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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信息传播作为一种现象由来已久。然而对什么是信息传播、它有哪些特性和具体功能，却众说纷纭、歧见迭出，没有统一的界定和言说方式。要理解信息传播，首先要明白什么是传播。com-munication（传播）一词来自西方，拉丁文词根是communis，意思是普遍、普及于大众以及传授。
在英文字典里，communication有给予、告知、迁移、传输、交换等多种含义。在日常生活中，交换或给予的多是可见之物。唯有“告知”表达的是信息的传递，一种精神交流过程。最初的传播之所以涵盖交通、运输的意思，是因为交通与传播在内容上部分重叠。在汉语古典文献中，“传”和“播”最早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各有固定的、明确的内涵，通常不能混淆。当两个字组合使用时，又会形成有别于单个字的新内涵。“传”最早见于甲骨文，本义为传递、传送，引申为传授、流传。“传”既可以指物体的传递，也可以指信息的传递，如传递包裹，传送消息。“播”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撒播、播种，二是传扬、传布。“传”与“播”在含义上有某种交叉重叠，到后来组合为一个新词汇——“传播”。查阅《古代汉语字典》得知，传播即广泛散布，主要是指信息的大范围传递。如《北史·突厥传》有云：“宜传播天下，咸使知闻。”清代文人袁枚在《随园诗话》卷十四中说：“一砚一铫，主人俱绘形作册，传播艺林。”这些史料中的“传播”，表达的意思是思想广泛散布于天下。在这里我们看到，作为文化现象的传播很早就有将信息散布于天下的意思。尽管现代意义上的传播是在20世纪20年代无线电广播兴起后才获得的科学内涵，但它承袭了以往传播文化的核心理念。如今有关传播的新名词、新术语层出不穷，如信息传播、数字传播、图像传播、跨文化传播等。严格意义上的传播学发端于美国。被誉为“传播学之父”的美国学者威尔伯·施拉姆，与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拉斯韦尔、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等学者，共同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新视野，他们将社会学、新闻学、心理学、政治学、哲学等相关学科知识融为一体，创建了传播学这门新学科
，为信息传播实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分析传播活动（实践）时，不能回避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传播的实质是什么？在詹姆斯·凯瑞看来，他之所以如此着迷地思考传播学问题，是因为受到哲学家杜威的启发，杜威曾说：“在所有的事物中，传播是最为奇妙的。”
詹姆斯·凯瑞好奇地想要知道：传播究竟是什么？传播到底奇妙在哪里？这些疑惑驱使他深究传播所涉及的众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他不仅把传播区分为“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而且从共同体凝聚和信仰共享的角度对传播的功能与目标做出高度评价。他说：“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
从文化建构论视角认识传播，其积极意义和社会影响不容否认，不过，詹姆斯·凯瑞无疑打破了传播的确定界限，拓展了“传播”概念的外延，把传播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和文化普及。因为建构并维系有意义的人类世界，是社会制度、法律和道德文化的主要功能，传播仅仅是其中可以依赖的手段或工具，可能还有比之更大的功能，但它不能等同于制度和文化本身。我们承认传播在社会建构和制度维系中确实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是不能随意夸大这种作用。与杜威和詹姆斯·凯瑞不同，威尔伯·施拉姆等人否认传播有任何神奇之处，在他们看来，“传播是人们所做的某种事情。传播本身没有生命，没有任何神奇的东西，唯有人们在传播关系中注入其中的信息”
。这种对传播的界定客观理性而不失淳朴自然，更能获得人们的理解和认同。
此外，学术界围绕什么是传播还提出了种种不同的看法，比如传播是传递、控制、游戏、权力、散播、共享与互动等。
我们把如此之多的界定方式，视为学术界关于传播学认知的一得之见，学者们看问题的视角不同、认知方式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立场各异，形成的结论也必定各不相同。这些碎片化的结论各有其优势、长处，反映着学术界对传播现象的透视所达到的深度，对人们正确认识和把握传播的本质，抓住传播活动的规律有着某种指导和借鉴意义。当然，这些观点也有其片面性、表面性和相对性，我们需要在辩证分析和合理取舍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综合提炼、归纳升华，形成较为全面与完善的理性认识。传播首先表现为信息的传递，向受众传递知识、信仰、情感、意义，对受众施加某种思想和价值观的引导、渗透、调节与控制。至于把传播看作游戏的说法，实际上是从媒体的娱乐功能视角展开的，也有其可取之处，因为电影和电视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主要是娱乐消遣的工具，是缓解生活压力的重要手段。不过这些都是生活的表象，是一种经验性存在的客观事实。无论人们对媒体持有什么样的看法，是积极肯定的还是消极否定的，媒体的使用者（受众）都必须具备理性思考能力，即透过现象把握本质的能力，能够辨析善恶、优劣、美丑，以免落入传播者预先设置的文化陷阱中。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我们也要看到传播游戏容易受到各种权力的入侵而被异化”
。大众对媒体信息的使用，本质上就是信息共享过程。其背后那只无形的手对人的思想和情感的操控，也是需要高度防范的。媒体越是先进，受众群体越大，不良信息的危害也就越大。
信息传播是复杂的文化实践过程，其构成要素主要包括传播者、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传播过程、受众群体以及传播环境等。传播者也叫信息源，是指传播行为的组织者和发起者，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发出各种信息，借助各类媒体的影响力和辐射力，获得受众的广泛了解和认知，劝服受众认同并实现外化。传播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团体（组织或政府机构等）。一般来说，传播媒介指传递信息的工具和手段，如报纸、杂志、电话、电视、网络等媒体，有时候也指从事信息采集、选择、制作和传输的特定组织机构，如报社、电台和电视台等。传播内容指构成传播过程的一切要素的总和，落实到具体的信息传播实践，其内容主要是传播发起者所要表达的信息内涵，或者说是传播的知识、思想、意图、看法、图像、立场等。传播过程主要是指信息的发送、接收、理解和认同的过程。如今学术界对传播过程的分析和把握，其主流观点是在美国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的控制论视角下展开的。维纳提出的控制论最初被应用于机械和通信领域，主要强调系统的行为能力和系统的目的性问题；后来被推广到复杂的社会生活领域，试图以此来分析人类生命和社会的复杂矛盾，以推动对问题的认知和解决，实现社会系统整体的有效控制和有序发展。在他看来，“传播与控制是一个过程，要使这个社会更加有序，必须随时获得信息反馈，即时做出调整，适应新的变化（即自我学习），更好地执行控制者的命令”
。按照这种理论，传播活动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无论是信息的传播者还是信息的接受者，都可被看作系统的基本要素，要素与系统整体的作用和反馈，同样符合系统论的基本原理与运行规律，可以用系统论的方法去思考和解决其中的矛盾，促进传播过程的顺利推进。受众群体是传播信息的接受者，也就是传播者意图影响、说服或改造的对象。受众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某种群体（团体、机构、民族、国家等）。传播环境是对传播过程发生影响的所有要素的总称。总体来看，一个完整的传播活动大体上是由上述六个方面构成的一个系统整体。
对于功能主义学派来说，良好的传播效果无疑是最重要的。然而功能主义学派也清醒地意识到，任何传播效果都有两面性、辩证性。正确的信息源之于传播对象或接受者，能够形成对信息的正确理解和领悟，有利于社会民主的运转和自由的建构，有利于团结大众和增强整体凝聚力；错误的信息源一旦取得好的传播效果，就会给那些缺乏理性辨析能力的人带来极大的危害，例如会造成谣言流传、局部恐慌、争斗甚至某种社会暴乱等。所以，在传播目标方面，我们既要看重传播的实际效果，又不能成为“唯效果论者”。因为除信息内容与传播效果相关外，传播工具、传播环境也都制约着传播效果的优劣。需要明确的是，传播的功能与效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实证主义学派代表人如卡尔·霍夫兰（Carl Hovland）、欧文·贾尼斯（Irving Janis）等从心理学方向对传播效果进行了持续的实验和论证。卡尔·霍夫兰师承行为主义人类学家C.L.赫尔（C.L.Hall），赫尔是20世纪初美国社会科学领域实证主义方法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信息的传播渠道不畅、传播效率低下，某地发生的重大事件，可能在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后，才能为更多的人所知晓。如今借助发达的网络、数字媒体，世界各地发生的信息能够在瞬间为大众所知晓。就此看来，对传播媒介和传播过程的分析在某种意义上也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在此背景下，我们必须关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诉求，正确把握思想价值观对大众传媒的渗透，同时也要注意媒体在传播主流价值观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辩证地处理思想引导和传播媒介之间的关系。
不同传播要素在传播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我们这里特别强调传播符号的重要性。因为传递的都是包含信息的符号。信息传播符号可分为文字和图像两种，文字符号满足“读”的要求，图像符号更容易被读者“看”到。“读”的过程需要领悟、体会，对背景知识要求较高，反应过程会有延迟。“看”则是即时反应，迅速把握和领悟其内涵。当读者获知相关信息并付诸行动后，文字或图像就完成了符号的表征使命。表征就是象征，即对事物或概念的替代和象征，通过这种方式引起读者的想象。
在这个意义上，图像与文字并无实质性区别，它们都是人类特有的表征性符号。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指出：“表征是通过语言生产意义。”
对此刘海龙指出：“这里所说的语言，不仅包括书写文字，还包括声音、图像、客体等所有象征性形式。”
斯图亚特·霍尔关于表征的分析，比较完美地阐释了符号与其所指称的意义之间的关联。威尔伯·施拉姆认为，我们必须对传播符号做更宽泛的理解，实际上“传播并非完全依靠词语来进行，大部分传播不需要借助词语。手势、面部表情、音调、声音大小、强调的语气、接吻、手搭在肩上、理发与否、八角形的停车标志等信号都在传递信息”
。实际上，图案的表征与我们自己的生活存在某种联系，在一般意义上，厕所入口或门上叼烟斗的图案表征男厕，是因为男士常常抽烟、戴礼帽，而女士则习惯穿连衣裙、留长发。绝大多数人对于此类文化现象是有明确认知的。它比英文MAN或者WOMAN字母的形式更逼真、更活泼，并且有点俏皮和富于生活情趣。
在麦克卢汉看来，中国古老的印刷术和德国古腾堡的活字印刷，催生了报纸、书籍的发明和使用，使人类进入大众媒介时期。这是一个开启人类进步事业、急速推动文化和文明进化的崭新时代。它“把一种机器放进传播过程里，去复制信息，几乎无限地拓展人们共享信息的能力”
，对于人类走出传统小农社会之血缘性、地域性的历史局限，站在新的视角观察世界万物，提高自身的道德认知和文化水准，融入世界文明的发展历程，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地方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
普遍
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
世界历史性的
、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在这个过程中，新传播技术的产生无疑成为重要动因，它是作为先进生产力的载体形式出现的，同时又在具体的人际交往领域发挥作用，因而新的大众媒介所具有的普遍交往意义是无法估量的。按照威尔伯·施拉姆的说法，看似孤立的生活经验“一旦被记录下来，历史就成为共同财产”
。它为人类文明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奠定了坚实的文化传播基础。传播带来的新知识、新信息，不仅以摧枯拉朽之势颠覆了旧观念、旧思维，而且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劳作，成为人类实践进步的永恒动因。如果说历史偏重纵向的时间延续，重视一成不变的文化和信息，那么传播带来的新知识、新信息则使人们关注现在并向往未来的新生活，生活的天平开始倾向空间的超越和创造。“传播机器能够聚集大量的信息，迅速使之倍增，并广泛使用这些信息，所以，在控制和流通信息的能力上，在聚集人们的注意力方面，大众媒介代表着一个数量级的跳跃。”
从电报和电话的发明，到电影和电视的出现，再到网络、手机、融合媒体、数字网络等新媒介工具的出现，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迅猛进步使其日益主宰了传播过程的一切要素。新媒体技术对传播的影响，表现为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传播过程的复杂化、传播手段的复合性、受众的高能动性、传播的互动性、传播效果的开放性等。
新媒体改变了人的认知方式、价值判断、情感寄托和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改变了人对自我的认识，改变了人的本质，改变了人本身，也改变了主体观照和认识客体的方式。因为人是社会关系的凝缩物，必须立足活生生的实践才能准确把握人的存在及其意义。如果把旧媒体说成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分水岭，那么新媒体则是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的分界线。这一切都有赖于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三大需求”，即人们生活的需求、市场的需求和技术进步的需求。如今信息社会发展一日千里，万事万物变化迅速，大众在网络和媒体世界里遨游，如同乘坐飞速奔驰的交通工具，难以停下脚步。社会在不断地加速前进，数字技术和新媒体信息技术的成就，无疑就是社会前进的加速器之一，在它们持续发出的轰鸣声中，大众被淹没了。普通人切身感受到了时空压缩、物质充盈、观念的革命性变化。先进技术（包括媒体技术）重塑传播过程的全部要素，造成新的感知模式和新的关系，进而重塑了大众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除了工作和睡觉以外，人们在大众媒介上花费的时间超过了任何其他日常活动的时间，这成了典型的生活方式”
。
在不断开放的世界里，资本增殖的本性和技术进步的趋势，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传播存在着必然关联。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时有过一段著名的论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没有谈到传播及其与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关系，但实际上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相互往来、相互依赖这一点已经证实了传播之于资本主义经济和技术扩张的意义。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的精神文化产品如文学，被裹挟在资本主义经济和技术扩张的大潮中，在本土与外来、封闭与开放、进步与停滞的诸多矛盾纠葛中，痛苦地反思自身的地域局限与文化特质，在被动融入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成为“世界性文学”，以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方式发挥着自身对于世界文明的独特贡献。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
在传播学领域，麦克卢汉提出的“地球村”概念，可谓世界一体化的生动写照。不过“地球村”概念并没有太多新意，因为综上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早就对此做过精辟论述，只是没有使用“地球村”之类的概念而已。在刘海龙看来，传播的政治经济学派不是一个固定的学术组织，只是对传播产业持有某些相似观点和看法，用政治经济学的理念和方法对传播进行研究。
二战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加速在全世界实现经济扩张和文化渗透的步伐，在这个过程中，传播成为其实施对外扩张和经济技术垄断的必备工具。
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与互动，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与配置的必然结果，它引发了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碰撞。孙英春指出：“跨文化传播学是一门从整体上关涉人类文化与传播的知识系统，自始以现实的文化世界和对人类生活的观察为基础，其学术旨趣就在于：揭示各种地方性的、独特的、微妙的文化现象或机制，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行动、行动者所处情境及行动与情境之间的意义关联。”
当今时代，即使是那些着眼于“本土追问”的学术理路和问题导向的学者，也无法回避所处世界的种种新变化及问题视域，比如与经济全球化相伴而生的政治文化全球化，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借鉴、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文化的同质化与文化个性之间的关系，捍卫民族文化的尊严和纯洁性，等等。必须明确，这种文化全球化的影响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在“本土追问”和“世界视野”之间划定明确界限，有利于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误区，放弃轻率和盲目的粗俗文化心态，以理性的眼光客观地审视跨文化传播的利与弊。在思想文化领域，我们要始终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尤其是面对国外不良社会思潮的冲击，我们应当使民族文化免受不良文化的入侵威胁，在全面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建构科学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正如习近平所说，“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在不同文化相互激荡、相互碰撞的今天，要更加清醒地、深入地认识本民族文化的优势和不足，以做到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也要合理把握域外文化的生成背景、历史渊源和个性特征，以利于我们更好地吸收、借鉴和利用。
信息传播是一种复杂多样的文化实践活动，站在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功能进行诠释，会形成不尽相同的结论。在一般意义上，信息传播的功能主要有如下六个方面。
第一，实现人们之间的信息沟通和人际交流，编织社会互动的网络并维系其整体性存在。每个人生活在世界上，都要与其他人打交道，实现信息的正常交流与沟通。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每个人都在为传播做着某些事情。如威尔伯·施拉姆等人所说，“传播渗透到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中”
。如果我们把A和B看作两个人，把A与B之间这种点对点的线性交流视作人际传播，那么A与B、C、D、E等多个点之间的交流就可被称为点对面的辐射状交流，即告知、传递并与更多的人分享信息。这些看似不经意的交谈成为打造“人际关系的素材”，成为社会有机体流动的一根根网络管道。类似的传播管道越多，血液流通越快，彼此间信息沟通越顺畅，个体的活跃度越高，社会整体就越有生机与活力。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作为传播源的信息单元，或者说具体的传播行为、传播活动，都是服从于整体并为社会整体服务的特定节点。在由诸多管道编织而成的复杂传播网络中，节点与节点、节点与网络彼此勾连、纵横交织，形成一幅宏伟壮阔的社会信息传播图景。个体与整体之间的互动也表明，个体不是被动的螺丝钉，社会必须依靠法律道德等制度来调节、优化彼此间的关系。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换个角度看，都是在接受文化知识的传播。我们一方面接收各种讯息，另一方面又发出不同的讯息。社会学家梅尔文·德弗勒（Melvin DeFleur）曾说过，传播行为是“一个表达团体规范的手段，通过这个手段使社会控制、分配各种角色，实现对各种努力的协调，表达对未来的期望，使整个社会进程持续下去……要是没有产生这种影响的交流，人类社会就会崩溃”
。社会整体之间信息互通有无的能力，即传播力，与其活力和凝聚力呈正相关关系。传播可协调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沟通信息并实现相互理解，增强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和其对于社会整体的认同感。越是发达的社会阶段，社会的信息化程度越高，对传播的依赖度就越高、需求就越大；相应地，传播对个人、组织和社会的推动作用也就越大。
第二，通过传递社会资讯，对大众的思想和舆论动向实施调控，引导个体向社会主流价值观靠拢。威尔伯·施拉姆反对传统的那种“皮下注射式”传播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传播者利用便利的传播媒介，必定能够把思想或信仰“注入”受众体内，并借此控制他们的思想和行为。
在当今这个信息化、数字化时代，没有人能够成功避开媒体信息的轮番轰炸，无论是否愿意，我们都是信息接收者，同时也是信息的发送者。在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存在着复杂多变的要素。同时也必须看到，受众绝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他们是作为主体而存在的能动的人，对扑面而来的各种信息和图像资讯，会根据自己的客观需要和价值立场，做出采纳或拒绝的判断和理性的抉择，即受众会加工和制作信息，进而做出接纳或拒绝的决定。因此，“最好是把传播的信息看作一种催化剂，它本身力量很小，但它能在信息接受者身上激发很大的力量”
。对于不同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准的受众而言，传播的影响力之差别是巨大的。无论是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信息，还是日常生活的碎片式点滴经验、社交信息，都会对受众的思想和行为施加潜在的影响。在观念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意义上，这种影响往往是特定价值观的引导和调控，意图增强社会成员之间的黏合度，减少个体间的观念差异和行为冲突，以社会主流价值观来整合大众的思想和行为。为深入考察信息传播的“客观”效果，并得出具有说服力的数据材料和实验分析，以卡尔·霍夫兰为首的学术团队进行了长期的实验和追踪研究。在《传播与劝服：关于态度转变的心理学研究》一书中，他与学术界和大众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在他看来，“许多组织的领导者认为有必要提升他们的传播系统，使其标准和价值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从而帮助企业获得成功”
。企业或组织如此，政府机构和社会团体也是如此，都希望能发布和传播自己的信息。
第三，传承并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实现薪火相传，使民族记忆和历史回忆成为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在詹姆斯·凯瑞看来，信息传播作为特殊的文化现象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与其他传播思想家的最大区别在于，詹姆斯·凯瑞从文化传承的高度认知和把握传播现象。他说：“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intelligent information）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
在宽泛的意义上，把传播作为文化现象并没有错。不仅如此，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革新和传播事业的日益繁荣，人类文化在整体上呈现出相互交流、相互借鉴、蓬勃发展的新格局。要承认在人类文明或文化传承史上，具体的传播过程比如学校教育、电视广播、电影播放乃至互联网的普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甚至是无法替代的作用。以学校教育为例，几乎每个现代人，从启蒙到成长成熟，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学校教育和老师的培养，在学校里学习知识、学习做人、学会成长。学校既是文化知识的传播机构、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地和舞台，也是文化创造和新人成长的孵化器。也许正因如此，作为教育家的哲学家杜威对传播情有独钟，他对传播做出了在詹姆斯·凯瑞看来高深莫测的评价：“社会不仅因传递（transmission）与传播（communication）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中。”
社会的核心和关键是人，信息传播的发送者和接收者也是人，在不断发送和接收信息的传播活动中，人的生命存在和生存意义得以彰显与升华。传播属于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杜威从哲学高度揭示了传播的本质，以及文化传承和传播之于人的成长的非凡意义。
第四，通过传播符号与环境元素的互动，在现实的符号化生产过程中实现对社会环境的建构和创新。在学术界看来，“符号必须传递一种社会信息，即社会习惯所约定的，而不是个人赋予的特殊意义，只有规约性质的信息才是符号的所载之‘物’”
。以电影为例。作为传播工具的电影被发明后，人们看电影的机会越来越多了，电影给人们尤其是偏远乡下、封闭小镇的人们打开了新的视界，引发了个体丰富的联想和无限的憧憬。在论述美国早期新教伦理精神幻灭的原因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说：“电影有多方面的功能——它是窥探世界的窗口，又是一组白日梦、幻想、打算、逃避现实和无所不能的示范——具有巨大的感情力量。电影作为世界的窗口，首先起到了改造文化的作用。”
人们把电影当作一所学校，从中获得新的理念和理想生活的“证据”，正是电影拓宽了大众的眼界，改变了其固有的价值观和传统生活方式。按照丹尼尔·贝尔的分析，正是电影、电视和广告等传播工具的发明与使用，以及分期付款购物法的传播，逐渐打消了美国新教徒对传统观念的坚守，从此奠定了新的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根基。
必须承认，传播对大众生活的渗透和浸入是无处不在的，它注定是一把双刃剑。丹尼尔·贝尔论述的还只是当年美国小城镇生活方式的瓦解，以及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来临的残酷而又无奈的现实，在当今数字化时代新媒体铺天盖地的图像信息面前，人们的观念和意识形态遭受着反复冲刷，这是需要大众进行深刻思考的沉重话题。我们常常被媒体牵着鼻子走，以其是为是，以其非为非，还会以媒体上靓丽的模特和富有的老板的生活格调，来裁决自身贫乏无聊的日常生活。在电视广告面前，很多人是虔诚的消费者和有限理性的存在者，欲求按照图像（影视）画面上的样式购物、娱乐、生活，哪里还有自己的想法、个性和创造？詹姆斯·凯瑞认为，“是传播——简言之，通过对符号形态的建构、理解与利用而创造了现实”
。新技术媒体的使用使传播对于环境的建构能力越来越强，不仅改变了现实的生活环境，还改变了人们对空间和时间的感知，实际上是改变了人本身。
第五，为大众提供娱乐和休闲功能，使其身心得到暂时的放松和片刻的宁静。自古至今，游戏都是人类生活的内容之一，尽管人们对游戏常常抱有偏见，即认为那是小孩子玩的把戏，与身心幼稚或不成熟有关。不过作为人类普遍的文化现象，游戏在各民族的成长成熟过程中都有自己独特的地位和功能，所以是值得重视的社会现象，应当被给予深入的学理研究。最先系统研究游戏理论的人是荷兰学者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他在《游戏的人》一书中明确提出，文化与文明产生于游戏之中，它们本身就是游戏。
美国心理学家威廉·斯蒂芬森（William Stephenson）在《大众传播的游戏理论》一书中说，传播无意完成任何事情，其唯一目的是满足和快乐。
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是为夸大传播的某些功能，那么这个看法无疑是有道理的。出于对这种观点的赞同与支持，在拉斯韦尔关于传播的三种经典功能的基础上，查尔斯·尼尔·赖特（Charles Neal Wright）又给它加上了第四种功能——娱乐功能。人们观看影视剧的最直接目的就是，沉浸于游戏娱乐之中，借此娱乐消遣，使身心得到放松。无论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都可以在网吧或者家庭电脑上尽情地畅游于游戏王国。不过，随着大众媒体的迅速普及，与物质利益捆绑在一起的过度娱乐以及消费主义文化对大众的危害也日益显现出来，引发了传播学者对娱乐社会危害的担忧。在《娱乐至死》一书中，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对过度娱乐现象提出了严肃批评：“对他们来说，电视是他们首选的、最容易接近的老师。在他们中的很多人看来，电视是他们最可靠的伙伴和朋友。简单地说，电视是新认识论的指挥中心。”
家用PC浏览器也可以根据用户喜好，快捷地向用户推荐他喜欢的各类文章。在尼尔·波兹曼看来，如今各类游戏软件和网络传播十分普及，大众家庭游戏和娱乐的方式越来越多，如看电视、看电影、看综艺节目、玩手机游戏、看抖音短视频和直播等，虽然诸多信息都能提供一时的娱乐快感，但这些信息大多是没有文化营养的快餐。观众在开怀大笑中失掉自我存在、个性乃至灵魂，人类精神接近枯萎。虽然尼尔·波兹曼的观点不免有些危言耸听，但它对于我们理性地思考媒体娱乐的利与弊，懂得适度使用媒体无疑是有启迪意义的。家庭媒介的功能丰富多样，它能帮助我们便捷地工作、交友、学习、成长，顺利完成生活和工作中的很多任务。娱乐仅仅是其中的补充性功能，我们不能把它看作精神生活的全部，也不能浸入媒体而不能自拔，患上“媒体依赖症”，以完整的精神和人性的损失为代价。
第六，从国际视野来看，传播能够增进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引导彼此相互借鉴、互通有无，使各国获得发展民族经济和社会文明的良好机遇。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中，将信息传播的国际功能界定为“一体化”（integra-tion）
，即增进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交流，在文化地形学的背景下，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文化传播主要分为纵向和横向两种模式。所谓纵向传播，主要是指在本民族、本地域内部的前后传承，世代延续。所谓横向传播，则是指跨越地域甚至民族国家的地理界限，使文化走向更多地区乃至走向全世界的过程。文化人类学研究表明，自人类产生并创制文化以来，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就开始了。文化或文明不是自我封闭的孤立的存在，而是在相互交流、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的，在互补中进化是文化进步的规律。美国学者罗伯特·路威（Robert Lowie）认为，古代文明如此，“现代文明更是从四面八方东拼西凑起来的百衲衣……因为任何民族的聪明才智毕竟有限，所以与外界隔绝的民族之所以停滞不前只是因为十个脑袋比一个强”
。一个民族固然可以把自己封闭起来，拒绝接纳世界文化（文明）的优秀成果，但却无法拒绝文化本身的迁徙、采纳、流动、变迁。文化传播既是文化发展的动因，也是文化创新、变革的内在规律。无论是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弗雷德·詹德特（Fred Gandte），还是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以及拉斯韦尔，在他们关于传播与文化关系的相关研究中，文化与传播的互动一体，传播之于文化的意义以及文化对传播的包容，都是理所当然必须进行深究的命题。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地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也是由文化变迁和信息传播支持和推进的必然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们看到生产力才是推动普遍交往和跨文化传播的最根本动因，正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不断扩大，加速了活动资本的积累和集聚，刺激西方冒险者远征海外，去开拓殖民地和世界市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
世界历史性的
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
贫穷
、极端贫困的普遍化……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
普遍
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
世界历史性的
、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关于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世界文明应如何相互借鉴、和睦相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的基本主张。在他看来，应当立足世界文明发展的宏观视角，审视不同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的未来前景，把握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每个民族都要看到自身文明的优势，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把自身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同时也要乐于成全和帮助其他民族，洞察对方文明或文化的长处，而不是一味地相互指责、自以为是。总之，各民族要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相互包容、相互借鉴、相互欣赏，这样才能达到全人类的和平相处，实现人类文明的相互交流、镜鉴与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