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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西方的理性和解放、自由和民主、工业和市场等是世界文明史上的最大进步，“西方中心论”者就会进一步认为，作为西方文明主体承担者的西方种族就是“世界上最文明、最先进、最优秀的种族”，再加上西方的地理环境优越，因而就具有充分的文明“优越感”，是“文明的旗手”，“高于非西方民族”，由此就推行“西方中心论”，把世界划分为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认为西方世界的种族是“主”，非西方世界的民族是“客”，属于蒙昧、野蛮、未开化的民族，“主”必须统治“客”。借此，以求确立西方在整个世界体系中的主宰地位。
一些西方学者宣扬和鼓吹这种所谓的优越感。
鲍登指出：西方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西方人所生活的世界即为现代性世界，而世界上其他地方—苏东国家和所谓的“第三世界”—则处于某种程度上的落后状态或处于前现代化时期。
鲍登又指出：检验一国是不是“文明的”，一般以社会政治组织水平和是否拥有合乎公认的欧洲标准的自治能力为判断依据。
伊格尔斯认为，在历史上，欧洲“尤其是法国和使用英语的地区……代表了文明的急先锋”。因此人类史被“等同于西方文明史”。
黑格尔把非西方国家、非欧洲世界看作是落后的甚至是“无国籍民族”，在他看来，一个民族或国家缺乏历史，不是因为它不会写，而是因为缺失国家地位，没有什么可写。黑格尔主张：只有那些“洞悉自身以独立个体存在，即拥有自我意识”的人，才是“真正理解历史”之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是国家，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独立的国家地位。黑格尔将印度作为非欧洲世界的例子，指出：“大体上说来，印度文化的传播只是一种悄声无息的扩张，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的行动”，“印度人民不曾成功地征服过别人，自身却常常为他人征服”。黑格尔得出结论：尽管印度在艺术和其他领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正是因为印度人没有编年史，他们才没有交易史，即经济增长不会扩展到真正的政治环境。
另有一些学者认为：“没有历史的民族……获得历史”的最有效和最高效的手段就是通过欧洲殖民。换句话说，未开化之人变成开化之人的方法是欧洲殖民统治者的监护。
马志尼简明扼要地指出了世界主义思想和实践中存在的主要缺陷：所有这些自称世界主义者的人，否认不同种族的特殊使命，假装蔑视各民族的观念与喜好。一旦出现如何行动或组织问题，就总是试图让自己的国家或城市成为运动的中心。他们确实不会毁灭民族，却为了自身利益掠夺其他民族。一个神选的民族、一个拿破仑民族，就是他们所有制度的定论。他们对民族的否定本身就包含了取代民族主义的胚芽；取代—如果不是通过武力（如今也无法轻而易举地动用武力）—则是通过设想一种永久性、排他性的道德和知识层面的积极行动，而这对那些因软弱只能承认它的民族而言，是与任何其他形式的取代一样危险。
日本的福泽谕吉也认为：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
威廉斯最后总结道：中世纪以来，西方世界一直努力将自我理解的事实强加给非西方民族。在征服土地的过程中，那些西方的欧洲殖民国家和殖民扩张的衍生国家背后都有一个中心思想作为支撑，即西方世界的宗教、文明和知识比非西方民族优越。这一优越感让西方世界产生救赎的使命感，一厢情愿地将自我理解的事实强加给非西方民族。
正如安吉所言：非欧洲民族一直被描述为野蛮人。
与西方那些“文明”的自由民主国家相比，这些“失败”国家或“无赖”国家被贴上“野蛮”的标签。此外，从某些方面来看，后者实现现代性的唯一希望就是“跟随以为合适的老师，那就是西方”
。这就是鲍登所描述的：如果说整个世界朝着拥有一种通用语言的方向发展，那这种语言会是英语；如果说整个世界朝着拥有统一通信、安全、质量标准的方向发展，那么人们无疑会遵循美国的标准；如果说整个世界正在被电视机、收音机和音乐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么播放的肯定是美国的节目；如果说一种共同的价值观正在世界范围内形成，那么这种价值观一定会让美国民众感到舒适安逸。以为只有如此才符合美国的经济与政治利益。
这实质上是“唯西”民族优越观和地理环境决定论，是种族主义，是“西方中心论”的“民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