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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性（一）》成书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是沙莲香教授中国民族性研究“三部曲”中最早的一部，距今已有30余年。该书的副标题是“一百五十年中外‘中国人像’”，按照沙老师的说法，就是想通过“我看我”“人看我”，搞清楚中国人身上有怎样的特点，中华民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民族。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博的4年里，因为各种学业任务，我对老师的《中国民族性》系列著述读得不够用心、不够深入，甚至很肤浅，如今回想，深感愧疚。沙老师去世后，我曾多次捧书再读，虽然未能通读、细读，但每次都有别样的感受和体会。关于《中国民族性（一）》，我想结合自己的阅读及与沙老师在4年时间里的交流往来和感受，谈谈沙老师中国民族性研究的缘起、过程与反思，准确与否且置他论，主要是表达对老师的追思与怀念。
研究缘起：对国家和人民持有的深厚情怀
沙老师是1936年生人，她是亲眼见证、亲身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一代知识分子，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动荡体验及人们的所作所为有很深的感触。因此，改革开放后不久，她心怀为理解“过往”而解读人性的初始愿望，转向了对社会心理学的学习探索，目的就是解开积压在心底的困惑：中国人为什么在“文革”期间表现得那么疯狂和匪夷所思？中国人的性格特质究竟怎样？到底该如何理解中国人的行为及其背后的文化心理根由？对这些困惑的思索，便成为沙老师中国民族性研究的起端。
20世纪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新风吹拂的崭新环境背景下，怀着解开内心困惑的愿望，沙老师选择去日本东京大学研修社会心理学。这次研修深造给她提供了另一种研究中国人的视角和契机，即“他者”视角和“我看人看我”。所谓“他者”视角，就是在与不同国籍、不同背景的学者的交流过程中，沙老师在置身异国他乡的情境下，能够更平静、更理性地回顾自身在国内的见闻与经历，形成带有“他者”视野的思考结论。所谓“我看人看我”，就是听取国外学者有关中国社会、中国人的评价和讨论，特别是回应他们的问题和质疑的过程，给沙老师深入理解和思考国人（“自我”）创设了很好的场景和契机。通过“我看人看我”，沙老师形成了必要的自我审视与自我警醒，从而在更为宽泛的中国文化、中国社会议题中把握和理解中国民族性。这后一种契机，也直接影响了沙老师对《中国民族性（一）》的基本架构的设想与写作实践。
从对“文革”中“人整人”“人被整”的困惑中生发出探索中国人“秘密”的愿望，从异国他乡的研修经历中警觉到“改造并提高中国国民性之必要、迫切和可能”，这样的研究缘起既凸显了沙老师中国民族性研究的核心旨趣，也饱含着她对“人”的关切以及对国家和人民持有的深厚情怀。这样的评价绝不是随意的，我曾有幸多次跟随沙老师去做社会观察和学术交流，她待人接物的言谈举止和表达出的态度情感，都能十分明显地体现出她对善良、美好人性的呵护与重视。特别是对待基层社会的普通人，沙老师身上流露出的亲和力和悲悯心常常令在场的人感动不已。记得2015年10月，我们和沙老师一行去陕西汉中做社会观察，在一个名叫竹山村的小山村里，我们观看了一个基金会10年扶贫项目的成果。在表演展示和午间会餐等互动环节，村民们质朴无华和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给了我们很大的触动，也使沙老师感慨不已。从孩童到古稀老人，从年轻媳妇到公公婆婆，一个偏远山村的普通百姓们的所做所说及其呈现的状态，让沙老师再次确认中国民族性中深藏着宝贵而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从未消失，只是需要被唤醒、被激活。沙老师在后来与我的交流中不止一次谈及这次出行的一些细节，言谈中满是自己被感动的描述，而我则从老师欣慰、开心的表情中看到了她和蔼友善、温润悲悯的人文情怀。
研究过程：彰显了知识分子的理性与清醒
《中国民族性（一）》共收录了80篇有关中国人性格特质和群体“画像”的文本（主要是对不同学者所写文本中涉及中国人性格特质的观点的摘录和分类汇总），其中外国学者的文本27篇、中国学者的文本53篇，涉及71个人物、500多个观点。这些文本的选取、材料的取舍及整体构思，无不彰显着沙老师作为一位纯粹知识分子的理性思考与清醒认知。
有关中国人民族性格与特点的文章，散见于大量中外学者的不同著述之中，从修订版的《中国民族性（一）》收录最早的英国学者亨利·查尔斯·萨的《中国和中国人》（1849），至收录最晚近的余英时先生的《中国文化的内倾性格》（2006），时间跨度近160年。要整理如此时间跨度内有关中国人研究的主要著作及其主要观点，并形成一份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历史量表”，就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献查阅条件而言，资料搜集工作是艰辛的，工作量也是十分巨大的。但沙老师本着能搜尽搜的资料收集原则，组织带领一众学生，克服诸多不便与困难，踏踏实实走出了新时期中国民族性研究的第一段路。
在对待历史上中外学者有关中国人研究的成果（观点）上，沙老师展现了一位知识分子应有的理性与清醒。她排除了个人喜好或民族情感的干扰，明确地指出了对材料取舍的考虑：“量表是遵循作者原文原意制作而成……观点有不少是相互对立的，对中国人身上类似的现象，有人颂为美德，又有人贬为不德或恶德……但所有对立的观点，都编进了量表，以如实反映对中国人研究的历史面貌。”当然，作为一位亲历和见证过民族危难发展历程的学者，一位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怀有深情的老一辈知识分子，沙老师的学术研究绝不会完全隔离个人的情感。她在修订版的《中国民族性（一）》前言中提道：“对那些令人不快却有助于我们研究中国人的观点，也统统编进了量表。”这里“令人不快”四个字所传达的信息，将沙老师既遵从学术道德规范又饱含家国情怀的一面表现得清清楚楚。
与“历史量表”中很多学者对中国人特点、中国民族特性较为浅表化的种种概括不同，沙老师对中国民族性的研究是力图得出简洁但有深度的结论的，因而是非常谨慎的。沙老师认为，中国人所具有的温和、含蓄、内敛的性格是中国民族性中最为可贵的，也是最具根性的。为了从更深层对中国民族性进行分析探讨，她很多时候会将视野投向民族文化领域，认为“不同的民族，价值取向不同，民族性格特质在其根源上由文化规定”。但与此同时，沙老师也强调指出，具有“根性”地位的民族性并非固定不变的，它不但具有“稳与定”的特质，也有“变与动”的特质。针对这一点，我曾在分析农民观念与行为变化的民族性透视议题时，就民族性变迁与沙老师当面探讨过，她老人家基本认可“民族性与社会环境（包括制度与政策环境）变迁之间存在着建构与解构的双向互驱关系”的观点，即民族性以内敛而持久的文化性力量建构着社会秩序，急剧转型中的社会环境在重塑人们的价值观念体系的同时，也在悄然改造着我们的民族性。
当然，以沙老师温婉的性格和富有人性观照的思想境界，她对民族性变迁的思考绝不会停留在理论层面的“宏大叙述”上，相反，她总会在不同场景下以更直观、更鲜活的实例道出对民族性变迁的“看见”与“理解”。于是，学生、学者、政府官员、快递小哥、出租车司机、家政保姆等等，但凡能接触到的人，都是沙老师观察和分析的对象，且她常常将自己的“看见”与“理解”分享予我们，而沙老师观察、分析各种社会人的角度和观点，常常令人有眼前一亮、醍醐灌顶之感。或许，这就是沙老师将生活与研究自觉结合、将为师为学为人完美融为一体的真实写照。正如沙老师2011年在为修订版的《中国民族性（一）》所写的序言中指出的：“写民族性变迁就会写到一些个人，也会写到自己——自己对经历的体证、自己的观念和认知、自己对所属文化和所属时代的承担。”
研究反思：与时俱进中的自我省思与展望
沙老师的《中国民族性（一）》《中国民族性（二）》分别首版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受当时时代认知和资料贫乏的双重限制，留下不足与遗憾是难免之事。在后来为修订版《中国民族性（一）》所作的序言中，沙老师提及该书出版不久她就想修订或“补救”，因为存在思考和设计上的不足，但由于种种条件所限而延误了。沙老师的这种反思是自觉的，也是在与时俱进的自我省思中持续进行的。
对沙老师的中国民族性研究触动很深的事件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这一点在老师与我们的课堂交流中曾被反复提到。在汶川地震悲痛的呼救声中，千千万万的志愿者以互助互救行动展示出令人感动的人性光辉，生命在这样的悲剧时刻得到全民族的善待与尊重；而在汶川地震发生近3个月后的北京奥运会期间，又是千千万万的志愿者将中国人真诚友爱的民族品性展现给四方来客，让全世界感受到华夏文明的别样精彩与深厚底蕴。沙老师去过汶川地震灾区，也见证了北京奥运会的举办过程，透过这两个接连而至的重大事件，她看到了中国人身上涌现出的“人性观照”和“公共精神”。这种在普通人特别是青年人身上展现出来的品行特质与人文精神，令她倍感激动和欣慰。当然，沙老师对志愿者行动的理解有她的独到之处，她认为这是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的“意识觉醒”，是一种源于“民族心理”这个“蓄水池”的“水到渠成”，而不是无缘无故的“突如其来”，或者说，这是带有“民族性暗码”的“心脉相通”之果。
如果说沙老师此前的民族性研究是“悲情多于激情”的话，那么她在2008年后的民族性研究中则因看到了“希望”而变得轻松起来。也正因如此，沙老师在北京奥运会举办后曾坚持多年关注“公共文明”议题，对我国社会中“公共”精神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基于公共空间人们行为的“美与丑”展开了新的思索，深化了她既有的对中国民族性中“中庸”特质的思考。接着，沙老师又从对“中庸思维”的反思中提出“间性思维”，认为与维系均衡性、稳定性的“中庸思维”相比，具有边缘性的“间性思维”反而更有创造性的力量。她进而阐述了自己对“天才”的理解与思考：真正聪明的、具有创造力的人往往是不走寻常路的怪异分子，是群体中我行我素的极少量的边缘化存在，是谓天才。天才多是有叛逆性的，他们的思维是跳跃的、质疑的，甚至与中庸思维下的大多数是格格不入的。天才的创造性需要包容的环境，需要被爱护。
可见，在不断反思与拓展的研究过程中，沙老师以与时俱进的学术精神一直紧跟着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实践。但她的关注点始终如一，从未离开过她对人、对中国人和对中国民族性研究的初心。
如今，沙老师已永远离我们而去，她的民族性研究成果必当载入中国人研究的史册，成为知识分子写作学术文章时的重要参照，为一代代国人继续提供不可缺少的精神滋养。作为后辈学生的我们，亦应自觉担负起责任，学习恩师道德文章，践行恩师所示所教，让恩师和蔼友善、儒雅悲悯的师者风范接续传递，永存世间。
[作者简介]
刘军奎，201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成为沙老师的学生，2018年6月毕业。现为安阳师范学院教授、法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