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是在中外学术交融的背景下催生的现代史学研究机构。它创办于1928年10月，至1948年底迁往台湾省桃园县杨梅镇。于此20年间，史语所汇聚了众多一流学者，历经九次播迁，在民族危难的境遇中，融西学于中学，自觉保存学术命脉，以在中国建立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为使命，成效显著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在学术界至今仍有着深远的影响。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史语所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董作宾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学术上的贡献——为纪念创办人终身所长傅斯年先生而作》是较早对史语所进行研究的专文；其后史语所出版了《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对史语所第一、二代学者的学术成就进行了回顾。王汎森的《史料观与历史解释：史语所的治学风格》，孔祥成的《史语所与抗战史学研究》，田彤、胡张苗的《创建典范：历史语言研究所论析》，谢保成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与“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陈峰的《趋新反入旧：傅斯年、史语所与西方史学潮流》，欧阳哲生的《新学术的建构——以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为中心的探讨》，黄进兴的《机构的宣言：重读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刘承军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域外汉学的交流（1928—1949）》等论文，从多方面对史语所的成就作出了探讨，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此外，改革开放以来共出版有关傅斯年研究的论著20余部、发表相关论文百余篇，其间有不少内容关涉史语所的发展。尤其是，近些年来学界有关中国现代史学与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的研究成果不断推陈出新，学者们或纵论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或揭橥中外史学交流的内在理路，或考察现代专业史学机构的建制与运作，或发掘傅斯年、陈寅恪等史家的治史理念，都为笔者对此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检视前人对于史语所及其学术群体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也存在着可以进一步拓展的空间。譬如，在研究内容上，多撷取史语所某一方面的成就加以申论，缺乏系统性；在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上，多局限于对史语所自身发展脉络的考察，缺乏多元视角的探讨；在研究的视野上，多偏重于将史语所放在本土语境中予以评析，缺乏相应的域外学术背景的审视等。有鉴于此，笔者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中外史学交流的维度重新观照史语所与中国现代史学的关系。

史语所之创办，受到了域外汉学发展的刺激，是晚近以来中国学人对域外汉学研究不满情绪的外化表现。史语所学人在与外人的抗衡中，注重将传统学术优势与外来学理相结合，借助外来工具从事史料整理、方言调查与考古发掘，他们取得的成果，被域外汉学家引介至国外，又进一步推动了域外汉学的发展。这说明，史语所学人借鉴域外，沟通中西，旨在推动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转型，并努力在国际学术界建构自身的学术范式与话语体系。

中外古代史学虽然发展模式与演进路径有所不同，但是两者在相对独立的空间中都创造出辉煌的成就。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史学在反思中世纪史学与吸收古典史学成就的基础上，拓展路径，融合创新，呈现出新的时代特色。伴随着西方国家政治的革新与经济的发展，史学完成了近代化的转型。对比同一时空的中国，史学的发展依然按照惯性的力量前行，然而它的步履却显得有些蹒跚，力不从心，在治史理念与方法的创新上更显缓慢。西方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和航海、通讯技术的进步，打破了中外学术原本相对独立的演进格局，当然，这种打破也为中外学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中外学术的交流，首先缘于传教士的穿针引线。欧美一些国家的传教士以传教为名来到中国，他们在传教的同时研习中国文化并将一些代表性的典籍译介到西方国家，从而使得西方世界增进了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与认识。继而，欧美国家的一些探险家、汉学家跟随着他们国家的坚船利炮并行而至，将中国大量文物，尤其是对中国文史研究极具价值的敦煌文书、汉晋简牍、金石碑刻等新见史料劫掠而去，由此激发了欧美汉学家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他们借助近代以来西方史学的新理论、新方法以及在中国获得的新史料，历经几代学人的努力，使得域外汉学在欧美等国家的研究遍地开花，日益盛行。

域外汉学在法国人伯希和（Paul Pelliot）与瑞典人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的引领下，臻于巅峰，他们的研究成绩使得中国学人感到汗颜，但也给予中国学人很大的启发。与此同时，日本汉学家直追欧美汉学发展，颇有夺其域外正统地位的趋势。面对此情此景，一些曾经留学日本、欧美的中国史家，对于域外汉学超越中国本土研究的现状，颇感愤懑与不满，超越域外汉学之研究并重建中国文史之学的正统地位，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众多新型知识分子学术研究的目标与使命。在这种夹裹着民族情绪的中外学术交流氛围中，中国史家意识到化零为整、合众研究工作的重要性，这种尝试首先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创建开始。从北大国学门的运作机制来看，它的创办者们有着很大的气魄与世界性的眼光，只因外在政治因素干扰与经济困境致其被迫停办，但其所开创的学术新风，已启示着后来的中国学人沿其路径继续开拓。同一时期，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创办，也引领了中国学术一度向前迈进，尤其是它所聘请的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和李济等诸位导师，研究方向与成绩颇能与域外汉学接轨、抗衡。然而，这一机构如同北大国学门一样，因隶属于高校而牵制过多，最终难逃停办的命运。

在“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傅斯年，沐浴欧洲学术的熏陶，目睹中国史学之衰、欧洲汉学之盛，立志修旧起废，汲取西学之长，弥补中学之短，在中研院下创设史语所，延揽志同道合之士，从事史料整理、语言调查、考古发掘，力求在域外汉学家研究的领域与之角逐，旨在为中国文史之学在国际汉学界争取话语权。可以说，史语所积淀着中国众多新史家的革新诉求。

史语所作为现代学术研究机构开创了一套新型的运作机制，它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大纲》《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暂行组织大纲》与《历史语言研究所各项章程草案》等纲领性文件，从制度层面规范了史语所的人员构成、研究组别、运作模式、刊物出版与所务会议职权等项内容，使得这一研究机构即便在战争年代，仍然能够运行不辍；同时史语所借鉴了北大国学门与清华国学院注重人才培养的做法，不断发掘与扶植青年才俊，为1949年后中国大陆与港台历史、语言与考古学科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大贡献。当然，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运作离不开经费的支持，史语所在获得中研院经常费与临时费的同时，不断拓展经费来源，先后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中英庚款董事会和哈佛燕京学社等外在机构的经费支持，从而保障了他们能够紧随世界学术步伐，开展多样性的学术工作。同时，作为现代学术建制的一个重要面相，史语所创办有《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以下简称“《集刊》”）《中国考古学报》《人类学集刊》等多种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术期刊，其中尤以综合性期刊《集刊》最具典型，影响亦大。在编辑形式上，《集刊》采用横排、随页注和现代标点，每篇论文附有英文或法文摘要（英文论文则附有中文摘要），反映了它与国际期刊接轨的意向。在刊文内容上，《集刊》不仅发表了大量中国学人的前瞻性研究成果，而且刊发了不少国外学者用外文撰写的论著。引人注目的是，史语所学人所撰与域外汉学家商榷性的文章，引起了域外汉学家的回应与再商榷，为《集刊》平添了国际性的色彩。

对史语所学术遗产的考察，除了着眼于现代学术机构运作层面的建制之外，还应梳理它在域外汉学刺激下所开展的“集众研究”与“个人研究”工作。就“集众研究”的工作而言，史语所主要从事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与出版、《明实录》之校勘、《中国疆域沿革史》的编纂、全国性的方言调查、在山东与河南等地开展的考古发掘等，这些工作取得的成果，使中国学术“在世界上直起腰杆来”。从“个人研究”的工作来看，史语所学人“不做或者反对，所谓普及那一行中的工作” ，主要侧重“窄而深”的断代史研究和专题史研究，这种研究路径，是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专业化、科学化和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在国际学术界建构自身话语体系的必经之路。

史语所处在中国新旧学问杂陈、中外学术交流频繁的特殊时期，其学术研究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世界影响。从中国本土史学发展的维度来看，史语所学人不畏旧史学的阻挠，不惧域外汉学的牵绊，勇于拓展学术新领域、更新治史理念，既表现出与旧学者的分道扬镳，又呈现出对于域外汉学家的抗衡，在艰难险阻的夹缝中开辟出一条学术的新路。以往学术界过多地强调史语所学人专注学术生产而忽视了对于民族、国家与社会的关注，只重求真而少言致用，其实不少档案材料显示他们在民族危难之际大声疾呼对外作战，他们的“经世观”更多地是通过学术研究加以彰显，其显著特征是寓爱国思想于实证研究，从历史的研究中找出与现实的关联点并加以阐发，从而表达他们对于现实的关注与思考。这种治学的思路与理念，是新中国成立后留在大陆的史语所学人接受唯物史观、学以致用的内在基础。从域外回响的角度来看，史语所的学术成果在欧美、日本影响甚大，引起了同行专家伯希和、高本汉等人的高度赞誉。罗家伦评论傅斯年创办的史语所说：伯希和与高本汉“这两个人对于中国学问的科学性的造诣，给予了孟真很大的刺激。可是孟真办理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绩，反过来得了他们两人很深的敬佩”。这说明只有以平等的身份与国外学术展开交流，充分吸纳外国学术之长，进而超越他们，才会赢得国外学者的尊重。崇洋媚外、亦步亦趋、仰人鼻息的做法，只会徒增外人之势，而很难在国际学术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

当然，史语所在发展过程中亦有不足，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于理论与史观的排斥。他们对于“史料”与“考证”的迷恋，使他们的研究越来越呈现碎片化与机械化的特点，这种研究局限不仅使他们的主流地位受到了来自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挑战，而且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台湾亦受到猛烈的批判。这启示着我们，学术研究应坚持史料与史观二者并重，偏重一方或有意弱化一方，都会导致学术研究的失衡。同时，史语所学人的研究，过于强调与域外汉学界的对接，导致对中国本土需要研究的内容有所忽略。这是我们今天在建构自身学术话语体系时，应该加以高度重视和深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