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天赋人权：“自然的个人‘为我’符合自然秩序”

这实际上是为“西方中心论”作人性辩护。

“西方中心论”为把理性和解放、自由和民主、工业和市场等解释为世界文明史上的最大进步，就进一步为此提供人性论证，强调人的本质是实体个人，而实体个人的本性就是追求个人为我的物质利益与自由、民主等，这是天赋人权，符合自然秩序，也最符合人性，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作为实体性、主体性的为我存在，在追求物质财富和占有私有财产的过程中，能找到自我价值，因而应确立为我的物质利益与个人自由、民主的至高无上性。于是，关于人的本性是“自私”“自保”等理论纷纷出场了。西方人权观虽然也讲“生存权”“发展权”等，但更加注重追求个人为我的物质利益与自由、民主的“人权”。

西方自然法学派所提倡的“天赋人权说”，是沿着两条思路进行的。一是从人的类本性出发，把人权看作人作为人应当拥有的权利，强调人权的人类性，认为每一个人作为人，都应当享有不可剥夺和不可让渡的人权。关于这一点，艾德勒在其《六大观念》一书中做了说明：人的种种权利的最终基础在于人类的本性……作为人，我们都是平等的—平等的人并且具有平等的人性 ，平等地拥有平等的人权。二是从现实出发，把人权看作调节国家和个人（公民）利益关系的一种手段，期望凭借人民主权原则，通过人权使公民个人维护自己的自由、民主与利益，并限制国家权力因过度集中而形成独裁和专制。沿着这一思路，一些思想家把“自然法”“社会契约”作为人权的理论根据，把人权作为推进资产阶级政治民主的核心和手段。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以自然主义为本质特征，它注重人的自然性，把人主要理解为“自然人”，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人的自然本性，主张人应按照自然生活，追求物质利益和肉体快乐，强调物质欲求的合理性和人对世俗生活的享受，人应大胆地满足自己的自然欲望并进行世俗享受。

18世纪西方的人道主义以理性主义为本质特征，它是从对人性的理解开始的。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一些思想家如卢梭、伏尔泰等，从人和动物的区别上理解人，再从所理解的人出发谈论人道主义。他们认为，只有理性才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才是人的根本特性。不仅如此，他们把理性独立出来，把理性看作衡量和主宰宇宙万物的尺度。他们用理性反对封建专制，认为封建主义压制人的理性；他们用理性反对宗教蒙昧主义，指出宗教神学不去开发人的理智，反而倡导人的愚昧；他们用理性论证人的自由、平等（正义）和博爱，认为人的理性就是自由、平等、正义和博爱；他们还用理性为资产阶级利益辩护，强调资产阶级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质言之，他们用理性裁判一切。理性主义的人道主义之主义内容，就是强调人的理性至高无上。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接受理性的裁决，没有什么不能被怀疑，没有什么不能被批判，人们只相信理性，相信自己的独立判断能力。由此，必须建立一个永恒的理性国家和理性社会。

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说”与西方人道主义契合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迎合了产业革命开始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文化思潮，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冲击了压迫、特权、偏私、迷信以及权威，因而其积极作用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它也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它没有正确处理人作为类应拥有的类权利、人作为社会成员的特殊权利和人作为有个性的个人的具体权利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仅仅看到了人的类权利和个人权利；没有着重分析人权的社会经济根源和基础，而较多地从人权的人类学基础出发来谈人权；否认人权的阶级性质及其阶级本质；没有分析无产阶级的人权状况。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关于人的学说之实质，是认为人的本性及其本质是人的自然性和理性，这种自然性就是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和肉体快乐，强调物质欲求的合理性和人对世俗生活的享受，这种理性就是追求自由、平等、正义和博爱，认为这是人的本性、本质中最根本的。西方把人的自然性至高无上化，把人的理性当作最高尺度，认为达到了对人的本性、人的本质及其人权的最高理解，达到了对人的本性、人的本质及其人权理解的最高水平。

这称为“天赋人权观”，是“西方中心论”的“人性存在”。 bxKTwaUAjm2ujbYAdVtOmo44pdlf9JtqPDD6QYomaj9efe5mnkAblWKyGcfpIQ5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