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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儒林传》云：“孔子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以今文字读之”者，即以汉代通行之文字，以考证六国时代之文字，或且以汉代通行之语，以考证六国时代之语（文字当包括形、声、义三项），此即训诂之初起者，盖今文有师传授，古文无之。无训诂以通其意，则古文几不能读也。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文字。刘向校之，藏于中秘。校者不仅订其简册，考其篇目，并且解释其文字也。《汉书·艺文志》云：“《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可见古文读有训诂之必要。迨至东汉古文之学，世多习之，于《易》则陈元、郑众、马融、荀爽，于《书》则盖豫、周防、孔僖、丁鸿、杨伦、杜林、贾逵、马融，于《诗》则谢曼卿、卫宏、郑众、贾逵、马融，于《礼》则郑众、贾逵、马融，于《春秋》则颍容
、服虔，郑玄则遍注五经，许慎造《说文解字》。今郑玄之《毛诗笺》《三礼注》，许慎之《说文解字》，皆是辨于名物，详于训诂。其余各家著述，虽不具存，而郑众、马融、荀爽、服虔、贾逵之说，时时见于他书，皆以考证为读书之先务。贾逵常言古文《尚书》，与经《尔雅》训诂相应，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又撰《齐鲁〈诗〉毛氏异同》，并作《周官解故》。其训诂之学，与郑氏相并。《后汉书》云：“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诸儒宗。”可见当时训诂学之盛也。
专习一经，与墨守一家之师说，口耳相授受，无须夫训诂，前已述之。东汉学者，多兼习众经，如贾逵则兼习《书》《诗》《礼》，郑众则兼习《易》《诗》《礼》，马融则兼习《易》《书》《诗》《礼》，郑玄则兼习《易》《书》《诗》《礼》《春秋》。各经兼习，自有彼此异同之发见。郑玄、贾逵兼习今古文。《书》《诗》今古文之异同，贾逵有专著，今不存耳。郑玄笺《诗》，颇采取韩、鲁之说，此在今之《诗郑氏笺》，可考而知者也。郑玄不仅兼习今古文，且及纬书，今郑氏逸书中（清鄞县袁钧辑），《尚书中候注》《尚书五行传注》等，皆郑玄习纬之著述尚留存者也。所习既多，异同愈出，据此考彼，据彼证此，此皆训诂学所有之事，实因各书中之异同叠见，不能不有方法以考证之也。郑玄《六艺论》云：“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毛义若有隐略”者，即言毛之传《诗》，或有隐而不显、略而不详者。“则更表明”也，即将毛义之隐略者表明之。郑氏有何根据能表明毛义？即根据训诂之方法以表明之也。“如有不同”者，即《毛诗》与三家《诗》不同也。“即下己意，使可识别”者，即郑氏以自己下一定断，或采取某家，或废弃某家，有所识别也。郑氏有何根据能下己意？即根据训诂学之方法以下己意也。据上所述，可见兼习众经，不分今古与经纬，当有训诂学之发生。训诂学既发生，又可根据训诂以考证众经今古之异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