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碑铭，亦称碑刻，其实就是在碑碣、石壁上刻写、雕镌有文字、图案或宗教造像等，赋予其文化信息的石质载体，或称“石刻”，故有时会混用。它既包括用石质材料刻写的文字，也包括以石质材料镌刻的画像、雕塑等。所有用石质材料作为承载信息、传递情感、表达思想的载体通称碑铭。它要具备三个核心要素：一是石质材料，二是刻写、雕镌手段，三是文字符号、图案、造像等文化信息。凡是符合这三个要素的都应该称作碑刻
。清水江流域不但遗存有宋代以来符合这类定义的碑铭，而且还在不断地制作符合这个定义的新的碑铭，具有较为典型的区域意义。该地处于少数民族聚居区，通过碑铭，可以深入了解每个少数民族村寨的历史以及少数民族人群使用汉文字的历史。以下从清水江流域之地域空间、研究状况、研究资料、方法与内容等方面论之。
历史研究必须注意时间和空间的界定，就地域空间而言，“流域”一词，《辞海》的定义是：“地表水及地下水分水线所包围的集水区域的统称。习惯上常指地表水的集水区域。根据地形图上的分水线，可以定出流域边界。此范围内的面积，称为‘流域面积’。”而《汉语大词典》的定义则较为简明：“一个水系的干流和支流所流过的整个地区。”由这个定义可知，清水江流域即清水江干流及其支流所流经的整个地区。
清水江是沅江主源，有南北两源。南源是最主要源头
，发源于今天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都匀市、贵定县交界的苗岭山脉斗篷山北麓中寨，在都匀市河段称剑江，都匀以下河段称马尾河，在凯里河段称龙头河，至凯里市旁海镇岔河口汇入北源重安江后始称清水江。清水江东流至台江县纳巴拉河，至剑河县纳南哨河，至锦屏县河口乡纳乌下江，至锦屏县三江镇纳六洞河、亮江，至天柱县远口镇纳鉴江，于天柱县瓮洞镇出贵州省入湖南省芷江县大垅乡，至洪江市托口镇纳渠水，至黔城镇与㵲水汇合后称沅水（沅江），至洪江管理区纳巫水后北流，后流入南洞庭湖。据《（乾隆）贵州通志》记载：清水江“发源都匀之东山，经麻哈州之瓮城、清平县之凯里、黄平州之岩门司、施秉县之下秉入境，东经柳罗山，又东过黎平之黄寨（即今锦屏县三江镇，亦称王寨），又东至天柱之瓮东（即今瓮洞），入于湖南之黔阳，合于沅水”
。
自明代以来，清水江流域行政建置变化很大，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所指清水江流域主要指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境内的区域。清水江主要流经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境内的麻江、丹寨、凯里、黄平、施秉、台江、剑河、锦屏、天柱等县市，干流长度370公里左右，流域面积14000平方公里左右
。流域面积大体包括今麻江全部，凯里全部，黄平南部一部分，丹寨北部，雷山大部，施秉东南部，镇远南部，三穗大部，台江、剑河、锦屏、天柱全部，榕江北部一部分，以及黎平北部等区域。
清水江沿苗岭北麓，蜿蜒于崇山峻岭间，都匀至分水溪落差552米，平均比降1.22‰。中下游植被良好，森林茂密，是贵州主要林区。依据河水流量、河面宽度、通航情况等因素，清水江分上中下游三段：上游指都匀至岔河口136公里，河流穿行于中山峡谷区，可行驶2吨级木船；中游岔河口至锦屏209公里，为中低山对峙的峡谷区，可行驶3吨级木船；下游锦屏至分水溪87公里，河流逐步从峡谷区进入低山丘陵区，河道宽敞，1950年曾行驶12吨级木船，经治理后可行驶60吨级机动船
。本文认为，清水江上游是指从发源地起至凯里市旁海镇岔河口纳重安江、中游是指从凯里岔河口至锦屏县河口乡纳乌下江、下游则是指锦屏河口乡以下至湖南洪江市黔城镇与㵲水汇合更恰当些。
清水江支流众多，10公里以上的支流有144条，有14条支流能以小筏单漂和“赶羊”放运木材
。清水江的主要支流有重安江（又称狗尾河）、巴拉河（古称九股河）、南哨河、乌下江（亦称瑶光河）、小江（亦称泸洞河、八卦河）、亮江、鉴江等。
图0—1：清水江流域区划图
根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清时期·贵州》绘制而成
清水江流域地处贵州高原向湘桂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从地貌类型看，贵州素有“地无三里平”之称，贵州苗疆所在区域更是在崇山峻岭之中。黔东南境内为多山地区，山地占全州总面积的87.7%，丘陵占10.8%，盆地占1.5%。除了部分平坝及河谷较为平坦外，主要是丘陵山地，所谓“苗疆地势险阻，冈峦错接，跬步皆山，谚云：地无三里平”
。“深林密箐”“水复山重，草木蒙昧，云雾晦冥”
都是清人对贵州苗疆地理特征的描述。清水江流域地处贵州、湖南、广西交界之处，扼守清水江、都柳江水路要冲，乃是三省（区）的重要水陆通道，地理位置颇具优势。方显在其《平苗纪略》中记载：“清水江潆回宽阔，上通平越府黄平州之重安江，其旁支则通黄丝驿，下通湖南黔阳县之红［洪］江，其旁支又通广西。”
另据《清史稿》记载：“苗疆四周几三千余里，千有三百余寨……左有清江可北达楚，右有都江可南通粤，皆为顽苗盘踞，梗隔三省，遂成化外。”“如欲开江路，以通黔、粤，非勒兵深入，遍加剿抚不可。”
清水江流域独特的地理气候特点，使得这一地区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不仅林木葱郁，而且在深林中活动着种类繁多的动物。据方志记载，苗疆所产树木有近百种，主要有杉、松、柏、楠、樟、桐等；所产动物中，鸟类有鹰、乌鸦等，兽类有虎、豹等，此外还有各种鱼类。据方显《平苗纪略》记载：“清江南北两岸及九股一带，虽多复岭重岗，而泉甘土沃，产桐油、白蜡、棉花、毛竹、桅木等物。若上下舟楫无阻，财货流通，不特汉民食德，苗民亦并受其福，此黔省之大利也。诚能开辟，则利可兴。”
苗疆最重要的自然资源是杉木，“苗疆木植，杉木为最，产于清江南山者为更佳，质坚色紫，呼之曰油杉”
。
本课题所要收集的碑铭文献，就是在这样一个地域空间里产生的，由于清水江流域上述特点，其碑铭文献不仅数量庞大、种类繁多，而且非常能体现地域特点，例如与“江”有关的“江步”“舟渡”“架桥”等碑铭，就充分反映了清水江及其支流对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影响；又如与“木材”有关的各种规约、制度、判例等碑铭，充分反映了“木材之流动”给清水江流域带来的繁华与地域社会整合机制的出现与演变。凡此种种，均与清水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与地域空间特点有着紧密的联系。
碑铭文献在先秦已有发展，是文献的一种重要存在形式，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和途径。这类文献在我国历史上早就受到了学者的关注，《四库全书总目》称梁元帝已开始辑录碑铭之文成《碑英》120卷，“是为金石文字之祖”
。因此，历代均对碑铭文献关注有加，至宋代已颇为兴盛，如吕大临《考古图》、王黼《宣和博古图录》、赵明诚《金石录》、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以及沈括《梦溪笔谈》、郑樵《通志》等书，涵括了大量金石考古方面的内容，这些成果代表着金石学这门学问已形成
。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受乾嘉学派的影响，金石学迎来了鼎盛时期。如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式芬《捃古录金文》、方濬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孙星衍《寰宇访碑录》、王昶《金石萃编》等书的出现，不仅使研究范围全面扩大，而且鉴别与考释水平也显著提高
。清末民初，由于甲骨和简牍的大量出土，金石学这两个领域大为发展，罗振玉与王国维是这一时代的集大成者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两段学界经常引用的经典之言，兹引如下：
古来新学问起，大多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
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此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近代以来形成的甲骨文学、敦煌学、徽学，无不是在新材料发现的基础上产生的。
本课题当然也是在这种学术脉络下从事的具体研究，不过侧重点不同，这是因为本课题研究是集中在“民间历史文献”这个学术话语体系下展开的。那么，何谓“民间历史文献”？郑振满教授曾给出的定义是：“民间历史文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其主要形式包括族谱、碑铭、契约文书、诉讼文书、乡规民约、账本、日记、书信、唱本、剧本、宗教科仪书、经文、善书、药方、日用杂书等，其内容广泛涉及民间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
后来，他又有所修正，认为讨论民间文献应该回归到文献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并将之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由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文献，其编纂者、使用者、传播者都是在民间社会的逻辑中形成，因此，必须在这些脉络中思考民间文献的价值与意义。第二种，可能是民间百姓所作，但面对的对象是外人，尤其是为了应付官府，例如诉状、族谱，是为了自身的某种权益、身份，更多时候是为了具体的权利、义务，以便发生纠纷时能够为自己提出合理化的解释。第三种，可能由地方官、胥吏或地方文人所作，是给百姓使用、遵循的，例如告示、碑铭，内容包括规定章程、禁示、事宜等，这些文献的目的在于处理、管理民间事务，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因此也属于民间文献。从这三个层次可以看出，民间文献已经逐渐发展成一个较具弹性概念的范畴
。因此，本课题在收集碑铭文献和研究碑铭文献时，基本是按照这个学术规范进行的。
就目前的收集整理与研究状况来看，国内碑铭文献整理汇编集中在特定地区和特定领域，如已出版《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上海碑刻资料选辑》《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石刻碑文集》《齐鲁碑刻》《广东碑刻集》《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宁夏历代碑刻集》《湖湘碑刻》《温州历代碑刻集》《广州碑刻集》《常熟碑刻集》《桂林石刻总集辑校》等
，出版专题碑刻集有《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山西戏曲碑刻辑考》等
。其中，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团队最为持久与具备周密的收集出版计划，已出版的《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分册》《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漳州府分册》可谓代表，值得借鉴
。
至于以碑铭文献作为核心史料从事的研究，成果已汗牛充栋，其中对碑铭研究用力甚深的有赵超、徐自强、毛远明、郑振满等专家学者。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对中国古代石刻的主要类型及其演变、石刻的保存状况、历代石刻的研究以及石刻文字的释读、拓本的辨伪鉴定与编目整理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与分析
。徐自强等《古代石刻通论》对各种石刻分门别类进行介绍说明，又对岩画、刻石、碑、墓志、画像等各类碑铭的特点和代表性作品逐一详加介绍，同时对各省石刻的数量、分布、特色等作介绍。毛远明《碑刻文献学通论》是集成性通论之作，既逐一介绍了中国碑刻文献的形制、分类、内容、书写体例、保存形式，又对碑刻文献研究的历史发展、方法以及存在的问题加以详细的分析总结，整书取材丰厚而翔实，论述严谨公允
。郑振满主编《碑铭研究》收录21篇论文，展示了近年来碑铭研究的新成果。这些论文的共同特点，就是从具体的碑铭资料出发，结合其他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发掘碑铭所蕴含的历史信息，揭示碑铭所反映的历史脉络与变动
。其他代表性成果还有很多，如孙继民《河北新发现石刻题记与隋唐史研究》收录19篇有关隋唐五代石刻题记的研究论文，多数是以单个石刻题记的考释为主，也有综合研究多个石刻题记的
。黄尚军《巴蜀牌坊铭文研究》从巴蜀牌坊的历史沿革与类别、铭文概况、铭文与清代旌表制度、铭文所见方言民俗、价值与保护等进行系统研究
。朱安女《文化视野下的白族古代碑刻研究》涉及碑刻中表现的民间文化、信仰、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内容，在文化视野的统摄下，体现了白族古代碑刻所蕴含的国家与边疆、儒学与地方文化的交融与互动
。瞿州莲等《金石铭文中的历史记忆——永顺土司金石铭文整理研究》以碑刻为本体，运用历史学、民族学和历史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多视角探讨碑刻文字内容所反映的永顺土司的历史
。刘海宇《山东汉代碑刻研究》以山东汉代碑刻为研究对象，包括出土于或现存在山东的、两汉时期的所有石刻文字，主要是作为文物的山东汉代碑刻本身以及作为文献和书法的碑刻文字
。吴敏霞《秦岭碑刻的田野调查与价值研究》通过对秦岭全方位的考察调研，在掌握秦岭碑刻的总体数量、存藏地域的基础上，厘清秦岭碑刻的类别，分析秦岭碑刻的特点
。孙丽娟《清代商业社会的规则与秩序：从碑刻资料解读清代中国商事习惯法》
，利用碑刻资料讨论了清代中国商事中各种复杂的习惯法问题，试图厘清清代商业社会中的规则与秩序。常建华《明清山西碑刻里的乡约》
，利用张正明、科大卫主编的《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来研究明清山西乡村社会中形成的乡约，显然对以碑刻研究乡村社会史是一别开生面的视角。
由此观之，目前学界在整理资料的同时，业已多视角地利用碑铭资料研究各种历史问题。纵观国内研究现状，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有不少缺憾，诚如毛远明所言：“碑刻文献的丰富性、研究价值的重要性同目前研究的成果现状相比，实在很不相称。”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碑铭材料的散碎、不系统，另一方面是缺乏以碑铭为本位的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与研究。
具体到本课题的清水江流域碑铭，对其搜集整理开始主要以地方文史爱好者为主，如姚炽昌《锦屏碑文选辑》（内部印刷本，1997年）搜集了锦屏县94通碑铭，王宗勋等《锦屏林业碑文选辑》（内部印刷本，2005年）搜集了锦屏县78通林业碑刻，姚敦屏《天柱碑刻集》（内部印刷本，2013年）搜集了天柱县二百余通碑刻，安成祥《石上历史》（贵州民族出版社，2015年）搜集了黔东南碑刻92通，政协天柱县第十三届委员会编《清水江文书·天柱古碑刻考释》（贵州大学出版社，2016年）搜集了天柱县碑刻六百三十余通。一些新旧县志以及乡镇志、村志以及专门志中也收录有少量碑刻。
至于清水江流域碑铭研究，自21世纪初以来随着清水江文书的发现也逐渐出现，但成果不多，主要有张应强《从卦治〈奕世永遵〉石刻看清代中后期的清水江木材贸易》《区域开发与清水江下游村落社会结构——以〈永定江规〉碑的讨论为中心》
；吴大旬《从有关碑文资料看清代贵州的林业管理》《从有关碑文资料看清代贵州的社会治安管理》
；严奇岩《从〈龙村锁钥〉碑看苗族洞葬的祖先崇拜与风水信仰》《清水江流域公山管理与经营的生态价值——以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从碑刻看清水江流域苗族、侗族招龙谢土的生态意蕴》《清水江流域林业碑刻的主体属性及其民族特色》《从碑刻看清水江流域木材运输的“江步”规则与生态保护》等
；叶成勇《从贵州锦屏〈戒谕文〉摩崖石刻看宋朝对湘黔桂边地的治理》
；王会湘《从“清浪碑”刻看清代清水江木业“争江案”》
；李斌等《刻在石头上的历史：清水江中下游苗侗地区的碑铭及其学术价值》《明清时期清水江下游天柱地区教育变迁——以碑刻史料为中心》《论明清以来清水江下游天柱地区碑刻的分类、内容与学术价值》《从转娘头到庚帖为凭：清代清水江流域苗侗地区婚俗变迁——以碑刻史料为中心》《从〈创建蔚文书院官绅士民捐输碑〉看清代清水江流域的书院教育》
；李波、姜明《从碑铭看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社会规约》
；王宗勋《略论清水江中下游地区碑刻的社会价值及保护》《从“化外生苗”到“契约之乡”——以平鳌“输粮附籍”碑为中心》
；秦秀强《清水江下游苗侗地区碑刻文化调查——以天柱县为例》《清水江苗侗碑刻现状调查》
。而利用了清水江流域碑刻做研究的著作主要有张应强《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
，徐晓光《款约法：黔东南侗族习惯法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石开忠《侗族款组织及其变迁研究》
，张中奎《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清代“新疆六厅”的王化进程及其社会文化变迁》
，李斌等《清代清水江流域社会变迁研究》《碎片化的历史：清水江流域碑刻研究》
，吴才茂《民间文书与清水江地区的社会变迁》《清代苗族妇女的婚姻与权利——以清水江文书为中心》《明代卫所制度与贵州地域社会研究》等
，可谓成果颇为丰硕，但比较集中利用碑刻的，还是严奇岩《清水江流域林业碑刻的生态文化》，该书对清水江流域的林业碑刻作了较为全面的收集和整理，并就其所反映出的生态文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释，从整体上把握了清水江流域青山常在的奥秘，并指出其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
综上可见，清水江流域的碑铭收集与整理，主要是地方文史工作者群体，并且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缺乏系统性、规范性，尤其是抄录过程中，碑文抄漏、抄错的现象颇为严重，藉此进行研究确实存在很多问题。至于相关研究，也都是根据碑文的类型而做出的分类研究，特别是纠纷类碑铭和林业类碑铭得到了较多的关注和讨论，不过，这种分类式的研究，其实是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的。例如，纠纷类的碑铭，多被用作习惯法的材料，实际上，纠纷类碑铭的内容极为丰富，层次多种多样，所反映出来的其实很多都是明清王朝律法推行的过程，而这方面的历史过程之揭示，却仍较为缺乏。又如，从“栽岩议事”到“府示立碑”的空间变化与时间演进，也需要进行细致的梳理，而非习惯法所能一言以蔽之的。因此，本课题试图在整体史的视角下，对清水江流域碑铭进行全面收集和整理，截取较为重要的能够具有整体关照的面相进行研究，以期对该领域有一点新的推进。
本课题研究所运用的文献史料，要而言之有三种类型：一是王朝典章制度、明清时期相关皇帝的实录、宦黔各级官员的文集，清水江流域各府州县的方志等常规史料；二是宋代以降清水江流域的碑铭史料；三是清水江文书与族谱等民间历史文献。
首先，一般性的常规史料，主要是关于明清王朝对清水江流域的军事征服和统治方略之史料，里面包含了明清王朝对经营贵州的设想、政策以及推行过程。虽然被冠以官方史料和他者视野的客位描述而有一定局限性，并非了解清水江流域民众社会生活的最佳史料，但当中确实也包含了该地风俗习性的深刻描述，仍然有大量值得重新发掘的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记录同类事物的不同文本，这些不同的文本，大致反映了人们对清水江流域认识在不断加深。事实上，在大一统的历史背景下，清代的文献加强了对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各支系的历史沿革、生活习性、风俗传统、人群特性的记录和研究，这些丰富的材料在地方志中极易检到，成为研究地方史最为重要的史料之一。因此，本课题在发掘新史料的同时，对传统性的一般史料，也会抱着“再发现”的心态，尽一切可能努力作出新的发现与新的解释。
其次，宋代以降清水江流域的碑铭史料，这是本课题得以展开的最为核心的史料，也是最耗费心神去收集、整理的史料。不仅是这些碑铭散落在乡村各个角落，需要大量时间去找寻，更为重要的是，很多碑铭由于时间久远或材质等原因，破坏与风化严重，影响识读，特别是一些重要碑铭，在识读困难的情况下，颇令人沮丧。然而，明清时代民间碑铭的史料价值，早已为傅衣凌先生所指出：“方志、族谱、账簿、契约都是研究历史的很好史料。”
“把活材料与死文字两者结合起来…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证史。”
这种学术理念的践行，已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华南研究”
。本课题组当然也是这一学术理念的践行者，因此，不管碑铭收集与整理如何艰辛，我们都一如既往，坚定信念，把清水江流域的碑铭尽可能地收集整理出来。
第三，清水江文书与族谱等民间历史文献，也是本课题所使用的重要史料。1964年以来，清水江文书就陆续被发现。21世纪以后，清水江文书进入一个新的“再发现”时期，数量上呈几何式增长，并得以整理与影印出版，在国内紧跟徽州文书
。这些海量的文书，当然是本课题得以展开的重要史料。另外，清水江流域还遗存有清代以来的诸多族谱，对人群移动、家族情况、地方社会等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史料，也是本课题的重要史料来源。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清水江流域属于贵州东南部，但贵州东南部作为一个整体，却涵盖了三条河流（㵲阳河、清水江、都柳江），因此，在碑铭使用和研究主题说明时，为了照顾整体性的展现，我们也会根据碑铭史料的发掘情况，兼及㵲阳河、都柳江相关议题。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要言之也有三：一是史学实证法，二是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三是比较分析法。
一是史学实证法。历史学的研究，以尽可能揭示历史真相为目标，实证的研究方法，是最为基础的方法之一。清水江流域步入王朝国家的历史过程，其实就是明清王朝制度在当地推行的过程，其关键问题是对制度本身及其运行进行详细的考订，因此，历史资料的详细考订，将是本课题使用的第一个重要方法。在具体操作中，我们将尽可能地利用正史、典章政书、档案、奏疏、方志、碑铭等多种史料，运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对明清王朝制度在清水江流域的运行及变革过程，进行详细考辨，以期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有所突破。
二是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清水江流域碑铭，都遗存在乡村社会里，它们大多系民间社会制作出来的，是乡民社会生活习惯的重要组成部分，史料价值颇高。然而，对于碑铭在内的民间历史文献之解读，确实需要“回到历史的现场”，才能有较为身临其境的阅读感悟。因此，进行必要的田野工作，是研究明清历史的重要方法之一。本课题以碑铭为核心史料，当然会用到这种“进村找庙，进庙找碑”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不要以为这仅是考察地方史中的风土人情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更多的是关注地方与外界，尤其是与中央王朝的互动，换言之，这种配合田野工作的地域性考察，是通过地域比较以探求通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比较分析法。区域史的研究，比较的视野非常关键。具体到本课题而言，首先要将碑铭史料与正史、方志、清水江文书、族谱等文献进行比较，不仅要比较它们的行文性质，还要比较它们的文种差异，只有这样，才能把碑铭的史料特色凸显出来，达到本课题以碑铭为核心史料解读历史的目的。其次，长时段的比较，清水江流域目前所发现的碑铭，最早的为宋代，现在还在不断出现新的碑铭。通过比较宋代以来的立碑活动、书写体系、内容扩展等方面的内容，可以深刻反映清水江地区“内地化”的历史过程。三是空间比较，这里分为两个部分：一方面是清水江流域内部之间的比较，这是因为，元明清以来，国家开拓清水江流域有一个由下游往中游拓展的过程，直到雍正朝开辟“苗疆”时，清水江中上游的大部分地区，还属于“生苗地界”，其社会文化形态，与清水江下游颇不相同，因此，需要有一个时空的比较视野，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清水江流域的社会发展进程；另一方面，清水江流域与其他地域之间的比较，区域史研究的重要视角之一，就是比较研究，不管是中国与英国的比较，还是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比较，均有了较好的研究成果
。清水江流域作为晚近西南山地开发的核心区域，可作为明清王朝特别是清王朝成功经营边疆的典范来研究。
本课题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搜集、整理部分，主要是对清水江流域碑铭做尽可能的搜集与整理，已经全部整理好的碑铭，包括《清水江流域碑刻集·卷一》《清水江流域碑刻集·卷二》《黔东南碑刻集·文献卷》等三部分。二是研究部分，这一部分将根据文献占有情况，并不囿于碑铭的全部内容进行宏观描述，而选择若干核心领域，进行深入讨论，特别对碑铭的时空分布和分类，碑铭呈现出来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社会秩序、妇女生活等问题，予以较多的揭示，重点突出明清以来清水江流域乡村社会变迁核心要素的评析。
除绪论与结语外，第一章为清水江流域碑铭的分布及价值。重点对清水江流域碑铭的时间空间分布格局进行概述，从历史文献价值、文物保护价值、书法艺术价值和文学价值等方面分析其学术价值，并归纳出“一高六多”的特点，“一高”是官绅士民互动、民众捐资积极性高，“六多”是涉及生态环境保护、木材贸易、婚俗改革、限制土司、重视教育、社会治理的碑铭多。
第二章，清水江流域碑铭分类及内容概述。从目前所搜集到的清水江流域碑铭，依据其碑文内容，大体可分为包括政治管理、经济管理、社会治理等在内的官府告示类碑铭，有规范社会行为、规范生产生活、规范婚姻习俗等在内的乡规民约类碑铭，有筑路架桥凿井修渡等公益事业类碑铭，有包括科举时代的学堂教育、清末民初的新式教育与专业学校等在内的学校教育类碑铭，有修建祠堂、字辈等宗族类碑铭，有包括土地庙、飞山庙、南岳庙、观音庙、三圣宫以及签诗等在内的寺观庙宇类碑铭，还有其他类碑铭，同时对代表性碑铭进行介绍。
第三章，交往交流交融：碑铭里的移民与社会变迁。首先，清水江流域既是湖广移民进入贵州后定居、繁衍和创业的重要区域之一，也是二次移民的中转站。清水江流域的移民很早就开始了，移民线路经历了逐渐从下游地区向苗疆腹地迁徙的过程。其次，清水江流域是少数民族聚居的核心区之一，明清以来清水江流域人群之间的移动，特别是外来人口，通过改姓与“赐姓”、变换民族身份等方式，寻求生存之道，与当地少数民族人群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这种因人群移动而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民族聚居形态。再次，随着明初对贵州的经营，外来人口增多，为会馆组织的建立提供了契机，特别是清水江木材贸易兴起之后，商业的兴起与发展、人口频繁流动与外地客商的云集以及财力的不断增强，作为乡愁记忆的会馆应运而生。最后，以顾氏军户家族为例，分析从“汉”到“亦汉亦苗”的转变，顾氏宗族通过科举之路成功转型；通过接受教育、参加科举考试以获取功名是每个读书人的梦想，这种梦想促使少数民族地区民众对清王朝及中原主体文化——儒家文化的认同，从而加速了清水江流域的“王化”和“内地化”进程，增强了“汉苗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推动了地方社会的进步。
第四章，有规有则有序：碑铭里的秩序世界。从五个方面分析乡村社会秩序的重建。一是在乡村社会治理中，作为清水江流域苗族侗族的传统社会组织形式——“款组织”，在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平衡与稳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咸同兵燹”对地方社会秩序有着巨大的破坏力，湘黔“莫不震动”。主要职责为“保卫乡里、缉防盗贼”的团练在全国各地纷纷开办，清水江流域以宗族或村寨为核心，成立了众多的地方团练组织来抵御社会动乱，维护地方社会秩序。二是通过对“争江案”的细节梳理，分析清水江流域在木材贸易兴起后，围绕“一江厚利”的诱惑，为避免无序之纷争，人们通过协商，建立起“江步”制度，这种各自把持一段的利益分配，可看作区域社会内部利益均沾的调节器，在这种调节器的作用下，地方社会内部势力与利益分配处于一种较为稳定的状态，社会结构亦趋于一种稳定的状态。三是从“栽岩议事”到“府示立碑”，分析了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变迁。清雍正年间，随着“开辟新疆”的实施，以及“新疆六厅”的设置，使得黔东南乡村社会逐步纳入到中央王朝的统一管辖范围之内，设官建制后，清代黔东南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由以“栽岩议事”为代表的自治体系，逐步演变为以“府示立碑”为主的国家治理体系。四是分析民间信仰在乡村公共秩序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从崇石拜碑、烧香拜佛、笃信风水三个维度阐释刊碑活动、佛教和风水观对乡村公益事业的推动。五是以清水江流域彭氏家族为个案，剖析其移民至乡村社会后，通过科举，终至科甲蝉联。成为乡贤后的彭氏族人热心乡村教育事业，积极参与修桥铺路、设渡济人、建庵立庙等地方社会各项公共事务，在乡村社会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五章，“女有外行”：碑铭里的女性世界。清代清水江地区碑铭林立，其中以记录社会公益事业者最多，有众多少数民族妇女身影闪烁其间，她们通过或捐钱、或捐田产、或捐工、或捐草鞋、或捐木材、或捐首饰等方式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或与丈夫一道，或与子孙一起参与，当然亦有众姐妹甚至独立主持社会公益事业者，她们出钱出力并把自己的名字刻写在石碑上，以期“永垂不朽”。她们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所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泛，主要在修路、架桥、筑渡、砌井、立庙、兴学、建祠堂等。这些历史事实，不仅展现了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妇女们有较高的社会活动能力，而且说明她们拥有一定的社会话语权。
当然，我们的研究还有许多欠缺。众所周知，以碑铭为载体所记载的历史，能够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碎片化”记忆，又因发掘碑铭史料的难度而无法重现当时的历史全貌，尤其是在整体性以及相关章节之间的逻辑关系方面还有待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