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和氏的起源与分流

中国的姓氏情况则相当不同。我们的姓氏历史要悠久得多，其形成过程大体也是自然产生而非泰国式的人工规划。这里我们还是应该简要介绍一下中国姓氏的起源。尽管今天的中国社会姓与氏可以算是基本相同的概念，但是在上古时期这两者则有一定的区别。

从中国历史来看，姓的起源远远早于氏。

“姓”字早在甲骨文时代就已经出现，当时的写法已经由“女”和“生”组成，只是有的写法是女在左边的“姓”，有的写法则是女在右边的“ ”。这个字是一个形声字，以“女”为形旁、“生”为声旁。

就上古汉语的词源来看，毫无疑问“姓”和“生”有很密切的词源关系。上古汉语构词时有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即很多动词如果变为去声（普通话声调的第四声）就变为名词。这样的构词方式许多一直沿用至今。譬如“处”的两个读音[处（chǔ）于/处（chù）所]，“藏”的两个读音[躲藏（cáng）/宝藏（zàng）]，“量”的两个读音[测量（liáng）/数量（liàng）]都是作为名词的去声读音由其他声调的动词派生。

有时，这样的派生除了声调变化，也会有一些其他的音变，“姓”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它是由“生”派生的名词。姓的产生当然和生育密不可分。至于为什么形旁是“女”，则大概是因为女性在生育后代方面的主导地位。公认的早期姓也多有女字旁，如妊、姬、姜、姒、嬴、妘、妫、姚，这些姓合称上古八大姓。至于是否能够就此推论上古中国的姓有过通过母系传承的阶段，只能说以目前的各类证据看，中国的姓在有记录时就已经是父系传承的了。西周的金文中“姓”的写法甚至会把女旁换成单人旁，只是在后来在标准化的汉字里又换回了女旁。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中国的姓在更古老的时代曾经沿母系传承。

事实上，上古的古姓也并非全部都是女旁。商朝国姓的“子”、楚国国姓的“芈”，都不以“女”为形旁（不过在周朝金文里，楚国的国姓其实是“嬭”，“芈”有可能是他国故意写成一个表示羊叫的同音字）。子姓也有认为在商朝时有两种写法，用于男性时就是子，用于女性时就是好，如商王武丁时期著名的女将军妇好，就有观点认为“好”就是表示她的姓，妇好出身于商朝宗室，也是子姓，只是身为女性，因此加了女字旁，严格来说“好”在这里不应该读“好”，而应该视作“子”的异体字，甲骨文中偶尔也有写成“妇子”的。这种加不加女字旁两可的做法或许是后来的上古八大姓多有女字旁的原因。

上古姓起源于血缘和部落的标识。有些姓如“姜”就和商朝甲骨文里面经常出现的“羌”关系密切，甚至可以看作是一个字的分化，显然此时“姜”姓是属于“羌”人的标志。姓不但可以分辨亲疏远近，也可以在婚姻关系中避免近亲结婚的问题。如鲁国（姬姓）的鲁昭公曾经娶了一位吴国（姬姓）的夫人，称为吴孟子。按照春秋时的习惯，对女子的称呼会附上姓，如齐国（姜姓）齐僖公出嫁的两位女儿分别称为宣姜和文姜。但是作为姬姓的鲁昭公迎娶同为姬姓的吴孟子，可以说是不符合当时伦理的丑闻，因此也就没有大剌剌地加上吴孟子的“姬”姓。这桩丑闻在孔子周游列国时仍然被陈国的司败旧事重提，他质问孔子昭公知不知礼的问题，并且讥讽昭公“君而知礼，孰不知礼”。

随着中国疆域的扩张和人口的增长，本来的几个大姓已经很难提供足够的区分度。譬如周朝成立后，从北方的燕国到南方的吴国都为姬姓。颇有今天越南或者朝鲜半岛几个大姓一统天下的架势。在这样的区分压力之下，一种新的区分家族的方式——氏就产生了。

对于周朝的大多数诸侯国，尤其是诸侯国的公室来说，最方便的取氏方法无疑就是用诸侯国的名字。由于诸侯国名多来自地名，这批氏也就是从地名得来。这也是今天中国姓氏最重要的来源。春秋战国时期的主要诸侯国名在今天基本都可以作为姓氏，不少还是大姓。对于采用分封制的周朝社会来说，各诸侯国又会进一步封地，这些封地的地名可以继续演化为氏。

姓氏在先秦时期区分还是比较明显。如上面同姓不婚的禁忌本是只限于姓的，理论上说先秦时期由于女子一般不称氏，就无所谓同氏不婚。姓氏合流后同姓不婚扩展到氏。对于分不清谁是堂亲谁是表亲的许多年轻的中国人来说，假设家里的亲戚姓氏都按照一般规律随父，则同姓的就是堂亲，否则就是表亲。中国古代流传的诸多才子佳人的故事，里面颇有姑表亲和姨表亲喜结良缘的情节，但是绝对不会有堂亲结婚的。依照现代科学来看，姑表亲姨表亲和堂亲的亲缘程度其实是近似的，这个禁忌虽然有科学性，但是也有传统习俗的影响。

春秋时期一般对男子称氏不称姓，以示尊重。具体使用时，氏和名经常可以连用，氏在前，名在后。这符合汉语修饰语放置在中心语前的语法习惯，如春秋时期著名的齐相管仲，祖先出自周室，姬姓，先祖被封到管地，所以以“管”为氏。管仲就可以理解为“来自管的仲”。但是姓和名一般不会这样连用，所以像后世《封神演义》等小说直接称周武王为姬昌、周公为姬旦，其实并不符合当年的习惯。对女子而言，姓也习惯放在名的后面，如秦穆公嫁到晋国去的几个女儿就有叫辰嬴、文赢的。但当时，楚国等江汉地区的诸侯国可能已经出现了姓在名前的现象，如春秋中期楚国嫁给随国的一位女性，就既可以叫加嬭，又可以称嬭加。这个使用习惯后来逐渐也被中原地区采纳，为后来的姓氏文化的长河作好了铺垫。

在当时，氏一般是较有身份的人所使用的，只有这些人才会有自己的封地。今天欧洲一些古老贵族，其家族的姓氏往往也有这个特征。如法国的de X，德国的von X,X基本都是这个家族以前的封地。当然，也有家族只是单纯来自这个地方而已，并不是当地的地主，如荷兰的van X就多半如此，很少和古代贵族有关。

在周朝，姓相对比较稳定，氏的变动则相当自由。譬如晋国的羊舌氏，本来出自晋国的公族。晋国一开始被封在唐地，后来迁到晋地。春秋时期应该多以晋为氏，三家分晋后大部分人改以古名唐为氏。羊舌氏的祖先伯侨是春秋早期晋国国君晋武公的儿子。伯侨的孙子突封为大夫时封邑为羊舌邑，因此这一支就改以羊舌为氏。突的孙子叔向被封到杨邑，因此他的后代又为杨氏。同一家族虽然姓维持姬姓，氏则前后换了好几个。

氏的产生源于更高的细分压力，这在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的社会更加常见，古罗马社会的姓名制度就和中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中国的名字是个开放的系统。尽管时常有人吐槽现在的家长起名都是一个套路，但是比起譬如英语国家几十个名字包打天下的情况，中国人的名字还是相当丰富的。和中国不同，古罗马时代人名（praenomen）的数量非常有限，男性常用的名字一共只有12个。如果不用姓来分别的话，谈到某个Marcus或Aulus则对方很有可能难以判断说的到底是谁。雪上加霜的是，古罗马社会还有一个习惯，即传统上一个家族一般来说只会用少数几个固定的名字。有的家族男性成员的名字甚至只会从三个中选择一个。

对于日渐扩张的古罗马，光有名字显然是不够的。罗马男性名中也有一个非常对应姓的部分称为nomen。这个“姓”主要来自古代的部落名。nomen是nomen gentilicium的简称，后者来自于gens一词，即家族/部落。拥有nomen是罗马公民身份的标识，其重要性甚至超过名。在早期罗马社会，不少女性只有nomen而无praenomen。如著名的凯撒大帝的nomen是Julius，他的两个姐妹的nomen都是Julia（和Julius为阴阳性区别），这是这两个姐妹唯一的名字，和中国旧社会有些女性只称“某氏”异曲同工。

随着罗马继续扩张，有的大家族规模发展到数千人之多，光有“姓”也已经不够了。罗马男性名中又加入了第三个成分Cognomen。Cognomen和中国的氏就比较类似了，用以表示家族内部的分支。和中国的氏不同的是，罗马的氏名除类似中国氏名那样包含地名、职业等信息之外，还有不少是关于某位祖先的身体特征的，即绰号。罗马上层社会的男性一般互相以cognomen来称呼。譬如著名的凯撒（Caesar）就是一个氏名，凯撒自己声称这个氏是非洲语言的“大象”之义，因为他的祖先曾经杀死过一头大象。演说家西塞罗（Cicero）的氏则是“鹰嘴豆”的意思，这是因为其某代先祖鼻头上有条凹缝，形如鹰嘴豆。公元212年，罗马所有自由人都被赋予公民权。新公民统统起了Aurelius为姓，造成了类似越南阮姓独大的状况，姓的区分度不足，因此氏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了。

秦汉时期，中国的姓氏发生融合，本来的姓与氏的区别渐渐模糊。如秦始皇为嬴姓，名政，赵氏。早期的文献里还是写作赵正，三国时代的曹植就写成了后世常见的嬴政。甚至如司马迁这样的史学大家在姓氏问题上如果以先秦标准衡量也是失误连连。司马迁的《史记》里经常出现“姓某氏”的语句，甚至还有黄帝“姓公孙”。实际上公孙是春秋时期颇为常见的一个氏，诸侯国君的孙辈很多都以“公孙”为氏，但是这样的氏在当时人的眼里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姓”肯定沾不上边。

姓氏合流奠定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中国姓氏之基础。现今中国的大部分姓其实是来自古代的氏，在使用特点上也更接近上古的氏而非姓。但是今天的中国姓也沿袭了上古之姓轻易不改的特点，即中国老话说的“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尽管氏在上古时代有相当的自由度，一个人可以因为被封到某个地盘或任职一个新官职就有了新的氏，但整体而言，随着姓和氏的合流，中国的姓氏也就进入了相对封闭而固定的阶段了。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绝大部分姓氏在汉朝都已经产生了，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姓氏大多也正是从那个时代的先祖传承下来的。

汉朝姓氏的自由度仍然比后世要高一些，坐不改姓的规矩越到后来越严格，但是在汉朝则未必是个大不了的事。哪怕是在汉末三国时期，有些姓氏更改之随意，在今人看来都有些无厘头。现今简姓有相当一部分出自耿姓，这部分简姓之人一般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三国时期蜀国的名臣简雍。简雍虽然早早跟了刘备在蜀汉任职，但他其实是河北涿郡人，本名耿雍。汉末三国时期，耿的发音大约是greng，简的发音则是gren。两者的读音相当接近，只是有前后鼻音的差别。当时的幽州方言有前后鼻音混淆的现象，幽州方言“耿”和“简”同音。大概是因为耿雍用自己的河北方言说“耿”的时候旁人听来像“简”，他就干脆把自己的姓改成了“简”。简雍是社会上流人士，又是名臣，当然不可能是文盲不会写字，被他人误写导致意外改姓。改耿为简只能是他自己的主动选择，显然简雍完全没有祖宗之姓不可改的心理压力。相较而言，今天不少南方方言里王、黄同音，但是绝少听说有南方黄姓人士因此就随意改成王姓的。

无论如何，既然汉朝时中国的姓氏已经渐趋稳定，那么理论上说，一个姓氏在当下的Y染色体单倍型就应该能反映汉朝到现在的家族传承。同时，同源姓氏的Y染色体单倍型也会根据共祖关系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同源关系。

通过对今人以及一些考古发现的古人的Y染色体单倍型进行总结，可以发现其实中国姓氏确实有相当好的传承性。如汉朝皇室姓刘，而刘氏在先秦时期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家族，之后发展成为全国排行前几的大姓，两汉数百年的统治功不可没。因此，刘姓就是观察Y染色体单倍型和姓氏关系的良好样本。从刘姓的Y染色体单倍型看，属于单倍型O-F155和其下游类型的刘姓占了相当一部分。根据分化情况，这个单倍型的扩散大约始自两千多年前，和西汉建立的年代较为吻合，很有可能就是刘邦家族。

但是即便如此，O-F155和其下游的基因突变也只占现今刘姓人口的少数。这可能是因为绝大部分中国姓氏，尤其是各大姓在遗传学上都不是单一起源的。譬如中国姓氏最主要的来源——古代的诸侯国的国名就是例子。春秋战国之后，不少当地百姓也采用了诸侯国的国名为氏。这些普通百姓并不都是和公室拥有同一父系祖先，因此这些“国姓”从一开始就是多源的。同样，具备O-F155染色体单倍型的人士中，大约也只有五分之一的人姓刘。假设O-F155确实是刘邦家族的基因，则就算是源自皇室的国姓，在漫长的历史中，许多后代还是因为种种原因而改了姓。

从中国的社会情况来看，尽管中国姓氏以父系血缘为主要连结，但是自古姓氏的宗法意义要大于血缘意义。收养、入赘、承祧等情况，都可能导致一个人宗法意义上的父系祖先并不是生物意义上的父系祖先。这些都是可以让一个姓氏内部出现多个Y染色体单倍型，或者一个Y染色体单倍型对应多个姓氏。

然而，还存在另一种强大的自然力量，会让一个姓氏里的Y染色体单倍型渐趋统一。我们在下一章将作详细叙述。 ICHLP2ZO61gFikFxMS1b8bnmsVvXvnaQ0dy8hRRdmJlT8SF6Z407N4+MusQmnn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