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性研究回顾

对于中国民族性展开研究，大概是我“人到中年”的际遇。

研究中国民族性，我不曾想到，更无预设，但生活的堆积沉重到了一种限度，也许就有可能对那些“刻骨铭心”的事件不时地突发奇想。

大学生活

1956年，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习。这是一个充满“冲突”的学生年代。亦喜亦惊，亦乐亦惧。

1956级哲学系学生是中国人民大学在高校统一招生之前大约一个月的时候提前考试录取的，据说落榜者尚可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哲学系当年录取了200人，分7个班。每个班，考分首屈一指者任班长，这也是一种威风和快活的事。7个班长中没有女生。事实上，女生亦相当优秀，但在文雅风下含蓄着，那是彬彬有礼的一代文才女子。怀念那个年代的女大学生风貌。

1956年入学的时候，恰逢“读书”的时光。何思敬当时任哲学系主任（后来的系主任为齐一、方华、马奇、吴江等诸位学识渊博的前辈）。当时为我们这批首届本科学生构筑了即便是现在看来亦属上乘的授课老师阵容，数学有关肇直，逻辑学有王方名，物理学有林万和，心理学有彭飞，中外哲学史有石峻、尹明和苗力田等著名学者，给学子奠定了极好的知识结构。后来证明，这批学子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群体。不幸的是，在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中，这个群体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1957年春夏之际，在大家始料不及之下，来了反右派运动。被打成“右派”的同学在毕业时都被分配到了工厂或农村进行“改造”。潘世元和刘达孝在门头沟煤矿劳动“改造”。潘世元是来自上海的秀才，很会独立思考，有着直言不讳的率性，对待同学善言善交，是一位善心厚重的同学；刘达孝是贵州来的高中毕业生，年少英俊，才华横溢，聪慧且耿直。在“劳改”中，这两位同学吃尽了苦头。被打成“右派”的李德、吴汝文、于云鹏等同学后来一生坎坷，尤其于云鹏几次被批判，流离失所以至于乞讨求生、露宿街头，最后捡了一条硬骨头性命。

反右派运动之后是“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很多学生都下乡。我是在北京郊区的西黄村，住在一对无儿无女的老人家里。在大炼钢铁高潮中，我眼看着两位老人把家里的铜镜、铜盆，以及家里所有的铁器都拿出来炼钢炼铁了。回想起来，自己在那个时候无动于衷，没有惋惜过，而是被裹在“大跃进”的巨流洪水中，感到两位老人响应号召、顾全大局，是“革命”举动。

“三面红旗”运动之后有个思想改造运动，运动中大学生人人检查思想、“向党交心”，以至于公开自己的日记。这个思想改造实际上使每个人像剥皮一样把自己剥了个精光，检查深刻的则作为典型，被抬出来“现身说法”。毕业时，十年大学同窗带着种种迷惘各走他乡去经历、去适应。

大学生活所遭遇的人性之殇，或许成为我日后对“中庸”比较敏感的一个早期因素。

从此教师爷

教师常被叫作“教师爷”，但实际上是“书匠”，以书为主要工具，带领并教育学生读书与行事，在这个语意下，教师爷则是教师这个职业的代称。我一生教书为业，几近“匠人”，深爱而不悔。

人大哲学系首届本科是五年制。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学校提前调出一些学生当了教师，被称为青年教师，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这批人仍被称为青年教师。这批青年教师也就成了校园里的一种参与力量，因此，他们更多地体验到了校园里的这场“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大联合”结束后，教师下去参加劳动锻炼。人大教师的大队人马去了江西的鹰潭，躲过了血吸虫病区，躲过了病患的隐匿威胁。

1970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被解散。我被分配去了清华大学，一去八年。

清华大学八年

到了清华大学之后，我的家由中国人民大学搬到了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院内的职工宿舍楼，距离清华大学的中心地带比较偏远，但我对清华附中学生的一些课上课下生活却逐渐熟悉了。我的女儿时为四岁多的小儿，常常观看中学生在这个宿舍楼一层大房间里的体育课，时间长了就和中学生们熟络起来，一次还把几位中学生请到家里吃糖果，年轻的邻居看到了，为她叫好。小女接触了淘气的中学生，好像也学到了些什么。一次，送她去幼儿园路上我对她说：“早晨喝那么多粥要上厕所的。”她乐呵呵地说：“我憋着。”一次，女儿把我刚送给她的红蓝铅笔用尽气力掰成了两段，说是要看看笔的两头怎么会是两种颜色的呢。那时，学生苗少霞常来我这个偏僻一隅，和我的小女“混”在一起“打闹”。这是在那些令人紧张不安的日子里从后辈的单纯和快活中得到的“人之初”安慰。

粉碎“四人帮”之后，清华大学的教师在会上会下表示要“寻找归宿”，并且各种课程如同百花争艳般在清华园“开放”。“复课”的气象很快地壮观起来，连我这样的文科人士也去听课：听周远清老师的计算机课最投入，那时学会了“二进制”编码；听基础课老师的高等数学课、脑科学课和高能物理课也很上心。当时清华教师发出的“寻找归宿”的呼声也感染到了我。

我曾经感叹，原在人大哲学系学习时的授课安排让我在清华大学喜欢上了理工科的一些课程。回首清华大学时期的所学，竟成了我后来社会心理学（包括传播学）研究的一种准备。也在那个时候，我想改行研究心理学，由“人性”之问推进到研究中国人，其间请教了清华大学心理学家李卓宝教授。我与李教授谈到“文革”中的人是我想象不到的复杂而且无法捉摸，表示想由哲学转向心理学，了解人，研究人。她介绍我去找北京大学的孟昭兰和姜德珍两位心理学家。我去拜访了两位女教授，她们又告诉我心理学有一些课程已经开讲。我又陆续去听了王甦老师、邵郊老师等的各门心理学课程，并好奇地观看了沈政老师的动物实验室，去邵郊老师家观看他用于观察和实验的各种小鸟“走迷宫”。这在实际上为我东渡日本学习社会心理学做了知识准备。

这八年的经历，行行重行行。我在“大批判”和“追查政治谣言”中遭遇过“人性之问”，在日常生活和复课授课中遇到“人性复苏”，有了生活上的真实感和学问上的追寻。“人性”这个概念和对这个概念的思虑，时起时伏。当时外子被学校派往四川绵阳清华大学分校教书，我和小女隐于一隅，却也有了多样的人际接触，并和小女一起观看了清华附中学生的少年世界。这八年，我不仅深刻地遭遇了“人性”之问，也与多样生活对僵死思想的“激活”相遇。

东京大学留学

1978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我由清华大学回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不久，适逢教育部派遣留学生赴世界各地学习。1982年4月，我东渡扶桑，去了东京大学文学部社会科进修社会心理学兼传播学。

赴日前我拜访了费孝通先生，费老让我带上他的书信去见日本社会学元老福武直先生。到日本后我立即拜访了福武先生，当时在场的有他的学生若林敬子女士，从此若林成了我在日本的终身挚友。之后，福武先生欲将他的藏书赠送给费孝通先生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我往返于福武先生与中国驻日使馆文化参赞之间，最后福武先生的赠书心愿达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为此设立“福武直文库”以为纪念，这是中日两国老一代社会学家的学术胸怀。在日期间，福武先生经常叫上若林敬子和我一起就餐，向我介绍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变化和日中社会学的情况，我受益极多。

后来，我在日本的几次访学中先后结识了诸多学者和朋友：东京地区的山本武利先生、阿部幸夫先生、太田喜晟先生、今野健一先生、吉田民人先生、古岛和雄先生和他的夫人古岛琴子女士、荒川孝先生、小林泰先生、小松贞子女士、西真平先生和他的夫人西富喜子女士，关西地区的万成博先生、远滕葱一先生、津金泽聪広先生、川久保美智子女士、真锅一史先生、鸟越皓之先生、船本弘毅先生、泽谷敏行先生、春木绅辅先生，仙台地区的杉山晃一先生、山田俊先生和他的夫人山田里香女士、中岛隆藏先生。

除了学术交往，尚有许多学者的友好往来，有成蹊大学法学部宇野重昭教授，一桥大学社会学三谷孝教授，圣心女子大学教授、日本社会心理学会理事长岛田一男先生，神户女子大学塩原勉先生和他的夫人塩原洋子女士，长野县岗谷市的社会活动家萨摩正先生一家、林裕藏先生一家，以及仙台市小牛町涩谷政一夫妇和尾形夫妇。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在访问中结识的学者和朋友，有NHK综合放送文化研究所主任研究员藤竹晓先生，一桥大学岩崎允胤先生，神户大学扑木佳绪留女士，武藏野女子大学古谷妙子女士，东京女子大学柳洋子女士、伊藤虎丸先生，会社社长宇佐美昭三先生，社会活动家网野仲子和网野幸子两位女士，取手市冈田丰先生，北海道大门玉泉女士，等等。他们是日中友好的积极力量，是我生命旅途中不期而又遇却又融入了我的学术生命的重要助力。他们的坦诚相助，筑成了至今不渝的交流通道和长久友谊。

赴日前我结识了和我一起学习日语的杨中强女士，她比我早些时候去了东京，我去东京之后在她的引荐下认识了日中学院的创始人、负责人片冈公正先生。片冈先生会中文又乐于助人，几次见面，我和中强都听他讲述了日本的“天南海北”，相谈甚欢。我先于杨中强回国，片冈先生送了我满满一大箱各式各样的大小开本的工具书，我一直保存至今，并且在心里怀念着片冈先生的风貌。

1982年4月24日至1984年4月24日，我在东京大学进修，实实在在地读了两年书，没有各种会议，没有人际纠缠，一下子感到轻松多了，拼命地读书，在书海中广泛阅读并兑现了研究中国人的想法。同时，在东京大学访学并非十分轻松。从理工科的中国留学人员那里知道，中国学者在东京大学开始时有个与指导教授相互了解的认同过程，只有在自己的实验获得学术成果之后方能得到指导教授的看重，而在实际上，这些改革开放后首批出国的留学人员，大多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专业基础是扎实的，不少人在东京大学取得了专业研究方面的显著成就。

我的指导教授是辻村明先生。辻村先生是社会学出身的社会心理学家，他热心地介绍我认识心理学出身的水原泰介先生。这是东京大学社会心理学研究室的两位领衔教授，体现了社会心理学分属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特点。两位指导教授是我在日本直接请教的社会心理学引导者，这在实际上也让我自己对知识有了更多的要求：除了阅读两位教授的著作、在两位教授的课堂上听课，还在心理学部大山正先生那里听心理学课并参加一些实验，去新闻研究所冈部庆三等诸位先生那里听传播学课程。

我在东京的住处是位于文京区巢鸭附近的本驹込2-12-13亚洲文化会馆的分馆。分馆是距离亚洲文化会馆本馆只有百米距离的木制小楼，独为一个小庭院，楼下四室、楼上一室，是我和在此前后入住的其他留学人员在日本的“家”。楼下住的有刘明（在上智大学留学），有倪玉（在御茶水女子大学留学），有李惠春（先在爱知大学后在东京大学留学），有我（在东京大学留学），楼上住的是王明娥（在东京大学留学）。五个人都是早出晚归，奔波在求学和求知的留学生活里，闲暇时又同欢乐共分享，心心相印。

亚洲文化会馆是穗积五郎所创设的。20世纪70年代末，穗积五郎先生在向日本文部省争取中国留学生福祉的绝食运动中亡故。穗积五郎先生的儿媳穗积晃子女士是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首批来校讲授日语的专家，我在赴日之前就结识了晃子女士和她的丈夫穗积一成先生及他们的小女儿瑶子。赴日之后，我们住在亚洲文化会馆分馆，晃子女士及其一家以及亚洲文化会馆的负责人田井先生、小木曾先生、工藤正司先生等对中国来的留学人员十分关心。留学人员去穗积府上做客是常事，让刚刚出国的我们感到温暖和亲切。我去日本之后，穗积一成先生和夫人晃子女士带我去东京迪士尼，让我对迪士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穗积五郎先生的夫人穗积文子女士当时已年近七旬。她曾留学德国，是一位高贵文雅的钢琴家，她的高贵伴有慈爱和眷顾。我去东京大学进修不久，穗积夫人便来到了分馆。我在1982年5月3日的日记中曾经写道：

下午三时许，穗积夫人来分室 ，带来一盒礼物。稍息之后，穗积夫人带着分室五个人去了“六义圆”公园、“上野”公园，一起拍了许多照片。穗积夫人又为每人购买了不忍池弁天堂的“御守”（护身符）。在游览了“上野”公园之后，穗积夫人带着大家去了“东天红”中华料理，席间共饮“札幌啤酒”。夜幕下，穗积夫人和大家一起回到文化会馆分室，请大家小吃哈密瓜。那真是充满亲情的东京生活，每个人都是兴致勃勃的。

其后，在东京的两年里，对于穗积先生一家，我始终有着深深的情感和敬意，他们成为我始终不忘的亲切的友人。

穗积一成的叔父穗积七郎先生是位社会活动家，他那里也是我们的常去之地。有时候是我一个人去听他“讲故事”，坐在他的对面听他讲述日本社会变迁中的激昂与沉浮。他总是笑眯眯的，却又有着社会活动家的声色言辞和感人魅力。他的夫人穗积万亀子女士总是忙着准备饮食，待人接物谦卑有礼，用深情来温暖我们的心。我深深地受到她的感染，她谦卑中充满温情，温情中有着稳重和礼节，温柔的语音中透出和蔼可亲。时间长了，我从中意识到了教养是怎么回事。大概可以这样来说，教养是内心的温情脉脉，是行为的节制和沿着节制生成的惯习，教养在潜移默化之中养成；教养很厚重，是看不见的“质量感”，而不是轻飘飘的。

一段生活，一生友情。回国之后，每次再去日本讲学，只要有可能，我就要去看望穗积一家。如今，我年事已高，仍在心中深深地回忆着那些日子里的一桩桩一幕幕。

在东京大学两年，我最早出现的危机感是知识颠倒所带来的冲击和焦虑。在那里，我常常看到一些在国内遭受过“批判”的人物（比如心理学家冯特、社会学家布哈林等）却有着不朽的学术贡献，感到已有的知识在不少方面被颠覆以及新知识的贫乏。到了东京大学，我半年没去向辻村先生请教。我向辻村先生表示，自己先去看书、先了解日本，有了想法之后再请教先生。我几乎是一头扎在东大图书馆，常常中午在图书馆吃便餐（不少人如此完成午餐）。东大图书馆的旧书多得让人目不暇接，新书是和世界主要国家几乎同步上架的。我用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读完了岩波书店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思想》杂志、哲学和社会学方面的著作，大致掌握了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思想界的理论脉络，其间还阅读了辻村先生的著作，进而了解了他的知识人道路。辻村先生为人谦和，有着良好的师生对话和师生闲暇活动，时不时在他横滨的宅舍召集学生举办“家庭聚会”（home party）。和蔼善良的师母，每次聚会都热心准备，我每次都受到师母无微不至的关照。

南博先生是我进入社会心理学的另一位引导者。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美国回到日本开创日本社会心理学的第一人。南先生的夫人、著名演员东惠美子是日本青年剧座首席演员、日本文化大奖获得者。南先生和夫人没有子女，但却有着深厚的爱心与童心。他们家的一角，像是童话世界，玩具堆积成了一座座小山岗，有着学者和艺人共有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生活。我常常去南先生的心理学研究所阅览。后来，南先生给了我一个绰号叫“书虫”（书呆子）。当他知道我研究中国人的时候，很快把一本由东亚同文书院印制的日文版《中国人的精神结构研究》复印并精装之后送我，那本书汇集了西方人对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的研究文章，后来成为我和学生编写《中国民族性（一）》的重要资料来源。南先生喜欢中国，多次赴华并和中国学生交流，是人大社会心理学研究生的尊师。

我爱逛街，爱逛书店，爱逛景色，常常一个人逛东京大学后门对着的上野公园旁的“不忍池”。在“不忍池”的边角地带，常常可以看到“浪人”即流浪者在那里结伴饮酒。走过“不忍池”和上野一条街，可以到达神田书店街，街上书店林立，图书满目。我常去那里，有时候驻足翻书阅读，觉得像是走进了书海。1984年回国前我在那里买了不少书，被阿部幸夫先生看见。阿部先生是我在日本结识的朋友，是夏衍研究专家，一位极有文采和审美意趣的学者。阿部先生看到我买书，回去便送了我许多有关女性和国民性研究的书，我高兴极了。阿部先生是中国的常客，常来中国。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也是人大社会心理学研究生的尊师。阿部先生喜欢和学生谈天说地，笑声朗朗。他曾和1986级、1987级研究生一起去圆明园野游并午餐。时至今日，当时的场景仍历历在目，难以忘却，我一直深深地怀念并感激阿部幸夫先生。

步入社会心理学学科

东渡扶桑的直接目的是去进修社会心理学。当时是20世纪80年代之初，国内在京津沪等地开始有社会心理学的学术活动，鲁玉老师、孙昌龄老师、孔令智老师、时蓉华老师等多位前辈，是最早的学术引导力量。

1982年我去东京大学进修社会心理学，虽然是出于自己对于社会心理学的执着与钟情，然而我对社会心理学却知之甚少。这个先天不足的状况要求我必须在社会心理学上狠下功夫。因此，我于在东京大学的两年里用了相当多的力量，用心阅读有关社会学、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著作。

1984年回国上课，与当时的哲学系学生讨论社会心理问题；成为研究生指导教师之后，又必须竭力指导学生完成培养方案。然而，大学教师是必须进行科学研究的，要通过自己的研究不断提升研究能力和对学生论文写作的指导能力。指导教师进行一定的写作并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也就成了一种必需而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本书 中收录的附文主要是30来年教师生涯以降所写作与发表的部分文章。多年之后阅读这些文字，感到文字背后的“思境”是其时其思之下的东西，若在“当下”是再也写不出来的。其中的早期文章因为没有保存在个人电脑中，是通过网络搜索下载的，因此，这里的下载稿件在文体或语句构成上和原稿是有所脱节的。此外，每篇文章都省略了关键词和参考文献。

这些文章大致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关于社会心理学基础理论的思考，以及对社会心理现象的量化研究；二是关于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研究。 XxoIErwEY8TZvmt9fdl42l4CCGBTHEpCM4cTPi4JvqbgM8dGW78xS0EoVybWd3S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