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个结合”是“第一个结合”和“第二个结合”共同构成的辩证统一体,它致力于从哲学维度、历史维度、关系维度、空间维度走出“东方从属于西方”的现代化框架,以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第一章初步涉及了“西方中心论”,这一章再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
“西方中心论”是西方理论的建构根基。近代以来西方的理论大都建构于“西方中心论”的基础之上,也都可以从“西方中心论”的总体框架中加以定义和理解。要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就必须从根本上揭示作为西方理论根基的“西方中心论”,深入剖析“西方中心论”建构逻辑中的各个环节和要素,以此揭露西方理论的伪善性。
应当肯定,西方文化对推进人类进步和人类文明具有重要历史贡献。正是基于这种贡献,西方国家在西方文化演进过程中,却逐渐将其转化为“帝国文明”,并建构起“西方中心论”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在这种建构中,蕴含着使“帝国文明”异化为野蛮的基因和逻辑。
“西方中心论”,是伴随近代西方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与殖民扩张而产生的一种论调,是西方文艺复兴后资本主义凭借其所谓经济、政治、文化优势而向全球扩张的产物。它建立在所谓种族、文化、文明、宗教、环境等优越论基础之上;它以古希腊罗马哲学、基督教“普世价值论”和文艺复兴为思想来源,以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与殖民扩张为现实支柱,是近代西欧通过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宗教改革与殖民主义扩张而形成的思想体系;它产生于18世纪,发展于19世纪;黑格尔、兰克、孔德、韦伯等是“西方中心论”的倡导者,黑格尔哲学为“西方中心论”作了最为精致的哲学论证,使其成为一种完备的哲学理论形态,将历史视为人类自由意识的进步,把普鲁士王国看作真正自由与文化的代表;“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现代化理论、种族主义、地理环境决定论、文明一元论、线性历史进步观、整体世界史观和形而上学一元论,主要有四种表现形式,即“普世价值论”、文明冲突论、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及其强权政治,实质是为西方资产阶级主宰世界提供历史合法性的意识形态论证。
总体来讲,西方现代化运动是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走出来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开启了西方现代化之旅。工业革命和政治民主,是西方开启现代化运动的标志性符号。随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等重大事件的发生,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逐渐侵蚀了宗教信仰的权威地位。在传统农业文明逐渐解体的过程中,一个工业文明的时代缓缓拉开了序幕。西欧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为工业文明开辟了道路,为现代化酝酿了因素。西欧在世界现代化历史发展趋势上处于领先地位,并且掀起一次又一次的现代化浪潮。在由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掀起的第一次现代化大浪潮中,先发现代化国家凭借工商业的优势,在全球寻求资源和扩大市场,后发现代化国家往往在经济上依附于先发现代化国家,成为原材料产地与成品销售国。它们先借助王权的力量造成了国家的权威,然后用民族国家取代君主国家,率先开始克服专制王权,为现代化扫除障碍,进而借助于工业革命迈向现代化。现代化主要是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第二次现代化浪潮在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本完成,此后世界由“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动下的第三次现代化大浪潮中,西方国家继续领跑现代化进程,有些发达国家已经开始显露出高度现代化的特征。当然,自这一阶段开始,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了奋起直追,尤其是中国最为努力,成效也最显著。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代表,还包括人工合成材料、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学等高新技术的产生。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50—60年代先后实现了高度工业化,基本走完了现代化的发展阶段。
回顾西方现代化扩张的历程,历史充分表明,人类的现代化在大部分时间里是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西方凭借其在世界实现现代化、世界历史与人类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优势地位,大力鼓吹和贩卖“中心-边缘”“传统-现代”等现代化理论,认为西方国家和民族处在世界现代化的中心,而非西方国家和民族依然处在现代化的边缘,乃至还处在传统社会,没有真正迈进现代化社会。非西方国家和民族要迈入现代化社会,就必须全面向西方国家和民族学习、靠拢,甚至完全走西方现代化道路。
“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逻辑包括环环相扣、步步递进的十大要素或十大标识性范畴,实际上也是“西方中心论”的“思想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