王玉明和服务团的成员们清晨5点在较场口集结，等候参加进城仪式。“从七星岗到通远门的那一段，就是仪式路段，上午10点，仪式开始，前方是野战部队，西南服务团紧跟其后，所经之处，老百姓夹道欢呼，掌声雷动，歌声高扬，‘解放军是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每个人都沉浸在解放的喜悦中。”王玉明回忆道。12月20日，王玉明被分配到弹子石开展工作。他们的身份转为地方工作人员，他们的任务十分艰巨：访贫问苦、剿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建立政权……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湖南进入重庆，向重庆黔江挺进（重庆日报 供图）
在土改前，西南服务团便明确了紧紧依靠群众的工作方针。王玉明和另一名队员住进了佃农吕银章的草房，和他一家四口同吃杂粮、同干农活。“我们俩每月有18元的供给，全部交给老吕家，他也成了我们走进农村、了解农村的‘老师’。”“我们深度掌握了当时农村的阶级情况，也学会了好多农活。就说插秧吧，我第一天插，毫无技术，全是乱的。老吕很用心地教，我硬着头皮插了3天才算整齐了，持续弯腰劳作让我直不起身子，但是打心里高兴——总算不会被笑话了！”老吕一家也喜不胜收，成员们交的供给大大改善了全家的生活。减租退押过程中，在工作队和村农协会的督促下，地主把吕家三代人租地的押金直接退给了吕家。“感谢共产党！”拿回押金当晚，老吕破天荒买了2斤猪肉，做成香喷喷的回锅肉，煮肉的水加入饭豆和南瓜做了汤，还烧了一条鱼，配上新鲜的青菜和自制的咸菜，一家四口和两名住家队员狠狠打了一次“牙祭”。
土改完成前后，西南服务团全面参加接管重庆的政务、军事、财经、交通、后勤等各方面机构，重庆各地陆续建立新政权，迈入建设重庆的新阶段。至此，西南服务团的使命光荣完成。
重庆人民在抗战胜利纪功碑前欢迎人民解放军（重庆日报 供图）
扎根重庆——为地方发展奉献一生，西南服务团刻入重庆历史
使命已达，但服务团成员们的脚步并没有停下。西南服务团第一团成员大部分都留在了重庆，进入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重庆市及各区级机关，成为建设重庆的骨干。1983年12月1日，52岁的王玉明被任命为重庆市九龙坡区委书记。
“首先要推行包产到户，把农民安定下来。”土地问题解决了，农民有积极性了，但农产品收入有限，无法解决贫穷的问题。随之，社队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并且从农业服务型企业逐步升级为生产型企业。社队企业发展的迅猛态势，被邓小平高度评价为“异军突起”。当时的九龙坡区辖34平方公里，人口60万。1978年，九龙坡区成立了社队企业管理局，兴办了一批社队企业，年产值1468万元。1979年，全区社队企业产值实现2356万元，第一次超过农业收入。王玉明履新九龙坡的1983年底，九龙坡社队企业总产值达到了8142万元。王玉明明白，大力发展社队企业，是让农民致富、区域发展的重要路径。他大刀阔斧地实施了“四板斧”。
一为“引”。比如邀请外区优秀社队企业到九龙坡“传经送宝”，为花溪乡（今重庆市巴南区花溪街道）建起了拥有最新技术的隧道砖瓦窑，生产出高质量的页岩砖，迅速打开市场。王玉明还积极引进老家的多个企业到九龙坡投资建厂。
二为“建”。九龙坡是百年兵工重庆建设厂所在地，当时建设厂所产摩托车声名大噪，区委、区政府多方争取支持，终于获得了为建设厂生产摩托配件的机会。1984年，八桥乡（今重庆市大渡口区八桥镇）抓住啤酒热的市场“风口”，着手成立金星啤酒厂，成为国内最早的民营啤酒企业之一。
三为“借”。借的是“智”。当时，九龙坡组建了一支“顾问团”，成员为各行各业的知名人士，他们的任务就是为九龙坡区提供各种有用的信息。
四为“激”。激是激励，全方位调动干部的积极性。王玉明深谙解放思想、开阔视野对发展的意义，他先后介绍上百名干部前往上海、江苏、广东、天津等先进地区学习、参观、取经。
其后十余年，九龙坡区从社队企业起家的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中稳步发展，到1997年，总产值突破了102亿元，企业数4500多家，它们的发展为农村奔小康、农民脱贫致富作出了重要贡献。1995年，王玉明光荣离休。他和西南服务团众多扎根重庆的成员一样，一身赤胆、一颗红心，用一生奉献有力延续着西南服务团的精神力量。离休后的王玉明，继续投身西南服务团团史研究会的工作，组织会员研究编撰西南服务团团史。
75年时间匆匆而逝。如今，西南服务团已成回忆，成员们也大都作古。那段如歌的岁月已深深镌刻在重庆的历史中，西南服务团在重庆的光辉历程，将在重庆人民的心中，永久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