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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8年史语所创办之前，域外汉学在欧美、日本等国家出现了繁盛的研究景象。这里“所谓汉学，乃指欧洲人所谓的Sinology，此是日本人的支那学的译名”。
域外汉学的发展，一方面受到了外国人对中国文物掠夺的刺激，使得这些从未利用过的新出史料，为他们探索中国古史问题提供了大量新鲜素材；另一方面他们受惠于近代以来西方学术研究理念、方法的更新，进而利用近代新学理对中国传统历史与语言问题进行再审视，创获颇丰。中国学人面对自己文物史料的大量外流与中国学问题研究落后于外人的局面，内心多有不满，民族情感激发他们要以欧美、日本汉学作为超越对象，于是创设有北大国学门和清华国学研究院，试图在汉学研究领域与外国学人展开竞争。这两所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是民国学人对域外汉学发展有所不满的回应，虽未能延续长久，但已开学术新风。
晚近以来，与外国侵略者相随而至的是，大量探险家深入中国内地从事考察活动，他们假以考察之名，在内地行发掘、盗窃之事，将中国大量文物、史料劫掠而去，由此造成知识原材料的外流。举其要者，如1906—1914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Aurel Stein）多次在新疆和甘肃等地调查和发掘一系列古代遗址，盗窃了米兰遗址壁画，从敦煌骗取了大量古代手稿和其他文物；1907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劫取大量古代经卷等珍贵文物；1908—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等多次深入中国西北地区，除了劫掠文物之外，又在敦煌盗取600多份经卷和其他文物。
此外，尚有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德国人勒柯克（A. von Le Coq）、俄国人科兹洛夫（P. K. Kozloff）、日本人大谷光瑞等在西北地区考察和发掘，所劫内容除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物之外，尚有大量简牍、壁画和佛经残卷。这种对中国文物和知识原材料赤裸裸的掠夺，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不可名状的刺痛。
面对外国探险家、汉学家对中国文物史料的大肆掠夺，潘光旦不满地说道：“照现在的趋势看去，中国人有一天太平了，想研究本国已往的文物起来，也许要到外国去才行。现在研究西洋文物，非到外国去不可；将来研究自己的文物，怕也非到外国去不可。”外国人利用这些文物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研究，造成的结果是“研究的成绩一天精似一天”，而对比中国学人“自己作这种研究的人并不见得加多，并且精到的程度未见得能超过外国人，有时竟不如他们”。于是，他感慨道：“中国的古物，比较值钱一些的，几十年来，不断的向外国输送，近来输出的数量和速率似乎更比以前要显著。古物一到了外国，外国人确能利用他们，用十分十二分的精神来阐明中国已往的典章文物。研究的东西既给他们搬运了去，老师的身份又让他们占了去；将来我们若完全不求振作，不想做考古的学问则已，否则怎样能不就教于外国的支那通先生们呢？”
潘氏所忧，在当时的中国学界不乏同调，沈炼之指出：“如果这样下去，中国的古物将来都要搬到外国去了，或则被外国收藏家收去，或则卖到公共博物院里面。结果，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史，就不得不渡过重洋到巴黎伦敦柏林等处搜集材料。这并非故意吓人的话，现在如果有人想研究敦煌写经，他非到巴黎国家图书馆或大英博物院去一趟不行。这不但太不经济，简直是国家的耻辱！”
潘、沈之言，决非危言耸听。在这批被劫掠的文物中，包含大量敦煌经卷，分别被斯坦因和伯希和运至英国和法国，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和法国巴黎图书馆。早在20世纪初期，敦煌文书被盗之后，中国学人便络绎前往英、法两国观览。1910年10月26日，张元济函告友人汪康年在巴黎观看敦煌文书的情形说：“法国国家十分郑重，不许常人观览，弟由公使馆介绍特别许可，且由伯君（指伯希和，引者）伴往，跬步不离，重房密室，光线甚乏，而伯君又匆匆欲行，故只能略观大概。而弟亦以行期太迫，不能再往。因晤伯君，知英人某先彼至敦煌，所得亦甚富，到英访得，亦入国家图书馆矣。其珍秘一如法人，四部不如伯君多，而佛经及其他古物则远过之。”
1921年，傅斯年在英国留学时，蔡元培于当年5月10日携其与刘复“往观不列颠博物院，访齐勒君（Giles）。见示敦煌石室中所得古写本，有切韵四卷，小公主信一纸，唐时历本二叶，又有木简若干件”。
1926年，胡适利用到伦敦参加中央庚款委员会的契机，在伦敦和巴黎查阅敦煌卷子中相关史料，后撰成《整理国故与“打鬼”》一文。在该文中，他说道：“这回到巴黎、伦敦跑了一趟，搜得不少‘据款结案’的证据，可以把达摩、慧能以至‘西行二十八祖’的原形都给打出来。据款结案即是‘打鬼’，‘打出原形’，即是‘捉妖’，这是整理国故的目的与功用，这是整理国故的好结果。”
虽然胡适赴英、法查阅敦煌经卷，收获甚大，但是中国学人面对自己的文物史料，尚需漂洋过海查阅使用，不免使人联想到陈寅恪所言：“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继英法之后，日本迅速组建探险队，亦劫获不少敦煌文献。劫后所余，被清政府学部运至北京，藏于京师图书馆。1910年，京都帝国大学的狩野直喜与他的同事“内藤（虎次郎）、小川（琢治）、滨田（耕作）、富冈（谦藏），奉命去北京出差，作一些调查”。
可见对于这批敦煌卷子，“法、英、日本，均极重视，搜藏甚夥，且大多整理就绪”；相较之下，“中国京师图书馆虽亦存储若干，然仅外人与私家割弃余剩之物耳”。
所以陈垣在编纂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经卷时，将其书命名为《敦煌劫余录》，径以“劫余”二字表达所辑史料为外人历劫剩余之意，他在序言中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载遗书遗器而西，国人始大骇悟。”有朋友劝其不要在序中直陈姓名，“因为他们来中国，在学术界集会上彼此还常见面；而且‘劫余’二字太‘刺激’，是否改一名称”，陈垣的回答是：“用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慨之思，怎能更改！”
欧洲及日本学者利用所获敦煌史料，对其展开探讨，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汉学研究，并由此造成了域外汉学研究的兴盛局面，陈寅恪言：“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
显然，敦煌学已发展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但令人颇感遗憾的是，这批材料大多落于外人之手，因此“欧洲的东方学者为之考证，译释，成绩斐然”，而中国当时学术界从事这门学问的人数却极少。
域外汉学的发展，更大程度上来自于汉学家采用新的理念与方法研治中国学问，从而获得新解，由此也带给民国学术界巨大的冲击。从总体上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汉学研究还无法与欧洲汉学的成就相媲美。李思纯在20世纪20年代通览欧洲汉学之发展，总结说：“西人之治中国学者，英美不如德，德不如法。”
陆侃如也强调：“如果论研究‘汉学’，当以法国为中心，不但欧洲人，日本人都到法国去研究。就是中国人也到法国研究去。”
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欧洲汉学以法国为中心的发展实景。
法国作为域外汉学研究的中心，有着长期的积累和悠久的传统。法国汉学最早可以追溯至传教士东来的时候，经19世纪初期雷慕沙（Abel Rémusat）的努力，渐开中国学研究之风气。雷慕沙在1811年发表的《中国言语文学论》，“以其精善切用，轰动了当时欧洲学术界”。此后，他担任了法兰西学院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首席教授、王室文库东方文籍部主任，组织亚细亚协会，创办《亚细亚学报》；撰有《塞外民族言语考》《汉文启蒙》《法显传（佛国记）译注》《遗稿杂编》等论著，“跟着他的活跃，以法国为始，而德国，而英国，俄国，美国等，对于中国的研究，遂以勃兴”。
在此之后，将雷慕沙开创的学术风气形成一种系统的学问，则与三个人物有莫大关系：一是儒莲（Stanislas Julien），“此君之翻译《大唐西域记》及其对于汉语等之贡献，在同时及后人是有绝大影响的”；二是沙畹（Edouard Chavannes），“中国学在西洋之演进，到沙畹君始成一种系统的专门学问，其翻译诸史外国传，今日在中国已生影响”；三是伯希和，“我们诚不可以中国学之范围概括伯先生，因为他在中亚各语学无不精绝，然而伯先生固是今日欧美公认之中国学领袖，其影响遍及欧美、日本，今且及于中国”。傅斯年感慨伯希和之“目录学知识真可惊人，旧的新的无所不知”，对于新见材料“绝不漠视”，尤其是他不同于其他西洋汉学家将“西洋的汉学为全个范围”，而是“最能了解中国学人之成绩，而接受之”。
正是由于法国汉学研究一脉相承，大师辈出，致使欧美学界公认法国巴黎为汉学研究中心。陈定民指出：“英、美、德、荷、比、瑞士及北欧各国研究汉学的专家，接踵而来巴黎，求教于法国汉学家。当时汉学家上课，各国远道来听讲学生甚众。”
福井文雅也有相同的看法：“从19世纪后半叶到本世纪前半叶，法国的汉学和东方学迎来了黄金时代。来自荷兰、俄国、瑞士、德国的学生们，聚集在沙畹的门下，他们回国后又散居于各地，普及了现代汉学。”
汉学在国际间的研究与传播，本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宣扬，这对于中国学者而言，理应值得欢呼雀跃，但是这一传播工作却非由他们来完成，而是由外国人代劳，这确实是一件让中国学人感到汗颜的事情。蔡元培在1914年的《〈学风〉杂志发刊词》中说道：
中国之地质，吾人未之测绘也，而德人李希和为之；中国之宗教，吾人未之博考也，而荷兰人格罗为之；中国之古物，吾人未能有系统之研究也，而法人沙望、英人劳斐为之；中国之美术史，吾人未之试为也，而英人布绥尔爱铿、法人白罗克、德人孟德堡为之；中国古代之饰文，吾人未之疏证也，而德人贺斯曼及瑞士人谟脱为之；中国之地理，吾人未能准科学之律贯以记录之也，而法人若可侣为之；西藏之地理风俗及古物，吾人未之详考也，而瑞典人海丁竭二十余年之力考察而记录之；辛亥之革命，吾人尚未有原原本本之纪述也，法人法什乃为之。其他述世界地理，通世界史，世界文明史，世界文学史，世界哲学史，莫不有中国一部分焉，庖人不治庖，尸祝越俎而代之，使吾人而尚自命为世界之分子者，宁得不自愧乎？
吾人徒自愧，无补也。无已，则亟谋所以自尽其责任之道而已。……
他又在1921年的一次演讲中呼吁：“我们应该赶快整理固有的文明，供献于外人，要是让外人先来开拓，那实在是件可耻的事。”
除了法国之外，德国、瑞典、荷兰、英国、俄国、美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的汉学均有不同程度的进展，虽然不能比肩法国，但是在推进汉学研究的深化方面，亦各有所长。
在欧美诸多汉学家中，师出沙畹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是当时国际汉学界与伯希和并重的另一位领军人物，胡适认为“在西洋的支那学者之中，除了法国的伯希和先生（Paul Pelliot），他要算是第一人了”。
高本汉在中国语言音韵研究领域尤有建树，他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即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同时，他将语言学的研究应用到文献与古史考订上，取得了重大突破。1926年，他发表了《〈左传〉真伪考》，首次采用文法考证《左传》之真伪，例示了文献考订的一条大道，在中国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林语堂评述高本汉此文“以欧西考订学的方法，研究《左传》真伪问题，在中国考订古书史上可谓开一先例”
。王静如在翻译高本汉的《论考证中国古书真伪之方法》时，评价《〈左传〉真伪考》一文说：“高本汉曾著了一部《〈左传〉真伪考》，把《左传》的文法语助词，和别的古书作了一个充分的比较研究，证明《左传》是真实的，他所用的方法完全是逃出了清季和近人因袭的今古文俗套，别创了从语言学立足的新法来解释《左传》真伪的问题，给中国渐渐沉寂的考据界造了一条新路。”
高本汉此文的意义，还在于扭转了当时中国学界疑古过甚的风气，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古史辨运动如日中天的时候，怀疑先秦典籍多为后人伪造，包括历来争论的焦点《左传》真伪问题，这些多半是一笔糊涂账，订伪极不科学。大抵学者说一声伪书，或疑伪，其他人都不敢复引。然而，自从高氏发表《左传真伪考》，一扫乌烟瘴气，给疑古癖好者以沉重一击……1920～1930年代中国学术界重新燃起检讨《左传》真伪问题的热情，很大程度上是在高本汉《左传真伪考》的‘示范’下发生的，不论支持或反对者，多以高文作为讨论的起点。”
据此可以看出高本汉的学术成就在当时学术界影响之广泛。
但与此同时，高本汉的研究也冲击了民国学人的自尊心，着实刺痛了他们的民族情感，如郑师许说：“经学里的《左传》一书，不是人人读过的吗？从前稍为读书四五年的人，便也都可以读到《左传》。为什么直至到瑞典的支那学大家珂罗倔伦（Bernhard Karlgren）才能替我们著一本《论左传之真伪及其性质》（
On the Authenticity and the Nature of the Tsochuan
）？我们中国读《左传》的朋友到那里去了？为什么一向不能以中国文法上的关系来考证中国古籍的真伪？这大约是因为所读的方法不同，自己个人所修养的学术工具不完备吧！”
周予同在看到高本汉之文后，于1928年著文评价，深有感触地指出：“《左传》的方言和文法的比较研究，让瑞典的专门学者珂罗倔伦（Bernhard Karlgren）着了先鞭……真使我们感到刺骨的惭愧。”
不惟欧美汉学发展迅猛，日本汉学亦异军崛起。在传统社会中，日本曾亦步亦趋地学习中国文化，现在反而后来居上，他们很自负地“说汉学中心根本不在中国”
，“最近在中国的中国学，只是模写日本的和西洋的方法论而已，尤其是不能逃出日本所予影响的力圈以外”
。这种现状触动了中国学人的民族情感。日本汉学之发展，受到了法国汉学研究范式的浸染，傅斯年说：“二十年来日本之东方学进步，大体为师巴黎学派之故，吾国人似不应取抹杀之态度，自添障碍以落人后。”
日本因重视史料与研究方法的更新，因此在对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上多有卓见，这一点已为当时留日学生所觉察：
吾人治国学，不当再用旧日章句腐儒之陈法，而应以科学方法整理之。弟往在东京，见日人之治汉学者，其见解之精确超妙，多非吾国老师宿儒所及。如《易与自然科学》《杜甫与弥耳敦》《诸子新释》等书，直非吾国学者所能梦见，当时为之惊叹不已。及考其所由，皆缘彼邦汉学家，类能通西文，解科学也。日人尝自夸谓二十年后中国之欲治汉学者，必转而求学于彼邦，其言虽近妄诞，然实可引为警惕。
陈寅恪在1929年以“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
的诗句，赠别北大史学系毕业生，就反映了当时中国学生群趋日本学习中国史的现象，这让中国学人感到羞愧难当。即便像王国维这样的学术大家，都不免流露出对吾不如人的愤慨与羞耻。他在为日本史家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作序时指出：“以吾国之史，吾人不能作而他人作之，是可耻也！不耻不能作，而耻读他人所作之书，其为可耻，孰过是也！”
1920年，胡适读到内藤湖南编的《章实斋先生年谱》，感到很惭愧，因为“第一次作《章实斋年谱》的乃是一位外国的学者”
，这成为促使他编纂《章实斋年谱》的动因。1927年，日人本田成之完成了《支那经学史论》的撰著，周予同痛心疾首地说道：“以具有二千多年经学研究的国度，而整理经学史料的责任竟让别国的学者，这在我们研究学术史的人，不能不刺骨地感到惭愧了。”
陈垣早年曾赴日本查阅医学史资料，后与日本学界交往甚密，他说：“每当我接到日本寄来的研究中国历史的论文时，我就感到像一颗炸弹扔到我的书桌上，激励着我一定要在历史研究上赶过他们。”
日本在汉学研究领域呈现出紧追法国的势头，让中国学者感觉到“外国人研究‘东方学’的中心原来是在巴黎的恐怕不久就要转移到东京去”。
面对欧美与日本汉学的蓬勃发展，中国学人深以为耻，决心要将汉学研究的中心从巴黎、日本夺回北京来。胡适在1931年9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有人曾说我们要做到学术上的独立，我说，此事谈何容易？别说理科法科，即文科中的中国学，我们此时还落人后。陈援庵先生曾对我说：‘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呢？还在巴黎？’我们相对叹气，盼望十年之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
据郑天挺回忆，陈垣数次言及：“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日本东都）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
在大学一年级听过陈垣“中国史学评论”课程的翁独健也说，陈垣在课堂上谈到“十九世纪以来，有人标榜东方学、汉学研究中心在巴黎，当时巴黎有几个著名汉学家；后来日本雄心勃勃地要把汉学研究中心抢到东京去，当时日本研究重点是蒙古史、元史。汉学研究中心在国外是我们很大的耻辱，陈垣先生鼓励我们把它抢回北京来。”
这成为启发翁独健走上蒙元史研究的重要导因。陈寅恪此时从事蒙元史的研究，也是要与日本人在这一研究领域展开竞争，他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说：“弟拟将波斯人所著蒙古史料及西人译本陆续搜集，即日本人皆有之者，以备参考。……庶几日本人能见之书，我辈亦能见之，然后方可与之竞争。”
面对欧美与日本汉学研究的兴盛，民国学人颇感不满，在民族主义情感的推动下，他们试图改变以往研究学问的范式，通过创办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术机构，延揽志同道合者，采用所谓科学的方法，整理传统文献，冀图在汉学研究领域与国外学者展开一场竞争。这种努力首先尝试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继之试验于清华国学研究院。
北京大学国学门成立于1922年，设立的宗旨在于整理中国传统学术。作为国学门的主任，沈兼士在草拟的《筹划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经费建议书》中说：“窃惟东方文化自古以中国为中心，所以整理东方学以贡献于世界，实为中国人今日一种责无旁贷之任务。吾人对于从外国输入之新学，曰我固不如人，犹可说也；此等自己家业，不但无人整理之，研究之，并保存而亦不能，一听其流转散佚，不知顾惜……以中国古物典籍如此之宏富，国人竟不能发挥光大，于世界学术界中争一立脚地，此非极可痛心之事耶！”
从中不难看出国学门设立的背景与学术的目标。国学门虽借“国学”之名，但从事的却是现代意义的工作，这从1923年国学门创办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可见一斑。
这份由胡适执笔的《发刊宣言》，颇能反映国学门同人的工作旨趣与求新趋向。在《发刊宣言》中，胡适首先指出从明末以来三百年我们所取得的三大成绩：（1）整理古书，（2）发现古书，（3）发现古物。但在评估成绩的同时，他认为也应该看到其中的“缺点”：（1）研究的范围太狭窄，（2）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3）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据此，他强调“要想提倡古学的研究，应该注意这几点：（1）扩大研究的范围。（2）注意系统的整理。（3）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国学的范围应该包括哪些方面？他认为：“历史是多方面的：单记朝代兴亡，固不是历史；单有一宗一派，也不成历史。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支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如何进行系统的整理国故，他强调可以分为三种方式：一是“索引式的整理”，二是“结账式的整理”，三是“专史式的整理”。关于“专史式的整理”，他指出：“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只有这个目的可以整统一切材料；只有这个任务可以容纳一切努力；只有这种眼光可以破除一切门户畛域”。他继而列举出“理想中的国学研究，至少有这样一个系统”：中国文化史：（1）民族史，（2）语言文字史，（3）经济史，（4）政治史，（5）国际交通史，（6）思想学术史，（7）宗教史，（8）文艺史，（9）风俗史，（10）制度史。除此之外，整理国学尚需“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胡适认为在研究国学的方法和材料上，不应因循守旧、盲目排外，而应充分认识到我们确有不如外人处，需要向外人“取经”，他写道：“第一，方法上，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早已影响日本的学术界了，而我们还在冥行索途的时期。我们此时正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第二，材料上，欧美日本学术界有无数的成绩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可以给我们开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学术的大仇敌是孤陋寡闻；孤陋寡闻的唯一良药是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在这篇《发刊宣言》最后，他再一次强调了国学研究的三个方向：
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
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材料。
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
据学者研究，《国学季刊》自1923—1927年共出版5期，所刊内容以“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最多，共15篇，尤为重要的是，“在这十五篇讨论语言文字学的文章中，仅有一篇是由北大文科的太炎门生所撰写；而在另外那十四来稿中，更有六篇是属于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
，其中高本汉发表3篇、钢和泰发表1篇，伯希和发表1篇，伊凤阁发表1篇，而这些学者在当时都是国际学术界一流的汉学家。同时，伯希和还是国学门的“通信员”，钢和泰与伊凤阁则是国学门的“导师”。从国学门的人员构成及《国学季刊》的作者群体来看，不难发现国学门在沟通中外、试图融入国际汉学界方面所做的努力。然至1927年，国学门的工作却因政治原因被迫停止，是年“8月，奉系军阀控制下的北洋政府，将北京九校合并为京师大学校。该年9月，北大国学门被勒令改称国学研究馆，直隶京师大学校，由叶恭绰出任馆长。此时不仅同人星散，经费也横遭削减，学术工作实际陷于停顿状态”。
清华国学研究院创设于1925年，曾与北大国学门并存。吴宓在《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中述及清华成立国学研究院的旨意说：“开办研究院，而专修国学，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
国学院所聘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李济等导师皆学界一时之选，与国际汉学界有着密切的互动，因此他们的研究也始终走在学术的前沿。但是，清华国学研究院与北大国学门相比，它的侧重点在于教育，以培养高层次人才为目的；而北大国学门有着“三室”（登录室、研究室、编辑室）“五会”（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方言研究会、明清史料整理会与考古学会）的建制，尽管清华国学研究院中的导师也从事学术研究，然其与北大国学门有目的、有侧重地开展对新材料的搜集还是有所差异的。由于“清华内部的学术生态、权力结构和校园思潮等一系列因素的消长”
，清华国学研究院仅短暂存在了四年，便于1929年6月宣告停办。
李济评价北大国学门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绩说：“两机关的工作成绩都留有新鲜的及深刻的印象于那时的教育界。”不过，“真正了解这类工作意义的，却限在一个很小的圈子内。这一个小圈子的同情，自是极可宝贵的，至少曾使实际的工作人感觉到一点奖励，但于实际的工作之进行及推广，并没有大的帮助”。
也就是说，北大国学门和清华国学研究院所开创的学术研究新范式，并未得到学界广泛的认可，只是在“一个小圈子”里产生了了解之同情，然在两所学术机构停办之后，这种了解之同情对于实际工作的开展并无效应。因此，当时学界面临的问题是，需要在全国建立一个更大规模的学术研究机构，以推进中国文史之学的发展。
史语所档案中存有一份傅斯年手稿，其中涉及傅氏对北大国学门和清华国学研究院所开创学术新风及其不足的评价：“汉学在中国之发达，本应较其他学问为易。因：一、有一长久而精美之遗训，二、近数十年中出来甚多新材料。因是之故，近廿年中，颇有若干独立的精美工作。且民国六至十五年间，北京有了两个汉学的研究所。一在北大，态度极向新方向走，风气为胡适之等所表率，惜在其中工作者，或未能以为专业，后来并因政治情形工作停顿。又有清华之研究院，此院以王静安之力，颇成一种质实而不简陋，守旧而不固执的学风。惜又不久停顿。凡此种种，皆是甚好之萌芽，尤以北大所领导之对付‘国故’之新的态度，为最有潜力者。然而工作多是零碎的，而其成绩总觉是个人的，一时的，在组织上未能应付已熟之时机也。”
傅斯年认为北大国学门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工作已开学术研究“甚好之萌芽”，“态度极向新方向走”，但同时也存在“工作多是零碎的”和“成绩总觉是个人的，一时的”缺陷。北大国学门和清华国学研究院在实践上的摸索，以及由此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都为1928年傅斯年创办史语所提供了借鉴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