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

“女性与小说”总会挑起人们各式各样的先入之见与激烈情感，而我需要就此话题得出一些结论……女性如果要写小说，有两项基本条件：有钱，有自己的房间。

也许你会问，我们请你来谈一谈女性与小说，这跟“自己拥有一间房间”有什么关系呢？请让我为各位解释。收到这一主题的演讲邀请后，我在一条河边坐下，开始思考这两个词意味着什么。也许，我只需要简单讲讲范妮·伯尼，再多说几句简·奥斯丁 ^[1] ；向勃朗特三姐妹 ^[2] 致敬一番，介绍介绍她们的故居——冰天雪地中的霍沃斯牧师寓所；尽量说几句关于米特福德小姐 ^[3] 的俏皮话；充满敬意地提及乔治·艾略特 ^[4] 一些作品的典故；最后再讲一两句盖斯凯尔夫人 ^[5] ，这演讲就算完成了。但我再仔细一想，“女性与小说”的意涵远非如此简单。这议题或许有好几层意思，可能是探讨女性的特质，也可能涉及女性的书写，还有可能涉及描绘女性的小说，甚至可能意味着，三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而你们希望听到我从这一角度出发的思考。最后这一思路似乎是最有意思的，但我更深入地想了想，很快发现了以它作为演讲内容的致命缺点：我永远得不出结论。我知道，讲者最重要的职责就是用一个钟头的演讲给你们一句绝对真理，让你们能在笔记本上写下来，一辈子供在壁炉台上。但我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我所能做的是，就一个小问题向你们分享我的观点，即女性如果要写小说，有两项基本条件：有钱，有自己的房间。如你们所见，这并没有解答女性本质与小说本质这类重大问题。这两个问题对我而言依然悬而未决，因此我避免对它们下定论，毕竟这是一种责任。作为弥补，我将尽我所能告诉你们，我是如何得出了金钱与房间的观点的，并且毫无保留地阐述我的思考过程。也许随着我向大家袒露结论背后的想法与偏见，你们就会发现，其中有一些影响了女性，另一些则影响了小说。

无论如何，我们无法指望人们能开诚布公地讨论存在极大争议的话题，性别问题就是这样。我们只能表达自己观点背后的理由，请听众从我们这些片面、先入为主、充满私人偏好的考量当中抽丝剥茧，自行得出结论。在这种时候，虚构故事可能比事实陈述包括了更多的真相。因此，我打算运用身为小说家所享有的创作自由和特权，跟你们说说我来这里之前的两天经历的事情——你们交给我的任务实在堪称重担，我对着这一题目苦思冥想，连日常生活也围绕着它打转。不消说，我讲的这一故事全属虚构，“牛桥” 是个编出来的学校，“费恩汉姆学院”也是。而“我”不是第一人称，只是故事主人公的代称，这样方便一些。

在我接下来讲述的这些编造的故事里，或许也夹杂了一部分真理，请你们自行拣出这些真理，决定当中是不是有值得你们保留的部分。倘若没有，你们完全可以把我说的这些东西全部抛诸脑后。

一两个星期以前，我（你也可以管“我”叫玛丽·贝顿、玛丽·塞顿、玛丽·卡迈克尔或者别的什么，随你喜欢，都不要紧）在十月晴朗的天空下坐在河岸上沉思了许久。“女性与小说”总会挑起人们各式各样的先入之见与激烈情感，而我需要就此话题得出一些结论，千思万绪如镣铐般束缚着我。我身旁，一丛丛金色和绯红色灌木在阳光下闪耀着烈焰灼烧般的光辉。举目望向对岸，柳树们长发披散、低泣不止，仿佛要哭到时间尽头。河面倒映着天空、桥梁与燃烧的树影。有学生划着船经过这里，船桨刚划开倒影，水面就迅速愈合了——看上去根本不曾变化，就像从没有人打扰过它的平静。这地方很适合在遐思中消耗整天的光阴。我的思维（这是我对它言过其实的美称）向水中抛出了一根线，它摇曳于水草和倒影之间，过了一分钟又一分钟，在水里浮浮沉沉，直到——你知道的，那种来自水下的轻微拉扯——一个念头蓦然成形，出现在线尾。我接下来要做的是，凝神屏息将线收回，低心下意地将它拉出水面，唯恐一个疏忽就与它失之交臂。念头被拉上岸，就那么被摆在岸边的草地上。唉，它看起来实在太不起眼、太微不足道了，要是经验老到的渔民钓上这种小鱼儿，二话不说就会放回水里，有朝一日它长得更为肥美，才值得一烹，成为餐桌上的佳肴。此刻我还不想用这一念头扰乱你们的心神。但如果各位细心探察，也许能在我后面的讲述中寻到它的踪迹。

不过它就算渺小如斯，也依然具备和它同类一样的神秘特质——把它放回头脑中，就会变得至关重要、令人激动；它在脑海里往返穿梭、忽升忽降、神出鬼没，激起汹涌澎湃的思潮，使我无法继续老实坐在原地。

于是我发现自己正在匆匆行走，脚下是一片草坪。突然，有个男人出现，挡住了我的去路，还比画着在说什么。一开始我并没有反应过来，谁能想到这个穿着晨礼服外套配晚装衬衫、打扮古怪的人是在对我说话呢？这人脸上惊怒交加。最终，我靠直觉而不是理性意识到发生了什么，顷刻间，一串想法涌上心头：他是仪仗官，而我是个女人。这里是草坪，旁边才是铺满石子的小路。只有院士和学者才有资格踩着草坪走路，我该走的是那条碎石小道。直到我重新走到碎石路上，仪仗官才把手放了下来，面色恢复如常。虽然草地比碎石路好走些，但对我来说这倒没造成多大的伤害。我唯一能指控院士和学者大人们的是，就为了保护这片铺了三百年的古老草坪，害我弄丢了我的小鱼，它趁这个时候溜得无影无踪了。

我忘了这是怎样的一条鱼儿，能促使我如此胆大妄为地擅闯草坪重地。那时我内心感受到一阵平静与祥和，宛如一片从天堂飘下的云彩。要说这种心境的栖身之所，势必只能是十月那宜人的清晨时分，这牛桥大学的庭院了。我循着古老的走廊穿行在学校的建筑群中，俗世烦扰似乎都被抚平，我的躯体就像待在隔绝了一切外界声音的奇妙玻璃容器里，心灵也摆脱了现实世界的干扰（除非我又踩上了草坪），自如地沉浸在契合于此时此刻的冥思之中。许是机缘巧合，我记起曾经读过的几篇文章里的只言片语，记叙着长假重游牛桥的经历。这让查尔斯·兰姆出现在我的脑海——萨克雷 ^[6] 曾把兰姆写给他的信紧紧贴在前额上，口呼“圣人查尔斯”。兰姆无疑是全世界死掉的人（这是我第一时间想到的词，我不加修饰地呈现给你们）里最让我感到可亲可敬的一位。我真想能有机会亲口问问他：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写出那些散文的？在我心目中，兰姆的散文成就甚至胜过文笔圆熟的马克斯·比尔博姆，他笔下满是天马行空的狂野想象，字里行间才华横溢，如同灿烂的闪电划破夜空。也正因为此，这些作品未臻完美却闪耀着诗性光辉。兰姆大约一个世纪前可能到访过牛桥大学，他确实写了篇随笔——我忘了具体名字——说他在这里读到了弥尔顿 ^[7] 诗作手稿，我觉得那多半是《利西达斯》（ Lycidas ）。兰姆曾写过，一想到《利西达斯》可能并非浑然天成，就让他心惊肉跳，他甚至觉得，连弥尔顿本人修改任何一个词，都算亵渎神作。这让我不禁在脑中极力回想《利西达斯》的内容，琢磨着弥尔顿可能改了哪儿，又是为什么改的，一时间乐在其中。接着我倏然想起，兰姆读过的手稿就在这里的图书馆，离我不过几百码路。我应当能循着他当年的脚步穿过校园的四方庭院，到那座举世闻名的图书馆去看看这馆藏的稀世珍宝。

我立刻动身，在路上还突然想到，那图书馆里还保存着萨克雷《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 The History of Henry Esmond ）的手稿，文学评论家们一般认为这部小说是萨克雷作家生涯中最完美的杰作，但在我记忆中，这本书的语言模仿了18世纪矫揉造作的风格，读起来实在让人受罪。除非萨克雷是自然而然地写出了上个世纪文风的作品——如果可以看看手稿，就能搞清楚这种改变的目的是突出形式，还是彰显意义。不过，这样我就得先明确“形式”和“意义”的定义，这是个问题——还没想完，我就已经站在图书馆大门口了。我一定是打开了门，因为马上就有位大概算是“守护天使”的先生从天而降，不过他没有白色羽翼，而是身穿飘逸的黑长袍。这位年长的绅士尽量亲切有礼地表达着他的轻慢，他压低声音，语带歉意地对我说，只有由学院研究员陪同或手持介绍信的女士才被允许进入图书馆。他摆摆手请我离开。

一个女人的咒骂对一座著名图书馆来说完全无关痛痒。它庄严神圣、从容自若，将持有的一切珍宝紧紧地抱在怀里，神气十足地沉睡着。我个人觉得，就让它永远沉睡下去吧。我愤愤走下台阶，同时发誓，绝不会主动唤起这番回忆，也绝不会再来这儿请求盛情款待。距离午餐还有一个小时，该怎么消磨这些时间呢？是去草地上漫步一阵儿，还是到河边闲坐片刻？的确，此刻秋高气爽，是个讨人欢喜的上午，树叶已经染上红色，缓缓飘落满地，两个去处应该都颇为惬意。但此时，一阵乐声传进了我的耳朵，像是正在举行某种仪式或庆典。我经过礼拜堂大门，管风琴华丽磅礴的乐音如泣如诉。宗教哀歌在一片肃穆之中，听起来更像是对悲伤的回忆而非悲伤本身，就连古老管风琴的悲鸣似乎也充满了平静。可是，即使我有权踏进这里，也不愿意进去了。毕竟这回拦住我的可能是教堂司事，要求我出示领洗证明书或学监的介绍信。这些宏伟宗教建筑的外观往往也美轮美奂，与内部不相上下。此外，礼拜堂门口人来人往，会众们扎堆成群、进进出出，忙得宛如蜂巢口的蜜蜂，光看看这番景象也足够有趣了。许多人都穿着学位服。有些人肩上的兜帽带有毛皮，有些人则坐着轮椅。还有些人尽管尚属中年，看起来却疲惫不堪，压力造就了他们的奇形怪状，让人不禁想起水族馆里在沙子上艰难爬行的大螃蟹和小龙虾。我倚在墙边看着他们。这所大学当真是个庇护所，保存着这么多稀有的人类品种。要是把他们扔到河岸街的人行道上自生自灭，估计他们很快就会不知所终吧。上了年纪的学监与导师们的陈年旧事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但我还没来得及鼓起勇气吹声口哨——据说老教授听见口哨声就会脱缰飞奔——可敬的会众们就已经尽数进了屋。

礼拜堂的外观依然完好，正如各位所知，它那高耸入云的穹顶和尖塔，入夜后的灯火通明，远隔群山也能望见它的身影，像一艘永不靠岸的航船。想必，这草坪平整、建筑宏伟、坐拥礼拜堂的四方庭院也曾是一片沼泽地，彼时水草茂密摇曳，猪群拱土觅食。我正站在一堵墙的阴影之下。我想，砌墙的砖石一定是成群结队的牛马从遥远的国度一车车运来的。人们费了很大的力气将这些灰色的石块逐一码放整齐，垒成如今这番模样。此后，油漆工带来了镶窗户的玻璃，泥瓦匠们在屋顶上挥着铲子和泥刀搅抹油灰水泥，世世代代地忙活着。每逢星期六，一定有人从皮质钱袋里掏出真金白银塞到这些老匠人手里，供他们一整晚悠闲地吃喝玩乐。我想，彼时滔滔的金银必定永无休止地流入这个庭院，以维系石料的运输和工匠的劳作：填平、开沟、挖掘、排涝。正值信仰的时代，王公贵族慷慨解囊，为建造奠定深厚的基础。直至石造建筑拔地而起，更多的金钱从他们的金库里倾泻而下，以确保这里响彻赞美诗歌，同时培养饱学之士。大学被赐予土地，教会收取的什一税也支持了学校建设。直至理性取代了信仰的时代，金银仍旧滚滚而来，资助学校成立研究奖学金，并开放了更多教席。只不过，金银不再来自王室库房，而是来自投身工业发了大财的批发制造商。他们在遗嘱中将一大笔钱回馈给培养了他们的母校，增设更多教授、讲师和研究员的职位。因此，几个世纪前水草丛生、猪猡横行的荒凉之处，现在矗立着图书馆、实验室和天文台，玻璃陈列架上摆放着配备了昂贵、精密仪器的一流设备。当然，此刻我绕着庭院漫步，金银打下的地基似乎已足够深厚，人行道牢牢覆于野草之上，头顶托盘的男人争分夺秒地穿行于楼梯之间，窗台花架上开满了俗艳的鲜花，室内传出留声机的刺耳声音。这一切无疑勾起了我的深思——但无论深思的是什么，都被生生打断了。钟声响了，我是时候去赴午宴了。

说来奇怪，小说家总有办法让我们相信，午宴之所以令人难忘，是因为席间的连珠妙语或智者之举。但他们鲜少对食物做什么描述。小说家的惯例是不提汤、三文鱼和仔鸭，就好像汤、三文鱼和仔鸭一点儿也不重要似的，就好像人从不抽烟也不喝酒。然而，在这里，我打算冒昧挑战这一惯例。我要告诉各位，这顿午餐的开胃菜是盛在深盘子里的比目鱼，大学的厨师在上面铺满了雪白的奶油，只露出星星点点的棕褐色鱼身，看上去就像母鹿侧腹的斑点。下一道菜是山鹑，不过，你可千万别误以为它们只是装在盘子里的两只光秃秃的褐色小鸟。这是一道丰盛的大菜，山鹑被各式酱汁与色拉簇拥着，辣味和甜味，井然有序；配菜还有硬币厚度但没那么硬的土豆片，以及像玫瑰花蕾般层层叠叠、鲜嫩多汁的孢子甘蓝。烤肉与配菜刚被吃完，沉默寡言的男仆出现了——也许就是之前那位仪仗官，只不过换上了更温和的言行，他端上一道甜点，层层洁白的餐巾环绕其外，宛若自波涛间跃然而起的糖霜之作。称它为布丁，那用大米和木薯粉做的东西，简直是一种亵渎。与此同时，人们的酒杯一次次被注满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又一次次被喝得一滴不剩。就这样，脊柱中间那段灵魂寓居之处，渐渐地燃起了光芒，不是两片嘴唇之间一闪即逝的才智火花，而是更深刻、含蓄和隐秘的辉光，是理性交流产生的温暖的黄色火焰。无须着急慌忙、无须神采飞扬、无须成为任何人，只需要保持自我的模样。我们都会升上天堂，范戴克也和我们同在——换句话说，点燃一根上等香烟，让自己陷入靠窗座位上的软垫当中。此时生活显得多么美好，它给予我们的回报多么甜美，这样、那样的芥蒂和委屈多么不足挂齿，友情和人类社会多么值得赞美。

要是凑巧我手边有个烟灰缸，不用向窗外弹烟灰，要是事情的发展稍有差池，我可能就不会看到那只没有尾巴的猫了。身体线条陡然中断的动物轻手轻脚地穿过四方庭院的这一幕，由于潜意识里的某种偶然因素，改变了我情感上的视角。就好像有人拉下了遮光窗帘。或许是德国优质白葡萄酒的劲儿已经过了。当我看着这只马恩岛猫在草坪当中停下脚步，仿佛也在质疑宇宙时，我确实感到好像少了些什么，有什么事情变得不同。我边听人们的谈话，边问自己：少了什么？有什么不同呢？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就得把自己的思绪带离这个房间，回到过去——准确地说是回到战前，将视线投向另一场午宴，虽然地点距此不远，但二者有天壤之别。一切都不一样。眼下宾客如云，青春洋溢；男男女女，相谈甚欢。他们畅所欲言、谈笑风生。将眼下谈话的声音置于昔日午宴聚会的背景下对照，我毫不怀疑今日的场景是过去的后裔，是合法的继承者。没有什么发生了变化，只不过——我在这儿全神贯注倾听的并不仅仅是人们的交谈，还分神留意着谈话背后的低语和潜流。是了，不同之处就在于此。战前的这类午宴聚会上，人们的谈话固然如出一辙，听来却迥然不同。因为那时候，谈话还伴随着一种哼唱般的声音，不甚清晰却悦耳动听，令人心潮起伏，足以改变话语本身的意涵。文字能描述得了这种哼唱吗？或许凭借诗人的力量是有可能的……我随意翻开手边的一本书，恰巧是丁尼生 ^[8] 的诗篇。于是我发现丁尼生正在吟唱：

一颗璀璨的泪珠滚落，

来自门口的西番莲。

她来了，我的白鸽，我的爱人；

她来了，我的人生，我的命运；

红玫瑰高呼，“她的气息已近”；

白玫瑰啜泣，“她的步伐来迟”；

飞燕草侧耳倾听，“我听见了她的足音”；

百合花柔声细语，“我在这里静候芳踪”。

战前，男人们在午宴上哼唱的就是这个吗？那女人们呢？

我心犹如鸟儿啭鸣，

河畔枝头筑巢安居；

我心犹如苹果大树，

枝条低垂硕果累累；

我心如同虹色贝壳，

宁静海中荡起波浪；

我心欢悦无与伦比，

全因挚爱相伴相依。

这是女人们午宴上的哼唱吗？

一想到战前的人们在午宴上竟然哼着这种小调，我就忍俊不禁。我不得不指着草坪中央的那只马恩岛猫，为笑声找个借口。可怜的没了尾巴的小东西，它看起来确实有点儿可笑。它是真的生来如此，还是在意外中丢掉了尾巴？据说马恩岛出产这种无尾猫，但它比我想象的更为稀奇。这种动物怪里怪气，与其说它美，不如说它富有怪趣。有没有尾巴的差别居然这么大——你知道，午宴散场，人们找寻大衣和帽子时会这么闲聊两句。

由于主人热情好客，午宴结束时已近黄昏。明媚的十月天光逐渐暗淡，我穿过林荫大道，树叶簌簌坠落。身后的大门一扇扇渐次关闭，似乎在与我礼貌地诀别。数不清的仪仗官正将数不清的钥匙插入保养良好的锁孔，宝库又将安然度过一夜。过了大道，另一条路出现在眼前——我忘了它的名字了——但只要方向正确，就能沿这条路抵达费恩汉姆学院。不过时间还很充裕，晚餐要到七点半才开始。而且，在今天这顿午宴之后，晚餐倒也不必吃了。真是奇怪，那些诗的只言片语在我头脑中盘旋不去，连步伐也合上了那些韵律：

一颗璀璨的泪珠滚落，

来自门口的西番莲。

她来了，我的白鸽，我的爱人……

我快步走向海丁利，吟唱声在血液里回响。走到另一处所在，水流冲撞着堤坝，激荡汹涌。我的吟唱也换了种节拍：

我心犹如鸟儿啭鸣，

河畔枝头筑巢安居；

我心犹如苹果大树……

诗人！暮霭沉沉中，我像人们常做的那样放声呐喊，多么伟大的诗人啊！

或许是出于某种忌妒，我的思绪继续铺展，现在人们真能找到二位活着的诗人，与当年的丁尼生与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并驾齐驱吗？尽管我心知肚明，在我们这一时代做如此对比，确是谬想天开。我凝视着泛起泡沫的水流，心想，将任何人与他们相提并论，明显都是徒劳。那些诗之所以能让人这般如痴如狂、欣喜万分，正是因为它们歌颂了人们都曾拥有过的感受（也许就是对战前午宴的体会），我们才能轻而易举地产生共鸣，不必费心去核验，也不必拿它和今天的任何感觉相比较。但在世的诗人所抒发的情感，却是当下我们的亲身体验，是从心底生生撕扯而出的。起初，人们无法认出它来，而通常出于某种原因又会对它心生惧意。人们会紧密观察这种情感，怀揣妒火与疑心，比较它与自己熟悉的过往感受。现代诗就是这么难，也正因为这么难，不管是哪位杰出的现代诗人，我顶多只能记住他们的两行大作。由于我记性太差，此问题的论证活动因缺乏材料而告吹了。

但是，为什么？我继续向海丁利踱步。为什么我们不再在午宴时哼唱了？为什么丁尼生不再吟唱“她来了，我的白鸽，我的爱人”？

为什么克里斯蒂娜不再应和“我心欢悦无与伦比，全因挚爱相伴相依”？

难道要归咎于战争吗？1914年8月，枪声响起之时，男人和女人的面容在彼此眼中是否失却了魅力，以致浪漫被全然扼杀？当然，在炮火中看清统治者的真面目实属震撼（在某些对教育仍心存幻想的女性心中更是如此）。他们看来如此面目可憎——无论是德国人、英国人还是法国人——且愚不可及。但无论归咎于什么、归咎于谁，那激发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热烈歌颂爱人到来的幻觉，如今变得愈发不可多得。人们只能去阅读、去观看、去聆听、去回忆。但为什么要用“归咎”呢？倘若那只是一场幻觉，为什么不赞美那场人类浩劫？毕竟它不但摧毁幻觉，还揭示了真相呢。真相……（这几个点代表我在寻求真相时错过了正确的路口，我该在那里转弯去费恩汉姆的）我问自己：到底什么是真相？什么是幻觉？举例来说，路边这些屋子，它们的真实面目是什么样？此刻夕阳西沉，它们的红色窗户透出朦胧的微光，洋溢着温暖的节日气氛。可是，在早上九点钟的火红朝阳中，它们又赤裸裸地展示着脏乱与危险，散落了一地甜食和鞋带。还有这些柳树、河流与河畔的花园，此刻在弥漫的雾气中朦朦胧胧，而阳光驱散雾气后，又生机勃勃、色彩绚烂——这两幅景象，哪种是真相，哪种是幻觉？我就不再赘述内心的百转千回了，因为在去海丁利的这一路上，没能得出丁点儿结论。请你就当我立刻发现走错了路，折返回来重新往费恩汉姆前进吧。

我已经说过那是十月的一天，因此，我不敢妄改说法，描写园墙上的紫丁香、番红花、郁金香和其他春天盛放的花朵，这会让我丧失各位的尊重，还会危及小说的美名。虚构的小说必须忠于事实，越是真实，小说就越好——我们被如此告知。因此，现在仍是秋季，落叶依然枯黄，就是比之前落得更快了一点儿，因为现在已是晚上（精确地说，是晚上七点二十三分），还有一阵微风（准确地说，是西南风）吹来。即便如此，还是有些异常的动静响起：

我心犹如鸟儿啭鸣，

河畔枝头筑巢安居；

我心犹如苹果大树，

枝条低垂、硕果累累……

也许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句要对这些愚蠢幻想负一部分责任——这当然只是我的空想——丁香花在园墙上摇曳，钩粉蝶上下翻飞，花粉尘埃在空中飘扬。不知从哪里来的风掀起了还没完全长好的树叶，在空中划过一道银灰的闪光。日夜交替之际，一切色彩都更为鲜明浓烈。深紫与金黄在窗户上燃烧，宛如心脏在激烈跳动。那一刻世界之美在此显露无遗，但很快又会消逝无踪（我冒冒失失地径直走进花园，因为发现门没关严，周围似乎也没有仪仗官的身影），即将湮灭的世界之美犹如双刃利器，一刃是欢笑，一刃是苦痛，把人心割成碎块。春天的暮色中，费恩汉姆的花园在我眼前静静敞开，一派萧索景象。黄水仙与蓝铃花被漫不经心地抛撒在深莽之中，即使是在最理想的时光里也从未有人精心照管，而此刻它们在风中挣扎，被拉扯得东倒西歪。云彩在春日天空中奔涌流动，建筑物的窗户像船只的弧形舷窗，在红色砖块铺就的波涛中映照着天色，被从柠檬黄染成银白。有人正躺在吊床上，在晦暗不明的光线中，身影若隐若现、似真似幻，飞快掠过草地——没人拦住她吗——随后，露台上出现一道佝偻的身影，仿佛正在呼吸新鲜空气，她向花园投来威严而谦逊的一瞥，我看见了宽阔的额头与破旧的衣裙——莫非她是那位著名学者J.H. 本人？这氛围虽不鲜明，但又充满强烈的张力。仿佛黄昏为花园披上的薄纱被星星或利剑撕裂——某种骇人的现实从春天的心脏里腾跃而出，划出一道狰狞的伤口，一如往常。因为青春……

宽敞的宴会厅里，晚宴正在进行。现在根本不是春天，而是十月的一个夜晚。所有人都聚集在大宴会厅里。晚餐已经准备完毕。汤被端上来了，是一道普通的肉汤，内容毫无遐想余地。汤稀得能看清盘子上的每一道花纹，如果它有的话。但这盘子是个素盘，没有花纹。下一道菜是牛肉和惯例会搭配的蔬菜加土豆——家常菜老三样，让人联想到泥泞的市场上卖的那些牛臀肉和边缘卷曲发黄的菜叶子，以及周一早上提着买菜网兜的妇女在讨价还价。这些人类的日常食物不该遭受任何抱怨，至少它们分量十足，而煤矿工人无疑还饿着肚子干活儿呢。随后端上桌的是西梅干和蛋奶冻。如果有人抱怨西梅（即使已经配上蛋奶冻来中和口感）是种穷酸的蔬菜（不是水果），干巴得像守财奴的心，少得可怜的汁液宛如流淌在守财奴身体里的血（这些抠门儿的家伙克扣了自己八十多年，不喝酒也不取暖，但也不给贫民施舍半点儿），他理应反思反思，世上有人慈悲为怀，连西梅干都能包容。最后上的是饼干和奶酪。这时候人们开始频繁传递水罐，因为饼干本来就很干，而这些饼干又特别地道，于是就干得如此彻底。就这些了。晚餐到此结束。所有人都把椅子往后推，站了起来。双向门剧烈地来回开关。很快，整个大厅就被收拾一空，无疑是要为次日早餐做准备。英格兰的年轻人在走廊和楼梯间又唱又闹。我——一个客人、一个外人（我在费恩汉姆和在三一学院、萨默维尔学院、格顿学院、纽纳姆学院或基督堂学院一样，都没什么话语权），显然没有立场说“晚餐不好吃”或是（我和玛丽·塞顿正坐在她的会客室里）“我们就不能单独在这里用餐吗”？要是我真说出这种话，就太过唐突了。毕竟这就等于是在打探别人的家底，而这所学院对外展示的形象是光鲜亮丽、一往无前的。不，我什么都不该说。谈话的确有一瞬间的停滞。人体结构天生就是这样，心脏、身体与大脑密切相连，并非独立分隔在不同的隔间里，在一百万年之内都不会真正分家。因此，一顿丰盛的晚宴对谈话的愉快程度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你连吃都吃不好，又怎么可能思维敏捷、情感澎湃，或是安然入梦？牛肉和西梅干可无法点燃我们的灵魂之火。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牛肉和西梅干只能催生出一种犹疑不定、毫不明朗的心态——我们死后大概都会升上天堂，我们也希望范戴克会在下个转角接应我们。

所幸我的朋友是位科学教师，有个摆着矮瓶子和小玻璃杯的橱柜——（不过，应该有比目鱼和山鹑来下酒才对）——我们才得以坐在壁炉边，修复整日来遭受的种种创伤。没过多久，我们开始畅谈那些奇闻逸事，那些话题在独处时浮现于脑海，与友人相聚时，就顺理成章地拿来探讨——谁结婚了，谁还是单身；谁对某事这么看，谁又那么看；谁在学术上的进步全面而神速，而谁又出人意料地一落千丈——我们自然而然地从谈话中衍生出对人性的揣测，也探讨着我们生活其间的这一奇妙世界的本质。

然而，在聊天的同时，我渐渐羞愧地意识到，一股思潮正不受控制地形成，让谈话流向某个特定的结局。我们嘴上谈论着西班牙或葡萄牙、书籍或赛马，但真正勾起谈兴的并非这些，而是大约五个世纪前泥瓦匠高踞屋顶之上的忙碌场景。王公贵族们把论麻袋装的金银财宝一股脑儿灌进地底，这鲜活的一幕在我脑海中反复上演，与另外一个场景相对应：瘦骨嶙峋的牛、泥泞的市场、枯萎的蔬菜、老人那干瘪的心——这两幅画面，虽然彼此割裂、毫无关联、毫无逻辑可言，却在我脑海中不断缠斗，我的思绪完全受它摆布。要想避免整场谈话被曲解，最明智的做法是将我心中的想法开诚布公地暴露在空气当中，如果走运，它们或许会像温莎城堡下的国王头颅一样，揭开棺椁时，便就此风化、分崩离析。然后，我向塞顿小姐讲述了那些经年累月在教堂屋顶劳作的泥瓦匠，以及那些肩扛一袋袋金银，将它们埋进地底的国王、王后和贵族们；接着又讲到，或许我们这一时代的金融大亨也只是用支票和债券替换了前人放置的金条与粗金块。我说，这些都埋在学院的地底。而我们现在所坐之处，这个学院，它雄伟的红砖建筑与杂草丛生的花园下又是什么呢？我们进餐时使用的粗朴瓷器，以及（我没来得及住嘴，不小心脱口而出）那些牛肉、蛋奶冻和西梅干，它们背后有什么样的力量？

嗯，玛丽·塞顿说，大概1860年前后——“噢，但是你应该知道这件事吧”。我想这段往事，她应该已经说烦了。但她还是讲了下去——筹办学校时，女人们租了房子、成立了委员会、写了地址寄了信、起草了通告、举行了会议、宣读了正式文书。某某人许诺会拿出多少钱，相反，某某先生却连一分钱也不愿出。《周六评论》（ Saturday Review ）的报道更是粗鲁而失礼。怎么才能凑一笔钱交房租？要不要举办义卖会？能不能找个漂亮的女孩坐前排撑场面？让我们看看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9] 对这一问题怎么看。有人能说服某报编辑刊登公开信吗？能请某某女勋爵签个名吗？某某女勋爵不在城里。六十年前，情况就是这样，为此她们要花费大量精力与时间。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她们才能凑够三万英镑 ^[10] 。因此，她说，显然我们难以拥有葡萄酒、山鹑以及头顶锡盘的仆人。我们也没钱置办沙发和独立的房间。“各种铺排，”她援引了某本书上的内容，“都得等等再说。”

那些女人年复一年地劳作，也依然很难攒下两千英镑，可想而知为了凑足三万英镑，她们要经历多少艰难险阻。一想到此，我就忍不住对我们这一性别的贫困境遇发出一声哂笑。我们的母亲在做什么呢？居然没给我们留下一点儿财产？她们在涂脂抹粉、逛商店买东西，还是在蒙特卡洛的阳光里大出风头？壁炉上摆着几张照片，玛丽的母亲——如果是她的话——在闲暇时可能挥霍过人生（她跟一位教会牧师生了十三个孩子）。倘若确实如此，那么恣意浪荡的生活在她脸上可没留下多少满足的痕迹。她是位身材、相貌都平平无奇的老妇人，格子披肩上系着巨大的宝石披肩扣。她正坐在一张篮形椅上，哄一条西班牙猎犬看镜头，脸上的神情紧张又愉快。因为她知道只要灯泡一亮，狗就会开始动弹。如果她去做生意，成为人造丝制造商或证券交易所巨头，抑或捐二三十万英镑遗产给费恩汉姆学院，那么我们女人今晚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一起，谈论考古学、植物学、人类学、物理学、原子本质、数学、天文学、相对论或者地理学了。

要是塞顿夫人和她的母亲，以及她母亲的母亲都生财有道，并且像她们的父亲和祖父那样，将遗产用于资助大学增加女性研究员与讲师职位、设立颁发给女性的奖项与奖学金，那么，我们也许可以坐在这儿单独享用美餐，并开一瓶好酒来搭配佳禽。我们也许可以从事那些得到前人慷慨资助的职业，度过美满又体面的一辈子，这一切都不是奢望。我们可以探索新知或从事写作；可以在全世界的神圣古迹闲逛；可以坐在帕特农神庙的台阶上潜心冥思；可以每天上午十点才去上班，下午四点半就能舒舒服服地回家写点儿诗。只不过，如果塞顿夫人从十五岁开始经商，玛丽就不会出生了——这是我这番论证中的最大问题。我问玛丽，她怎么想。

窗帘外面，十月的夜晚宁静迷人，树叶已经发黄，刚好能从树梢之间看到一两颗星星。她是否愿意放弃曾经的回忆——那些在苏格兰嬉耍打闹的童年与她永远也夸不够的苏格兰空气和糕点（她的家庭虽然人很多，但温暖美满）——就为了让费恩汉姆获得五万英镑左右的资助？因为要想有钱资助大学，就必然无法兼顾家庭。没有人能做到既赚大钱，又能生养十三个孩子。让我们考虑一下实际情况。首先，生个孩子需要怀胎九个月。婴儿出生后，你得花三四个月的时间哺乳。当然，此后还有五年时间得陪孩子，总不能任由儿女满大街乱跑吧。见过俄罗斯无人照管的孩子四处流窜之人都表示，这种景象并不令人愉快。人们说，一到五岁是塑造孩子人格的时期。我说，如果塞顿夫人一心扑在赚钱上，你还会记得童年的嬉笑打闹吗？你又上哪儿去了解生于斯、长于斯的苏格兰呢？对那新鲜的空气、美味的蛋糕以及其他事物，你还会留下印象吗？不过这些提问毫无用处，因为如果假设成立，你根本就不会出生。那么，如果塞顿夫人和她的母亲以及母亲的母亲都积累了巨额财富，并且用来支持大学和图书馆，情况又会怎么样？这一问题同样毫无意义。首先，她们就没有可能赚到钱；其次，就算她们能赚钱，法律也剥夺了她们持有自己劳动收益的权利。直到最近的四十八年里，塞顿夫人才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点儿小钱。在此之前长达几个世纪，她的财产都得归她丈夫支配——也许这种观念就是塞顿夫人和她母亲、母亲的母亲……没有踏进金融界的原因。她们会认为，我赚来的每个子儿都会被夺走，然后由我聪慧的丈夫判断如何处理——也许会用来在贝利奥尔学院或国王学院捐赠奖学金或者教席。所以，就算我能赚钱，我也不会感兴趣。这种事情还是留给那些男人去做吧。

无论那位正盯着那条西班牙猎犬的老太太是否应当对此负责，毫无疑问，出于某种原因，我们的母亲对事务管理不善。她们没留下一分钱，能让我们用于“生活福利”——包括山鹑和葡萄酒、仪仗官和草坪、书籍和雪茄、图书馆和休闲。在荒地上盖起光秃秃的建筑已经是她们能力的极限了。

于是，我们站在窗前，像成千上万的人每晚所做的那样，眺望脚下这座著名城市的穹顶与塔楼。在秋月的照耀下，它美轮美奂、神秘莫测。历史悠久的石材看上去洁白无瑕，令人肃然起敬。我想到下面那个学院里珍藏着的书籍；想到镶板房间里悬挂着的教长与伟人的画像；想到透过彩绘玻璃窗在人行道上投射出地球与新月形状的光斑；想到石碑、牌匾、铭文；想到喷泉和草地；想到能俯瞰静谧方庭的安静房间。我还想到了（请原谅我）令人心醉的烟和酒，可以深深陷坐其中的扶手椅与舒适的地毯，那种从阔绰、隐秘、不受干扰的空间中诞生出来的雍容闲雅、谦和可亲、尊贵庄严。我们的母亲当然没能为我们提供任何与之相匹敌的条件——毕竟她们要经历千辛万苦才能凑足三万英镑，还要为圣安德鲁斯教区的牧师生养十三个孩子。

于是我走回下榻的旅馆。当走过黑暗的街道时，我思前想后，就像人们结束一天的工作后常做的那样。我思索着，为何塞顿夫人没钱可留给我们？贫穷对思想有什么影响？财富又对思想有什么影响？我想起了早上看到的那些肩披毛皮的古怪老绅士，我记得，要是吹声口哨，他们中就会有人拔腿狂奔。我想起礼拜堂那轰隆作响的管风琴，还有图书馆那紧闭的大门。我想起被拒之门外有多令人不悦；我又想，或许被锁在里面更糟糕。我想着一个性别享受着富足与安稳，而另一个性别却深陷贫穷与动荡。我还想，文化和社会传统的支持与否对写作者的心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最后，我终于觉得，是时候把这皱皱巴巴的一天，连同论证、感想、怒火和笑声一道卷起来，扔进树篱里去了。万千星辰在天空的蓝色荒野上明明灭灭。我似乎在孤独地面对一整个难以捉摸的社会。所有的人都在梦里——俯卧、平躺、无声无息。牛桥的街上似乎空无一人，连旅馆的大门，也像是在无形之手触碰下猝然洞开的——没有门房起来替我照路回屋，时间实在太晚了。

[1] 简·奥斯丁（Jane Austen，1775—1817），英国女小说家，主要作品有《傲慢与偏见》（ Pride and Prejudice ）、《理智与情感》（ Sense and Sensibility ）等。

[2] 勃朗特三姐妹（Brontë Family或The Brontës），英国三位著名女作家，是亲生姐妹。她们分别是：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1816—1855），代表作《简·爱》（ Jane Eyre ）；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ë，1818—1848），代表作《呼啸山庄》（ Wuthering Heights ）；安妮·勃朗特（Anne Brontë，1820—1849），代表作《荒野庄园的房客》（ The Tenant of Wildfell Ha ll ）。

[3] 南希·米特福德（Nancy Mitford，1904—1973），英国女小说家、传记作家、记者，代表作有《逐爱》（ The Pursuit of Love ）、《恋恋冬季》（ Love in a Cold Clima te ）。

[4] 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重要的女性小说家、诗人、记者，真名玛丽·安·埃文斯（Mary Ann Evans），乔治·艾略特是笔名。主要作品包括《弗洛斯河上的磨坊》（ The Mill on the Floss ）、《织工马南》（ Silas Marner ）、《米德尔马契》（ Middlemarch ）等。

[5]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Cleghorn Gaskell，1810—1865），也称盖斯凯尔夫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女小说家。代表作有《玛丽·巴顿》（ Mary Barton ）、《南方与北方》（ North and South ）等。

[6] 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家，代表作为世界名著《名利场》（ Vanity Fa ir ）。

[7] 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英国文学史上极具影响力的诗人，代表作品是长篇史诗《失乐园》（ Paradise Lo st ）。

[8]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lord Tennyson，1809—1892），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人，代表作为组诗《悼念》（ In Memori am ）。

[9]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19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社会改良主义者。他坚定支持性别平等，对女性的评价和观点在当时是非常进步和前卫的。穆勒认为女性应与男性享有平等的教育、工作和社会地位。他的《妇女的屈从地位》（ The Subjection of Women ）一书，详细论述了女性在社会、法律和家庭中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并呼吁社会对女性的权利和地位进行改革。

[10] 有人告诉我们，我们至少应该要求三万英镑……考虑到大不列颠、爱尔兰和殖民地只有一所这样的学院，而男校筹集巨额资金有多么轻而易举，这钱并不算巨款。不过，再考虑到真正希望女性接受教育的人何其之少，这又已经算是一笔大数目了。——《埃米莉·戴维斯与剑桥大学格顿学院》（ Emily Davies and Girton College ），斯蒂芬夫人（Lady Stephen）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