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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侠振人危急不求回报的品格自古以来在民间广受好评，汉代民间便有不少歌咏游侠的民谣。《史记》中便收录了一首楚人谚谣：“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 [1] 借此赞美汉代初年信守然诺的任侠义士季布。西汉末年同样有民谣：“强直自遂，南阳朱季。吏畏其威，民怀其惠。” [2] 歌颂好节慨的临淮太守朱晖，广募“有气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 [3] 等游侠之辈的刘陶，以义勇多谋闻名当时的彭循也有吏民长老为之作歌。可见侠士无论是为官还是在野，都能凭借自身高尚品格获得普遍的赞美。
秦汉时期的横吹曲辞与鼓吹曲辞，多直接描述战争场面，抒发君臣对将士凯旋的憧憬，并没有直接涉及游侠的书写。不过这类军旅边塞题材的诗作也能看作后代咏侠诗的前身，毕竟现存最早的有关游侠的诗作《白马篇》，便是由边塞诗歌脱胎而来。魏晋时期，咏侠诗多与边塞游侠有关。南北朝时期，由于贵族文人的加入，诗作中也逐渐出现了贵族游侠的身影。魏晋六朝的咏侠诗作品，上承先秦游侠的气质内涵，下启唐代咏侠诗作的写作模式，可以说是先秦游侠传记与唐代咏侠诗之间的过渡。
魏晋南北朝的咏侠诗展示了传统的游侠气质及精神面貌。曹植《名都篇》中的京洛少年继承了汉代侠客洒脱不羁、任气放纵的气质，《结客篇》更是塑造了为友报怨而“利剑鸣手中，一击而尸僵” [4] 快意恩仇的游侠形象。陈琳的《博陵王宫侠曲》虽现已散佚，但晋初文人张华的同名诗作也向后人呈现出古游侠的面貌。诗中的侠客于幽险之地筑室山阴，通过远离烦嚣的居住之地，侠客卓尔不群的形象便略可一窥。即使“岁慕饥寒至”，“穷令壮士激” [5] ，侠客亦是坚守本心，不受世间功利诱惑。张华歌颂了“身在法令外，纵逸常不禁” [6] 的古游侠品质。陶渊明的《拟古》（其八）则抒发了自己对古代贤士“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轻死重义精神的缅怀。
秦汉史料中的游侠行径都具有两面性：仗义重诺与违法乱禁。倚仗自身武功，游侠可以替人解难，平世间不平。可是绕开法纪去解决问题，必然会涉及违法的问题。此外，游侠的流浪特质注定他们或成为贵族的食客，或沦为剪径之贼，否则他们没有固定的收入养活自己。六国之后，贵族阶级都自身难保，哪有余力去供养门客？而沦为盗贼的游侠，势必对社会治安造成冲击，具有一定地方势力的游侠甚至有可能对政权的稳固产生影响，这也难怪朝廷会不遗余力地铲除游侠势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游侠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出路。汉末三国时期正值乱世，各大地方割据势力都急需勇武之人，游侠可以改头换面，用自己的力气与勇猛换取功名利禄。从此，游侠开始有意识地向政治集团靠拢，成为政治角逐的助力之一。
当时的文人热切追求功名，渴望在乱世之中成就一番事业，或是辅佐明君得天下。本身颇具侠气的曹操在争夺天下时，手下也多有任侠之辈。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曹植亦以王公子弟的身份倾慕游侠，行事更是“任性而行，不自雕励” [7] 。因而建安时期，诗歌作品中开始出现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游侠形象。受建安文学的影响，魏晋六朝时期侠客文学中的游侠形象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由自甘流浪、不愿做官，到积极建功、积极入世。
曹植在名篇《白马篇》里，塑造了一个积极参军、渴望建功立业的幽并游侠形象。诗中用一系列动作描写展示了这位自小离乡的游侠武艺到底有多么高强，“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等高难度动作对这位游侠而言毫无障碍。一听说边城军情紧急，游侠立即“厉马登高堤” [8] ，为国拼死奋战。正因为《白马篇》把游侠精神引向为国镇边，因此后世的咏侠诗与边塞诗边界变得十分模糊。不过，若从封建伦理道德出发，这类转变使游侠的形象更符合封建政权的需要，与“英雄”形象的结合也更紧密了。
前人认为自汉之后游侠消失殆尽，这观点似乎失之偏颇。汉代之后并不是没有游侠的出现，而是游侠的追求早已世俗化，他们不再像先秦两汉时期那般漠视金钱功名，而是将“轻死生，重然诺”“赴士之阸困”的一面转向报效国家换取功名。在行为层面，他们仍追求先秦闾巷之侠的勇武和重义气；在物质层面，他们则向豪暴之侠靠近，追求社会地位及物质满足。这批游侠虽重功利，但是在勇武重诺、尚气重义方面还是与之前的游侠保持一致，所以仍属于侠的范畴。只是物质层面的丰富带来了社会阶层的提升与固化，游侠“游”的特点逐渐弱化，目的也单一了许多：为了追求自身的价值与利益。
由于游侠的社会追求发生了明显变化，《白马篇》之后，文学作品中的闾巷之侠不再像先秦时期淡泊名利，而是开始踊跃追求功名。这些转变在魏晋南北朝的诗歌中有明显的表现。
且魏晋六朝政局动荡，除内在统治的不稳定以外，当权者还要面对少数民族政权在边境虎视眈眈的问题。当时的下层文人由于依附军阀官僚，需要奔走于边疆与京城之间，因此他们对游侠的形象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鲍照在《代陈思王白马篇》中，模仿了曹植诗歌的内容结构，通过自身的想象，塑造了弃绝国中、为了“但令塞上儿，知我独为雄” [9] 而远赴边戎的游侠形象。从陈思王到鲍照的约两百年间，相同题材的诗歌中，游侠的追求基本一致——通过戍边建功的方式展示自己的勇武和豪气。可见魏晋南北朝对“侠”的理解已经与前朝大为不同。“边塞之侠”的形象开始活跃于咏侠诗当中，甚至成为这个阶段咏侠诗的主要代表之一。
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的侠客对“恩义”的理解也开始变化：由感念知遇之恩变成忠心于皇权。先秦时期的主宾供养关系已经完全淡化不见。从《白马篇》开始，游侠的形象有了巨大转变，由游离于政权之外，甚至与政权对立的姿态，变成巩固政权的存在，由以武犯禁的私斗形象变成为国捐躯的英雄形象。为了国家，“名编壮士籍”的游侠可以因公废私，不顾自己性命安危，甚至不顾父母妻子。由魏入晋的傅玄在《长歌行》中气沉笔重地介绍了晋武帝出征吴国时的场景，其中军中壮士“闻贼如见仇”、“投身效知己”是壮士们参军的原因。这里的知己，不再是养士的贵族，而是朝廷。阮籍的《咏怀》（壮士何慷慨）更是从人格气节和愿效命王朝等方面塑造了一个“志欲威八荒”的慷慨激昂的英雄形象，诗歌以“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四句作为结尾，说明在诗人眼中，要想流芳百世，忠与义缺一不可。张华的咏侠诗除强调英雄要忠义外，更在诗作中结合人生意义及价值，点明壮士报国应趁早：“年时俯仰过，功名宜速崇。壮士怀愤激，安能守虚冲？” [10] 因而诗作具有了现实说教的意义。
吴均在塑造慷慨为国赴难的勇士形象时，同样强调了他们为报君恩不惧生死的一面。在自创乐府题《胡无人行》中，吴均更是用“男儿不惜死，破胆与君尝” [11] 的夸张手法突出了壮士愿为国效力不惜一死的决心。鲍照在《拟古》（其三）中，同样塑造了一个孔武矫健且愿立功边疆的幽并少年形象。寒微出身的吴均与鲍照颇爱以边疆游侠的题材抒发自己的志向，并借助游侠之口表明自己对朝廷的忠诚，希望借此获得赏识。游侠在他们的笔下不再是一个单薄的外在形象，而是被赋予了深刻的内涵——诗人愿为朝廷效命的拳拳之心。
由此可以看出，在魏晋六朝时，侠客文学除在“侠义”方面发生变化外，游侠的形象也与往昔不同。这时的侠客形象塑造分为外在和内在两部分：英武有力之形和报国立功之心。这也影响了唐代咏侠诗的写作：在塑造游侠形象的时候，同时要注意立意的高远。
魏晋南北朝政局动荡，特别是晋代政坛笼罩着恐怖气氛，并且当时门阀制度严苛，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说法。游侠在文人的笔下，除了作为歌颂赞美的对象，又多了一层功用——借游侠抒发自己的内心情绪。
这一时期，文人笔下的游侠，可以看作他们内心中自己的理想形象。这时的文人追求建功立业、报效国家，因而诗人笔下的少年儿郎均是受命自忘的形象。即使是“寄意遥深”的阮籍，在他的《咏怀》系列中也有“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 [12] 这类雄杰豪情的展示，结合其他诗作，我们可以发现在还没认识到政途险恶之前，少年阮籍也有过报效王室、入世建功之心：“少年学击刺，妙伎过曲城。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野坰。旗帜何翩翩，但闻金鼓鸣。军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常时，悔恨从此生。” [13]
这首诗虽是阮籍的自述，看似与游侠无关，但正如前文所说，侠只是一种气质，而非职业、身份，因此对剑术的喜爱与对军旅的向往便是阮籍内心侠气的表现。虽然阮籍终其一生也没能真正挥剑饮马边塞之上，然而他把内心的侠气化作想象，通过与现实的对比，抒发了自己渴望济世的豪情壮志。
在西晋诗坛中举足轻重的诗人张华，早年出身寒门，因此他对寒素子弟的仕途坎坷颇为同情。在《博陵王宫侠曲二首》（其一）中，他便借因贫困铤而走险的侠客形象抒发了寒门士人感激发愤的心情。
左思的《咏史》诗中同样有关于游侠的描写，不过与傅玄、张华等人的咏侠诗不一样，左思的抒写，侧重于凸显古代游侠的某种气质，而非追求功名。因出身低微，在宦途无法得志之后，左思诗歌内容逐渐由入世变成出世。因而诗歌内容风格与同时期的诗人有着极大的不同。在《咏史诗八首》（其六）中，诗人将“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的荆轲、高渐离等古游侠与豪右权贵作对比，得出“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的结论 [14] ，并借此辛辣地嘲讽了贪图富贵的权贵形象。
除对侠义的理解发生变化外，咏侠诗的主题在魏晋六朝时期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除将咏侠诗与边塞和感遇言志结合起来之外，到了庾信时，咏侠诗中又开始增添了一丝思归的色彩，使得游侠的形象变得更加人性化起来。这时的游侠形象不再只是铁骨铮铮的硬汉，他们英雄气概的背后同样也有着一颗柔软的心灵。边塞的苦寒、战场的杀气、游子的思归，这一系列围绕边塞的主题无一不符合南朝人“感荡心灵”的审美趣味。这时咏侠诗开始着重游侠内心世界的外显，此亦开拓了不少咏侠诗的新题材。
除感遇思归之外，鲍照的《代东武吟》又讲述了游侠报国之后的另一种遭遇，其实也是一部分少年游侠年老后的遭遇：少壮辞家去，穷老还入门的英雄，到年老时得到的却是被弃置一旁的待遇。而遭弃置的老年英雄只能向当权者坦露心迹，希望能重新得到朝廷的重用。虽然南北朝的咏侠诗数量不多，但南北朝的文人在咏侠诗创作的同时常常融合了文人怀才不遇的心情，使得咏侠诗又增添了一丝伤感的色彩。
有一部分告别亲友远离家乡的游侠，在边关辛苦拼杀却功名无望，心态自然不像那些功成名就的游侠一般畅爽。因此南北朝的咏侠诗又有了新的发展——与游子思归的主题结合起来。阮籍“挥剑临沙漠”之后并非像之前边塞游子那样慷慨壮烈，反而心生哀情，“念我平常时，悔恨从此生”。阮籍咏怀诗书写的主角虽然不是游侠，但为咏侠诗拓开了一个新思路。之后的边塞咏侠诗写作亦开始加入思乡的成分，游侠不再单是英雄的形象，而是跟寻常百姓一般有自己的苦乐哀愁，游侠的形象变得更人性化。庾信的《燕歌行》和《拟咏怀》（其十七）便继承了阮籍的传统。被迫滞留北方的庾信晚期的诗歌风格有了很大的变化，了解边关疾苦的他在诗歌中表达了自己滞留北方难回故土的心情，因此他的边塞咏侠诗中的思乡情绪格外真挚感人。
南朝的咏侠诗既有情致婉约的特点，又染上了雄浑慷慨的因素，因而开始产生悲慨雄浑的诗歌风格。鲍照的《结客少年场行》与《代陈思王白马篇》是南朝这种另类诗歌风格的代表作。郭茂倩在《乐府解题》中提到：“《代结客少年场行》，言轻生重义，慷慨以立功名也。”《广题》曰：“汉长安少年杀吏，受财报仇，相与探丸为弹，探得赤丸斫武吏，探得黑丸杀文吏。尹赏为长安令，尽捕之。长安中为之歌曰：‘何处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复何葬。’按《结客少年场》，言少年时结任侠之客，为游乐之场，终而无成，故作此曲也。”
[15]
鲍照的《代结客少年场行》中的少年游侠形象与《乐府解题》的长安少年颇为相似，也是传统快意恩仇的游侠形象：“失意杯酒间，白刃起相仇。追兵一旦至，负剑远行游。”
[16]
杀人之后负剑远游，躲过了追兵的拦截，看起来似乎是个浪漫的结局。但诗歌的叙述在此发生了转折，描写了离乡三十年的游侠回到家乡之后登高远眺时看到的场景：“九衢平若水，双阙似云浮。扶宫罗将相，夹道列王侯。日中市朝满，车马若川流。击钟陈鼎食，方驾自相求。”
[17]
城市之中一片富贵祥和的景象，满街都是官员、车马，这时去乡三十载的游侠不免心生慨叹：“今我独何为，轗
怀百忧。”“独”字刻画出了游侠的与众不同，可是这种与众不同并不是正面的，而是毫无作为的体现。年岁已长却建树零星，对比满城的显赫权贵，难免有所触动。诗中年过不惑的游侠对自身的感慨颇能代表鲍照当年的心情：遭遇困顿的自己与周围的将相王侯形成鲜明的对比，自己的落魄显得那么突出。
若说《代结客少年场行》只是悲慨，情感还是相对单一，那《代陈思王白马篇》就是一首情感结构曲折多变的咏侠诗。开篇的“白马骍角弓，鸣鞭乘北风” [18] 虽有模仿曹植诗歌的痕迹，但还是刻画出劲装疾驰奔赴沙场的游侠形象。游侠快马加鞭的原因便是“要途问边急，杂虏入云中” [19] 。一个“急”字便使得整首诗的气氛紧张了起来。通过这四句诗，鲍照向后人描绘出心怀报国热忱的少年儿郎因边关要塞告急而赶赴边疆的紧张场面。紧接着诗人刻画了整个战场动荡不安的场景：“薄暮塞云起，飞沙被远松。” [20] 暮云黄沙随风飞动，整个画面立即带给人一种极不稳定的感受。不但需要忍受恶劣的环境，驻守边塞的游侠同时还面临着装备阙绝、旅服不足的困难局面。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选择“埋身守汉境，沉命对胡封” [21] 。游侠们并不清楚在装备不足的情况下未来会怎样，诗句读来沉重异常，但“埋身”“沉命”二词同时也从侧面展示了游侠们誓死卫国的坚定信念。可这份爱国情怀给游侠们带来了什么？游侠们弃身国中，本想立功边陲，却因为自己出身贫贱，无法青云直上。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让游侠难免含恨怀悲，悲慨不已了。可是悲慨之后的游侠依旧充满雄心壮志：“但令塞上儿，知我独为雄。” [22] 与曹植《白马篇》中单一的豪迈情怀相比，鲍照这首诗中的游侠情感显得格外复杂矛盾：满身武艺却又建功无望的悲凉背后是难以掩藏的英雄情怀。在边塞咏侠诗的情感渲染手法方面，这首诗明显比曹诗更多变更复杂。
诗歌情感的叙述常常牵涉到诗人的身份背景及人生经历，曹植在创作《白马篇》时，正当其政途得意之时，诗中主人公自然流露出昂扬向上的积极情怀。而鲍照虽说满腹才华，可是在重视门阀背景的南朝，出身低微的他，才华并无法施展，终其一生也只能成为下级官僚，其笔下游侠的情绪也只能在渴求建功成名与悲慨自身遭遇的积极与悲观中转换。
诗歌的情感叙述离不开复杂的诗歌结构。蔡宗齐在《汉魏晋五言诗的演变——四种诗歌模式与自我呈现》一书中曾经提到诗歌的二元结构问题：外在观察与内在反思。 [23] 曹植的《白马篇》前半部分是游侠飒爽身姿的外在表现，而后半部分便是幽并游侠愿为国付出的内心书写。鲍照的《代陈思王白马篇》也延续了曹植的这一诗歌结构，但是若从比例问题分析的话，鲍照的诗歌中，内心的情绪书写明显要丰富且深入得多。从篇幅比例来看，鲍照诗歌中的情绪书写占了整首诗的一半以上。在叙事与抒情的二元结构中，诗歌的重点开始向抒情倾斜。由于情感比例的增加，这时咏侠诗的抒情模式开始变得复杂起来。前半部分侠客的外在观察不再是直接影响侠客内心世界的物象，而是退化成一种诱因。这一诱因能够引发人物的何种情感，已经不是外在事物所能控制得了的。而这时的抒情模式也开始由直线状变成了曲折式，诗歌抒情主体完全回归到人物身上。诗歌的情绪变化以诗中的人物为主导，而相关的外在书写退居次要的位置。因此，诗歌情绪的变化不再受到外在的影响，而是诗歌人物纯粹的内心展示。
文人笔下的游侠其实是自我形象在诗歌中的投射。鲍照出身寒微，因而仕途不顺，所以笔下的游侠也是“卑贱生所钟”。南朝梁的吴均出身与鲍照颇为相似，同样家世寒贱渴望仕途成功，因而笔下的游侠也充满了进取之心。例如《胡无人行》中的“男儿不惜死，破胆与君尝” [24] ，《咏怀诗二首》（其一）中的“唯余一死在，留持赠主人” [25] 。为了建功，诗人不惜粉身碎骨的激情在诗中展露得淋漓尽致。然而出身寒门的吴均在极其重视门阀制度的南北朝同样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宏图大志。仕途的不顺，使他的诗歌中逐渐出现不平之声。《从军行》中，他化用汉末民谚“直如弦，死道边”，塑造出一个“微诚君不爱，终自直如弦” [26] 的边塞游侠形象。《赠别新林诗》中，抱剑事边陲的幽并游侠历尽艰险，却落了个“天子既无赏，公卿竟不知” [27] 的结局。《结客少年场》中的少年最终也只能“功名终自微” [28] 。这些游侠的内心独白就是吴均的牢骚之语：满腔热血为君主付出，可是却不能换回自己想要的回报。
魏晋南北朝的咏侠诗并不多，而写出这些慷慨之作的诗人常常既无带兵经验，又缺少相关的市井观察。因此只能向壁虚构出一系列的游侠形象。譬如当时边塞咏侠诗中常出现的“轮台”“龙城”等地，大多诗人终其一生都未踏足这些地区，也不清楚边塞的生活究竟如何，鲍照虽有军旅生活，但也只是担任掌书记之职，并没有带兵经验。吴均的咏侠诗写作更是纸上空谈。当时大多数文人只能凭借书生的文才与想象，借助典故，完成自己的游侠形象创作。所以诗歌中开始出现固定的意象组合，譬如说到游侠便是白马、金羁，说到边塞便是黄沙、残阳。虽说形式略显僵化，但在意象的象征与隐喻方面却有极大的拓展。唐代的边塞咏侠诗继承发展了这些意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高压，文人颇尚清谈，思想上崇尚老庄的清静无为，行为上追求放浪形骸、与众不同，这些具时代特色的行为在诗歌当中也有所表现。咏侠诗也不例外。
张华在《游侠篇》中先是用战国四公子衬托古代游侠的贤明，对他们反过来崇拜四公子等王侯之侠的行为表示不解。在诗歌末尾又借“我则异于是，好古师老彭”的诗句 [29] ，抒发了自己好清静的与众不同的一面。老子、彭祖二人都是道教中的人物，通过这些诗句，我们同样可以看出道教文化对咏侠诗的影响。借游侠抒发自己清静无为的咏侠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很少见，但为后人开启了咏侠诗写作的新思路，这种写作模式到了唐代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的诗歌观念发生了极大的转变。由“诗言志”逐渐变成“诗缘情”，诗歌内容不再追求强调社会功用或者讽喻劝勉的效果，而是侧重于内心情感的抒发。为了抒发内心的情感，文人们在用词及语言的描述方面就必须多花心思。所以这一时期的诗歌除内容选择倾向方面出现变化之外，在文字表达上也渐趋雅化。
与建安时期相比，西晋诗歌缺少了所谓的“风骨”与寄兴。因为当时文坛的审美取向是追求“先辞而后情” [30] 。有了这样的审美取向，西晋诗坛出现繁缛之风也就不足为奇了。诗人在创作咏侠诗时，使用的表现手法明显比六国秦汉时期要复杂许多。例如张华的《壮士篇》中，开始利用大段铺陈来描写游侠的出行：“乘我大宛马，抚我繁弱弓。长剑横九野，高冠拂玄穹。慷慨成素霓，啸咤起清风。震响骇八荒，奋威曜四戎。濯鳞沧海畔，驰骋大漠中。” [31] 诗歌利用大段的对偶，不但从场面的描写方面，还从朗读时的音节感上营造游侠出行时的慷慨激昂的场面。而他另一首《博陵王宫侠曲二首》（其二）更是极尽铺陈之能事，“吴刀鸣手中，利剑严秋霜。腰间叉素戟，手持白头镶” [32] 。诗人通过一系列的武器描写凸显游侠的武艺高超，似乎要证明不管什么样的武器，游侠都能得心应手。可惜这段过度夸张的铺陈描写并没有让读者产生对游侠力量美的欣赏，反而读者的脑海中会呈现出一个极其怪异的人物形象：身上背了那么多武器，似乎更像是贩卖武器的小贩。虽说这些带有汉赋形式的铺张手法有时会使诗歌显得臃肿累赘，有时甚至会让人觉得逻辑不通，但这类写作手法同样对唐代诗歌产生了深刻影响：唐代的咏侠诗仍是有技巧性地吸收了魏晋诗歌写作手法的长处，如怎样细节化地描写侠客的形象，突出“侠”的特征。除此之外，唐代咏侠诗也和魏晋的咏侠诗一样，常常利用侠客身边的事物或人物，通过烘托对比，彰显侠客的侠义或武艺。
同样渴望建功立业的唐代诗人学习了建安诗人塑造游侠形象的手法，继承了南朝的边塞诗传统。所以唐代咏侠诗中同样有不少边塞游侠的形象。唐人为了获取功名甚至有了“何能蒙主恩，幸遇边尘起” [33] 的心声。这时的边塞战争，在诗人的眼中反而是自己成功的重要契机。抱着这样的心态和目的，当时不知有多少青年才俊奔赴边塞，以求达成梦想。李贺在《南园十三首》中便表达了自己对男儿在世的价值判断：“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34] 在他看来，寻章摘句只是无处哭秋风的雕虫小技，无法为国家拓展国土、维护边疆安宁，甚至以司马相如、东方朔等古代名贤做反例，认为男儿不应困于书中郁郁不得志，而是应当“见买若耶溪水剑，明朝归去事猿公” [35] ，学习武功舒展抱负。在诗歌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受尚武风气影响的诗人常常利用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反衬勇猛矫健的武将，歌颂武力甚至暴力。当时也有大量的文人远赴边塞，与南朝文人相似，他们同样极力书写游侠内心的思归或悲慨情绪，但唐代的咏侠诗更进一步拓展了题材——功成名就之后的狂欢与放荡。借着狂欢与放荡的行为，抒发唐人的浪漫与豪放。
除抒发建功立业之心之外，唐代的咏侠诗还继承了建安文学的写实主义，积极表达民间疾苦。建安时期的诗人为了建立功勋，时常到处奔波，因此可以见到战乱时的民间百态；唐代游侠也经常浪迹天涯，或者与建安诗人一样为建立功勋远赴边疆，再者，侠的本质便是“为国为民”，所以游侠的眼中能看到世间疾苦，并为之感荡心怀也就不足为怪了。
南朝政权多重奢靡享乐，在文学审美方面也倾向轻艳柔靡。当时的上流社会为了彰显自己有别于他人的品位，在描绘女子容貌身姿的同时，也会出现游侠的身影。只是受到当时审美趣味以及贵族本身生活背景的局限，南朝贵族笔下的游侠多为斗鸡走马的纨绔形象，“侠”只是一种外在放荡招摇行为的综合表述，与“恩义”等道德要求基本无关。唐代的咏侠诗也保留了南朝贵族咏侠诗的写作题材，只是在此基础上又加上了诗人自身的道德评判。
在游侠形象方面，魏晋南北朝开始出现了侠女的形象。曹植在《精微篇》里列举了太子丹、杞梁妻等人的事迹，说明精诚所至，冤情便能得到昭雪。其中有不少侠义女子的形象，尤其是其中的苏来卿和女休：“关东有贤女，自字苏来卿。壮年报父仇，身没垂功名。女休逢赦书，白刃几在颈。俱上列仙籍，去死独就生。” [36] 二人皆是手持白刃为宗室报仇的孝义形象，因此可以“身没垂功名”，可以“俱上列仙籍”。虽说此诗的主旨并非歌颂侠义，但通过诗人的描写及评价，后人可以看出诗人对这些女性的欣赏，这些女性利用武艺为至亲复仇的行为，也染上了一丝侠客快意恩仇的味道。
左延年截取了女休的故事，在《秦女休行》中塑造了一位为宗室报仇的女性豪侠。全诗叙述了秦女休为宗室报仇的过程以及最终被宽免罪行的故事。虽然故事情节相对完整，但是细节描写方面稍显不足，关于秦女休杀人都市的过程，仅用“左执白杨刃，右据宛鲁矛。仇家便东南，仆僵秦女休” [37] 概括。相对而言，左延年的《秦女休行》阅读性不佳，缺少细节描写。不过其也为后世提供了一个书写女侠的主题。只是这个时期的女侠仍着重于“侠”，缺少女性化的书写。后来的傅玄又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一系列的扩写和改编，使秦女休的英烈形象更跃然纸上。傅玄的《秦女休行》强调了秦女休并非无辜杀人，而是因为仇家强且暴，自家兄弟又不争气，她才只好挺身而出。这些扩写为女休的杀人行为做了详细解释，除加强叙事诗的可信度之外，与左诗相比，诗歌的正义感也得到大幅提升。傅玄最后还为这一侠义故事增加了一个完美结局：“烈著希代之绩，义立无穷之名。夫家同受其祚，子子孙孙咸享其荣。” [38] 使故事更能符合民间“因果有序，善恶有报”的道德审美需求。
唐时李白的同题诗作在内容方面与傅诗基本无异，在格式方面有所突破的同时，更强调了女侠的女性特征。容貌方面“秀色如琼花”，身穿“罗袖”，连差点被斩断的脖子也是“素颈”。这些特征的补充，使侠女的形象在英武中又增添了一丝柔媚，本应血腥的暴戾场面也因此染上了几分浪漫的遐想，让人印象更为深刻。从这一主题的诗歌演变可以看出侠女形象从三国到唐代的完善和演变：由一开始的程序化的简单书写到细节化书写，再到女性化的展现，同样可以看到叙事诗的演变过程。
北朝民歌中也曾出现骁勇善战的女子形象，与之前介绍的魏晋诗歌中的侠女形象不同，北朝民歌中的侠女形象不仅勇武，还十分善战，诗歌更侧重于这些女子军事化方面的展现。
《魏书》中节录出来的北朝民歌《广平百姓为李波小妹语》刻画了一个武艺超群的女子形象：“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 [39] 放马飞驰时飞扬的裙角，无论怎么射箭都能一箭双雕，可见这名字为雍容的女子无论骑术还是射艺均是出众。李雍容是北朝民歌中另类的女性形象，无论是带兵打仗还是骑术射艺，均不输于男性。毕竟在封建时代，对于女性，民众还是较为注重她们的德貌方面。可惜由于君主的不重视以及战乱的毁坏，北朝民歌并不能像南朝民歌那样有系统地保留下来。但是这些与众不同的女性形象也影响了唐代咏侠诗中的女性形象书写。
令人好奇的是，魏晋六朝的女侠诗均侧重刻画侠女的行为及动机，甚少涉及女子容貌方面的描写，这点与传统诗歌中的女性书写方式极为不同。或许是因为当时的女侠作为一个新兴的诗歌人物形象，歌咏者仍无法平衡她们身上的勇武与柔美，而这点在唐代咏侠诗中似乎也没太大变化，直到唐代的豪侠小说才出现了对女侠外貌的细致描写。 [40]
在诗体方面，魏晋六朝的咏侠诗多是乐府或拟乐府的形式，如《结客少年场行》《秦女休行》等。唐人的咏侠诗也常常沿袭这类诗题，甚至在内容方面也沿用了魏晋传统。譬如《少年行》描写的多是少年游侠的任侠经历，《秦女休行》便是女侠为家报仇的故事。即使不是直接套用魏晋的诗题，唐代咏侠诗也常以“XX行”“XX吟”等格式做标题，而这就是六朝时期拟乐府诗的特色之一。从诗题的拟定也可以看出六朝诗歌对唐代咏侠诗的影响。
北朝文人建树不多，较有成就的那几位诗人基本也都是从南朝过来的，诗歌中使用的修辞及意象等与南朝基本一致。北周王褒的《入塞》中，边塞游侠同样渴望通过建勋抒发自己的志向，同样是“行当见天子，无假用钱刀”，认为为君主奉献是走向人生巅峰的最佳途径。同时，北朝的咏侠诗也会吸收北朝民歌爽朗质朴的特点。例如历经南朝梁、北齐、北周和隋代的颜之推，也曾写过侠客主题的诗歌。与南朝诗人相比，他的诗歌显得简洁质朴，他企图借道北齐南归故里时所写的诗歌《从周入齐夜度砥柱》 [41] 一诗便显得古朴豪迈。鸡鸣声里便起身赶路的侠客身披夜色，露水沾湿自己的宝剑，月光之下武器焕发锐利的光芒。此时宛如新淬出的华彩又岂止来自刀剑？更是侠客不畏艰辛风尘仆仆地奔赴边塞的豪迈之心。整首诗表述直白，几乎没有修饰，尤其诗歌的最后两句，颇有北朝民歌的爽朗粗粝质感。可以看成文人学习北朝民歌之后的作品呈现。
北朝民歌中的粗犷直白、豪迈雄壮之风除影响了当时被迫滞留北方的文人之外，对唐代的咏侠诗亦有所启发。北朝民风彪悍，不论男女老幼都崇尚武功。这点使北朝民歌与南朝民歌的柔媚多情截然不同，这种粗犷质朴的风格与追求实现自身价值的咏侠诗气质相当吻合。
北朝民歌中，不乏壮士形象。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政权为地域疆界问题征战不停，因此奋勇杀敌的壮士形象在北朝民歌中数见不鲜。例如《陇上歌》中塑造了一位陇上壮士陈安：“陇上壮士有陈安，驱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将士同心肝。䯀骢父马铁锻鞍，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战始三交失蛇矛，弃我䯀骢窜岩幽，为我外援而悬头。西流之水东流河，一去不还奈子何。”陈安最终因反抗匈奴而战死沙场，虽史书对他生前行为的评价有些分歧，但当时饱受匈奴侵害的百姓还是相当怀念他，因而“及其死，陇上歌之” [42] 。不过诗歌中对陈安阵前奋勇杀敌的行为描写——骏马铁鞍，大刀蛇矛十荡十决无人能敌，为后来的边塞咏侠诗提供了模本。唐代叙事咏侠诗也常出现有关具体行侠场面的描写。李白的《侠客行》便是个中翘楚。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咏侠诗在魏晋南北朝时已经相对成熟，只是所存诗歌数量太少，无法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当时南北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南方诗歌的清丽婉约与北方诗歌的豪迈粗犷逐渐交融。这使得之后的唐代咏侠诗无论从题材还是写作技巧上，都同时具备了南北方诗歌的特点，只是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而已。在诗歌风格仍有宫体遗韵的初唐时期、诗风转向哀婉悲慨的晚唐时期，咏侠诗的题材多与南朝贵族诗歌相近，侠客常以斗鸡走狗的形象出现；而豪迈进取的盛唐时期，游侠形象则接近南朝边塞诗中的边塞游侠形象，诗歌充满为求建功不惜一切的昂扬激情。
[1] 《曹丘生引楚人谚》，《史记》卷一百《季布栾布列传》，中华书局，1999，第2109页。
[2] 《临淮吏人为宋晖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第208页。
[3] 《顺阳吏民为刘陶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第212页。
[4] （三国魏）曹植：《结客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第440页。
[5] （西晋）张华：《博陵王宫侠曲二首》（其一），《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第969页。
[6] 同上。
[7] （晋）陈寿撰，（南朝）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十九《陈思王植传》，中华书局，2000，第417页。
[8] （三国魏）曹植：《白马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第432页。
[9] （南朝宋）鲍照：《代陈思王白马篇》，《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第915页。
[10] （西晋）张华：《壮士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第613页。
[11] （南朝梁）吴均：《胡无人行》，《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第597页。
[12] （三国魏）阮籍：《咏怀五言八十二首》（其三十八），《阮籍集校注》，中华书局，1987，第319页。
[13] （三国魏）阮籍：《咏怀五言八十二首》（其六十一），《阮籍集校注》，中华书局，1987，第365页。
[14] （西晋）左思：《咏史诗八首》（其六），《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第733页。
[15]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第948页。
[16] （南朝宋）鲍照：《代结客少年场行》，《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第948页。
[17] 同上。
[18] 同上书，第915页。
[19] （南朝宋）鲍照：《代陈思王白马篇》，《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第915页。
[20] 同上。
[21] 同上。
[22] 同上。
[23] 蔡宗齐著，陈婧译：《汉魏晋五言诗的演变——四种诗歌模式与自我呈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88页。
[24] （南朝梁）吴均：《胡无人行》，《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第597页。
[25] （南朝梁）吴均：《咏怀诗二首》（其一），《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第1745页。
[26] 同上书，第1721页。
[27] （南朝梁）吴均：《赠别新林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第1735页。
[28] （南朝梁）吴均：《结客少年场》，《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第1722页。
[29] （西晋）张华：《游侠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第612页。
[30] （西晋）陆云：《与兄平原书》，引自刘勰：《文心雕龙·定势第三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第243页。
[31] （西晋）张华：《壮士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第613页。
[32] （西晋）张华：《博陵王宫侠曲二首》（其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第612页。
[33] （唐）韦应物：《长安道》，《全唐诗（增订本）》卷十八，中华书局，1999，第195页。
[34] （唐）李贺：《南园十三首》（其五），《全唐诗（增订本）》卷三百九十，中华书局，1999，第4414页。
[35] （唐）李贺：《南园十三首》（其七），《全唐诗（增订本）》卷三百九十，中华书局，1999，第4414页。
[36] （三国魏）曹植：《精微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第429页。
[37] （三国魏）左延年：《秦女休行》，《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第886页。
[38] （西晋）傅玄：《秦女休行》，《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第887页。
[39] 《广平百姓为李波小妹语》，《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第2235页。
[40] 唐代虽有四百余首咏侠诗，但其中涉及女侠的诗作极为稀少，具代表性的便是李白的乐府诗《秦女休行》，因此本书认为唐代的咏侠诗从整体而言，在女侠外貌刻画方面与南北朝时期相比，并无太大的进步。而兴于中晚唐的传奇小说中，却出现了不少的女侠形象，如红线女、聂隐娘、红拂女等。为了满足“游心寓目”的娱乐功能，小说中常常对女子的形象做细致刻画，女侠也不例外。
[41] “侠客重艰辛，夜出小平津。马色迷关吏，鸡鸣起戍人。露鲜华剑彩，月照宝刀新。问我将何去？北海就孙宾。”
[42] （唐）房玄龄：《晋书》卷一百零三《载记第三》，中华书局，2000，第18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