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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有时某一偶然事件的发生会使历史的进程为之改变。1117年（宋政和七年，辽天庆七年，金天辅元年），使宋朝历史产生巨大改变的偶然事件出现了。是年七月四日，知登州王师中上奏，有辽人乘舟浮海来至登州文登县（今山东威海文登区）驼矶岛，经询问，乃知是蓟州（今属天津）汉人高药师、僧郎荣率其亲属老幼二百人，分乘两船，欲渡海东去高丽国躲避兵乱，不料却被风向南吹到宋境。高药师给宋朝带来了女真人的最新动态。
话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在1115年（金收国元年，辽天庆五年）正月建邦立国以后，立即向辽朝在北方的重镇黄龙府（今吉林农安）进攻，于达鲁古城（今吉林扶余西北土城子）击败辽行军都统耶律斡里朵的军队，掳掠而回。随后在涞流河大败辽将张琳，乘胜于九月攻占了黄龙府。辽天祚帝得知黄龙府失守，慌忙下诏亲征，率蕃、汉兵十万，号称七十万，自长春州（今吉林白城东）分道而进，欲一举消灭女真军。阿骨打率领两万精兵迎战，深沟高垒，与辽军相持，以避辽军锐气。两军尚未交战，辽天祚帝因内部叛乱而匆忙撤军，女真军诸将皆追击，因此前诸将面对辽大军逼近，大都提议：“辽兵号七十万，其锋未易当。吾军远来，人马疲乏，宜深沟高垒以待。”故阿骨打不无嘲讽道：“敌来不迎战，去而追之，欲以此为勇耶？”众将“皆悚愧，愿自效”。于是阿骨打下令追击：“诚欲追敌，约赍以往，无事餫馈，若破敌，何求不得！”女真军奋跃追杀，在护步答冈（今吉林农安西）与辽军相遇。阿骨打对诸将道：“彼众我寡，兵不可分。视其中军最坚，辽主必在焉。败其中军，可以得志。”即指挥其右翼先战，左翼合击。辽军人数虽多，却因后方兵士已离叛，故士气低迷，遂在女真骑兵的猛烈突击下，渐渐不能抵挡，终于被杀得大败溃逃，横尸遍野。辽天祚帝一昼夜奔逃五百里，退保长春州，遗弃天子舆辇、兵械军资以及马牛不可胜计。经此一役，辽军精锐、兵甲物资丧失殆尽，战局急转直下，女真人由此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辽军再也无力组织起有效的抵抗了。
1116年（金收国二年，辽天庆六年）闰正月，辽朝东京（今辽宁辽阳）裨将渤海族人高永昌据东京拥兵自立反辽，占辽东五十余州，自称大渤海皇帝。辽廷派兵攻讨，高永昌求援于金。阿骨打乘机出兵辽东，先在沈州（今辽宁沈阳）击败辽军，然后擒杀高永昌，辽朝东京所属州县，全为金人所有。是年，阿骨打自加尊号为大圣皇帝，改次年年号为天辅。至1117年，金兵已越过辽河，并乘辽军不备，攻占了长春州、泰州（今黑龙江哈尔滨西南）、显州（今辽宁北镇）等地，辽东土地尽归女真，辽国统治已呈崩溃之势。
宋徽宗接到登州奏报后大喜，马上下诏让蔡京、童贯商议此事，两人共奏：“国初时，女真常奉贡，而太宗皇帝屡市马女真，其后始绝。今不若降诏，遵故事以市马为名，令人访其事体虚实如何。”即宋初女真人来往于苏州（今辽宁大连金州区）与宋登州之间卖马贸易，后因通路被辽截断，与中原音信隔绝，但其“故道犹存”。所以建议宋徽宗降诏以至女真买马为名，遣人前往探听其虚实如何，再作定议。于是宋徽宗下诏命知登州王师中招募将吏，同高药师等携带宋天子市马诏书，于八月二十二日乘坐兵船泛海前往。宋使一行十多人到达辽东海岸，望见女真巡逻海防的兵卒甚多，不敢向前，遂打道转回青州（今属山东），谎称他们已进入苏州界，女真兵不纳，几乎被杀，无奈而回。知青州崔直躬上奏此事，并说经询问，他们实未进入金人之境。宋徽宗大怒，将所遣将校一行编配充军远恶军州，并命令王师中重新遴选智勇能吏，再次与高药师过海使金，敦睦邦交，讲昔日买马旧好；同时降下御笔诏令：“通好女真事，监司、帅臣并不许干预；如违，并以违御笔论。”于是童贯亲自参与选择人员之事，选定武义大夫马政、精通女真语的呼延庆及将校七人、士兵八十人。1118年（宋政和八年，金天辅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宋徽宗最终确定马政一行出使女真。
由皇帝降下御笔处理国事，在宋朝制度中，是由蔡京一手炮制的特例。蔡京此人权力欲特强，从1102年（崇宁元年）入朝为宰相，直至1125年（宣和七年）贬官，其间屡次罢相，又屡次复拜宰相，但不管风云如何变幻，从不肯放弃权柄。北宋后期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二相权位相近。蔡京任左仆射时，为达到总揽朝政的目的，改左仆射为太宰兼门下侍郎，右仆射为少宰兼中书侍郎，太宰权位自然高出少宰一头。宋徽宗以前，三公（太师、太傅、太尉）仅为虚衔，不任实职，至蔡京任太师，“始以三公任真相”。蔡京大权独揽，怕御史、谏官议论自己，就先拟订诏令，让宋徽宗亲笔誊录一遍，称为“御笔”，违反御笔者罪同违反诏旨。于是事无巨细，悉以御笔处理，百司官员拱手而已。甚至有时御笔手诏上的笔迹有不似宋徽宗所写者，众臣迫于蔡京的淫威，也没有敢议论的。当然，到后来蔡京的政敌也利用所谓的天子“御笔”来对付蔡京，此为后话不提。这一次，蔡京同样准备用御笔来钳制朝野的不同意见。
但是，朝廷遣马政出使女真的消息传出，还是引起了朝中部分大臣的激烈反对。太宰郑居中奏请天子罢遣女真之使，在朝堂上责备蔡京身为国家元老，不守两国盟约，制造事端，诚不为国家长远利害考虑，指出：“昔景德中，辽人举国来侵，真宗用宰相寇准之策亲征，后遣使议和，自此守约，不复入边者三十九年。及庆历中，契丹聚兵境上，以求关南地为名，仁宗用富弼报聘增币。观真宗、仁宗意，不欲动兵，恐害生灵，坚守誓约，至今一百十四年，四方无虞。今若导主上弃约复燕，恐天怒夷怨，切在熟虑，无贻后悔。事系宗庙，岂可轻议！又况用兵之道，胜负不常，苟或得胜，则府库乏于犒赏，编户困于供役，蠹国害民，莫过此也。脱或不胜，则患害不测。”蔡京却以势压人，说：“上厌币（岁币）五十万两匹，故有此（联金灭辽）议。”又不无威胁道：“上意已决，岂可沮乎！”郑居中见其强词夺理，作色而去。知枢密院邓洵武也再次面见宋徽宗劝谏。五月底，连广安军布衣安尧臣也上书反对向燕云用兵。安尧臣的奏疏长达数千言，历数朝政得失，宦官之横，认为朝廷之忧在朝廷之上而不在国门之外，指出：“燕云之役兴则边衅遂开，宦寺之权重则皇纲不振，……此臣所以日夜寒心。伏望思祖宗积累之艰难，鉴历代君臣之得失，杜塞边隙，务守旧好，无使外夷乘间窥中国，上以安宗庙，下以慰生灵。”要求宋徽宗罢免童贯等宦者的官职，停止夹攻燕云的谋议。蔡京、童贯对此恨之入骨，说他诽谤时政，要求重加惩处。这次还亏宋徽宗大度，未加责罚，反而给安尧臣一个从八品的承务郎官职，以赏其敢言。
宋徽宗对这些反对意见虽未听纳，但对遣人使金一事却因此拖了下来。童贯见宋徽宗有所迟疑，赶忙上了一本《平燕策》以坚定天子之意，认为就燕、云大势而论，“云中（即云州）根本也，燕、蓟枝叶也，当分兵挠蓟、燕，而后以重兵取云中”。此时，知雄州和诜也上奏云：“契丹益发燕、云之兵（御金），燕、云亦叛。有董庞儿者率众为剧寇，契丹不能制。”这董庞儿原名董才，易州（今河北易县）人，少年贫贱，但沉勇果敢，应募乡兵击女真，打了败仗，主将要杀他，他遂亡命山林，聚众剽掠州县，众至千人，转战于云中地区。时领三省事的蔡京正“侥幸一切之功”，闻之大喜，遂令岢岚军（今山西岢岚）知军解潜遣人招抚，许诺董庞儿灭燕之日封以燕地之王。董庞儿马上上表归顺宋朝，自号“扶宋破虏大将军”；并袭杀辽国牛栏将军，函首来献，乞宋朝派遣援军，约期进攻燕云地区。董庞儿此后南来开封城朝拜，被宋徽宗赐姓名曰赵翊。蔡京、童贯为此计划将河东、河北驻军换防，为联金击辽做准备。宋徽宗也再次坚定了收复燕云的念头，决定尽快派遣马政等渡海使金，并训示马政等“见女真国主，再议旧好，复依建隆、雍熙以来卖马事。次可附口诏，传宣抚问，迤逦议及夹攻大辽事。脱或（女真）有意，可言次遣使来议。须密谕之”。
八月四日，马政、呼延庆一行自登州上船，入海向北而行，依旧是高药师作为向导。闰九月九日，马政一行到达辽东海岸，为女真巡逻兵所执。女真兵夺其财物，屡欲杀死他们。经高药师再三申辩，金人方才同意带他们去见阿骨打。金人缚绑着马政等人，陆行半个多月，行经十余州，才到达阿骨打所在的涞流河畔，见到阿骨打的心腹大将粘罕等人。
女真人素以勇悍著名，作为其首领的阿骨打更是力兼数人，勇冠诸军，并且长于指挥，随机应变，使女真兵屡战屡胜，雄视北疆。阿骨打之父劾里钵曾如此评价阿骨打和其兄乌雅束：“乌雅束柔善，唯此子（指阿骨打）足了契丹事。”当完颜部落联盟有甲兵千人时，阿骨打就豪迈地宣称：“有此甲兵，何事不可图也！”阿骨打虽有混一天下之志，可在举兵之初，也知自己势单力弱，所以仍然富有策略地借反抗辽国暴政、为女真人求得生存空间为名起兵；并利用女真人信萨满教，敬畏天神的特点，举行祷告天地的仪式，来稳定军心，激励士气：
（我）世事辽国，恪修职贡，定乌春、窝谋罕之乱，破萧海里之众（乌春、窝谋罕、萧海里皆为辽国叛乱者），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罪人阿疏（女真人，因反对阿骨打而逃到辽国），屡请不遣。今将问罪于辽，天地其鉴佑之！（《金史》卷二）
直到屡败辽军，各方面时机都已成熟，阿骨打方打出与辽分庭抗礼的旗号，建国称帝，进而欲取而代之。阿骨打称帝以后，顺应女真社会发展的需要，及时将原有的部落组织改造为国家权力机构，在中央建立“勃极烈制”，设置勃极烈四人，组成皇帝下面的最高权力中枢：阿骨打之弟吴乞买为谙版（意为尊大）勃极烈，国论（意为国相）忽鲁（意为诸部统帅）勃极烈由原国相撒改（阿骨打之堂叔）担任，国论阿买（意为第一）勃极烈为阿骨打之族弟辞不失担任，国论昃（意为第二）勃极烈由阿骨打之弟杲（又名斜也）出任。此后又增阿离合懑（阿骨打之叔）为国论乙室勃极烈，管理对外事务，斡鲁（阿骨打之堂弟）为迭勃极烈，粘罕（撒改长子）为移赉勃极烈等。女真部落制时代，遇有重大事情，部落长老就环坐于山野，用手指画灰土议事。勃极烈的设置，保留有过去长老议事制的一些痕迹。这一制度在金初皇位传递、政治活动中曾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阿骨打又根据统治疆域的扩大、形势的发展，对传统的军事组织猛安、谋克进行重大改革。女真社会由若干家庭组成氏族，氏族长称谋克，其副称蒲里衍（也称蒲辇）；若干氏族组成部落，部落长称孛堇，其军事首长称猛安。女真人全民皆兵，平居以田渔射猎为事，有战警则跟从猛安出征。阿骨打建国后，命令诸路以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如郡县置吏之法，将猛安、谋克改组成一种新的军政合一的地方行政组织，兼负掌管生产、征收租税和率兵征战两种职责。阿骨打还在收降的熟女真人、渤海人等中间用猛安谋克制进行改编，并在各地设置各级军事机构，任命都统、万户、军帅统领各地猛安、谋克。在金初战争中，猛安谋克军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劲旅。
阿骨打通过对国家机器的构建，稳定了内部，巩固了皇权，集中了军队指挥调动权，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随即向辽国展开了猛烈进攻。不过，阿骨打深知，要灭亡国土、人口、军队远比自己更大、更多、更强的辽国，仅凭女真人的力量是十分勉强的。阿骨打为在战略上达到孤立、分化辽国统治势力的目的，对辽统治下的各个部族包括契丹族人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1114年女真攻占宁江州后，阿骨打阴纵被擒的辽宁江州防御使大药师奴，使之招谕辽人。又使渤海人梁福、斡答剌悄悄逃走，以招抚其乡人：“女直、渤海本同一家，我兴师伐罪，不滥及无辜也。”渤海兵原是辽军中的一支劲旅，由此无心为辽作战，纷纷降金，或举兵自立。阿骨打还使部将完颜娄室招谕系辽籍女真（即熟女真），揭露辽朝暴政，晓以利害，使之不再为辽朝卖命而自相残杀。1116年，阿骨打又下诏曰：“自破辽兵，四方来降者众，宜加优恤。自今契丹、奚、汉、渤海、系辽籍女直、室韦、达鲁古、兀惹、铁骊诸部官民，已降或为军所俘获，逃遁而还者，勿以为罪，其酋长仍官之，且使从宜居处。”其后又下令地方官员要善为存抚新降附民，使令安居，给以官粮，毋辄扰动。由此，怨怒辽暴政的各部族人争相归附女真，辽国土地、民众日削，国势更弱。
阿骨打还注意结好邻邦，免树强敌，以利集中力量攻辽，故对高丽采取和好政策，嘱咐驻守边疆的将领要谨慎从事，不要因与高丽争夺保州（位于鸭绿江入海口附近）一地而轻易用兵，以保证其东疆局势的稳定。
因此，阿骨打对辽朝南境的宋朝主动派人前来结盟，使濒于灭亡的辽国陷入更加孤立无援之地，自然十分愿意。但宋、金之间从没有外交上的接触，互相不了解，为留有余地，宋朝秘密派遣两个级别不高且又不负全权责任的官员出使，以买马为名，不携国书，仅口传诏意。故而阿骨打对此很不理解，仅派大臣粘罕、阿忽、兀室（完颜希尹）等出面接待，并几次三番地盘问宋朝遣使之由。宋使马政解释道：“贵朝在大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时遣使来卖马，今主上闻贵朝攻陷契丹五十余城，欲与贵朝通前好，兼闻契丹天怒人怨，本朝欲与贵朝共行吊伐，以救生灵涂炭。虽本朝未有书（国书）来，特遣政等军前共议，若允许，后必有国使来也。”阿骨打与群臣商议数日，遂同意马政的要求，以宋朝登州小校王美等六人为质，遣渤海人李善庆，女真人小散多、渤达等三人，赍国书并北珠（一种产于女真以东海中的大珍珠）、生金、貂皮、人参、松子等作为贽见之礼，同马政等人一起渡海来宋境。与宋朝相比，金朝使节的回访，倒来得正规而有礼节。
次年即1119年（宋宣和元年，金天辅三年）正月十日，金使到达宋京开封，馆宿于宝相院。宋徽宗即日命蔡京、童贯延见金使，金使递上国书、礼物。夹攻辽国，可以分散辽之兵势，有利于金兵的作战，阿骨打自然不会反对，但对于事先答应将燕云地区划归中原王朝，却十分不愿意。因此，阿骨打在国书中对此事的答复是：“所请之地，今当与宋夹攻，得者有之。”即要求宋朝需凭实力去攻取燕云之地。
对于如此答复，一心想借女真的力量以夺取燕云失地的宋廷当然大失所望。宋徽宗与蔡京、童贯商议后，决定补授金使李善庆为修义郎、小散多为从义郎、渤达为秉义郎，给予全俸以示宠信；并决定遣朝议大夫赵有开、武义大夫马政、忠翊郎王瓌（王师中之子）为国信使臣，携诏书、礼物与李善庆等一起渡海报聘。在宋廷商议报聘女真之仪时，赵良嗣认为当以对等国家相待，用国书之礼。赵有开却颟顸地认为：“女真之长，止节度使，世受契丹封爵，常慕中朝，不得入聘。（朝廷）何必过为尊崇？止用诏书足矣。”于是询问李善庆意见，李善庆答道：“二者皆可用，惟朝廷择之。”于是宋徽宗依从赵有开的意见处理。这一夜郎自大、无礼又无知的举动，招致金朝君臣的极度不满，此后宋朝不得不根据金人的意思加以更正，颇陷被动。
三月，赵有开、马政一行离开京城，前往登州。在登州等候登舟渡海期间，赵有开染病而死。此时，河北沿边臣僚上奏，据谍者报告契丹已割辽东地，封阿骨打为东怀国主，并说女真尝祈请契丹修好，并以其奏表来上。这显然是辽国所使的反间计。宋、金交往虽说是秘密进行的，但此时消息已传入契丹，故辽人使诈，有意将金人与自己议和交往的公文传至宋境，来离间宋、金关系。果然，昏庸的宋徽宗君臣一得此讯，立即命令马政留在登州勿行，止差呼延庆用登州州衙公文遣送金使李善庆等北归辽东。
完颜阿骨打确曾打算与辽议和，求辽廷册封，不过此事最终未成。
阿骨打有度量，善谋断，所与谋议的大臣也各具才干：粘罕善用兵，宗干（阿骨打之子）刚毅强忍，兀室有才智、善变通等。此外，阿骨打还有一汉人谋臣杨朴，铁州（今辽宁鞍山）人，少登进士第，仕辽为秘书郎，后来投奔阿骨打。阿骨打称帝，杨朴起着重要作用。阿骨打听取这些谋臣的意见，在举兵攻掠辽州县的同时，仍与辽廷保持着使节来往，欲以此来获取仅从战场上无法得到的东西。
1115年（金收国元年，辽天庆五年）正月，阿骨打称帝，辽廷即遣使臣来议和。但辽国书上写着阿骨打之名，且要求金为辽属国。对于这种既想息事宁人，又欲强撑面子的做法，阿骨打不予理睬。四月，辽遣使臣耶律张奴来，阿骨打以辽国书言辞慢侮，扣留其从者，独遣耶律张奴回报辽廷。六月，耶律张奴再次前来，国书用辞谦逊许多。随着战场上的不断胜利，阿骨打对辽朝的态度也日趋强硬，要价日增，就以国书上写有阿骨打之名为不敬，而在回信中也写上辽天祚帝的名字以为报复，并且要求天祚帝投降。辽廷因战事不利，不敢计较，反于七月中再遣使人携国书前来，阿骨打索性留下来使不与遣还。
至1116年底，杨朴又对阿骨打建议道：“自古英雄开国，或受禅（禅让），或求大国封册。”这本是中原王朝的开国皇帝登基称帝的惯例，阿骨打却对此大感兴趣，立即采纳。阿骨打于数年征战中逐渐明白，虽然女真人的力量已足够强大，但在世人眼中，女真族依然被看作是蛮荒之小族，不为人信服。于是阿骨打遣使者去见辽帝，祈求辽廷的封册，以便改变世人的观感，取得正统身份，为日后灭辽、一统天下扫除障碍。
辽天祚帝收到阿骨打要求册封议和的消息，不禁喜出望外，立即于1117年（金天辅元年，辽天庆七年）正月遣耶律奴哥等使金议和。二月，耶律奴哥带着女真国书回来。在国书中，阿骨打提出了其议和条件：要求天祚帝以兄礼事阿骨打；岁贡方物、钱币；将辽国上京、中京、兴中府三路割让给金；以辽亲王、公主、驸马、大臣子孙为质；归还被辽扣留的金国使人和有关信符；献出辽廷与宋、西夏、高丽往返书诏、表牒。完全是一副胜利者对失败者发号施令的口吻。辽天祚帝读罢，不由大为恼怒，悔恨交加。
辽天祚帝对阿骨打的反叛态度，早在阿骨打成为女真部落联盟长以前就有所觉察，但由于其昏庸，无心朝政，加上执政大臣无能，举止失措，致使女真势力坐大，终于无从控制，使辽国面临灭顶之灾。那是在1112年（辽天庆二年）春，辽天祚帝按惯例率领文武百官来到长春州混同江边钓鱼，周围千里之内的各部落酋长按惯例前来朝见辽帝，生女真首领阿骨打也在其列。辽朝故事，辽帝钓得头一条鱼后，即要举行酒宴庆贺，带有贺春之意，称作“头鱼宴”。此次，辽天祚帝也设头鱼宴招待百官和诸部酋长。席间酒酣，辽天祚帝令诸酋长依次歌舞取乐。轮至阿骨打，阿骨打推辞不会跳舞，不管辽天祚帝如何威逼劝诱，阿骨打只是端立直视，不为所动。事后，辽天祚帝既有憾于阿骨打的倔强，扫了自己的面子，又有惧于阿骨打的气度不凡，对职掌辽朝军国重务的北院枢密使萧奉先说：“阿骨打意气雄豪，顾视不常，当以事诛之，不然，恐贻后患。”萧奉先不以为然：“阿骨打粗人，何知，杀之，伤（边族）向化心。设有异志，蕞尔小国，何能为！”萧奉先并非深谋远虑之人，且又狂妄自大，卖官鬻爵，败坏朝政，对辽的灭亡有着不可推委的罪责；不过他从安抚边远部族考虑，不无故诛杀阿骨打倒也无大错。但是，辽朝君臣既有猜忌阿骨打之心，却又未加安抚，使其怀恨而还，其后也没有采取丝毫防范措施，那就不能不怪他们昏庸、颟顸了。
阿骨打既知辽帝对自己怀有忌疑之意，就先发制人，不断吞并邻近部族，壮大自己力量。为此，辽国负责东北防务的统军萧挞不野多次上奏女真所为志向甚大，“宜先其未发，举兵图之”。这自然是一条防患于未然的好计，当时女真虽有反辽之心，但其实力远不能与辽相抗。可是沉溺于游畋、酗酒之中的辽天祚帝对此根本不屑一顾，反而授予阿骨打“生女真节度使”的称号，似乎真的认为阿骨打不可能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足为忧。直至阿骨打正式起兵反辽，辽天祚帝仍未予重视，不废其游玩。等到阿骨打攻占了东北重镇黄龙府，并大败其统率的数十万大军，使辽兵闻风溃散、不复成军以后，才知事态严重，却又手足无措，无计拒金。
至此时，辽天祚帝虽然恨不能一剑就将阿骨打劈死，但面临迅速壮大的女真军的汹涌攻势，辽廷上下一片混乱、别无退兵良策的现状，只得让萧奉先集合文武大臣聚议与金和谈之策，以暂缓金兵的攻击速度。辽廷对阿骨打提出的要求，自然不可能照单全收，不断遣使至金商议。经过几个月的讨价还价，双方各作部分让步：辽廷送来宋、西夏、高丽书诏、表牒；金表示免取质子和上京、兴中府所属州县，同意减少岁币之数。阿骨打并表示：如果辽天祚帝能以兄礼事我，册封用汉仪，即可以如约。八月，阿骨打正式提出议和的十个条件：
（册封阿骨打）徽号“大圣大明”者，一也。
国号“大金”者，二也。
玉辂（皇帝乘坐之车）者，三也。
衮冕（皇帝穿戴之礼服）者，四也。
玉刻印“御前之宝”者，五也。
（金、辽两国）以弟兄通问者，六也。
生辰（皇帝生辰）、正旦（新年正旦）遣使（祝贺）者，七也。
岁输银绢十五万两匹（此分宋朝给辽的岁币之半）者，八也。
割辽东、长春两路者，九也。
送还（逃入辽境）女真（贵族）阿鹘产、赵三大王者，十也。（《三朝北盟会编》卷三）
这些条件依旧相当苛刻，但屡遭败绩的辽廷唯有忍气接受的资格。萧奉先因为此条件中提出的辽东（东京）、长春州两路已被女真人攻占，所输岁币仅从宋人岁币中拨去一半银帛即可，反而感到颇为高兴，认为从此可以与金约和，保住自己官禄了。
1119年（辽天庆九年，金天辅三年）三月，辽廷遣静江军节度使萧习泥烈、翰林学士杨勉充封册使、副使，另遣归州观察使张孝伟、太常少卿王甫充庆问使、副使，卫尉少卿刘湜充管押礼物官，将作少监杨邱忠充读册文官，备上天子衮冕、玉册、金印、车辂、法器等器物，来册封完颜阿骨打为皇帝。其册文云：
朕对天地之闳休，荷祖宗之丕业，九州四海，属在统临，一日万几，敢忘重任，宵衣为志，嗣服宅心。眷惟肃慎之区，实界扶余之俗。土宾上浸，财布中区，雅有山川之名，承其父祖之业。碧云袤野，固须挺于渠材；皓雪飞箱，畴不推于绝驾。章封屡报，诚意交孚。载念遥芬，宜膺多戬。是用遣萧习泥烈等持节备礼，策为东怀国至圣至明皇帝。呜呼！义敦友睦，地列丰腴。惟信可以待人，惟宽可以训物。戒哉钦哉，式孚于休。（《三朝北盟会编》卷三）
萧奉先在此又玩了一个小花招，以“大圣大明皇帝”之号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尊号相同为借口，改作“东怀国至圣至明皇帝”。作为女真人的阿骨打，对于这一整套的汉仪根本不懂，只看到辽廷如约送来册文、礼物，还是甚为兴奋。但其身边的主要谋士杨朴见后，却大为不满，遂向阿骨打指出：辽送来的仪物不全用天子之制度，如彤弓、象辂是天子册封诸侯之礼；“东怀国”乃东面小邦怀其恩德之义，不称“大金”，又无称兄之文；册文中用字带有贬义，如“遥芬”、“多戬”皆非美意，“渠材”二字意似轻侮，殊乖体式。阿骨打闻言大怒，欲立即诛杀辽使臣以示威，经粘罕等人劝解方作罢，改为鞭笞一百下，赶回辽使，要求必须附合如前所约十个条件，方接受册礼、同意议和。
辽廷本出于无奈才同意册封阿骨打，心中实不愿意称女真作“大金”，使与自己平起平坐。因此，金、辽双方使节频频来往商议，直至次年三月仍未有结局。阿骨打等得不耐烦，加上其在辽东、长春两路的统治已趋稳定，消除了辽国溃散的游兵散勇的骚扰，解除了后顾之忧，于是对其臣下宣布：“辽人屡败，遣使求成，唯饰虚词，以为缓师之计，当议进讨。”遂决定停止与辽廷的和谈，令各军整治师旅，修缮器械，屯兵浑河，准备进攻辽上京临潢府（位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
1119年（宋宣和元年，金天辅三年）六月三日，宋人呼延庆护送金使李善庆、小散多等回到阿骨打的行营。阿骨打得知宋使不来的原由，不禁有些沮丧。此时正是辽朝册封阿骨打的使臣到达之际，阿骨打原想求得辽廷册封与联宋灭辽两事同时进行，以求掌握事态发展的主动权。不料，辽廷册封未能满足自己的要求，宋朝却因此不再派使节前来，两件事一下子都无着落，阿骨打一怒之下，拘留呼延庆不使还宋，又以小散多接受宋朝官职为由，杖而责之。
由于金、辽之间关于封册的交涉，并不能弥合相互间的严重分歧，阿骨打无法，只得于十二月底亲自召见呼延庆，解释金、辽和谈之事，准备让呼延庆回宋，报告宋廷“复别遣人通好”，以便重约和盟。阿骨打对呼延庆说：
跨海求好，非吾家本心；共议夹攻，非我求尔家，尔家再三渎吾家。吾家立国，已获大辽数郡，其他州郡可以俯拾。所遣使人报聘者，欲交结邻国，不敢拒命。暨闻使回，不以书示，而以诏诏我，已非其宜；使人虽卒，自合复差使人，止令使臣（此指武官小校）前来议事，尤非其礼，足见中辍。本欲留汝，念过在尔朝，非卿罪也。如见皇帝，若果欲结好，同共灭辽，请早示国书。若依旧用诏，定难从也。且大辽前日遣使人来，欲册吾为东怀国者，盖本国未受尔家礼之前，尝遣使人入大辽，令册吾为帝，取其卤簿。使命未归，尔家方通好。后既诺汝家，而辽国使人册吾为至圣至明皇帝，当时吾怒其礼仪不全，又念与汝家已结夹攻，遂鞭其来使，不受法驾。乃本国守尔家之约，不谓贵朝如此见侮。卿可速归，为我言其所以。（《三朝北盟会编》卷四）
阿骨打这一长篇谈话极具谋略，其主要意思有三：其一是说金国实力可以稳取辽国，故夹攻之议，是宋求金，而非相反；其二是说宋、金地位对等，今后宋朝要用国书，不许再用诏令；其三，金国因承诺联宋夹攻，所以回绝了辽廷的册封，停止与辽议和。因此，金国无负于宋，使节中辍的责任全在宋朝。阿骨打的这一谈话精神，成为日后金人与宋廷订立盟誓的指导思想，由此使得脚踩两只船的金国反而在谈判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1120年（宋宣和二年，金天辅四年）二月，呼延庆携金国书回到宋都开封。当时，童贯受宋徽宗的密旨全权负责联金灭辽之事。童贯听说辽、金和议不成，金兵已进攻辽上京，即与宋徽宗商议，决定遣赵良嗣为使、王瓌为副使，携御笔诏书，仍以买马为名出使金国。宋朝至此还是偷偷摸摸的，使节不带国书，只携御笔，实在不够堂堂正正，从而大为金人看轻。
四月中旬，赵良嗣等一行抵达辽东苏州城关下。此时，金人正分兵三路进攻辽上京，遂让赵良嗣日夜兼程赶去，会阿骨打于青牛山。阿骨打戎马倥偬，不暇谈判，只是令赵良嗣随金军行动，看金兵如何攻破上京城。五月，已攻下上京城的阿骨打方在龙冈召见赵良嗣，商议夹攻约盟之事。
赵良嗣出使金廷，携有宋徽宗的御笔手诏，但御笔上仅有很简单的几句话：
据燕京并所管州城，原是汉地，若许复旧，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可往计议。虽无国信，谅不妄言。（《三朝北盟会编》卷四）
由于宋徽宗与主持此事的童贯庸碌无知，不明地理，故在这简短的御笔中却存在着两大错误。
其一，态度卑微，在外交上先折了锐气。因为双方原是平等商议共图灭辽，燕京原本是汉地，何须先示弱谈“若许”二字；且更不该允诺“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使宋、金之间订立的第一个协议，宋朝就自我确认了贡纳“岁币”的屈辱条件。于是宋廷的联金灭辽之策变成了求金灭辽，从而把谈判的决定权拱手交给金人，唯金人是从，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这明显反映出宋徽宗君臣未能审时度势，既想收复燕云地区，建立不世之功勋，又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只能卑辞屈膝，企图用大量钱物为代价来换取金人帮助自己实现这一统之梦。殊不知宋廷如此所为，就如同抵抗外力能力极弱的小孩却身怀珍宝，必会引起他人觊觎，结果自然十分不妙。日后，金人进攻宋朝，觊觎、掠夺宋廷巨大财富也是其一大原因。
其二，不明地理，自困手脚。宋朝联金图辽，原意是想将五代时期被契丹侵占的汉地全部收复，但这汉地包括关内与山后两部分。宋徽宗君臣不明地理，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地区均属燕京，故在御笔中写明要求金人归还“燕京并所管州城”，无疑是自困手脚。虽然赵良嗣在与金人的谈判中，竭力扩大燕京辖地范围，要求这“汉地”包括辽西京和平州路，以期规复长城以南一切汉地，但起初女真人也不详地理与燕云往事，就囫囵应诺下来，然而随之女真兵马不断南下西进，金国君臣也逐渐明白了宋帝御笔手诏的重大漏洞，故为能攫取更多的利益，便对赵良嗣的弥补予以坚决拒绝。原来，早在五代后晋石敬瑭割燕云地区之前，冀东的平、滦、营三州已被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所攻陷。辽改平州为辽兴府（今河北卢龙），统辖营州（今河北昌黎）、滦州（今属河北），号平州路，不在幽云十六州之内。辽朝所得十六州，除莫（今河北任丘）、瀛（今河北河间）二州在后周时被周世宗攻陷外，其余的一直在辽朝的控制之下。辽太宗升幽州为南京（燕京），管辖关内的檀州（今北京密云）、顺州（今北京顺义）、景州（今河北遵化）、蓟州（今属天津）、涿州（今属河北）、易州（今河北易县）六州，号燕京路；山后诸州为云州（辽中期升为西京，今山西大同）、寰州（今山西朔州东马邑镇）、应州（今山西应县）、朔州（今属山西）、妫州（今河北怀来东南）、儒州（今北京延庆）、新州（辽改为奉圣州，今河北涿鹿）、武州（辽改为归化州，今河北宣化）。所谓“燕京并所管州城”，仅指燕京路七州，余州皆不相及。
赵良嗣进入阿骨打营帐，阿骨打正要午饭，便招呼一起用膳。席间，赵良嗣谈起约盟事，认为燕京一带本是旧汉地，欲相约夹攻契丹，使女真取中京，宋军取燕京一带。阿骨打看过宋徽宗御笔，就令译者转告道：“契丹无道，我已杀败，应系契丹州域全是我家田地，为感南朝皇帝好意，及燕京本是汉地，特许燕云与南朝。”实质是此时金兵势力还远离燕云地区，故阿骨打爽快地答应了宋朝的要求。赵良嗣进而道：“自今日议约既定，只是不可与契丹议讲和。”阿骨打也爽利答复：“自家既已通好，契丹甚闲事，怎生和得？便来乞和，须说与已共南朝约定，与了燕京，除将燕京与南朝，可以和也。”于是赵良嗣便道：“今日说约既定，虽未设盟誓，天地鬼神，实皆照临，不可改也。”阿骨打点头称是。食罢，阿骨打约请赵良嗣同入辽上京城观看契丹大内居室，遂骑马过五銮、宣政等宫殿，置酒宴于延和楼。赵良嗣因夹攻约盟之事已蒙阿骨打的同意，自然心适神畅，春风得意，于马上吟诗一首：
建国旧碑胡日暗，兴王故地野风干。
回头笑谓王公子，骑马随军上五銮。（同上）
这王公子即指副使王瓌。但赵良嗣的笑声似乎来得早了一点。在随后的酒宴上，阿骨打谈及宋朝“岁币”数目，赵良嗣回答是岁给银帛三十万两匹。金人指出：“契丹时，燕京不属南朝，犹自与五十万。如今与了燕京，如何只三十万？”争辩许久，赵良嗣只得答应把原输辽朝的银帛五十万两匹全部转输给金国。实际上赵良嗣并无决定输金银帛数量之权，宋徽宗早已内定将原输辽朝的“岁币”全部转交金朝，但出于讨价还价以及为使金人感恩的目的，故意先答应给三十万。然而从其效果上看，反而让直率的女真人认为宋人不够实诚，并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与宋廷打交道时，只有死命挤兑，或横加威胁，就能从宋朝获得最大的利益，由此宋廷在日后与金人交往时大吃其苦。
赵良嗣原为辽人，熟悉燕云地理，知道宋徽宗的御笔中存在缺陷，故想尽量予以弥补。于是，赵良嗣便对阿骨打说明所谓燕京一带旧汉地汉州，应包括西京（云州）在内。阿骨打此时只思如何尽快灭亡辽朝，还未有在汉民居住区建立其统治的打算，故也就再次爽快地答应道：“西京地本不要，止为去拿阿适（辽天祚帝小名），须索一到。若拿了阿适也，待与南朝。”赵良嗣进一步要求：“平、营本燕京地，自是属燕京地分。”金国大臣高庆裔立即制止道：“今所议者燕京也，平、滦自别是一路。”赵良嗣无话可说，只得作罢。原来燕山之地，西有紫金关（在易州西北），北有居庸关、古北口（均在燕京北面），东北有松亭关（在景州东北），东有榆关（在平州东，即今山海关）。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五座雄关，实是天造地设，成为古代隔绝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天然界限。宋朝只有全部控制这五关，才能有效保障燕京地区。如宋朝不能收复平州，就不能控制榆关，燕京的安全也就不能得到保证。因此赵良嗣极力争取收复平州，以便将女真的势力阻挡在长城以北，但此一用心被高庆裔所洞窥，予以驳斥、制止而未成功。高庆裔成功地阻止了宋朝收复平州，为金人日后顺利进入中原保留了一条通道。
当时，双方还议定：女真兵自平地松林（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河北围场一带）趋古北口，宋兵自雄州趋白沟（今河北高碑店新城东北白沟河，系宋、辽界河）夹攻辽朝，不可违约；若不如约，则难依已许之约。赵良嗣为免日后纠纷，还与金国当事大臣粘罕具体约定数事：
将来（双方）举军之后，北兵不得过松亭、古北（口）、榆关之南，免致两军相见，不测纷争，此最大事，一也。其地界至临时可以理会，且先以古北、松亭及平州榆关为界，此其二也。要约之后，不可与契丹讲和，此其三也。西京管下为恐妨收捉阿适道路，所有蔚、应、朔三州最近于南界，将来举兵，欲先取此三州，其余西京、归化、奉圣等州，候拿了阿适回日然后交割，四也。两国方以义理通好，将来本朝取了燕京，却要系官钱物，此无义理，可便除去，五也。事定之后，当于榆关之东置榷场，六也。（同上）
金人虽未同意将平州等三州归还宋朝，但粘罕对赵良嗣的口头约定并未提出异议，显然说明此时女真人仍是将注意力放在灭辽上，还没有进入长城以南的打算。只是日后因宋朝君臣的处置失策，方引虎入关，遭致破国之灾。此时，粘罕还告诉赵良嗣道，金兵攻占上京以后，已将辽帝陵墓、宫室等一齐烧毁了，断了与辽国议和之路，只是南朝不要像上次一样中断和议。不料粘罕此言却不幸而言中。
七月，金人差女真人斯剌习鲁为使，渤海人高随、大迪乌为副使，持国书随赵良嗣使宋。赵良嗣向阿骨打辞行，阿骨打设宴饯别，举杯酬酢，许诺道：“我从生来不会说脱空。今日既将燕京许与南朝，便如我自取得，亦与南朝。”为表示诚意，阿骨打还将以前所扣留的人质和被风吹到北地的宋朝水兵二十余人送还，并将金兵攻破上京城俘获的辽盐铁使苏寿吉交与宋朝，因为苏乃燕人，阿骨打献上此人，以示金国确已同意将燕京割隶宋朝。至此，宋、金双方往返筹议数年而屡遭挫折的夹攻辽国之事总算是有了一个结果。
由于宋、金交涉往来取道海上，后人遂将此次宋、金夹击灭辽之约称为“海上之盟”。
九月四日，赵良嗣暨金使一行回到宋京开封城。宋廷得悉夹攻之约已成，大为欢喜，连日宴请金使；但同时也方知御笔手诏只言燕京铸成大错，于是赶忙设法补救，因赵良嗣要求归还平州等三州已遭到女真人拒绝，那就另换马政赍国书再往报聘。宋朝宰相王黼（宣和元年正月拜相，是联金图辽之策的积极支持者）改定国书曰：“所有五代以后所陷幽、蓟等州旧汉地及汉民，并居庸、古北、松亭、榆关已议收复，所有兵马彼此不得侵越过关。”并在解释国书的“事目”中，对幽、蓟等州范围加以详尽的注脚，说前御笔里说言幽、蓟州一带，便已包括西京在内，不然，宋朝岂肯尽许旧日所与契丹五十万两匹银绢之数？对西京等州，为方便女真兵马擒捉辽天祚帝，同意等将来女真兵马回归以后再收复。同时指出双方所约应期夹攻，须是女真兵到达西京，宋兵便自燕京和应、朔二州前往会合；如女真兵不到西京，便是失约，双方议定之条约不再履行。宋廷的意思，是对最扼要冲的平州，通过在国书中写上“居庸、古北、松亭、榆关，已议收复”和在事目中写上“山前已定”两语，隐然以平州已包括于议定归还宋朝的燕京一带的范围之内；但为不过分显露其用心，故对西京隐示让步。可是这种文字游戏，却也未能骗过金人。
二十日，赵良嗣、王瓌在京师显静寺为马政和金使饯行，马政之子、承节郎马扩也随同前往。经过六七十天的跋涉，马政一行到达女真军前，马政向阿骨打递交了国书和事目。
金人原以为双方夹攻之约已定，现在突然看到宋朝国书变更文字，甚是惊讶，也由此提高了其对地理上的注意。阿骨打召集臣下谋议，有大臣提出与宋绝好，认为：
南朝无兵戎之备，止以已与契丹银绢，坐邀汉地。且北朝所以雄盛过古者，缘得燕地汉人也。今一旦割还南朝，不惟国势微削，兼退守五关之北，以临制南方，坐受其弊。若我将来灭契丹，尽有其地，则南朝何敢不奉我币帛，不厚我欢盟？设若我欲南拓土疆，彼以何力拒我，又何必跨海讲好？在我俟平契丹，仍据燕地，与宋为邻，至时以兵压境，更展提封，有何不可？（同上）
这一番话可谓洞悉宋廷欲联金夹攻辽国的心思，强调燕云地区的地理形势之重要性，主张不归还燕云十六州，以利将来灭辽以后方便向宋进攻。这一意见得到在场大多数将领的赞同，唯有粘罕提出反对意见，说宋朝作为一个大国，“四面被边，若无兵力，安能立国？强大如此，未可轻之”。并认为此时辽国尚未灭，辽天祚帝犹在，与宋绝好未为良谋。阿骨打同意粘罕的见解，不欲与宋绝交，但他在回答马政时明确表示“平、滦、营三州不系燕京所管”，连原先答应归还的西京一事也不予承认了，并针对宋廷的软弱无能，强硬地表示，倘若宋方要求过奢，则唯有解约一途。于是将宋廷逼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在宋、金外交折冲于樽俎之间时，主持军政、力主收复燕云的关键人物童贯，以陕西驻军实力为宋军之冠，准备将陕西军与河北驻军换防，未雨绸缪，做与金夹攻辽国的准备。不料，是年冬，江南方腊起义，百姓纷纷响应，揭竿而起，一时竟成燎原之势。以攘外须先安内为基本国策的宋廷，当即派童贯率领在京诸将及陕西、河东军前往镇压，由此打乱了宋廷原定的部署。
童贯率大军刚离京城南下，马政与金使曷鲁、大迪乌就于1121年（宋宣和三年，金天辅五年）二月在登州登岸。因童贯远在江南，在宋朝官员的刻意安排下，金使在登州逗留了近两个月，至五月方到达开封城。此时宋徽宗因多次与金交涉归还燕云了无结果，加上国内形势不稳，已生悔意，不想再践前约，传旨云：“大辽已知金人海上往还，难以复如前议，谕金使令归。”负责接待金使的国子司业权邦彦闻之大惊，力言不可，这才使天子收回如此草率的成命。宋徽宗对此别无良策，大臣们也都因事情棘手，无人敢于负责，宋徽宗只好传令暂留金使，俟童贯回来再议。金使在开封等了三个多月，还不见童贯得胜班师，只得于八月间怏怏启程回国。宋廷也未再遣使，只是把国书托金使带回。宋国书中对夹攻之事，仅作含糊其辞的表示：“所有汉地等事，并如初议，俟闻举军到西京的期，以凭夹攻。”随后竟然将这样一个带有原则性的重大问题置于不闻不问的境地。
宋廷这种犹豫不决、毫无成算的态度以及举止失措、含糊其辞的做法，引起了金人的极度不满和小觑，从而成为日后两国争端的祸根。
简释：
【马政使金的使命】 南宋著名史学家李焘认为马政此行纯属讲宋初买马旧好，未议及夹攻辽朝事，因为马政之子马扩所撰的《茅斋自序》并未载此事，议夹攻事始自1120年（宣和二年）赵良嗣使金时。此说有误。《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大金国志·太祖纪》均记载马政此时已与金人议及夹攻事。由于南宋初人大都把联金取燕云之事作为招致金兵南侵的祸根，马扩乃为其父讳饰，故在《茅斋自序》中据宋廷公开诏令，强调马政使金只为讲买马旧好，直待赵良嗣使金才议及夹攻，将全部责任推到赵良嗣身上而已。至于《金史·太祖纪》记载：宋马政以国书来，其略曰：“日出之分，实出圣人。窃闻征辽，屡破劲敌。若克辽之后，五代时陷入契丹汉地，愿畀下邑。”也属有误。因为马政使金，只携买马诏而未带国书，《金史》所记，至多为马政所传口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