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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生活的幸福，取决于你思想的特质。
——古罗马哲学家 马可·奥勒留·安东尼努斯
突如其来的变故
首先，我想引入两个个人危机的例子。B女士在完全无过失的情况下，突然失业了。这对她来说是当头一棒，因为她多年来一直兢兢业业地为公司服务。她为自己的失业感到羞愧，无论如何都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于是，她每天早上按时起床，像往常一样拉起百叶窗，一整天都尽量不发出任何声音，以免邻居知道她在家。只有在下午早些时候，也就是她通常应该在家的时间，她才允许自己到外面的花园里去走走。她脑子里一直盘旋着一句话：如果邻居们知道我失业了，他们会怎么想？
T女士也是在很意外的情况下遭到解雇的。公司财务状况堪忧，尽管她多年来一直表现良好，但她仍然被裁了。她也努力维持着上班时的状态，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确保邻居们不会知晓她的境遇。
这两位女士的住所仅隔了两栋房子，而她们对彼此的共同命运一无所知。如果她们能互相倾诉，而不是一味遮掩，她们就会意识到自己并不是独自在面对问题。也许，她们本可以在早上一起做些什么，在求职时互相支持、互相帮助。
想法究竟怎么了
有时，思绪就像不速之客一样，突然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并在黑暗的角落里扎下根来。我们任其发展，并在它们冒头时予以投喂。这让它们在我们的脑海中感觉良好，在某一时刻，它们就成了我们思维的一部分。它们留下来，惬意地安营扎寨。它们越来越像恶心的寄生虫，不断消耗着我们的精力，让我们为之付出代价。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甚至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只是奇怪为什么有时会如此精疲力竭。它们会在最不合适的时候出现，支配我们的行动。我们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这样的思想寄生虫。就像那两位女士，在她们的个人危机中，不被邻居注意到尤为重要。她们的寄生虫叫作“邻居们该怎么想。”而我们通常会做最坏的假设。
有些寄生虫从我们孩提时代就存在了，我们全然不问它们为什么存在，也不问我们是否还想让它们存在。如果我们允许这些入侵者就这样留在身边，从某个时刻开始，它们就会主宰我们的生活。我们应该与它们接触，问问它们想要我们怎么样，倘若它们不改变，必要时，就要求它们离开。但大多数时候，我们都不会这么做，因为放任它们存在似乎更加容易。而且，这就像我们所有的习惯一样，我们对它们已经非常熟悉，即便替换掉它们，新的也未必更好。这就是我们宁愿不把这些寄生虫赶走的原因。
从原则上来说，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的存在是合理的。例如，“邻居们该怎么想”这句话就值得思考。毕竟我们并不是独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应当和他人谋求妥协。然而，如果这一念头越变越大，占据的空间越来越大，以至于决定了我们的行为，那它的存在就弊大于利了。我们会限制自己，思想寄生虫会成为行动的障碍，我们会掉进陷阱。特别是在危机和灾难中，这些寄生虫可能会异常强大。
有一些寄生虫，我们甚至察觉不到，觉得它们是我们的一部分，就像呼吸离不开空气一样，丝毫意识不到它们的危害有多大。别人的看法可能就是这样一种寄生虫，我们不断受其侵扰，并认为这是“正常”的。因此，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想法的存在，然后才能够改变它。
接下来，我将概括介绍我们头脑中最常见的几种“思想寄生虫。”在心理学中，这被称为思维误区。它们存在于许多人的日常生活中。我们通常不会质疑它们，而是照单全收。尤其当我们遇到个人危机时，这些思维误区就会活跃起来，成为我们摆脱危机的额外障碍。我们因此而变得无力，更加绝望。我们的第一步是了解这些思维误区（思想寄生虫），第二步则是学会如何赶走它们。
思维误区：头脑中的寄生虫
读心术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揣摩别人的想法，坚信自己知道别人是怎么看待自己的，而且这种揣测往往都是往最坏的方面去想。实际上，这种揣测并没有客观的证据，甚至连真实性都无法确认，但我们却笃定这种揣测是正确的：
·邻居们知道我被解雇后会怎么想；
·我现在感染了新冠，我的同事们会怎么想；
·我的朋友们得知我出了车祸，都觉得我无能。
然后，我们就会采取预期性服从的行动，躲得远远的，避开朋友、邻居和同事，但我们并不知道别人的真实想法。例如，当我的患者为失业感到羞愧时，我会问他：“当你的邻居失业时，你会怎么想？”我得到的答案往往是，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甚至可能会表示同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好好问问自己，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比邻居好？为什么我们坚信自己对邻居的看法比邻居对我们的看法要更友善呢？
另一方面，我们期望别人能读懂我们的心思，觉得他们一定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或者想要什么：
·我的老板肯定知道我不喜欢这项任务，我没必要多说什么；
·我的丈夫离开了我，我的朋友肯定知道现在对我来说什么才是好的。
我们常常不愿意表达自己的愿望和需求。在我们的观念里，如果主动表达愿望，那么愿望的实现就一文不值。于是，我们默默地承受着痛苦，暗自期待着对方能为我们做些什么，并且觉得只要对方真正理解自己、喜欢自己，就一定会做一些事情。然而，我们并非生活在童话世界里。现实世界中没有魔法，也没有神奇的力量，别人根本无法预知我们的想法。
同样，你也不可能知道别人到底在想什么。即便你自认为了解别人的想法，但那也未必就是他们真正的所思所想。当你试图通过揣摩他人的想法来迎合对方时，这是很糟糕的，也就是说，当你试着成为你认为自己需要成为的样子时，这是很糟糕的。因为如此一来，你就没有按照自己真正想要的方式去生活。
个人化
我们常常会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将某些事件与自己的感受联系起来：
·他没跟我打招呼，他对我有意见；
·我儿子出了车祸，我有责任，因为我把车借给了他；
·我得癌症是必然的，因为我没有好好照顾自己。
我们将自己视为相关事件的起因，将一切和自己关联起来，并把不幸的责任过多地归咎于自身。因此，我们会产生负面情绪。我们经常会为一些事情感到内疚或羞愧，但仔细思考一下就会明白，我们并不对这些事情负有责任，它们也不是我们所能负责的。
受这种错误思维的影响，我们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很多事情会受到外界因素的作用。有些事情是由其他人的经历和行为导致的，而且引发很多事情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尤其引发危机的原因更不是单一的。危机往往会在那些相互关联、彼此依存的“思想寄生虫”的作用下变得更加严重。受此影响，我们甚至根本不会去考虑其他合理的解释。
过度概括
当陷入过度概括的思维误区时，我们会根据一个或多个孤立事件，总结出一条普遍规则。随后扩大这一规则的应用范围，并将其应用到未来的其他事情上：
·我出了车祸，我总是不走运，下一次事故肯定又会很快发生在我身上；
·我永远不会快乐；
·在我身上，所有的事情都会出问题；
·我永远无法忘记所发生的事。
生活总是如此绝对吗？其实，还有许多其他的可能性会出现。我相信你也曾认为自己不会忘记某件事情，但后来你还是遗忘了。你的第一次失恋是什么样的？后来你真的没有再找到新的伴侣吗？
“必须”思维
很多人常常觉得自己“必须”做某些事情，这种想法通常会给我们带来不必要的压力，还限制了我们自主做决定的自由。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很多事情其实并不是非做不可。真正主导我们的，其实是我们内心对自己的要求，比如：
·我现在必须振作起来；
·我必须处理好一切；
·我必须坚强。
你为什么必须做这些事？是谁告诉你的？如果老是说“我必须……”，这其实传达了一个信息，那就是我们并没有做出符合自己内心的决定。这违背了我们对自主权和控制权的需求。没有人非得“必须”做什么。我们不妨来做一个小练习：在一天之内，注意你在脑海中对自己说“我必须……”的频率，并记录下这些句子。第二天，试着用“我想……”作为这些句子的开头，从而有意识地改变思考方式。你注意到这两句话的不同了吗？
把感觉当作证据
我们有时会认定某件事情是真实的，仅仅是因为我们内心强烈地“感觉”（实际上是深信不疑）到它就是如此，以至于让感觉凌驾于逻辑思维之上。此外，我们还会忽略相反的证据，或者轻视这些证据的价值。比如：
·我自我感觉很差，所以这种情况都怪我；
·我很惭愧，我把一切都做错了，否则我不会这么难受；
·我感到绝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没法做出任何改变了。
仓促解读
我们总是迅速对周围发生的事做出判断和解读，在此过程中，我们没有花费时间去判断，更没有进行逻辑性的思考。随后，我们毫无置疑地相信自己的解读是正确的。尤其是当涉及负面判断时，这种做法很容易引发问题。就像我们谈论“坏”天气时，这其实就是我们对事物的一种主观看法。例如：
·今天是糟糕的一天；
·这个人太可怕了。
这样一来，我们就过快地给现实赋予了不利的意义，并把我们草率的解释当作事实。这样的做法，往往会损害我们的情感体验。
标签化或刻板印象
我们在给事物贴标签时，往往过于概括化。我们给自己或他人贴上固定的、不可改变的、全局性的标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忽视了一些关键线索，而这些线索本可以让我们得出不那么极端的结论。例如：
·所有公务员都很懒；
·我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
·心理学家自己就是疯子；
·我是一个苦命人。
即便在一个性质相近的群体里，比如某个特定职业群体或者部门中，人们的性格也大相径庭。然而，我们却常常给同一群体中的人赋予相同的刻板印象。这就好比打开一个抽屉，从外面给抽屉贴上标签，给抽屉里的人分类，然后再关上抽屉，这样做确实简单便捷。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营造了一种表面上的秩序，这给我们一种安全感，仿佛我们清楚地知道该如何看待每一个人。但实际上，这种做法让我们失去了对自己和他人进行更细致、更准确思考的能力。
非黑即白或两极化思维
一旦陷入这种思维误区，我们的世界就只剩下两种颜色、两个领域了，非此即彼。在这种思维误区中，我们基本上只把事件和人分为两类，完全忽略了灰色调，而灰色调才是生活的主要色调。即使是黑白照片，也离不开灰色调，否则就只是一张毫无生气的剪影罢了。例如：
·因为我犯了一个错误，所以我完全没有能力；
·因为我的丈夫离开了我，所以我完全没有吸引力；
·因为我的老板把我裁了，所以我很无能，再也找不到工作了。
为什么这些障碍、这些思想寄生虫会如此顽固地深植于我们的头脑中呢？大多数时候，我们以一种不良的方式进行自我证实，才使得它们得以滋生蔓延。它们成了我们的一部分，像阴影一样笼罩着一切。这种现象可以用自我实现预言理论来解释。
具体来说，我们坚信某些事件将会发生，这种信念会改变我们的行为，进而增加了事件实际发生的概率。例如，如果我们坚信，邻居会因为我们失业而对我们有不好的看法，我们自己的行为就会改变。我们会简短地打招呼，然后迅速消失在自己的房子里。邻居们注意到了我们行为的改变，也改变了对我们的态度。他们感到生气，也许觉得被冒犯了。反过来，我们也注意到了这种行为上的变化，并觉得自己的假设得到了证实（他们一定是注意到我失业了，他们表现得太奇怪了。我就知道，他们一听说我失业了，就再也不想和我有任何瓜葛了）。我们觉得自己得到了确证，我们的错误观念也得到了强化（当别人发现我失业了，他们会认为我没有能力，并拒绝我）。但实际上，我们的邻居对我们失业的事情一无所知，他们只是对我们行为的改变感到惊讶，并对此做出了反应。
我们所坚信的许多事情都是如此。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自我确证。如果我们坚信在13号的星期五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那么事情真的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因为我们的行为会与没有这种想法时有所不同。下楼梯时会格外小心，开车时也一直神经紧绷……然后事情就真的发生了。我就知道，13号的星期五是个不吉利的日子！我们会在心里记下这一点，以便下次更加小心。记忆有很强的选择性，如果和预期相反，13号的星期五并没有发生不好的事情，那我们很快就会忘记。这是因为我们觉得它没那么重要，而且也不符合之前的假设，所以为了简单起见，我们甚至不会记住它。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重要话题——选择性知觉。
选择性知觉
当我们探讨思维时，我们也必须谈谈知觉，因为两者相互影响。我们对周围环境的知觉总是相同的吗？你肯定有所体会，当面对某些事情时，自己的知觉会发生变化。当遇到积极的事情时，比如当你想买一辆某品牌的新车时，你会突然看到更多的这个品牌的车；如果你怀孕了，你会注意到更多的孕妇。如果你经历的是消极的事情，例如你刚刚被抛弃，你只会看到周围幸福的情侣；如果你得了非常严重的疾病，你只会注意到健康的人。由此可见，我们永远只能感知现实的一部分。
我们的知觉具有选择性，只筛选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个过滤器，大脑就无法应对纷至沓来的信息。那么，知觉究竟保留了什么？知觉保留的是那些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大脑会判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这种判断与我们自身有很大关系。这意味着，即使两个人肩并肩走过同一条商业街，他们看到的东西也可能完全不同。一个人只看到情侣，另一个人只看到孕妇。对时尚感兴趣的人看到的东西，肯定与饥饿的人看到的东西不同。那些在当下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的东西会淡出视野。也许你曾坐在咖啡馆里，听着邻桌的谈话，因为你听到了一个能够引起你注意的词。而你没有注意到，你自己的交谈对象在告诉你什么，他又是如何做手势和摇头等动作的。
让我们自己做一个选择性知觉测试吧。现在，环顾四周，数一数周围所有蓝色的东西。看看它们一共有多少种？你以前注意过它们吗？其中的大部分东西，你之前可能都没有留意过。现在，单单是“蓝色”这个颜色提示，就能使其中某些东西变得重要，并成功引起你的注意。或者，你也可以先数蓝色的东西，之后闭上眼睛，试着数一数房间里所有红色的东西。结果如何呢？你是否注意到了更多的蓝色物品，却因为之前把注意力集中在蓝色东西上，而记不起任何红色的东西呢？
以下是一个很棒的例子。心理学家克里斯托弗·查布里斯（Christopher Chabris）和丹尼尔·西蒙斯（Daniel Simons）拍摄了一部电影，电影中有两支球队在打篮球。观众被提示要数一数传球的次数。结果，很少有人注意到有一只大猩猩刚刚跑进了画面，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数传球次数上。大多数人事后都不相信自己会错过这只大猩猩，他们怀疑根本就没有这只大猩猩。当他们第二次观看影片看到大猩猩时，感到非常震惊。之所以他们第二次能看到大猩猩，是因为他们现在有意识地关注着大猩猩，不再为数数而分心了。你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看不见的大猩猩》（ Der unsichtbare Gorilla ）这部影片，和你的朋友一起试试这个实验吧。
情绪不佳时的知觉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我们对于那些与自身情绪相契合的事物的感知会更为强烈。因此，如果心情不好，我们就更容易感知到负面的、存在问题的事情，甚至可能会夸大这些事情的程度。如果早上带着糟糕的心情去上班，我们往往只会注意到刁难我们的顾客、不愉快地和我们打招呼的同事、老板挑剔的眼神。而那些友好的顾客、和善的同事、老板的表扬都将被我们忽略。
特别在个人危机中，当我们沮丧、悲伤甚至绝望的时候，更应该注意自己的知觉是否被蒙蔽了，同时努力去寻找那些可能存在的希望之光。停顿片刻，想一想，是否在自己身上也看到了思维误区？这些误区是否加剧了你的个人危机？你的头脑中有哪些思想寄生虫？
你在自己身上观察到了哪些思维误区？请试着填在下面的表格中。
为了使关于知觉的阐述更加完整全面，我想在证人证词方面做一个简短的延伸。
知觉心理学之旅——犯罪世界
我们的知觉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以我所属大学的法学研究项目为例，我们调查了对证词产生负面影响的因素，并研究了如何提高证词的准确性。美国研究者伊丽莎白·洛夫特斯（Elizabeth F.Loftus）曾进行过一项经典研究，研究结果证明，询问证人时的用词会影响审问结果。在研究中，她将看过车祸影片的被试分为三组，然后分别问他们：“当汽车‘相接触’、‘相碰’或‘相撞’时，它们的速度有多快？”根据所选词语的不同，被试估算的速度依次递增。一周后，被试被问及他们是否看到了碎玻璃，尽管影片中没有出现碎玻璃，但那些被提示汽车“相撞”的大多数人说自己的确看到了碎玻璃。
在我们自己开展的一项实验中，研究了错误的罪犯画像所带来的误导效果。我们向被试播放了一部自制影片，影片呈现的是一家眼镜店发生的盗窃案。一周后，我们要求被试指认作案者。在此之前，我们刚刚给被试提供了有关该案件的各种报道。其中，三分之一的被试收到的报道上有实际作案人的素描，而第二组被试收到的文章则附有另一个人的照片，这个人也在随后的照片指认中。最后一组拿到的文章则不包含照片。结果证明，第二组的虚假素描导致认错人的比率很高。
伊丽莎白·洛夫特斯的另一项实验证实，证人会受到言语上的误导。在这项实验中，被试观看了一部罪犯试图闯入汽车的影片。然后，他们阅读了一份据称由一位教授撰写的关于肇事者的描述。那些从这个描述中读到罪犯有小胡子（实际上并没有）的人，在随后的排查中指控了一个有小胡子的人。
你已经看到，我们的知觉不仅取决于我们内心认为什么是重要的，还会受到外界诸多因素的影响。即使身处同一空间，两个人感知到的东西也可能完全不同。你的感知不是无懈可击的视频文件，因此不能将其作为证明现实的可靠依据。
危机中我们的知觉
那么，上述所讲的一切，与我们的主题“危机”有什么关系呢？自古以来，人类就需要从环境中筛选出对自己重要的东西。即使在今天，我们的大脑仍然被设定为在一个看似危险的世界中生存。我们只有一个大脑，在进化过程中，它在危险领域上的变化小得令人吃惊。因此，当遭遇个人危机时，我们会优先感知到危险。这能让我们及时做出反应，从而保障自身的生存。即使在危机发生后，危险模式也不会立即完全关闭。这就是为什么在危机结束后，我们也不会想“那很糟糕，但已经过去了。”相反，大脑希望避开未来的危险，因此对危险的知觉会更加敏锐。
时至今日，大脑的这种工作方式在危险时刻仍然是重要和有益的。毕竟，危机有时不会马上停止，还会反复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需要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警惕，想想道路交通中的种种情况，你就明白了。然而，如果你和你的大脑都过度反应、夸大其词，只从消极的角度看待压力事件后的世界，那么对你自己、你的未来和其他人都将产生不良影响。这种选择性知觉会让人过分高估这次经历的危险程度。这对那些在关键事件之前就已经有不良思维模式，并经常臆想自己处于危险之中的人来说尤其严重，会使他们在应对危险时变得愈发困难。
一旦陷入这种状态，仿佛每个角落都潜伏着威胁。如果我们过度概括，就可能会认为自己一旦被解雇，就再也无法获得快乐，而且更糟的事情很快就会发生；我们甚至还会给自己贴上“失败者”的标签，认为自己一无是处；我们的其他才能也不再有价值，变得模糊不清，被那些思想寄生虫所遮蔽。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让自己的思维进入螺旋式下降的状态，不要让当前的危机变成普遍的人生危机。因为我们不断在思想上确认灾祸，这会让我们觉得这些灾祸发生得更加频繁，而且与那些我们不予理会的灾祸相比，这些被强化的灾祸更有可能再次发生。再加上自我实现的预言，这就成了一杯危险的鸡尾酒。尤其在个人危机中，它会阻碍你变得更好。我们的思维模式和对该经历的判断，对如何处理危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再次引用本章开头马可·奥勒留的话：“你生活的幸福，取决于你思想的特质。”
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无法挽回，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思维和行动模式，这最终会促使我们改变应对危机的方式。不过，这并不容易，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反复犯过类似的思维错误，思维就会在大脑中留下痕迹。如今我们知道，大脑是可塑的，这就是所谓的神经可塑性。如果我们反复思考同一件事，这种思考方式就会反映在大脑结构中。如果我们想用与以往不同的方式思考，就必须重塑我们的大脑。
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有这样的思维错误，该怎么办呢？如果你觉得某种想法对自己没有帮助，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该怎么办？让我们先来看看哪些做法是没有帮助的。很多人会尝试不去想脑子里的某些想法，也就是忽略这些寄生虫，但这种做法真的有用吗？在继续阅读之前，我们先做个小实验，请定时一分钟。
现在，请试着在一分钟之内，不要去想一只绿色的马。
成功了吗？大概没有。不管你用了什么策略来避免去想一匹绿马，最终很可能只会让你更强烈地想起这匹马。在进行这项实验之前，你是否经常想到一匹绿马呢？如果是，你应该去看心理医生……
我们的思想就像一个水球。如果你用尽全力把水球按到水下，一旦你突然松开它，它会弹得更高。压制不愉快的想法需要很大的力量。如果你不小心或力量有所减弱，这些想法就会更强烈地重新浮现在脑海中。在心理学中，这种效应被称为“白熊效应。”当然，它不仅对白熊或绿马有效，对你所有想法都有效。
与其把自己的想法推开，不如将其置于放大镜下，然后加以分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知道我应该积极地想”，这是我经常听到的回答。不，你不应该这样做，我个人并不认同“积极地想”这个说法。重要的是，我们要进行有益且符合现实的思考，这样才能让寄生虫现出原形，教它学会礼貌。或者，我们也可以用更友好的“客人”，即共生体来代替它。
为了产生新的、有益的想法，我们应该与自己对话，问自己几个问题。通过诚实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一定会清晰地意识到，当时那个想法是多么地无益。下面的一些问题可能会对你有所帮助。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每个问题都适用于所有的困境。例如，如果你的孩子与你断绝了联系，这与你被解雇的情况是不同的。看看在当前的危机中什么最适合你，然后与自己进行一场内心对话。
更正思维误区
第一个问题：从长远来看，这种想法对我有帮助吗？
自动产生的、像寄生虫一样的想法对我们往往毫无帮助。因为我们常常用它们来限制自己。认为邻居对自己有不好的看法、认为自己永远无法从与生活伴侣的分离中走出来，这样的想法对我们有帮助吗？当然，一开始我们感觉有帮助，尤其是在第二个例子中。但事实真的如此吗？从自我实现预言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这样想，它就很可能成真，因为我们可能会因此而放弃行动，不去改变现状。客观来看，这种想法于事无补，只会限制我们的行动。
我们不妨这样想：目前的情况对我来说非常困难，但是，我有两个选择，要么现在就学会与现状共存、接受它，要么就让那个寄生虫来决定我未来的生活。我要对我的未来负责，而不是那些寄生虫。尽管目前情况并不乐观，但我总有一天会走出失落的阴影，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如果好朋友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我会给什么建议？
说来也怪，我们总是更理解别人，也有更好的主意。想想你会建议好朋友怎么做，你就能与自己保持一定的距离，也可以说是退一步，与自己的问题拉开距离了。从这个距离中，你往往能找到好的建议。你也应该做自己的好朋友，向自己推荐那些会推荐别人做的事。
第三个问题：其他人在这样的处境下会怎么想？
这也能让我们与自己保持距离。有时我们知道，如果问自己的朋友，他们会怎么想、怎么说？他们此时不在身边，我们也可以问问自己这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我曾经战胜过艰难的处境吗？
有时，当我们在危机中被自己的感觉打倒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有很多资源可以用来解决问题。想想你已经克服了哪些困难，发现了自己的哪些优势，同时思考你是如何做到的？
第五个问题：什么能在这种处境下给予我勇气和安全感呢？
也许可以找一位好朋友倾诉，也许可以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这样能让我们的情绪稳定下来，然后继续思考。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能给我勇气和安全感的是什么？我可以专心做什么吗？我心灰意冷时有什么东西曾经帮助过我，以及我能找到一个象征物品吗？也许你会想到一块石头、一个贝壳、一块木头或其他完全不同的东西。然后，你可以把这个东西放在你待得最久的房间中的明显位置，或者随身携带，提醒自己坚强。
第六个问题：明天、一个月或一年后，我会如何看待这种处境？
我们都经历过困境，生活不可能一帆风顺，没有起伏。不时反思一下过去这些情况是如何处理的，会对我们有所帮助。这样我们就会意识到，有些情况并没有我们当时想象的那么糟糕。所以，在当下的危机中，将自己的思维传送到未来，想想等到时过境迁时我们会对此有何感想。如果以后会认为情况并不那么悲惨，那我们为何不现在就这样想呢？这会帮我们减少很多负面情绪。在危机之外的情境中，我们也应该节省体力，更有目的地应对问题。
如果你正承受非常大的压力，想一下你是否认识经历过同样情况的人，这也可能对你有所帮助。看到这个人能够在一段时间后重新找到生活的方向，有时会给你带来勇气。如果别人能做到，你也能做到。把这个人当作榜样，但前提是你必须认识他本人。互联网上的非个人化的自助小组有时也会有帮助，但也存在危险。你不知道谁是真正的幕后推手，也不知道参与者的兴趣所在。如果小组里只有遭受不幸的人，往往会缺乏外部的观点和视角的变化，更重要的是，通常还会缺少专业知识和有效的组织架构。
第七个问题是三连问：我的个人危机会带来什么最坏的影响？那样到底有什么不好？最坏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
关于负面事件的想法往往具有威胁性，以至于我们不愿继续思考，甚至在觉得它们变得过于可怕时中断这种思考。尽管如此，这种思想寄生虫仍然存在，盘踞在某个角落，不时要求我们增加对它的关注，而我们总是试图忽略它。
下面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医生告诉D女士她患有II型糖尿病，而且以她的年龄患这种病有些早。D女士彻底崩溃了。她听说糖尿病会引发其他一些疾病，她还害怕一辈子都要注射胰岛素。除此之外，她再也无法享受进食的乐趣了。一想到自己的诊断结果，她的心情就变得很糟糕，每天都要哭几个小时，晚上只能通过转移注意力来缓解情绪。
为了探究她头脑中的障碍，并将思想寄生虫赶到它应该待的地方去，有人问她，她的个人危机最坏的潜在影响是什么。她犹豫了一下，说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失明。她的一个远房姑姑也患有糖尿病，几年前失明了。但她根本不想去想这件事，因为她会感觉越来越糟。她想摆脱的正是这个念头，否则她会马上哭起来。
现在到了三连问的第二个问题，那样到底有什么不好？她近乎愤慨地说，非常不好。如果你失明了，你的人生基本就完了。当再次被问及失明到底有多可怕时，她想了想解释说，失明很可怕，但也不是世界末日。她可能会学会面对，毕竟其他人已经做到了。事实上，她的姨妈就做得很好，而且大多数时候姨妈过得很开心。因此她得出结论，虽然失明并不好，但肯定是可以应对的。
第三个问题是，她失明的可能性有多大。她得出的结论是，这种可能性很小。如今有很多方法可以治疗糖尿病，她必须更加仔细地分析自己的疾病。也许她可以从减肥和注重饮食开始，毕竟吃得健康并不意味着失去进食的乐趣。于是，这个思想寄生虫从她的脑海中跳了出来。有了这样的想法，她终于能够采取行动了。她深入研究了自己的疾病，因为她想为糖尿病患者的健康生活做出贡献。
为了改变自己在困境中的想法，深入探究这些想法是很有帮助的。通过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绝望时的想法往往不是真正有用的想法。它们给消极的幻想留下了太多的空间，而且通常与现实完全不符。新获得的距离感可以让你与这些想法保持距离，并由此得出一些有用的想法。我们能够想起自己的优点，找到安全感，并把可怕的情境分析透彻，让它们不再具有威胁性。
向那些试图掌控我们的思想寄生虫宣战，不要让它们左右我们的生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危机过后保持心理稳定，继续前行。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探讨如果思想寄生虫始终不肯离去，我们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