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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与南海是古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传统出口，也是域外世界向中国传递信息的必经之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熙来攘往、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事件，经由西域、南海，开启了我们瞻仰文明印迹的通衢大道。民国初年，冯承钧先生翻译法国汉学家研究中西交通史的论著，其中被誉为“碎金片玉”的短篇论文，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命名，三十年间陆续出版，竟达九编之多；其个人著作汇集成编，亦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命名，由向达先生序而表之。一时之间，“西域南海”遂成中国学界研治中外关系史的代称。由于学科的分化，当代学林以一人之力而身兼两地、卓有成就者，世难其选。今年元宵刚过，姚崇新教授以《西域与南海——考古、艺术与文化交流》征序，我恍悟其新世纪以来的学术征途，因为特殊的契机，而穿梭于西域、南海之间。他正是这样一位在西北、东南巨大的研究跨度中奋勇的跋涉者！
崇新教授的学术道路，始于西域。他本科受业于新疆师大，得到新疆考古学家侯灿教授亲炙，并推荐其毕业后到吐鲁番文物局工作。数年艰辛的基层历练之后，他于1994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师从荣新江教授攻读硕士学位，以《试论高昌国的佛教与佛教教团》的论文开始了他对西域佛教史的研究。199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师从马世长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从事唐代巴蜀地区佛教石窟造像研究，其研究的地域从西域而进巴蜀，研究的对象也从文献层面的宗教思想传播进入到物质层面的考古文物印证，最后以《巴蜀佛教石窟造像初步研究》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他执教中山大学，在岭南从事考古研究。多年前我出差广州，他已经可以在南越王宫署遗址的考古工地上就南海船行的往事跟我侃侃而谈了。
人类思想与文化的交流，本自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西域、南海跨越千山万水，虽有瀚海沧溟、舟车往还之差异，而其间文化传播，也必有万川映月之共性。崇新教授顺应其人生历程之迁移，不断将其学术触角由西北而向东南延伸，也正是基于中外交流在本质上异地而存的无数关联性。正如他在之前两部论著后记中的夫子自道：“研究巴蜀地区的佛教造像，自然要研读巴蜀地区的文献以及有关巴蜀地区的文献，阅读中不时见到流寓西南地区的粟特、波斯人及其宗教信仰的信息，对中外文化交流方向潜在的感情和以往相关知识的积累，使我对这些信息欲罢不能，同时我也注意到考古材料中有可以利用的信息，所以最终形成了几篇探讨流寓西南地区的西域胡人及其宗教信仰的文字。”（《中古艺术宗教与西域历史论稿》）“收入本书的这些专题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对课堂教学的关照，……域外的视角从西域延伸到了南海。”（《观音与神僧》）这些学术历程的叙述，说明了他的研究不主故常，而是在文化交流的层面上顺其自然地扩大了研究领域。“西域与南海”的跨地域研究，其实在他从事《巴蜀佛教石窟造像初步研究》之际就已经开展，并在之后的书稿中付诸实践，如《观音与神僧》一书，副标题虽然是“中古宗教艺术与西域史论”，其中一组以“南海佛教”为专题的论文，则已经深入开展了海路佛教传播、东南亚佛教艺术的问题。
我读崇新教授的这部书稿，除了“西域与南海”标示的地域跨度外，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他处理学术问题方法论的多样性。这部论著的副标题中也有一个“与”字——“考古、艺术与文化交流”，体现了他由中外关系史步入佛教考古领域后逐渐形成的学术观念：“在研究视角上，我一直希望将石窟造像研究纳入佛教社会史的视野，关注佛教造像与佛教信仰变迁以及佛教传播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研究方法上，我一直尝试多元互补，即以考古学研究为基础，将图像资料、石刻资料以及传世文献（包括世俗的和宗教的）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充分吸收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巴蜀佛教石窟造像初步研究》后记）这些观念，在本书的专论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如其开篇《从西域到中亚——汉地佛教艺术的西渐》，在以往讨论较多的译经、写经之外，着重以造像、造塔、造寺、立碑等考古文物的分析为对象，勾画出汉地佛教思想沿着丝绸之路回传的特殊景观。又如《景教艺术中的珍珠元素》，则以十字架造型艺术中的珍珠缀饰为考察对象，描述了波斯文化在景教传播中的主导作用；这与他之前发表的《十字莲花——唐元景教艺术中的佛教因素》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多元互补的研究思路，不但可以避免单一方法的局限，也使得他的表述具有了精神与物质互相辉映的趣味性。
我读崇新教授的书稿，另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在资料使用上非常注重竭泽而渔的搜集与互相比较的梳理。读他的文章，可以发现每一个专题都会详细罗列和陈述以往的资料和前期研究。从他以往参与翻译的海外考古、艺术史的著作来看，这些多语种文字的资料，并非转手炒作，而是采铜于山，是经他搜集、消化后成为其参考文献的。所以他所编集的相关专题成果，可以大胆引用。而他个人在处理相关文献时，也都能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史料排比、细心甄别，谨慎叙述历史过往的可能性史实。如《广州光孝寺研究》的系列文章，对于后世层累地记载的光孝寺创建沿革、外国高僧驻锡事迹，都做了去伪存真的考证。陈寅恪先生言：“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者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崇新教授的考证，在这里不是一般的辨伪，恰是要说明光孝寺在中古时期因为中外僧人的驻锡而成就：“光孝寺在中古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如《关于咸阳成任东汉墓出土金铜佛像的几个问题》一文，在比勘中外不同时期的金铜佛像、墓葬文化、工艺、成分的基础上，得出了“它们应是十六国时期的盗墓者随身携带的用于护佑平安的便携式微型佛像，有护身符性质，最后不慎遗落在墓室中”的结论，这一说法，不是否定金铜佛像本身具有的历史价值，而是还原其在历史中的应有地位。
总之，崇新教授的《西域与南海》书稿，在中外关系史特别是中古宗教传播研究的区域关联、多元方法、资料综合等多个方面，都有着引人入胜、予人启迪的学术创造。从其一贯以来的成果看，后续的研究都将在这些特色中形成不断进步的系列。
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及的，学科分化背景下的这种跨区域、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并非人人都可企及，崇新教授何以能够取得如此成绩？我以为，除了求学过程中的机缘以外，更多的是他对于学术生命般的热爱和劳模般的勤奋。之前，崇新教授和孟宪实教授和我都曾在天山脚下的新疆师范大学拥有过青春时代的记忆，后来又都负笈京师，并一直从事中古时期的学术研究。出于这样的情谊，宪实教授和我都固辞不获地成为他的著作的序言作者。关于勤奋的话题，宪实教授在《观音与神僧》的序言里曾经提及他在吐鲁番博物馆背诵英语的真实传说。而我，则在某一年的广州之行里，听到他的学生如是说：老师研究室的灯光，每天晚上总是最后熄灭。如果哪天没亮，那一定是老师去了工地，或者出差了。
耿耿星河欲曙天！马丁堂里焚膏继晷的勤奋，是崇新教授走向其学术巅峰的不二法门。
2024年4月30日，北大朗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