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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媒介（media）是介绍或导致双方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在拉丁文里，媒介有“公共”（public）的含义。
这里的“公共”不仅意味着它是大众社会的必需品，而且透射出它与大众传播的深层关联。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麦克卢汉归纳了32种类型的常用媒介，对诸如口语、数字、货币、时钟、报纸、电话、广告等有深入分析，在他看来，媒介是人的肢体和器官的延伸。麦克卢汉侧重于研究的是传播媒介，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所有媒介都是传播媒介。如道路和桥梁能够使我们由此达彼，顺利抵达自己的目的地，然而道路和桥梁却不是传播媒介。在刘海龙看来，我们使用的传播媒介主要有“非语言媒介、口语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以及目前以网络、手机为代表的互动媒介等”
。传播媒介侧重于精神文化的传递和散播。媒介与传播媒介当属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生活中有些媒介确实能够发挥类似于传播的职能，但是严格来说不能将其划入传播媒介的范畴。对于以研究传播史而闻名的芝加哥学派来说，“传播是人类关系的本质”，它始终维系并创造、延伸着社会，“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与传播而得以继续存在，而且还可以说是在传递与传播中存在的”
。没有媒介何来传播？因此，对传播的本体论解读暗含着对媒介的重视和强调。理解媒介是为了更准确地把握传播的意义，媒介与传播之间有某种天然的亲近感。
一般来说，传播媒介就是信息传播的工具或载体，即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是讯息”
，这是从信息传播角度来界定媒介的狭义理解。从类型来看，主要有口语媒介、纸质媒介和电子媒介。口语媒介是人们日常交流所使用的语言（口头表达），纸质媒介主要是报纸、书籍、杂志等印刷物，电子媒介主要有电话、电视、广播、计算机网络、复合媒体（融合媒体）等。有人说，传播媒介不同于传播符号，通常我们所说的传播符号，主要有文字符号和图像符号两种，作为信息符号，它们必须依赖特定的传播载体，才能实现自身的传播过程和传播目的。如果说信息是无形的、抽象的、玄虚的，那么传播媒介则是有形的、具体的、占据时空位置的存在物。有学者把符号与媒介的关系，看作是唇与齿的关系、皮与毛的关系。也有人把符号媒介与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和新媒介并列，区分出媒介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这里很明显是把符号作为媒介来对待的。本书赞同符号与媒介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或特定条件下，符号既是信息也是媒介。此外，还有依据媒介的清晰度和观众卷入程度的不同，把媒介区分为“冷媒介”和“热媒介”的观点。
媒介的产生及功能的发挥，往往与特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相适应，是生产关系和人际交往实践的产物。传播媒介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从古至今大概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即口传媒介、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第一个阶段是口传媒介时期。在远古的部落人那里，拼音文字尚未出现，人们主要依靠口头语言进行交流。狭小的生活环境和简单重复的劳作，对传播媒介并没有过高的要求，只要能够进行口口相传的信息交流，依靠单纯的口语及其感性质朴并带有某种神秘感的力量，在咿咿呀呀发声及其信息传递过程中，就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亲情与原始文化的力量，以此维系人际关系和部落内部的和谐。口传媒介的最大特点是差异化、生活化和多样性。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认为，任何文化都是地方性文化（知识），不同的方言及与之相应的传媒载体，与当地的习俗、神话、建筑、仪式、庆典等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地融合在一起，构成地域性知识的核心内涵，成为古老文化的价值源头。
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源自口头语言和表达方式的多样性。它贴近人们的生活实际，与个人的心性、经验积累和常识相连，不失其纯真质朴的本性。因此，口头文化既是部落人的文化烙印，也是一种原始的艺术形式。在部落内部交往中，不同方言以具体形象而富有人情味的寓意，加上丰富的表情以及肢体动作，充分调动人的眼耳鼻舌身多感官参与，形成视觉-触觉的综合性认知场，给交谈双方以深刻的感染力和清晰的感性印象。低水平的生产力与简单交往的人际氛围，造就了口传媒介的特定文化氛围、经验框架和古朴真实的载体，用麦克卢汉的话说，“这是一个具有部落深度和共鸣的封闭社会”
。麦克卢汉对口传媒介赞誉有加，在他看来，口传媒介是与感官的完善发育相协调的，发挥着理性和制度无法替代的先天职能，即在“拼音文字发明之前，人生活在感官平衡和同步的世界中”
。就传媒纽带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来说，部落时代无疑是理想而完美的黄金岁月。即使是在后来的电子时代，口传媒介依然不失其简便实用的价值，并成为越来越珍贵的文化人类学遗产。
印刷术的发明和广泛使用，导致印刷媒介的产生与文字读物的普及。这是传播媒介发展的第二个阶段。随着技术革新（革命）步伐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文字出版物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它在满足大众对知识的渴求和对拓宽视野的迫切期望的同时，也“加快了打破感官平衡的进程”
，导致了人们感知方式的一系列革命性变革。无论是字母还是文字，都必须按照固有的逻辑格式进行编排，形成统一的、理性化的思维模式。读书者唯有遵循逻辑思维规律，才能理解其中的理论内涵。学龄孩童走进课堂，拿起散发着油墨香的书本和阅读资料，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的力量，继承祖先传递下来的文明遗产。原来口口相传的横向信息传递模式，转化为纵横交织、四散传播的发散型新态势。“拼音字母意味着权力、权威，意味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不过人类学家也注意到，西方的拼音字母和中国的汉字，在外形和意蕴上有着巨大差别，它们不仅在调动人的感官参与上表现出差别，而且表达的深度和广度也截然不同。比如我们在阅读柏拉图的《理想国》时，能够感受到理论抽象晦涩，论证条理清晰、逻辑严谨，获得的主要是理性知识。中国的唐诗却包含着更多感性（心性）的元素，以王维的《山居秋暝》为例，诗云：“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一边读诗、一边悟景，头脑中呈现出一幅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动人场景。这种诗画般令人身心愉悦的感受，麦克卢汉把它归结为部落文化的遗存物，他说：“部落文化，如像印度和中国的文化，可能会比西方文化优越得多，它们在文化知觉和表达的广度和精巧方面要优越得多。”
暂且不说其结论是否中肯，我们认为，与“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优越论”的那些鼓吹者相比，如果单纯考虑传播学的功能和意义，麦克卢汉的评价无疑是中肯的、恰如其分的，它表征不同文化自身的内在传承脉络和传播轨迹，因其性质和类型的差异而有着自身的特殊规律以及独特的表征方式。然而，从更宏大的视野来看，所谓文明与野蛮、自然与人为、先天与后天的二分法，无疑存在着巨大的不足之处。人们审视对象的视角不同、立场不同、方法不同，其结论必然是千差万别的。这种结论的差异恰恰与世界万物的多样性一致。唯有尊重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才能得出正确的认知结论。
电子媒介是传播媒介发展的第三个阶段。采纳麦克卢汉的说法，它以1844年发明的电报为标志，把以电力为驱动的信息传播机器如收音机、录音机、电话和唱机等统称为电力时代的媒介。它在承接传统媒介的基础上，以新技术成果创新了媒体的传播形式。在前资本主义阶段，农耕经济和小生产的历史使人际交往局限在地区或局部范围内，口口相传或鸿雁传书就能满足大众的生活需要，符号媒介成为时尚的信息传播方式。自从有了文字，遥远的物理距离也割不断彼此间的联系，对恋人的思念、对朋友的牵挂、对父母的孝心，可以藏在字里行间，以鸿雁传书的方式传递给对方。这里既有文字符号的便利，也有图像符号的寓意，文字和图像是并列使用的。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媒体形式，文字与图像作为符号都是不变的，改变的只有文字和符号的呈现方式及社会影响。“收音机、唱机和录音机使我们重温诗人的声音，这是品味诗意重要的一维。而且，加上电光之后，语词又可以变成画面。”
电子媒介无可比拟的巨大诱惑力，来自对视、听、触、闻等感官的全方位调动，尤其是“视觉-触觉”立体组合模式，强化了视觉客体的新鲜活力和生命体验。简言之，电子媒介有助于激发人的兴趣是最重要的原因。就表征方式的优势来看，文字不得不让位于图像，尤其是拥有磁铁般吸引力的动态影像。电力时代媒介所实现的巨大转换和历史性成就，即是变无声为有声，变静画为动画，变僵化为活力，更接近人的生命的本质要求，契合生命律动的节拍与和弦，能够唤起人性欲求和原始冲动，引发大众对媒介的狂热情绪与持续消费。所以，电子媒介不仅变革了媒介本身，也改变了人们对媒介的认知方式，为大众文化和消费社会的流行廓清了道路。对比传统媒介的发展史，无论是口语交流还是印刷文字，都没能使个体如此深刻地卷入图像流，没能使人对图像有如此严重的依赖。图像已经成为当代人须臾不可或缺的文化商品。用麦克卢汉的话说，就是“看电视的人本身就是电视屏幕”
。因为屏幕上的电子“钻入了人的脑袋”，而以往的文字和电影却做不到。
在西方现代传播学领域，除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拉斯韦尔（Harold D.Lasswell）等学者外，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麦克卢汉。这位被世人誉为信息社会的“先知”“圣人”的20世纪传播学大师，为后人留下了许多振聋发聩的预言，而且后世学者在社会变迁及新媒体实践中，也逐一印证了这些预言的准确性，如“地球村”“媒介是人的延伸”“西方文明的整个观念是从拼音文字派生出来的”“重新部落化”等。
当今信息技术无论取得怎样的突破，都无法动摇文字和图像作为基础媒介符号的地位。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在具体使用过程中是以文字为主还是以图像为主，或者二者并重。按照麦克卢汉的说法，最初的拼音文字本身就蕴含着抽象思维，有助于推动他所谓的视觉偏向（visual bias）的趋势，拼音字母是第一个塑造西方感知的重要传播媒体。
在对人的影响方面，“电子革命将恢复人的感官平衡状态，使人重新部落化。麦克卢汉解释和判断电子革命的反响，自己担起这个重任”
。诸如此类的观点可谓新颖别致，带有很强的超前性和预见性。然而综合考察麦克卢汉的论述，不难发现，无论是《理解媒介》还是《机器新娘》，给人的感受总是新颖有余而深度不足，没有对媒介文化做出深刻的哲学阐释，也缺乏对媒介发展与文化发展、社会进步之间关系的深层把握，对宏观视野和媒介与经济、政治联系的考察明显不足，论证的表面性和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无论媒介处于什么时代，人始终是实践和认知主体，再高明的媒介也只是传播工具，符号和图像携带的信息才是客体。在不同领域的现代传播实践中，随着各种智能机器的普遍而广泛的使用，人与机器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甚至出现了主体自我湮没的可怕场景。对于信息或机器如何改变主体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追求，媒体与自我、媒体与个性究竟是什么关系，应当如何认识与合理评价媒介对人性的影响等问题，目前都缺乏深入细致的哲学反思。学术界关于传播媒介的研究，固然离不开对社会表象的分析和解读，对媒体变迁过程及其类型的把握，然而，如果仅仅停留在纷繁复杂的表象泡沫层面，而不去深入把握媒介存在的本质、透视媒介变迁的规律，就无法引导媒介研究向纵深发展，实现媒介理论的升华。
西方哲学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不同的主题转向：从本体论转向知识论，从知识论转向语言学，从语言学转向视觉化。
首先是从本体论转向知识论。虽然“本体论”一词是17世纪才出现的
，但古希腊思想家早就开始关注和研究本体论问题了，如米利都人泰勒斯说过，大地浮在水面上，水是万物的本原，“本原”就是对“本体”的探讨，追问大千世界究竟是什么，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这样的根本性问题，它是与“现象”对应的概念。巴门尼德第一个用“存在”来指称世界的本原问题，由此展开西方哲学对本体论的持续追问。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把本体论视为“第一哲学”，这样，本体论与形而上学就被视为同义语。后人只要提及形而上学，大家就能明白这是在研究本体论。本体论致力于寻找存在的最高依据，即存在的基础或本质，力图以此对宇宙整体做出合理解释。“一切存在着的东西由它而存在，最初由它生成，毁灭后又复归于它，万物虽然性质多变，但实体却始终如一，人们说，这就是一切存在着的东西的元素和本原。”
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本体论被当作纯粹的逻辑方法，用来证明上帝存在的合理性，从而导致形而上学的神秘化、玄学化走向。到黑格尔那里，他建构起了以逻辑学为基础的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本体论发展到了顶峰，当然，这也意味着形而上学的衰落或终结。因为在近代，人们不再追问“存在是什么”的问题，而是转向“我们能够认识什么”，即“知识是如何获得的”问题，这就是从本体论转向知识论。此时的本体论已经转化为探求问题的新方法，尽管这种探求最初是以幼稚和无知的方式展开的，并且是以科学家的实验和创造为基础的。在弗兰西斯·培根看来，知识就是力量。“人类之所以能支配事物，只是由于对事物的真正本质做过理智的调查研究。”
无论是培根还是伽利略、哥白尼，他们探讨的都还仅仅是自然科学知识的形成及意义，并且他们使用的归纳法带有明显的形而上学烙印——纯粹的和思辨的特征。不过值得肯定的是，近代自然科学对于经院哲学所取得的胜利，从根本上扭转了日益走向纯粹化的形而上学研究，迫使哲学不得不直面生活现实，思考与解决人生和社会生活的现实问题。
其次是从知识论转向语言学。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现代哲学的视界在加快移动的步伐，面临不断陈旧老化的哲学事业，需要以温和的姿态直面挑战。
他所说的挑战，就是科学技术和人类生活的急剧变革。循着“存在”“意识”“语言”的思想逻辑过渡，语言成为哲学界的头等大事。人们必须关注语句陈述的意义问题，以清晰明白的语言来消解形而上学，使“存在”得以解蔽而变得更加敞亮。此时，语言学不仅要超越知识论，而且要实现向本体论的回归。以语言为主的分析哲学，逐渐成为20世纪西方流行的一种新思潮。缘何现代哲学家如此钟情于语言？我们不妨从海德格尔对“逻各斯”的研究说起。他说：“在希腊早期，logos及其动词形式logein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意指‘说’的。logos既意指‘说’，又意指‘让某种东西现出’。”
不是旧的形而上学完全失效了，而是它的内在意义被遮蔽了，变得模糊不清，人们不知道它到底在“说”什么。因此，必须关注“说”的清晰性和明确意指。对于现实的人而言，就借助“说”的方式来沟通彼此间的关系，包括人与日渐陈旧的存在之间的关系。因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就语言的本质而言，它是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向家的回归。如果说海德格尔对存在和语言的研究过于晦涩，那么，我们不妨考察一下哈贝马斯的看法，有些疑难也许就能迎刃而解。在他看来，社会作为“由符号建构起来的生活世界”，需要克服语言表达上的漏洞，消除说话者之间的分歧和差异，以便于获得对生活理解的共识。具体来说，语言表达固定为三层关系：“与言语者的关系，与听众的关系，以及与世界的关系。”
抗拒传统形而上学不是目的，而是我们达到更高目的的手段之一。哲学必须返回生活世界，发挥为人和社会服务的基本职能，语言无疑是通往这个目的的桥梁，或者可被理解为人们目前找到的唯一合理的途径。在此意义上，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不是对形而上学的反叛，而是在更高意义上的超越和提升。引导悬浮在空中的事业落到地面，始终是哲学的必然性走向和历史使命，哲学不仅仅要认识世界，更要改造世界。
最后是从语言学转向视觉化。从语言学转向图像化（视觉化）是自然而然的，由于语言研究所触及的首先是符号，图像由于被包括在符号之中而被强调，就此而言，海德格尔也是从语言学转向视觉化的预言家。在谈到诗之思的时候，他有过这样一段论述：“然而，夜空就其本质之真来说就是这个池塘。相反，我们习惯所说的夜倒毋宁是一个图像。即对夜的本质存在的苍白空洞的摹写。”
他反对特拉克尔（Trakl）把星空比喻为“夜的池塘”，在海德格尔看来，诗原本就是其所是，诗歌描写的夜就是池塘，而不是像池塘之类的比喻，不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形象说法。“是”与“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在使用时不可以混淆。然而也必须明确，无论“是”还是“像”，都发自主体的价值判断，不能脱离主体而孤立存在，尤其离不开主体的视觉化感知。在后现代的意义上，“图像”与“视觉化”是作为同义语来使用的。也许有人会说，人们阅读文字同样需要眼睛，依赖视觉的功能进行观察和思考。从词源上讲，“视”有看见、观察、看待之义。“视觉”是眼球的功能，与听觉、味觉、嗅觉、触觉一样，是生命器官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和反应方式。俗话说“眼见为实”，这是对看的重视和强调，虽然这里的“实”未必等同于正确。在现代哲学的语境下，“视觉化”已经特指图像化，即读图时代的新的认知范畴和思维方式。按照一些学者的理解，可以称之为“图像思维”或“视觉思维”
，因为与文本阅读相比，图像（读图）的优势是无法取代或超越的。图像（形象）能够调动人的形象思维，激发读图者的视觉快感和在场（临场）体验，符合大众浅层阅读的心理体验。因此，对于普通人来说，读书与读图无疑是相互补充、互为支撑的关系。当代哲学要准确把握时代精神的精华，洞悉人类生活的实质，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纯哲学领域内，即不能偏执地研究脱离生活世界的、纯粹的形而上的存在，而是要像胡塞尔说的那样——回归生活本身。尽管我们不能断言，流行的视觉文化就一定能够代表某种时代精神，但它毕竟是一种客观实在，是为大众社会所看重的现实生活的必备元素，这种实在必定折射出时代精神的某种光晕，唯有牢牢扎根于其中才能洞见生活的奥秘，把握时代精神与当今生活的深刻关联。
在这个意义上，自胡塞尔以来的现象学的历史，便是为视觉化转向奠定哲学基石的过程。必须承认，现象学的后继者大多重视对感性世界和生活细节的研究，例如，梅洛-庞蒂就曾在《意义与无意义》一书前言中说过，“自本世纪以来，许多伟大著作都表达了直接的生活（Lavieimmédiate）对理性的反抗”
。在视觉文化主导的时代，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的关系表现为某种体验和感受，其非理性元素远远多于理性思考，热爱生活不是做生活的旁观者并与之保持距离，冷眼旁观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而是心甘情愿地深深卷入生活，全身心沐浴在清晨的阳光中。理性的暂时退却不是人为刻意的安排，也不是某种外在神灵的强迫指令，而是人类生活本身的发展趋势。换言之，当今时代精神的精髓已经散落到琐碎的个体生活内部，以自我感知和自我体验的方式呈现出来。每个人也许都有这样的感受：“对于一种道德、一种政治甚或艺术的理性安排，其价值都抵不过瞬间的热忱、个体生活的分裂、‘未知事物的预谋’。”
无论是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对于人而言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专注于细节的变化和些许特性，着眼于微观与个体存在的意义，同样是哲学研究的义务和使命。也许“历史中并不存在细节，没有什么是次要的，因而也就没有什么是主要的。按照这种方法，每个事件都是一种巧合和一种偶然的结果”
。以往我们认为没有意义的东西，如今变得越来越有意义；如今有意义的东西，到了将来的某个时候，可能会失掉它存在的意义，生活的辩证法即是如此。宏观与微观、主要与次要、主导与服从、是与非，等等，从来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存在。也许，固执己见的错误源自我们的观念和思维本身，而非鲜活的生活世界和壮阔的人类实践，客观世界及其内在规律无所谓对错，因而改变观念、转换思维必须从我们自身做起。当然，对此不应当也不可以绝对化，否则就是导向相对主义和诡辩论的误区。正如梅洛-庞蒂所说，我们不是要割裂理性与非理性，而是要建构新的理性观。
新的理性观的建构，首先要面对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地位转换问题。从传统认识论的“视觉”范畴到电子时代“视觉化”的进步，它是一种认知理论和认知实践的飞跃。视觉的生理机能是活生生的眼睛，视觉化则是生理学眼睛的延伸和拓展，它的实现条件是类似于眼睛（视觉类）的机械装置的诞生，如摄影机、照相机、望远镜、显微镜等新的技术成果——这些被保罗·维利里奥称为“视觉假肢”的辅助性视觉工具。
人类可以借助这些工具，观察到更遥远、更细微、更动态的对象性客体，人类的视觉得到了延伸。认知本身的功能性叠加导致知识的生成过程越来越复杂，迫切需要做出哲学反思和提炼。因为我们如果固守图像对认知的影响，无疑就只能得出表面的肤浅的认知。从“视觉”走向“视觉化”的桥梁，是视觉再现技术的进步，如模拟摄影、数字化技术和互联网的应用，尤其是那些颇具颠覆性的机器人作品的问世。主体对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的探索，由原来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获得的认知和实践的成果越来越多，都有赖于诸多技术的完善和进步。作为条件的新技术不再是简单的工具，而是有效地参与并融入了主体的认知和实践过程，导致了“人-机互融”或者“人机一体”的认知新模式的形成和主体性的改变，其结果是“我们在视觉的海洋里迷失了自己”
。所以，我们必须反思技术干预与主体、客体的复杂关联，详尽了解技术在何种程度上介入了人的活动，深入挖掘技术时代人类心灵的变迁。必须承认，伴随视觉化而来的，不仅有主体认知对象的拓展、认知能力的提升，还有图像数量的增加及清晰度、画面感等质量元素的提升，越来越多的经典图像被做了“机械化处理”，由静态变成动态，由纸质变成数据，以崭新的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当然，通过人的视网膜形成的图像，与数字化的图像甚至虚拟图像，不仅有完全不同的内涵，而且在实际功能上也不尽相同。需要反思的不仅有视觉化时代人类认知的变迁及趋势，而且有数字图像和虚拟图像的实际意义及负面效应。
大众在惊讶于图像的神奇和逼真的同时，也步入了一个重新认识、不断接纳和热情拥抱图像的时代。这是一个知识视觉化的崭新时代，图像不再作为艺术家的纯粹客体，而是大众社会的审美客体和愉悦对象，是富有主体性的能动工具和特定思想的代言人，在大众生活中发挥着对人的劝诫、教化、引导甚至是思想引领和操控功能。它提供全新的认知范式和阐释框架，左右人们对意义和价值的理解与认同。从根本上说，它触及社会意识形态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图像背后“不可见”的存在，事关人的精神健康和精神世界的发展，如今它从“幕后”走向“前台”，似鱼儿突然间跃出水面而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图像与现实的关系不是线性的、单一的，而是双方相互选择、相互制约的复杂关联。作为对现实的折射与反映，图像也在选择、阐释和表达现实。无论是静态图像还是动态图像，都是特定文化编码系统，读图者在阅读和收看的过程中首先需要进行特殊的意识解码实践。反复不断的广告、图像、影像类消费，会在不知不觉中引导大众改变阅读习惯，诱使一些人重视读图而忽视读书，抽象思维慢慢转化为形象思维，甚至导致非理性的偏执思维。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曾说：“图像是不承认理性的，不承认主体性是理解意义的场所，因为产生意义终究是一个主观过程。”
读书调动的是人的理性思维，按照一定的步骤和程序层层推进，强调逻辑严密、论证充分、说服力强、有条理和系统性。因此，阅读要经历枯燥和乏味的思想历程。与之相比，形象思维则轻松愉快，符合思维经济原则。读图更容易激发人的兴趣，来得简单、直接、形象，思维富有跳跃性，可以不守逻辑规则，随意散漫、思维发散、轻松自由；既可以在理智清醒的状态下进行，也可以在休息甚至睡眠状态下进行。
在这个过程中，制图者或者图像使用者会把某种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以特殊的渗透方式传递给观众，达到改造读图者思想观念和价值观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