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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西方中心论”建构的逻辑起点。
“西方中心论”强调，西方现代化道路及其现代性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时间意识，内蕴历史的连续性、进步性与时间的不可逆性，以及历史发展道路的单线性。
西方通过宗教批判以削弱教会的权威获得解放，通过政治批判以削弱贵族和君主的权威获得解放，通过经济批判以确立平民在市民社会中的地位。一些平民从事工商业、拥有土地等私有财产后成为资本家，资本家经营需要“市场”“自由”，资本家之间需要平等相处且维护私有财产，由此要求“民主”。基佐描述了“自由”在近代欧洲出现的历史必然性，指出：“在近代欧洲，构成社会诸阶层的有各色各样的因素，同时他们又处于不能互相排斥的状态，这就产生了今天盛行的自由。既然谁也不能消灭谁，那就必须让各色各样的原则一起存在—他们应该在他们之间订立某种协定。大家都同意各自去进行可以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发展。在别处，当某一个原则占优势产生了暴政时，在欧洲，自由已成为文明因素多样性的结果，已成为它们经常所处的斗争状态的结果。”
基佐又进一步简要分析了“自由”产生的内在机理：“16世纪间，英国的商业高速发展繁荣，同时土地的财富、地产在大量地转手。随着封建贵族的败落和其他一些不及细说的原因所引起的16世纪英国土地所有权的重新分配是一个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事实。所有文献资料都说明拥有地产的人数大大增加，大部分土地转到了乡绅或小贵族和市民手中。到17世纪初，上议院，即高级贵族的家产比下议院的要差一大截。在商业财富大大增加、土地易主频繁的同时，又出现了第三个影响—人们的头脑里有了新活动……在求知的冲动带来强烈乐趣的地方，自由很快就成为一种需要，并从公众的头脑传播到政府中去。”
日本学者福泽谕吉在分析西方文明形成时揭示了“自由民主”的形成过程：从15世纪末叶起，欧洲各国的国家权力渐渐集中于政府。最初人民只是仰慕王室，还不懂自己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而国王想排斥贵族，又不得不依靠人民的力量。为了一时的权宜之计，国王和人民结成同盟，互相利用，有时政府还特地授予人民若干权利，这就提高了人民的地位。随着这种情况的发展，到十六七世纪，封建贵族逐渐销声匿迹，虽宗教纠纷尚未平息，但大局已定，国家的内部，只剩下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了。但是，热衷于专权乃是有权者的通病，各国君王也不例外。这时，人民与王室之间便开始发生了争端，这种争端最先是在英国发生的。在这个时期，虽然王室的权威不算小，但人民由于从事工商业积蓄了财产，还有不少人购买了贵族的土地而成为地主。这些人既有了土地和财产，又善于经营，终于垄断了全国的商业，成为国家财富的主人，因此对于王室的专制，就不能置之不理了。过去曾以罗马为敌进行宗教改革，而今天已经形成了以王室为敌实行政治改革的趋势。从事情的性质看，这两者虽有宗教和世俗之分，但在发挥独立自由的风气而成为文明的象征这一点上，则是完全相同的。这可能是，自由城市的精神，这时又逐渐复兴起来了。
于是福泽谕吉得出结论：由于长期形成对峙局面，即使彼此不服，也不得不同时存在。既然同时存在，即便是互相敌对的，也不得不在互相了解对方的情况下，允许对方活动。由于自己不能垄断一切，又不得不允许对方的活动，于是便各持其说，各行其是，为文明进步尽一份力量。最后将融为一体。这就是产生“民主自由”的原因。
“西方中心论”认为，西方现代化道路所蕴含的理性和解放、自由和民主、工业和市场、市民社会和个人利益等，是现代化历史和文明历史上的重大进步，西方现代化道路及其蕴含的文明具有唯一性、标准性和普遍性，因而把“西方现代化道路”解释成“世界现代化的唯一道路”，把西方“地域文明”解释成“普遍文明”，否认后发国家之道路和文明的独特性，强调后发国家须完全遵循西方设定的“现代化道路”和“文明模式”。卡林内斯库说：只有在一种特定的时间意识，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
这实质上是推崇线性历史进步观和“唯西”世界史观，是“西方中心论”的“道路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