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唐代的国家经济繁荣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使得各地驿站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同时唐代政府又大力兴建水利工程，各大运河的凿通，进一步提升了当时的水运能力。加上当时政治经济中心在长安与洛阳这两大都市，文人为了谒见名流、参加科举，甚至为了融入当时所谓“京城诗人”的圈子，也需要离开家乡出门远游。经济的发展、交通的便捷以及求取功名的进取之心，都是唐代文人热衷漫游的原因。
隋唐时期结束了南北割据混战的局面，国家得以休养生息，人口数量飞增。相对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为士人的频繁出游提供了可能性，人口与经济的发展也为出游提供了便利。这是唐人壮游之风盛行的根本原因之一。
隋末武德年间，因战乱人口由大业年间的八百万户急剧跌至两百余万户。唐贞观时期人口轻微增至不足三百万 [6] 。不过三年时间，便因“中国人因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降附、开四夷为州县，获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 [7] 。开元二十二年（734）时“天下之户八百一万八千七百一十” [8] 。到了天宝元年（742），人口增长至“户八百三十四万八千三百九十五” [9] 。可见初盛唐时期，国家人口数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这让农业生产力飞速提升。元结在《问进士》一文中怀念盛唐的繁荣气象：“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校量。” [10] 在封建时期，农耕的多寡直接影响国家的经济收入。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的安稳与经济的繁荣是壮游之风在唐代重新盛行起来的一个重要因素。高山绝壑之处都有人烟，唐人在壮游时便不用担心吃饭住宿的问题了。贞观八年（634）、九年（635）时，“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 [11] ，到贞观十五年（641），“米每斗值两钱” [12] 。农耕兴旺的同时也降低了物价，增加了购买力。有富余钱财时，唐人出门壮游的可能性也就有所提高。
经济的发展同样促进了交通的发达，在隋朝开通的通济渠、广通渠及江南运河等以洛阳为中心的人工水利管道的基础上，唐朝在垂拱年间又开通了新漕渠，用以贯通淮水流域的河流。天然河道与人工运河构成的水路网络，大大方便了人们的出行。武后时期，崔融上疏时曾描绘当时舟楫便利的情况：“且如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 [13] 在陆路方面，唐代同样在前人基础上有了重大发展，当时与西域的商贸往来十分密切，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交流也颇为密集，除了国都长安，洛阳、扬州、泉州等城市也都成了当时国际都市之一。据严耕望的《唐代交通图考》中搜集的史料可以看出，唐代的陆路交通网亦是基本覆盖全国，即使是远离京城的滇黔地区也是道路畅通。《通典》中提到唐代交通及其配套设施的便利程度：“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 [14] 可见当时的交通便利与社会安定程度。《资治通鉴》中亦记载：“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15] 连之前甚为荒凉的陇外之地凉州也是店铺林立、人来人往，其他的大城市就更不必多说了。唐代的水陆交通及相关配套设施都十分完备，再加上唐王朝对馆驿关津的重视，当时人们单人匹马就可以走遍各地，不用担心饮食住宿的问题。这为唐代诗人的出行提供了极大的交通便利。
除经济基础与社会设施之外，时间是出游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唐代有大量的法定节假日，政府沿用了南北朝的“旬休”——每十天休息一天。 [16] 这样算来，官员们每年便有了约36天的假期。除此以外，唐代官员们还有一些“法定节假日”，传统的春节、端午、元宵等普天同庆的日子就不必说了，皇帝、皇子等的诞辰在当时也是全国性放假的依据。 [17] 如此算来，唐人的法定假期有将近90天，占了一年的四分之一。此外，当遇到帝王下敕之时，百官不但无须入朝处理公事，甚至可以恣意宴游寻欢，好不惬意 [18] 。而下敕之时，政府又会因应官员的官阶发放物资，任各追胜为乐。有了那么多的假期，还需要担心没有时间漫游吗？这也是唐代文人虽有很多人在朝为官，但仍有闲情逸致周游全国的原因之一。
有了经济、交通及时间方面的支持，唐人便可以随心所欲地出门游历了。“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在《越州秋日宴山亭序》中说道：“是以东山可望，林泉生谢客之文；南国多才，江山助屈平之气。” [19] 可见唐代人认为游历山川有助于激发自己的创作灵感，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纵观唐代历史，几乎所有诗人在年少时都曾漫游祖国山河，在欣赏壮丽山河的同时了解历史典故，这不但有助于诗人积累诗歌创作经验，而且有利于激发诗人的豪迈之情。
和前朝相比，唐代的经济交通等实力更为强盛，唐人的游历范围更广。和后世相比，唐人自身全民好武的民族特质尤为突出。游历过程中的所见所感，与唐人自身好武任侠的气质结合在一起，使得唐代出现了大量极富侠气的诗歌，咏侠诗数量在历朝历代中也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唐代人漫游的过程也是结交朋友、拜谒权贵的阶段。本身行事风格便颇具侠气的李白在《忆襄阳旧游赠马少府巨》一诗中向友人回忆了自己过去漫游襄阳的岁月，诗人用“高冠佩雄剑”寥寥数字刻画了自己年少时的英姿，这段游历是诗人心中难以磨灭的印象，以至诗人在白发先秋的时候仍对这段经历念念不忘。回忆往昔漫游美好的同时，诗人心中仍有些遗憾，游历时的豪情换不来雄心的实现，最终只落得个“壮志恐蹉跎，功名若云浮”的落寞下场，一腔激情无处寄托，也难怪他会“空思羊叔子，堕泪岘山头” [20] 。李白借追忆古人的方式，抒发自己建功无门的抑郁之情。
活跃于盛唐的杜甫在《壮游》一诗中同样回忆了自己少年时期的漫游经历。诗中用大段篇幅记录了诗人年少时的踏足之处，东到姑苏、吴越、剑池、阊门、鉴湖、剡溪、天姥等地，西至咸阳、河朔、崆峒、岷山、涿鹿等地，可谓走遍唐王朝的大半河山。在游历期间，杜甫的思想完成了由呼鹰逐兽、纵鞚骑射的放荡到“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 [21] 的转变。而有这样的变化，除儒家济世思想的影响之外，我们也能看到杜甫本身具备的对弱小怜悯扶助的侠义心肠。
唐人本身的任侠气质与漫游山川的广博见识结合在一起，特别容易产生豪迈的情感。这种豪迈之情再加上空前繁盛的时代赋予了诗人们蓬勃向上的气息，体现在生活之中便是建功立业之心。即便是多为伤感基调的送别诗，唐人亦能写得波澜壮阔。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便是一首送别兼怀古之作。诗歌利用易水这一地点，展开跨越时空的联想，由自己此时的送别，想到当年荆轲、燕丹等人在易水边上悲歌离别的场景。再借由“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22] 暗喻壮士的慷慨之情犹如长流不绝的江水一般，至今仍然存在。历史赋予山川河流的厚重感与今日送别的伤感结合在一起，更增添了今日离别的慷慨悲凉。元稹在《酬独孤二十六送归通州》里提到了自己年少时热爱猎骑与壮游的行为。这种“二十走猎骑，三十游海门”的漫游经历与元稹产生“名冠壮士籍，功酬明主恩。不然合身弃，何况身上痕” [23] 的豪迈志向亦有一定的关联性。
唐人对侠的看法与传统儒家的判断截然不同，在唐人的眼中，侠客的不羁是浪漫的表现，并非乱禁的象征，甚至班固、荀悦眼中暴力、违法的不轨行为，到了唐人的眼里却成了值得歌颂的特征。例如，马戴在《赠别北客》中写道：“君生游侠地，感激气何高。” [24] 唐人常常用这类“感激之气”褒扬友人，借此表达自己对友人的欣赏。
游侠最能满足诗人们的想象。因为游侠的生活方式与漫游最为接近，游侠对成事的执着也与唐人对成功的向往相似。在咏侠诗中，诗人能够完美地借助游侠形象抒发自己豪情满溢的雄心壮志或者无明君赏识的愤懑之情。
在普遍追求济世的唐代，即使是闲适的佛系代表王维，早年的诗作中也体现了自己济世的雄心，除《从军行》《陇西行》等边塞代表作及《少年行》等咏侠诗之外，在《送从弟蕃游淮南》这首著名的送别诗中，用“淮阴少年辈”指代从弟王蕃，赞扬了从弟各方面都十分优秀，亦具备“高义”的品格。诗中王蕃的行径更像是游走江湖的侠客，虽说是读书人，但王维对他的期望并非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而是希望他能够以“席帆聊问罪，卉服尽成擒” [25] 的方式游行千里，为国家开拓边疆，并借此获得君王的赏识。只是崇尚佛老之道的王维对侠义的理解与旁人或有不同：侠义不单要能兼济天下，更要能修身养性。
自“初唐四杰”等人开始大力革新诗坛风气之后，唐代诗坛渐渐除去婉约柔媚的诗风，染上雄健刚烈的气息。即便是过去常有悲戚之音的送别诗，也变得气势壮阔了起来。《送从弟蕃游淮南》一诗虽然不属于咏侠诗的类别，但通过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出唐人的价值观与侠客价值观的重合度：对武术的崇尚——虽是文人，亦会带剑出游；读书的同时也要懂得骑射武艺，这样方是值得推崇的雅士。此外还有对“义”的追求——通过开疆辟土的方式完成对国家的忠义；通过对金钱的不屑、对归隐的向往，完成自身的道义。这些价值取向基本与古代游侠的追求一致。有相似的价值取向，这也难怪唐人如此推崇侠客，言行举止之间都带有侠义色彩了。
综上可知，唐人漫游在前人的基础上又融入骑射风气，让漫游的过程增加了游侠式的不羁。漫游也因此染上唐人的好武之风。
[1] 《论语·雍也篇第六》，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第62页。
[2] 《史记》中的“太史公曰”是司马迁从个人角度抒发对史料的看法。其中常有“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等自身生活痕迹的记录，根据相关言论可以推断司马迁的游历足迹。
[3] （晋）陶渊明：《拟古九首》（其八），《陶渊明集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第198页。
[4] （清）钱泳撰，张伟校点：《履园丛话》卷二十三《杂记上》，中华书局，1979，第604页。
[5] 袁行霈：《盛唐诗歌与盛唐气象》，《光明日报》，1999-03-25。
[6] （唐）杜佑：《通典》卷七《食货七》，中华书局，1988，第148页。
[7] 同上。
[8] （唐）李隆基撰，李林甫注：《大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三秦出版社，1991，第65页。
[9] （唐）杜佑：《通典》卷七《食货七》，中华书局，1988，第152页。
[10] （唐）元结：《问进士》，《元次山集》卷九，中华书局，1960，第140页。
[11] （唐）杜佑：《通典》卷七《食货七》，中华书局，1988，第149页。
[12] 同上。
[13]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九十四《崔融传》，中华书局，2000，第2029页。
[14] （唐）杜佑：《通典》卷七《食货七》，中华书局，1988，第152页。
[15]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唐纪三十二》，中华书局，1956，第6919页。
[16] 《唐会要》卷二十九《追赏》：“百司每旬节休假，并不须亲职事。”（中文出版社，1978，第540页。）
[17] 《唐会要》卷二十九《节日》：“开元十七年八月五日，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张说等，上表请以是日为千秋节，著之甲令，布于天下，咸令休假。……刑部尚书兼京兆尹萧炤及百寮请改千秋节为天长节。制曰：可。至宝应元年八月三日敕：八月五日，本是千秋节，改为天长节。其休假三日宜停，前后各一日。”（中文出版社，1978，第542—543页。）记载了大臣奏请将玄宗的生日定为节日的历史。
[18] 《唐会要》卷二十九《追赏》：“开元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敕：百官不须入朝，听寻胜游宴，卫尉供帐，太常奏集，光禄造食。……‘自春末以来，每至假日，百司及朝集使，任追游赏。’至十九年二月八日，敕：‘至春末以来，每至假日，宜准去年正月二十九日敕，赐钱造食，任逐游赏。’至二十年二月十九日，许百僚于城东官亭寻胜，因置检校寻胜使，以厚其事。至二十五年正月七日敕，文：‘朝廷无事，天下大和，百司每旬节休假。并不须亲职事。任追胜为乐’。”（中文出版社，1978，第540页。）
[19] （唐）王勃：《越州秋日宴山亭序》，引自（清）董诰：《全唐文》卷一八一，中华书局，1983，第1842页。
[20] （唐）李白：《忆襄阳旧游赠马少府巨》，《全唐诗（增订本）》卷一百六十九，中华书局，1999，第1745页。
[21] （唐）杜甫：《壮游》，《全唐诗（增订本）》卷二百二十二，中华书局，1999，第2363页。
[22] （唐）骆宾王：《于易水送人》，《全唐诗（增订本）》卷七十九，中华书局，1999，第861页。
[23] （唐）元稹：《酬独孤二十六送归通州》，《全唐诗（增订本）》卷四百零三，中华书局，1999，第4512页。
[24] （唐）马戴：《赠别北客》，《全唐诗（增订本）》卷五百五十五，中华书局，1999，第6488页。
[25] （唐）王维：《送从弟蕃游淮南》，《全唐诗（增订本）》卷一百二十五，中华书局，1999，第1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