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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游离于社会秩序之外却又吸引万千目光的侠客们登上历史舞台。这一群侠客为后世奠定了“侠”的行为准则——“侠”的气质以及“侠”的形象。由此，侠客不单在史书内大放光彩，而且在诸多文学作品中留下了令人念念不忘的身影。好武成风的唐代自然也少不了关于侠客的书写。
《全唐诗》收录了420余首涉及侠客书写的诗歌，在唐诗中虽只占很小比例，但与其他朝代相比也算是数量颇丰，并且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完整体系。在体裁方面，唐代的咏侠诗涉及古体诗、近体诗、乐府诗、歌行体等，可谓十分完备；在艺术方面，唐代的咏侠诗继往开来，吸收了魏晋诗歌的名士风度，结合了由春秋战国发展而来的侠客精神，发展出豪迈悲怆、恢宏大气的风格，对后世的侠客诗歌产生巨大的影响。唐代的咏侠诗在侠客文学中可谓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据《汉纪》载：游侠“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纲纪废弛” [1] 。点明了侠客产生的社会背景。陈平原教授也赞同这样的观点：“原有的阶层划分和道德规范失落，秩序混乱，尊卑贵贱不再是铁板一块，个人游离于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2] 在纲纪弛废、道德规范无法约束个人的年代里，游侠亦开始放浪形骸，不拘小节，以武犯禁。然而，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3] 。即使汉朝之后，游侠势力已是大不如前 [4] ，但是他们的侠义精神深受后世文人喜爱，以至文人常常借助古代游侠形象甚至自己想象出的游侠形象来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因此创造出大量广受人们喜爱的侠客文学作品。
鉴于侠客文学的广泛流传，有不少学者对侠客文学进行研究，例如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刘若愚《中国之侠》等。但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把侠客文学看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分析，并没有对各个时期的侠客文学进行相关分类研究。由于每个时代的背景、文化都各有千秋，文学方面的展现也必有所差异。譬如三国时期的侠客文学作品多与当时的战乱背景有关联，文人也多借此抒发自己对功名的渴求；而在晋朝的高压政策下，当时的文人对侠客的书写并不多，即使有，也只是抒发对古代侠客的崇敬之情，或者脱离现实背景，将侠客与怪力乱神联系在一起，让游侠染上了神秘诡谲的浪漫色彩。
从文体的分类而言，早期学界在研究唐代的侠客文学时，多把注意力集中在唐传奇身上，对咏侠诗的关注度并不大。多年以来，咏侠诗一直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由于它本身和边塞诗有一定的共通性，在研究作品的时候，很容易将咏侠诗和边塞诗混为一谈。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渐渐将目光转向咏侠诗，然而这些研究关注的重点或是咏侠诗的历史文化背景，或是咏侠诗人的个体研究，基本没有对诗歌本体的分析，对衬托侠气的意象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咏侠是唐代诗歌创作中的重要题材，值得我们系统深入地分析，这对于推动整个唐代文学的研究，无疑大有裨益。
正如前文所说，魏晋文人的笔下已有侠客形象的出现。建安文学时，侠客是为国拼杀的好儿郎；晋初时分，虽诗风已不如建安时期慷慨激昂，但古乐府题材里仍保留了对侠客装束的书写，诗人借此抒发自己渴望报国的拳拳之心，或者借侠客的侠义行为对当时社会做出道德讽谏。而南北朝的政权割据现象使得南北地区不但在政治经济方面，甚至在文化方面都有了截然不同的面貌。北朝游牧民族由于身处开阔的草原地带，特殊的地理风情使他们的诗歌染上了粗犷豪迈的色彩；南朝经济繁荣，国都皆定于温婉的江南水乡中，文学也发展出了细腻婉约的风格。初唐时南北诗风的融合，不但对唐代咏侠诗的思想内容，甚至对其格律也影响深远。
文人在创作侠客形象时，基本都是遵照司马迁的说法去塑造侠客的气质，无论是曹植笔下“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的幽并游侠 [5] ，还是明清小说中的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等。这些侠客都是以武艺高超且为国为民的形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不过历朝历代的侠客文学在保留侠客形象基本特质的同时，亦发展出自身的特色，唐代的侠客文学也不例外。在继承了建安风骨与南北朝的诗歌格律之外，唐代侠客文学融合了自身的经济文化特色，发展出具有独特风情的咏侠诗，诗中游侠常是白马金羁恣意豪爽，但国家需要便能立即抛下一切奔赴战场的少年形象。
除却历史文化的因素，有唐一代国力昌盛，经济繁荣，士人壮游成风，他们在游历山川、开阔心胸的同时，也拥有了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社会经验，这些都为唐代侠客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与西域胡人的交流，也让唐代的侠客文学沾染了些许异域风情，作品中不但出现西域事物，甚至会有胡地侠客的出现，这使唐代咏侠诗具备了与之前各朝不一样的特色。唐代统治者自身的胡地背景，使唐代社会各阶层都善于骑射，好武成风。这为唐代侠客文学的广泛流传奠定了社会基础。初唐至盛唐时期，文人对功名的渴望，使他们常常借助对侠客的书写和赞美抒发自己的雄心壮志。这三点使唐代的侠客文学展现出与其他时代不一样的光彩。唐代咏侠诗中的游侠形象也比其他朝代全面许多：既有无所事事的纨绔游侠，又有寄情边塞的边塞游侠，还有立功无门的悲情游侠。伴随着对游侠的书写，读者还能从这类诗歌中了解到游侠们生活的城市面貌，游侠们身边的人物形象，甚至是唐王朝的兴衰历程。对咏侠诗的分析研究，即由“江湖”的角度了解当时的历史文化，拓展了对唐代文学的研究角度。
在对唐代咏侠诗展开综合研究之前，首先要解决的两个问题是：一、对侠的定义。二、咏侠诗与边塞诗的区别。关于第一个问题，汉代以来的文学家、史学家都曾尝试做出解释。有人认为侠客应是脱胎于墨家，因而侠客又被称为“墨侠”。又有人认为侠客重诺重义的一面与儒家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而在“侠”字尚未出现之前，游侠群体皆被归于“士”的范围之中，因而侠客应是儒家狂狷一脉的变体。 [6] 侠客的行为确实与这两大先秦显学颇有相似之处，墨家的急公好义等“世谓热腹”的行为以及“必先万民之身，后为其身”的不畏死的救世牺牲精神，与侠客的“重然诺、轻死生”“振人危急”的行为相近。然而先秦侠客的行为多为了报答知遇之恩，且常以刺杀方式完成他人之托，与墨家“兼爱”“非攻”的思想有违背之处，而侠客的乖张任性、不守法制的行为又与墨家强调的“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的自律精神南辕北辙，可见侠与墨家只是在尚武重义方面相似，而在本质的道德精神方面已是两种派别了，只能说具备平民思想的墨家学派为多为平民出身的游侠群体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与儒家有渊源的观点更是显得牵强，仅是以儒家思想好仁的同时并不摒弃勇武，学派中亦有具备侠风之人作为依据。然而侠客以暴制暴的行为显然与儒家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仁爱”思想格格不入。正如汪涌豪所说：“儒家重从心所欲，但决不逾规矩；而游侠重在任心快意，故性起处每逾绳检，不避礼法。” [7] 儒、墨二家与侠客在行为方面的相似性只能进一步说明侠客本身并非一个流派，在百家争鸣的时期，这一因共同行为特质而被归为一类人的群体，必然会受到各派学说思想的影响，或者各学派中都会有具备侠风之人。
游侠的阶层性问题也是学术界常常讨论的重点之一。陶希圣先生在《辩士与游侠》一书中，将游侠与当时社会上的游民阶层关联起来，他认为不论是单打独斗的刺客型游侠，还是集团式生存的游侠，甚至汉代的豪家游侠，本质上都是“游闲不定的一阶层，倚赖富豪的慷慨，国库的赈恤，及对于弱小的所有者的压迫，而生存” [8] 。“他们之中，尤多旧来武士阶级破落下来的成分。这些分子，仍带有好勇斗狠、野心向上、组织活动，及首领的能力。” [9] 这一观点尝试从社会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游侠的起源，也指出了游侠的某些特质，不过还有一定的错漏之处。一方面，先秦的游侠集团与汉代的豪侠集团，他们的社会阶层属性已有明显的差别。刺客或者食客属性的游侠可能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贵族阶层的物质帮助，但豪家游侠很多本身就有优渥的家庭背景，是游侠化了的贵族，并不需要外在的物质扶持。另一方面，在先秦两汉的游侠群体中，具有首领能力的是司马迁笔下的卿相之侠和豪暴之侠。他们利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及经济条件吸引其他游侠依附自己为自己办事。其他的如乡曲之侠、闾巷之侠等多是依附他人的群体，单由现存史料无法看出他们的组织能力与领导能力。可以看出陶先生在总结游侠阶层时，也会因其复杂的阶层性而出现定义的矛盾。
正如刘若愚在《中国之侠》一书中所说，侠只是一种气质，而非社会阶层的划分。有了这一层面的解释，第二个问题的难处便解决一半了。“侠客”一词在后世的解释中常有“任侠”“游侠”两个义项，据儒家学者对古籍的训诂可知，“任”有重然诺之义 [10] ，任使其气力之义 [11] ，墨家对“任”的解释又是“士损己而益所为” [12] ，“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 [13] ；“游”有游历、游荡的义项。而这些行为描述与边塞诗中的部分将士行为又有相似之处。
由于侠义涉及的概念十分广阔，本书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亦尝试对相关概念做出定义：
1．勇武好斗。由春秋战国到明清，无论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游侠形象还是文人虚构出的人物形象，他们均具有勇武的一面。他们需要通过行刺或者其他的暴力手段为自己或者为君主达成报仇或者报恩的结果。即便是新派武侠推崇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儒侠精神，当中的侠客仍需要高超的武艺来维护武林乃至天下的太平，“武”只是行侠的手段。
2．强烈的恩仇意识。古往今来，侠客的行为大致可以归纳成报恩与报仇两大类。春秋战国时起，侠客便常常依附于当权者生存。为了感激当权者的知遇之恩，侠客们能付出一切为主上完成任务。除报答知遇之恩之外，游侠们也常常因为个人私怨，手刃仇人。
3．为达目的可以付出一切。由强烈恩仇意识衍生出来的便是侠客们为达目的可以不择一切手段。在游侠眼中，所谓的“目的”便是对主上或是自己的一个承诺，“重然诺”的游侠特性让游侠在行事过程之中，不单个人利益，甚至家人的性命都可以舍弃，只为能完成相关的承诺。
4．重义轻生。游侠们重视诺言的态度，源自他们对“义”的理解。对侠客而言，义与法律道德的关联性不大，他们常常游走于法律与道德之外，成为违法乱禁的代表。汉代之前的游侠更侧重“私义”，由魏晋六朝开始，文学作品中的游侠由于文人儒家思想的侵浸，对“义”的理解逐渐转向社会公义。不过史料记载中的“恶少”，仍保留了先秦两汉时期重私义的游侠习性。可见，不同时期不同身份背景的游侠对“义”的理解有偏差。不过这些偏差并不影响游侠们对“义”的重视。在游侠心中，无论公义还是私义，都远比个人利益甚至生命还重要。
5．不吝钱财。对于游侠而言，钱财乃是身外之物，不值一提。他们不惜牺牲一切完成报仇或者报恩，本质上也不是为了个人私利。游侠们常以生命为代价完成报仇或者报恩的行为，因此他们常常有及时行乐的心态，在活着的时候尽情享乐，挥金似土。当然，某些时候他们也甘于奉献出自己的钱财，为弱小百姓的暗淡生活增添一丝光亮。这也是游侠行为虽常常法理难容，在民间却被广泛传颂赞扬的原因之一。
游侠精神从先秦到明清的数千年时间里变化了许多，但是上述几点在这几千年里较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唐代咏侠诗中也有相关游侠特质的呈现。
边塞诗中除了边塞景色的描写，还常常涉及对边塞将士的刻画。而远赴边塞的将士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需要服徭役被迫与家人分离来到战场；另一种是为了保家卫国、扬名立万的个人信仰而自觉地远赴边关。前一种在边塞诗中被归纳为“征人”，而第二种将士的行为则与侠客的“任”“游”的行为相差无几。唐人对这批边塞将士做出了“由来征戍客，各负轻生义”的评价 [14] ，而利他主义式的轻生行为正是古代游侠受后人敬仰的缘由之一。因此将这批人看作立身边疆的边塞游侠也无可厚非。
在笔者眼中，咏侠诗与边塞诗并不是两个独立无交集的概念，保家卫国本身就是利他主义的行为体现，而侠客为他人排忧解难也是不计报酬不计得失的利他行为，可见边塞诗中的部分将士为国的慷慨与侠客对知己的无私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再者游侠群体的“游”本来便是强调侠客并不是固定于某一地域、局限于某一社会阶层，如此说来，这些满怀爱国之情、不顾个人安危远赴边塞的人物也可以看作“边塞之侠”。在这里，咏侠诗与边塞诗在内容方面出现了完美的融合。在下文关于唐代咏侠诗的分析中，亦会涉及一些传统归类于边塞诗的诗作分析。
本书将尝试从历史、经济、民族融合等角度，分析唐代咏侠诗盛行的原因，从文本角度挖掘分析唐代咏侠诗的审美取向及艺术特色，并尝试分析咏侠诗中常见意象的风骨意境和文化内涵。在唐诗时期划分方面，虽说近年学者会以杜甫的逝世作为盛唐与中唐的分界线，但似乎只是一家之言，并未广泛得到重视 [15] 。另外，杜甫自身并无太多咏侠诗作品，因此本书仍是依照传统的“四期”划分方式，并以高棅在《唐诗品汇》中的依据为准：唐初至开元为初唐，开元至大历为盛唐，大历至元和为中唐，元和至唐王朝颠覆为晚唐。
[1] （汉）荀悦：《汉纪》卷十，引自张烈点校《两汉纪》，中华书局，2002，第158页。
[2]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第4页。
[3]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中华书局，2000，第2413页。
[4] 自汉代起，君王为巩固自身政权，对游侠阶层大力镇压，游侠阶层开始出现分化：一是向政权中心靠拢，成为中央集权的一部分；一是进一步边缘化，成为流窜乡间山野的与政权对抗的匪寇。这些分化使得后代游侠的势力已无法跟两周时期相比，或者说游侠已不再是一种固定的阶层，而是具有同类气质的人的总称。
[5] （三国魏）曹植：《白马篇》，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第432页。
[6] 鲁迅与闻一多等学者均认为侠出于墨。闻一多甚至在《关于儒·道·土匪》一文中将侠定义成“堕落了的墨家”；而章太炎的《儒侠》篇与梁启超的《中国之武士道》等文章则认为侠与儒家大有渊源。
[7] 汪涌豪：《中国游侠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49页。
[8] 陶希圣：《辩士与游侠》，商务印书馆，1933，第73页。
[9] 同上书，第74页。
[10] 孟康解释《史记·季布列传》时认为“信交道曰任”。魏时如淳则认为“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引自《史记》，中华书局，1959，第2730页。
[11] 颜师古注《汉书·季布传》时，将“任”字解释为：“任谓任使其气力。”引自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2000，第1533页。
[12] 《墨子·经上》，引自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中华书局，1993，第470页。
[13] 《墨子·经说上》，引自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中华书局，1993，第470页。
[14] （唐）皇甫冉：《出塞》，《全唐诗（增订本）》卷十八，中华书局，1999，第186页。
[15] 林庚《唐诗综论》，商务印书馆，2011，第151页：“‘诗至老杜极矣’，说明唐诗高潮至此已经发展到了完全应作总结的阶段，所谓老成不正意味着已经成熟到了行将终结的时刻吗？杜甫因此乃是盛唐诗歌的集大成者，又是盛唐诗坛的谢幕人。……杜甫站在盛唐时代的终点，对盛唐诗歌做出了高度的总结，这便确立了他在诗歌史上无可取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