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降臣献策（1115-1116）

1115年（宋政和五年，辽天庆五年）三月二日，设置在对辽前线的雄州（今河北雄县）城内的宋朝河北沿边安抚司，突然收到辽光禄卿（掌管朝廷礼仪祭祀事务的长官）李良嗣秘密遣人送来的蜡丸密信，信是投寄给宋朝太尉兼陕西、河东、河北宣抚使童贯的。李良嗣在信中透露了女真人建国的消息，并表明了其诚信投宋的愿望：“良嗣族本汉人，素居燕京霍阴，自远祖以来，悉登仕路，虽食禄北朝，不绝如线，然未尝少忘尧风，欲投中国，而莫遂其志。比者国君（指辽天祚帝）嗣位以来，排斥忠良，引用群小，女真侵凌，官兵奔北，盗贼蜂起，攻陷州县，边报日闻，民罹涂炭，宗社倾危，指日可待。迩又天祚下诏，亲征女真，军民闻之，无不惶骇，揣其军情，无有斗志。良嗣虽愚戆无知，度其事势，辽国必亡。良嗣日夜筹思，偷生无地，因省《易·系》有云：‘见机而作，不俟终日。’《语》不云乎：‘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良嗣久服先王之教，敢佩斯言，欲举家贪生，南归圣域，得上先人丘墓，以酬素志。”雄州作为宋朝沿辽前线的军事要地，自1005年订立澶渊之盟双方罢兵以来，宋、辽之间已有百余年未发生战事，铁剑化犁，和平相处。因此，宋朝虽在雄州设有沿边安抚司负责边防，不过其所处理的“军务”仅是缉盗安民、修理城池之类小事，如李良嗣南投一类的重大事情是无权擅决的。雄州的地方长官（知雄州）和诜不敢怠慢，即刻遣人将密信火速送到京城开封。

李良嗣本来姓马名植，乃辽国燕京霍阴（当作“漷阴”，在今北京通州东南）人。马姓，是辽代燕京地区四大汉人家族之一。马植祖上仕辽朝为官者数十人，有官至执政、节度使的。马植涉猎诗书，有口才，能文辞，长于智数，但仕途不甚顺利，还曾因行为有失检点，受人呵病。此时，马植看到辽朝国势日衰，女真建国举兵，如日方升，攻州陷县，势不可挡，而辽兵溃败，莫有斗志，度其时势，辽国倾亡已指日可待，故而决计南来投宋，另谋前程。因为马植曾在1111年（政和元年）与奉使辽国的童贯有过一面之交，并深知童贯是宋廷中的实权人物，所以化名李良嗣投书童贯献诚。

宋徽宗接报后，不禁大为踌躇。却说宋徽宗赵佶自1100年（宋元符三年，在辽天祚帝登基前一年）即位以来，信用佞臣，好大喜功，奢侈荒淫，民怨日深，但在表面上还维系着国富民安、歌舞升平的幻象。宋徽宗发自内心希望接纳李良嗣，欲藉此在解决本朝的“老大难”问题——收复燕云十六州乃至进一步征服辽国，为自己留名“青史”大增光彩。但百余年之前，宋、辽签订的澶渊之盟中有双方互不招纳降附人的规定，而且在宋仁宗时，辽朝驸马刘三嘏因与公主不和，逃入宋界，当时有人建议宋廷收留刘三嘏，询问辽廷机密，但执政大臣从维护宋、辽和好出发，坚决反对，刘三嘏终于被遣送回辽国。虽然现在辽国的国势明显在走下坡路，但是否接纳李良嗣毕竟关系重大，宋徽宗一时也不敢鲁莽决定，遂令亲信重臣太师蔡京、太尉童贯密议其可否。是月十日，蔡、童二人上奏云：“自古招徕，国之盛德，又况辽国用兵，军民不附，良嗣归明，故当收留。”这与宋徽宗所想不谋而合，所以当即下令知雄州和诜秘密处理此事，务要成功。和诜接到密旨后，不敢怠慢，马上遣人越界到燕京（今北京），与李良嗣约定于四月一日夜里偷渡宋、辽之间的界河南奔。是月九日，李良嗣进入雄州城谒见和诜。和诜与李良嗣略作寒暄以后，即日派遣兵卒数人秘密护送李良嗣进京。经过数日旅途颠簸，李良嗣悄悄进入开封城，住进童贯府邸之中。

这个被后人称作“六贼”之一的童贯，原是给事宫掖的宦官，出自宋神宗大宦官李宪门下，生性巧媚，善于揣摩人主的微意，先事奉承，由此深得宋徽宗的宠信，并得到宰相蔡京相助，自小小的供奉官，不数年便破例官拜武康军节度使，统兵攻取青唐，征伐西夏，一时声名煊赫。童贯由此颇恃功骄恣，选置将吏，往往径取天子旨意，而不再关报朝廷，于是与宰相蔡京之间出现嫌隙。宋徽宗颇欲擢升童贯官开府仪同三司，蔡京不同意：“使相岂应授宦官？”自从澶渊之盟以来，每岁新正，宋、辽两朝照例互遣贺正使，以文官为正使，武将为副使。政和元年（1111年）九月，宋廷遣端明殿学士郑允中为贺正使前往辽国庆贺新春，并以检校太尉童贯为副使。当时就有官员提出反对道：“以宦官为上介（国使），国无人乎？”宋徽宗辩解道：“契丹（主）闻贯破羌（青唐），故欲见之。因使觇（辽）国，策之善者也。”连罢宰相以后闲居杭州（今属浙江）的蔡京，听闻此事，也密奏天子反对道：“贯实无大能，偶以青唐事，遂窃威名，宜深藏之，以惧敌国。今遣使辽，岂不为所窥乎？”宋徽宗还是以此语解释道：“辽主欲之耳，彼既邀我，我因觇之，不亦可乎？”这自然只是宋徽宗的托词而已，但皇上既已开了“金口”，大臣们自然不便多说，然而唯知佞谀上意的童贯却深解其中三味，即好大喜功的宋徽宗不过是想因此夸示外国而已。因此，童贯此番出使惟是多多携带宝货北行，甚至随身携有浙江漆具、书柜、床椅等用于自用，来到辽都，也只知夸奇斗异，豪饮买醉，并因为出语粗俗，颇为辽人所耻笑。童贯出使归来，虽然乏善可陈，无策可述，却是逢人自诧，恃功骄恣，以征战讨伐为己任。宋徽宗因为童贯的大话甚投合己意，遂把他视作不世出的奇才，任命他为陕西、河东、河北宣抚使，将西北沿边军权全部交给他节制。

以长于智数自誉的李良嗣，甫见童贯，就已洞悉其心中“好大喜功”之欲望，不由大言自己有灭辽的奇策：“女真恨辽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指宋朝）若自登（今山东蓬莱）、莱（今山东莱州）涉海（北渡），结好女真，与之相约攻辽，其国（辽国）可图也。”此计得到童贯的极力赞成，并荐之于宋徽宗。有官员提出异议：“祖宗以来，虽有此道，以其地接诸蕃，禁商贾舟车不得行，百有余年矣。一旦启之，惧非中国之利。”但宋徽宗对此建策大感兴趣，决定亲自召见李良嗣询问具体细节。

是月十八日晨，李良嗣随童贯来到位于开封城中心的皇宫。宋朝皇宫原来规模不很大，宋徽宗登基后，多次加以扩建，极其富丽堂皇：皇宫正门名宣德门，左右各有一门，左称左掖门，后面为妃嫔、宫女、太监生活区（童贯虽是太监，但已为朝廷重臣，另有赐第在外，不住在皇宫内）；右边门称右掖门，百官一般经此门出入皇宫。宣德门后为大庆殿，是宋朝君臣在正旦、冬至等节庆日举行称贺大礼、致斋仪式的地方。大庆殿西为文德殿，是皇宫中的正衙殿，百官常朝便在此处进行。文德殿西为中书省、门下省、枢密院等官署，宰相等官员在此处理国家政务。大庆殿北有殿阁甚多，主要有紫宸殿，皇帝在正朔日召见宰执重臣的地方；垂拱殿，取“垂拱”而治天下之意，是常日召见宰执之所；集英殿，为皇帝御试进士或宴请臣下之地。紫宸殿后为崇政殿，皇帝退朝后在此处理朝政，旁有延英殿等便坐之殿，为皇帝休息或召见臣下密议时政之处。李良嗣在小太监的传引下，从右掖门进皇宫，经过重重殿庭，来到延庆殿内，宋徽宗、蔡京、童贯已在殿中坐候。李良嗣见礼毕，宋徽宗即询问起平辽之策。李良嗣已在与童贯交谈中知晓宋徽宗的心态喜好，于是胸有成竹而表面上慷慨地奏对道：

臣国主天祚帝耽酒嗜音，禽色俱荒，斥逐忠良，任用群小，远近生灵，悉被苛政。比年以来，有女真阿骨打者，知天祚失德，用兵累年，攻陷州县。加之溃兵，寻为内患，万民罹苦，辽国必亡。愿陛下念旧民遭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责，以顺伐逆，王师一出，（百姓）必壶浆来迎。愿陛下速行薄伐，脱或后时，恐为女真得志。盖先动则制人，后动则制于人。（《三朝北盟会编》卷一）

李良嗣通过分析辽政无道、金兵日盛的现状，指出辽国亡在旦夕，如宋朝不马上有所动作，燕京必为女真人所占领，到那时再谈恢复旧疆，必成空话。李良嗣这一番陈词慷慨激昂，且又在情在理，宋徽宗听了甚是入耳入心，当下对李良嗣大加慰赏，赐国姓“赵”，正式改其名为赵良嗣，授官朝请大夫、秘书丞，为秘阁待诏，备皇帝顾问；同时命蔡、童二人商议实施联金灭辽，恢复汉唐故疆之事宜，即所谓“图燕之议自此始”。

赵良嗣逃入宋境不久，辽国就以澶渊之盟所订的条约为辞，派使者前来开封城索要，但宋朝截口否定曾收留逃人。此时辽廷在金兵的不断进攻下，朝政已是十分混乱，派人来索要赵良嗣仅属例行公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赵良嗣由是得以安居开封城内。

宋徽宗对赵良嗣的图燕之策大感兴趣的原因，除宋徽宗好大喜功，欲借恢复宋朝对燕云地区的统治来建立不世功勋，留名青史之外，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历史背景。

在一百五十余年前的960年，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取了后周政权，创建大宋王朝。此后，经宋太祖、太宗兄弟近二十年的南征北战，先后伐灭后蜀、南汉、南唐、后汉等地方割据政权，结束了近六十年的五代十国大分裂、大动乱时期。然而宋太祖兄弟的一统大业却留下一大缺憾而赍志以没，即宋朝未能收复被契丹人所控制的燕云十六州地区，致使宋人未能如汉唐盛世那样一统九州，睨视四夷，而成为受四疆夷狄尊敬的“天可汗”。由此给宋人内心留下了深深的遗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种难以抹去的令人惆怅的自卑。岁月的流逝，不但未能使之消泯，反而因适当条件的刺激而使之以颇为扭曲的状态表现出来。

所谓燕云十六州，亦称幽蓟十六州，是指以幽州（今北京）、云州（今山西大同）为首的十六州，即今北京市和河北、山西的北部地区，地处燕山南北，万里长城横亘其间，南向俯瞰河北平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一向是中原地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侵扰的主要屏障。十世纪初，契丹人兴起，数次大举南下，但屡屡受阻于幽州城下，难遂其驰骋中原的雄心。936年，后唐屯驻河东（今山西）抵御契丹南侵的大将石敬瑭为了夺取后唐政权，竟以卑词向契丹皇帝称臣、称子，割让燕云十六州，并每年进贡绢帛三十万匹为条件，恳求契丹出兵帮助他登上帝位。结果，石敬瑭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儿皇帝”（后晋高祖），契丹人也轻而易举地获取了其梦寐以求的幽云地区。喜出望外的契丹人立即改国号为“大辽”以示庆贺，并升幽州为南京，也称燕京。据《契丹国志》介绍，燕京城“远望数十里间，宛然如带，回环缭绕，形势雄杰”，是辽人南进中原的主要据点。辽国获得燕云地区，使其统治疆域和势力伸入华北平原，国力大增，成为与中原政权相抗衡的“北朝”。与此相反，中原王朝由于幽云易手，整个华北平原门户洞开，无险可凭，时时刻刻直面来自北方的威胁，寝食难安。后来，石敬瑭死后的后晋政权与辽国翻脸，契丹骑兵便立即自燕京浩浩荡荡南下，长驱直入开封，后晋仅二传而亡。一时之间，自认为是中华“正统”的中原各汉族割据政权，不得不看被他们鄙视为“夷狄”的契丹人的脸色行事，奉其“正朔”，为历代王朝所仅见。南宋初理学家胡安国在分析北方游牧民族占领燕云一线对中原之危害时，曾痛切地指出：后晋割让燕云十六州，“其利不能以再世，其害乃及于无穷”。直至七百余年后的清朝初年，明朝遗民还有人把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北方游牧民族一事，视为清人入关覆灭大明王朝的最初动因。而为消弭这一无穷的后患，继后晋统治中原的后汉、后周、北宋诸政权，无一不竭力尽心于将重建北大门作为军国要务，并先后三次发动了旨在收复燕云十六州、堵住草原游牧民族南侵中原通道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959年，后周世宗柴荣经过多年精心准备，亲率大军北渡黄河，军锋直至燕京，在很短的时间里，占领了莫州（今河北任丘）、瀛州（今河北河间）和益津关、瓦桥关、淤口关（统称关南地区），改瓦桥关为雄州、益津关为霸州（今属河北），给契丹人极大震撼。但是这次一统战争却因为周世宗中途重病，退军罢兵而功亏一篑。不过周世宗所收复的关南地区，成为日后北宋阻挡契丹骑兵驰骋冲突、进一步南侵的有效屏障。

979年，宋太宗赵光义统军消灭了盘踞在河东多年、得到辽国全力支持的北汉割据政权，然后乘胜进围燕京城，不料因为轻敌，先胜后败，全军溃败，伤亡士兵数万，损失器械不可胜计；宋太宗自己也腿上中箭，仅以身免，乘着驴车逃回。其后，箭伤年年复发，十余年后，宋太宗竟以此箭伤复发而驾崩，成为宋人没齿不忘的深仇奇耻。

宋太宗为刷洗溃败的羞辱，维护其天子威严，再次于986年兵分三路北进。其西路军一度攻占了云州等地，但由于主力东路军惨败于燕京城南的岐沟关，造成宋军全线崩溃，勇将杨业也被擒身亡。

数次兵败，彻底破灭了宋太宗的一统梦，无奈之余，只得对辽人采取守势。这又增强了宋人“畏辽如虎”的恐惧心理，那些墨守成规、一味反对收复燕云的臣僚，每每以宋太宗两次兵败为辞，否定积极的对辽战备；而另一些人，又因祖宗的耻辱激荡于心，常常不顾宋、辽双方力量对比等实际情况，而轻举妄动，浮躁冒进，侥幸一逞。宋朝的一味守势，招致了辽兵更为猛烈的进攻，但此时宋、辽之间的力量对比渐趋均衡，故双方互有胜负，谁也难占上风。1004年（宋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辽国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二十万大军倾国南下，欲与宋人决一死战，不料却被迫顿兵于澶州（今河南濮阳）坚城之下，进退失据，只得与宋议和。一向惧敌的宋朝君臣，在稍微有利的军事形势下，与辽人签订了澶渊和约，议定：双方罢兵，各守旧疆；约为兄弟之国；宋每年向辽输纳“岁币”银绢三十万两匹。

澶渊之盟对宋、辽双方的社会经济发展都带来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宋朝此后，因“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经济、文化达到了高度繁荣，与汉唐时期相比，不仅毫不逊色，而且在有些方面还超越颇多。但这些成就，并不能掩盖宋人因其政治、军事的失败而引起的深深的失落感。一贯以“中朝”自居的大宋王朝，竟然不得不与向来被鄙视为“北狄”的契丹人订立“城下之盟”，还要岁岁贡纳大量银帛，这真令自视颇高的宋朝士大夫们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而且更令宋朝君臣尴尬和愤怒的是，宋朝虽然屈辱地与辽订立和约，结束了战争状态，可是来自北方的威胁依然存在，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较以前更令人烦心：辽国一方面鼓动活动于今宁夏、甘肃等地的党项人叛宋，建立西夏国，寇掠宋朝边地，使宋朝西、北两面受敌；另一方面又借此向宋廷施加压力，索讨被周世宗收复的关南地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宋人敢怒不敢言，只得以岁增银、帛的代价，再次向契丹屈服，以求苟安。当然，宋朝反对岁输辽国银帛、主张收复燕云者也代有其人。被宋人称为“大有为之君”的宋神宗（宋徽宗之父）即位后，有一天与近臣谈起宋太宗因箭伤发作而死之事，愤慨地说：“此（契丹）乃不共戴天之仇，反捐金缯数十万，以事之为叔父，为人子孙，当如是乎！”说话间泪流满面。为此，宋神宗精心筹划收复燕云之战略：西取青唐（今甘肃兰州、临洮一带和青海西宁附近地区）以断西夏之右臂，再进而取西夏以断辽人之右臂，东联高丽（朝鲜半岛上的一个古国）以分辽势，最终夺取燕云地区。只是由于宋军意外地在永乐城惨败于西夏军，这一计划不得不中途夭折。

以绍述宋神宗的政策自诩的宋徽宗，即位后攻占青唐，用兵西夏，东和高丽，虽有其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以及边将邀功自重等原因，但不可否认也有着宋神宗平燕战略的深刻影响。如今赵良嗣提出联金灭辽之策，为宋人复仇雪耻、完成历代先帝一统神州之志带来希望，怎能不令宋徽宗为之怦然心动？更令宋徽宗君臣感兴趣的，是赵良嗣的夺取燕云之计策，竟与宋太祖、宋太宗及宋神宗的一统战略不谋而合。宋太宗两次北伐，均先派官员出使高丽，约高丽出兵合击辽国。但由于高丽力量较弱，不愿为宋朝火中取栗，所以联军灭辽计划始终没有结果。随着宋、辽关系改善，宋与高丽的官方交往中断了数十年。宋神宗出于一统战略的考虑，认为高丽虽说不一定会出兵配合宋军行动，但与位于辽国侧后的高丽结好，定能在分辽兵势上发挥作用，对宋朝有利，故重又设法恢复与高丽之间的邦交，关系甚是密切。赵良嗣的计策，只是将盟国从高丽改作女真。从当时宋、辽力量对比来看，虽然辽国政治腐败，国力日衰，军心涣散，可是同样吏治腐败的宋政权仍然无法独力收复失地。因此，由于此策略本身确实可行，而除此之外又别无复地良策，是以赵良嗣的献策立即得到宋徽宗的赏识和采纳。

但是这一联金灭辽之谋略，立刻遭到知枢密院事邓洵武的激烈反对。邓洵武字之常，1116年（政和六年）五月自保大节度使、佑神观使拜知枢密院事，掌管全国军机要务。邓洵武入掌枢密院，得知蔡京、童贯的图燕之事，大加反对，可是童贯却笑嘻嘻地告诉邓洵武说，此为宋徽宗主意，要求邓顺从皇上之旨意，不要相拗，并不无威胁地说：“相公如此说话，恐（官职）为他人所夺。”于是邓洵武直接面见宋徽宗，以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为例，劝说宋徽宗放弃图燕之议：“陛下审视今日谋议之臣孰如赵普？将帅之良孰如（曹）彬、（潘）美，甲兵精练孰如国初。以太宗之神武，赵普之谋略，彬、美之为将，百战百胜，征伐四克，而独于燕云乃尔（挫衄）。况在今日，何可轻议？且百年盟誓，一朝弃之，何以令吾民、告敌国乎？诚恐兵戈一动，中国昆虫草木皆不得而休息矣。”邓洵武分析本朝军力与国初宋太宗时相比，已有极大的衰弱，谋臣战将也无法同国初相比，恐难以承担收复燕云之重任；而且国家财政上还有着巨大的困难，也难以支持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理由相当充足，从而使宋徽宗产生了短暂的犹豫。但邓洵武反对出兵的另一条理由就不那么有力，本朝作为泱泱礼仪之邦，当然应当讲究信义，不能一朝背弃百年盟约而不顾；然而邓洵武却未曾意识到，盟誓的神圣不可违背，必须盟誓的双方共同信守维持，当辽人借西夏叛宋之机，迫宋增纳“岁币”，和强要宋神宗割让河东代州北面边地数百里时，所谓盟誓的神圣性已不复存在。政治上的盟约只有对双方皆有利可图时才能得以维系。因此，宋徽宗没有因为邓洵武的谏说而彻底打消其灭辽平定燕云之欲望，反而在蔡京的劝荐下，于当年十一月任命童贯签书枢密院事，次年二月进而任命童贯为陕西、河东、河北宣抚使，仍带同签书枢密院事，全权处理联金灭辽之事。三月，升童贯为权领枢密院事，职位更在邓洵武之上。邓洵武虽然官职依旧，可已经被排挤出权力决策圈了。

蔡京、童贯作为一对谄谀老手，于国于民未做什么好事，可对如何狼狈为奸、邀宠固位，却是深得个中三昧。

蔡京字元长，福建仙游人。史载他天资凶谲，舞智御人，专以曲顺宋徽宗的微旨为固位之计，在政治上属于投机分子。宋神宗时，王安石推行雇役法、青苗法等新法，在经济上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在朝堂上形成了变法派与反变法的保守派的激烈纷争。1085年，宋神宗死，年幼的宋哲宗继位，其祖母宣仁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宣仁太后倾向反变法派，任命旧党领袖司马光为宰相理政。司马光大改宋神宗时的新政法度，命令必须在五天内将王安石制定的雇役法改成变法以前实行的差役法。当时，包括保守派在内的满朝官员纷纷上言反对，认为时间太匆促，容易引起社会动荡不安，要求展缓限期。可是，作为变法派重要成员的知开封府蔡京，以其灵敏的政治嗅觉，知政治气候已变，为讨好司马光，硬在五日限期内，在开封府范围内将雇役改成差役。司马光闻讯大喜，要求各地官员坚决执行，果然引起百姓的不满。数年后，宣仁太后死，已长大成人的宋哲宗亲政，决心绍述其父政治，任用新党章惇为宰相。当时欲变差役法，置机构讨论，久而未决，官任权户部尚书的蔡京不失时机地提议直接取用宋神宗当时成法予以施行即可，何须再作讨论？于是再次推行雇役法。反复善变的蔡京由此大受宠信。宋徽宗即位不久，蔡京与宋徽宗的心腹太监童贯相勾结，收集江南书画、奇巧送给宋徽宗，由此升拜宰相。蔡京为报答童贯的援引之恩，力主童贯以监军身份主持宋军开边青唐的战役，并破坏宋初以来成宪，擢童贯为节度使。在宋初，宋太祖、太宗有鉴于唐朝宦官弄权、覆灭社稷的教训，规定宦官不得为节度使领兵主持军政。这一政策，在宋徽宗之前一直得到贯彻执行，至此方被破坏。童贯的参政，标志着宋徽宗后期宦官势力大增，吏治大坏，宋朝统治走向没落。

蔡京为邀宠固位，极力怂恿宋徽宗奢侈放纵。宋徽宗即位之初，生活上还算有所克制。史载“时承平既久，帑庾盈溢，（蔡）京倡为‘丰亨豫大’之说，视官爵财物如粪土，累朝所储，扫地矣”。有一天，宋廷举行大宴会，宋徽宗拿出美玉雕成的酒具，指示宰执说：“欲用此（器具），恐人以为太华（奢华）。”蔡京马上说：“臣昔使契丹，见玉盘盏皆石晋时物，持以夸臣，谓南朝（宋朝）无此。今用之上寿，于礼无嫌。”又说：“事苟当于理，（臣下）多言不足畏也。陛下当享天下之奉，区区玉器，何足计哉！”并引《易经》云凡太平盛世，必然要“丰、亨、豫、大”；而《周礼》也有“唯王不会（会计）”之说，谓君王花费，自古不受限制。其他大臣听蔡京如此说，也纷纷附和，听得宋徽宗心花怒放，从此打着“丰亨豫大”和“唯王不会”的招牌，开始大肆挥霍。而穷奢极欲的挥霍，造成国库匮乏，于是蔡京便想方设法掠夺民财，以供皇帝一人之用：借收各种名目的雇役钱，任意勒索，使各路规定年贡额度比原额增加了十多倍；恢复榷茶法，允许茶商贩卖，由官府“抽盘”（抽税）后，批给“茶引”（经营茶叶的凭证），使朝廷一年的茶税收入增至四百余万贯，其中一百万贯供皇帝“御用”；改盐钞法，由商人先向朝廷出钱买盐钞，然后凭盐钞领盐贩卖，盐钞屡变，朝廷获取暴利，大小盐商均受亏损，有赴水、自缢而死者。此类苛捐杂税给百姓带来极重负担，倾家荡产的民户不计其数。从表面看，其时宋朝上下有着说不尽的靡丽繁华，穷工极巧者触目皆是，畸形发展，但实质上已隐藏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危机，动摇了大宋王朝的统治基础，所以一旦外寇入侵，内患即刻爆发，呈现土崩瓦解之势而不可收拾。

蔡京、童贯因帮宋徽宗搜刮民脂民膏，深受宠任，也因此聚敛了大量财物，家中金银宝玉堆积如山。老奸巨猾的蔡京并不糊涂，也知社会不宁，联金图辽策略中存在着极大的风险，但他不会也不愿违逆宋徽宗的旨意，而使自己荣华富贵有损。所以蔡京与童贯抱成一团，一面压制臣僚中的反对意见，一面指使其党羽上言迎合，以坚定宋徽宗联金灭辽的决心：

知雄州和诜用厚贿巨金接纳北方豪杰，从辽境南逃的人多往归附。和诜并特意绘制了《收燕山图》上奏朝廷。

知定州张杲、高阳关安抚使吴玠皆献议认为燕云可取。

河东经略使薛嗣昌得到有关辽境内的谍报文书，往往根据蔡、童之意见加以润色增删；每次入朝面奏宋徽宗，论及北事，辄请兴师。薛嗣昌并派代州安抚使王机窥伺辽人之隙，上陈攻取燕云之策。当时，辽国武州、应州人不断南投，王机悉加接纳，访以边事，随即上奏朝廷。

宋徽宗遂决意联合女真，夹击辽国，但因为宋与女真相隔辽远，音信不通，情况不明，无从行事。宋徽宗君臣早就知晓高丽人与女真人有联系，女真人一度还曾臣服于高丽，所以想委托高丽代为联络。高丽人深知骠悍的女真人极富扩张掠夺性，不易交往，故不敢代宋人交通女真，自惹麻烦，因而加以婉拒。宋徽宗无法，遂派王师中知登州，探询与女真人联络的途径。皇天不负有心人，有关女真人的最新消息终于传入了宋徽宗的耳中。

简释：

【赵良嗣投宋年月】 赵良嗣的投宋年月，史籍记载不一。《宋史·赵良嗣传》说是在政和元年（1111年）“童贯出使，道卢沟，马植夜见其侍从，自言有灭辽之策，因得谒见。童贯与语，大为惊奇，车载以归，易姓名曰李良嗣。荐诸朝廷，即献联金灭辽之策。帝嘉纳之，赐姓赵氏，以为秘书丞。图辽之议自此始”。《宋史·童贯传》所记较略，但投宋时间相同。然而这一记载存在着一大疑问：即1111年为辽天庆元年，完颜阿骨打还未接任女真部落联盟长，女真人也毫无举兵反辽的迹象，赵良嗣当无可能逆知数年以后发生之事，可证《宋史》中的相关记载实误。最早记载赵良嗣于政和元年投宋的文献当为蔡絛所撰的《北征纪实》。蔡絛为联金灭辽计划主要策划者之一蔡京之子，而《北征纪实》写于南宋初年。当时人们追究北宋亡国之因，痛斥蔡京、童贯纳降黩武，联金灭辽反而引来外寇，致使北宋覆亡。为此蔡絛在书中极力为蔡京洗刷，指称赵良嗣于政和初年来归，童贯藏之于家中，并荐于朝，图谋灭辽，而蔡京并不预此事。由于赵良嗣投宋一事在当时甚为秘密，知之者不多，而赵良嗣的进用确由童贯之力，于是人们便信从此说，《宋史》也因此致误。 a0gwi90tMuJ+qFOXb10Ln/ss0drG8tPFYH1aQd4U+z9q3vTlZcltvaktjStVkAJ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