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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开启了世界现代化潮流和运动，占据现代化进程先在优势，这种先在优势在资本逻辑推动下催化出“西方中心论”的论调，建构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现代化框架。“两个结合”力在从哲学维度、历史维度、关系维度、空间维度实现对“西方中心论”的破局，走出既定现代化框架，冲破只有遵循西方现代化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的迷思。
一、“西方中心论”及其建构逻辑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开启了西方现代化运动和潮流，这个开启极具世界历史意义，也由此架构起“东方从属于西方”的现代化框架。西方不仅运用这一框架解释这个世界，而且力求改变世界。由此便把世界各国都卷入这一现代化的潮流当中，把民族的历史、地域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现代化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应充分肯定，西方现代化较大程度推进了人类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然而，在“东方从属于西方”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在资本主义演化为帝国主义的历史进程中，西方文化逐渐转化为“帝国文明”，经历下面层层递进的几个要素后建构起“西方中心论”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线性道路—强调西方现代化道路及其现代性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时间意识，内蕴历史的连续性、进步性与时间的不可逆性，以及历史发展道路的单线性。正如“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西方现代化道路所蕴含的理性和解放、自由和民主、工业和市场、市民社会和个人利益等，是现代化历史和文明历史上的重大进步。然而，这种“重大进步”完全遮蔽了后发国家道路和文明的独特性，“西方现代化道路”由此被解释成“世界现代化的唯一道路”，西方“地域文明”被解释成“普遍文明”，强调后发国家必须完全遵循西方设定的“现代化道路”和“文明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这实质上是推崇线性历史进步观和唯“西”世界史观，构成“西方中心论”的“道路存在”。
单数文明—西方文明是建立在以理性和解放、自由和民主、工业和市场、市民社会和个人利益为核心理念的线性历史进步观和唯“西”世界史观基础上的，后者是西方文明的立足点。单线性道路决定西方文明必然主张“单数一元文明”观。换言之，在他们看来，文明的主体只有一个，那就是“西方”。文明属于西方国家，西方以外的国家都是愚昧的、野蛮的。西方解释的文明是最高的、绝对的“唯一”，具有最高的文化主体性和文明解释权。这种“单数一元文明”观其实质是“西方中心论”的“帝国文明”观，具有把文明异化为野蛮的逻辑和基因，构成“西方中心论”的“文明存在”。
种族优越—单数文明伴生而来的是西方民族巨大的种族优越感。他们认为，西方种族作为西方文明主体的承担者是世界上最文明、最先进、最优秀的种族，具有充分的文明宰制权，并由此推行种族层面的“西方中心论”。它把世界划分为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认为西方世界的种族是“主”，非西方世界的民族是“客”，“主”必须统治“客”。借此，以求确立西方在整个世界体系中的主宰地位。其实质是“西方种族优越观”，构成“西方中心论”的“种族存在”。
为我人性—为把理性和解放、自由和民主、工业和市场等解释为世界文明史上的最大进步，“西方中心论”开始从人性出发为其提供辩护和论证，即强调人的本质是实体个人，而实体个人的本性就是追求个人为我的物质利益与自由、民主等。由此衍生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极具“自我意识”的利益观抑或人性观。个人作为实体性、主体性的为我存在，在追求物质财富和占有私有财产的过程中，能找到自我价值，因而应确立为我的物质利益与个人自由、民主的至高无上性，其“自私基因”不言而喻。这种人性观构成“西方中心论”的“人性存在”。
社会进化—把生物进化论这一动物界的法则引入社会历史领域，认为社会竞争是社会进化、社会进步的基本法则。在他们看来，整个社会或者整个世界是不可能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实现现代化的，而只能诉诸矛盾冲突和战争枪炮。由此构成“西方中心论”的“社会存在”。
理性尺度—“西方中心论”所推崇的为我个性、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均落脚到理性上。在“西方中心论”者那里，“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他们认为，理性是统一社会模式和秩序的维护者，强调理性是最高尺度，主张把一切都拿到理性的审判台来加以评判。西方国家则可依据理性制定具有控制世界最高权力的“世界标准”，如现代化标准等，并用这些标准裁量非西方的国家和民族。在标榜理性的基础上，现代化、文明化被等同于西方化，由此构成“西方中心论”的“理性存在”。
“普世价值”—“单数文明”的观念和“种族优越”的观念必然催生出看似文明实际野蛮的价值观念。为证明其文明和种族的优越性，同认为世界上存在“最高文明”和“最优越种族”一样，他们认为世界上也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念，也就是他们所谓的以“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为核心的“普世价值”。在他们看来，人作为“为我人性”的存在，以追求自身利益为目标，为了保障这种抽象存在，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就成为他们保护自身利益的价值工具。这种“普世价值论”构成“西方中心论”的“价值存在”。
开化使命—西方国家和种族标榜自身文明为“最先进文明”，而非西方国家和民族皆处于蒙昧的、野蛮的、未开化的文明状态。西方世界为了将这些非西方国家和民族从非文明状态里解救出来，于是就从上帝那里找到了名为“解救”实为“殖民扩张”的“旨意”，而他们需要行使“上帝旨意”的“文明开化使命”。在“使命”行使过程中，倘若遇到“野蛮”国家和民族的反抗，他们便理所当然地对其诉诸暴力或战争。可见，“上帝旨意”实质是为其殖民扩张行径进行合法性或正当性的辩护，从而构成“西方中心论”的“合法存在”。
美丽神话—西方的“线性道路”“单数文明”“种族优越”“为我人性”“社会进化”“理性尺度”“普世价值”“开化使命”等，在某种程度上都蕴藏着利己、对立、扩张和冲突的基因，文明也就因此异化为野蛮。西方为遮蔽其野蛮，就制造出诸多“美丽神话”。它们宣称，西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将人类从蒙昧的非文明状态里解放出来，都是在行使“文明开化使命”，从而在意识形态层面为资本主义统治整个世界提供论证，构成“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存在”。
唯一哲学—从古希腊的本体论哲学一直到德国古典哲学，都注重用思维法则为现实世界建构“同质性”的秩序，在万事万物中找到那个最高的“一”，用“一”解释“多”。在黑格尔那里，这个“一”就表现为“神秘的绝对精神”。它是最高的目的，具有最高的权威性、最强的统治力，是统治现实世界的绝对的“终极存在”，具有操控一切并使一切发生变化的魔力。这就是“西方中心论”的哲学根基，可称为“唯一哲学”观或理性形而上学世界观，构成“西方中心论”的“哲学存在”。
二、破局：走出“东方从属于西方”的现代化框架
“西方中心论”的建构逻辑只能生成西方资本型文化、单向度文化、殖民扩张式文化，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桎梏。“两个结合”力在从哲学维度、历史维度、关系维度、空间维度四重维度解构“西方中心论”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走出“东方从属于西方”的现代化框架，继而建构基于中国具体实际、内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贡献。
从哲学维度讲，马克思主义是“两个结合”的理论基点。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文化和文明是社会生产方式在意识形态上的映现，资本主义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发展链条中的一个阶段，其自身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正是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决定了其标榜“正义”实为“非正义性质”的文明本质，揭示了其必然走向历史的背面，必然被更高级的文明形式所取代。区别于西方的一元主导文明，新时代中华文明始终坚持多样统一、主主平等、和合普惠的多元共赢文明，强调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独特性、平等性和普惠性，强调世界各国要遵循现代化发展和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注重世界各国在现代化道路选择和人类文明发展问题上的平等互鉴，属于本源性的人类文明形态。
从历史维度讲，区别于西方工业化进程中无限追逐资本利益的物质主义极度膨胀的单向度文明，新时代中华文明注重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相协调，是一种全要素文明形态。它将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的物质文明、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核心的政治文明、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为核心的精神文明、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核心的社会文明和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的生态文明统合一体、并驾齐驱，推动实现人类文明形态全方位协调发展。
从关系维度讲，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至上、两极分化的资本文明，在马克思主义人民至上根本立场和“民为邦本”中华民族传统民本思想的结合之下，新时代中华文明是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民本文明，是真正实现“物的理性”向“人的理性”复归的文明。新时代中华文明主张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始终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经济发展目标，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民生大计，实现两者的并行不悖、互促互构。
从空间维度讲，“两个结合”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协和万邦、兼济天下、世界大同、亲仁善邻”等和谐理念。区别于“西方中心论”生成的狭隘民族主义、殖民扩张的地域性文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创造出“人类和合文明”。这一文明以世界多样性统一为现实根基，以坚持系统观念、胸怀天下为世界观方法论，以建设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合作共同体等为核心内容，强调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文明共存理念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的“单数文明”、“种族优越”和“普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