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宋蒙初通（1211-1214）

宋廷的“开禧北伐”，与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虽恰在同一年，又同以侵金为目的，但这只是时间上的巧合而已，宋人直至成吉思汗第一次大举攻金时，才对蒙古的武力有了初步认识，直到八年以后，双方才有了第一次并不成功的接触。

南北悬隔的南宋、蒙古与金朝都有着很深的仇恨。在金朝君臣心目中，除南宋外，以北边蒙古最为劲敌。金世宗时，北方游牧民族的势力崛起，开始侵扰金朝边疆。据《蒙鞑备录》载，当时在金国都城中都（今北京）附近民间流行着一首谶谣：“鞑靼来，鞑靼去，赶得官家没去处。”鞑靼部落曾在辽道宗（1055-1101）时结成联盟，但遭到辽军镇压，部落联盟长被杀，联盟解体。不过金人仍习惯以鞑靼之名称呼活动于蒙古草原上的各部落。当金世宗听到这首谶谣以后，不禁惊呼道：“必是鞑靼人为我国患。”下令每隔两年向北遣兵剿杀，谓之“减丁”；并极力挑动蒙古各部落间的战争，以分化、削弱其力量。就在这部族之间复仇与掠夺战的腥风血雨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诞生于斡难河畔的跌里温盘陀山下，是年为1162年（宋绍兴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

当成吉思汗出生时，其父乞颜部酋长也速该·把阿秃儿刚好俘获了一个名叫铁木真的塔塔儿部酋长归来，于是按蒙古人的命名习俗，将自己刚出生的儿子称作铁木真。铁木真九岁时，也速该在外出途中吃了塔塔儿部人下过毒的食物而死去，其部属也大多散去。铁木真弟兄数人由母亲带着，备尝艰辛，并常遭邻近部落的袭击，不止一次大难临头，却每每又奇迹般地渡过了难关。重重困境锻炼了铁木真的意志和性格，使其遇事机敏而慎重，具有坚忍不拔的毅力。

当时，蒙古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分布着近百个强弱大小不一，语言、宗教、文化水平也不大相同的游牧部族。这些部族大都正处于自原始氏族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贫富分化，以部落内最“富豪”者为酋长，称作“那颜”。那颜的财富多寡，往往以其拥有的牛羊与奴隶之数量来定，所以为能掠夺更多的人畜，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无休止的战争。随着社会急剧动荡，原先的氏族结构趋于瓦解，低贱的奴隶或属民得以脱离原先的主人，投靠新的贵族势力。这些奴隶或部民如取得主人的信任，往往成为主人的伴当，称“那可儿”。那可儿在为主人效力和建立战功后可掌握一定权力，甚至可以转化为新的那颜。为此，“有胆量、有气力、刚勇能射”的铁木真身边，就聚集了许多低贱的蒙古部众，一些有名望的部族贵族也与铁木真结盟，以便在流血盈河的部落混战中占据优势。铁木真的力量由此逐渐壮大。

十二世纪末，塔塔儿部逐渐强大，不断侵扰金国边地，金军多次大举征讨。1196年（宋庆元二年，金承安元年），双方于斡里扎河畔大战。铁木真为报父仇，协助金军杀死塔塔儿部落长蔑古真。金朝由此加赐铁木真“札兀惕忽里”（乣军统领）的名号。金朝重创塔塔儿部以后，又先后派遣大军降服广吉剌、合底斤、山只昆诸部，大大削弱了这些“桀骜不驯”的部落力量。此时金朝国力已开始式微，无力继续控制辽阔的蒙古草原，而将北疆壕障大大内移。这无异于为铁木真留下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间接地帮助他完成了统一蒙古之大业。

铁木真接受金朝封号以后，如同北方其他部落一样，在向金朝朝贡的同时，也借助金朝所赐封号之影响，扩充自己势力。在统一蒙古各部的战争中，“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的铁木真，充分展示其杰出的政治军事才干，并造就了一批骁勇善战的将帅，组建了一支军纪严明、无坚不摧、强大嗜杀并以杀戮为荣耀的铁军。至1206年（宋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初，铁木真于“七载之中成大业”，先后消灭了蒙古草原上最为强大的塔塔儿部、克烈部、乃蛮部等部族，完成了一统蒙古族的大业，建立起大蒙古国，被尊为成吉思汗。大蒙古国的建立，昭示着蒙古族发展的一个新时代已经来临。

成吉思汗建国以后，为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故于四出征战的同时，着手构建新的国家集权制度以替代原先的氏族制度：打破草原旧氏族的习惯法，制定成文法；任命义弟失吉忽秃忽为“吉儿·札鲁花赤”，即大断事官，掌管民户的分配与司法之权，为最高行政官，相当于汉族官制的宰相；并根据草原游牧部族的特点，打乱旧的氏族组织，组建千户制度，将部落酋长的指挥权与军队将领的任免权集中于大汗一人之手，从而保障了军队的统一指挥与其对士卒的有效控制。

成吉思汗将分布于大漠南北的大小部落按“千户”形式编组成九十五个千户，全部牧民都按十进位制编组，每十户设十户长，每百户设百户长，每千户设千户长。成吉思汗又尊荣自己家族为“黄金家族”，统率全蒙古百姓；并按草原上分配家产之成例，成吉思汗分封给自己亲属与开国功臣以世袭领地，受封者有给大汗服兵役的义务，同时世袭占有自己的领地及其属民，并可再分配给自己的亲族、部属，由下至上如金字塔式，层层隶属。国家按千户征派赋役和签调军队，凡十五岁至七十岁的男子都要服兵役，“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形成一种军政与社会经济活动合一的、按地区划分的新的国家组织，成为蒙古国统治体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

在千户之上，成吉思汗又设置了左、中、右三个万户：任命心腹博尔术为右翼万户长，管辖直至按台山（今阿尔泰山地区）的西面地区；木华黎为左翼万户长，管辖直至哈剌温只都山（今大兴安岭南部）的东面地区；纳牙阿为中军万户长，管辖著名的亲卫军“怯薛”等。与千户长不同，万户长只是军事统帅。

怯薛是直属大汗的常备军队，成员选自千户长、百户长、十户长及白身人（自由民）之子，称“怯薛歹”，共一万人，分为四班，称为“四怯薛”，由成吉思汗的四大功臣（称“四杰”）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为怯薛长，统领怯薛歹分番宿卫。怯薛的纪律严格，职责重大，但地位甚高，享有特权。成吉思汗规定：“我的护卫地位高于在外的千户长之上，在外的千户长和我的护卫相互斗殴，罪罚千户长。”怯薛是大蒙古国军事力量的核心，是成吉思汗最为得力可靠的精锐之师。

至此，成吉思汗开始着手南侵金朝的准备。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汉民地区的农业文明的产物如丝织品、谷物等，向来是北方游牧民族所十分需要的。游牧民族的这一需求，有时通过和平贸易获得解决，有时却需通过武力掠夺得以满足。《多桑蒙古史》载成吉思汗曾对其部将宣称：“人生最大之乐，即在胜敌，逐敌，夺其所有，见其最亲之人以泪洗面，乘其马，纳其妻女。”为此，蒙古人早就对金朝统治下富庶的中原地区虎视眈眈，但因金朝国大力强，刚统一蒙古高原的成吉思汗自思难以抗衡，不敢轻举妄动。当时位于蒙古南方的除由女真族建立的金国之外，还有一个由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国，与金成犄角之势，并称臣于金。西夏位于今甘肃、宁夏和陕西北部地区，地处连接中原与西域、大漠南北与中原的交通要道上，“丝绸之路”以及从辽河流域沿阴山、经居延海抵达天山南北的“居延路”也“往来必由夏界”。蒙古若能控制西夏，即可东攻燕云（今河北、山西北部地区），南下中原，西击西域。因此，成吉思汗以其一贯之作战思路，首先进攻实力较弱的西夏，以为其全面进攻金朝扫除障碍。

早在1205年（宋开禧元年，金泰和五年）成吉思汗灭克烈部时，蒙军就为追击逃入西夏的克烈部首领王罕之子亦剌哈桑昆而攻进西夏境内，大掠一番后北撤。1207年（宋开禧三年，金泰和七年）秋，成吉思汗以西夏不肯纳贡称臣为借口，再次侵入西夏，攻下兀剌海城（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东南），因遭到西夏军顽强抵抗，不敢深入而退兵。1209年（宋嘉定二年，金大安元年），蒙军第三次来攻，西夏太子承祯统帅五万西夏军迎击，不料一战而溃，副帅、大都督府令公高逸被俘，不屈被杀。七月，蒙古进攻战略要冲克夷门（今内蒙古乌海市乌达区）。西夏嵬名令公领兵五万人，挫败蒙军，相持了两个月之久。九月，蒙古军设伏诱敌，战败西夏军，俘获嵬名令公，遂进围西夏都城中兴府（今宁夏银川）。西夏襄宗向金朝求援，金大臣建议：“西夏若亡，蒙古必来加我。不如与西夏首尾夹攻，可以进取而退守。”不料金卫绍王却幸灾乐祸道：“敌人相攻，吾国之福，何患焉？”拒不出兵。西夏对此大为不满，保持了八十多年的金、夏联盟关系开始破裂。当时连日暴雨，河水猛涨，蒙古军筑堤引河水灌中兴府城，城中居民淹死无数，城防将破，夏襄宗只得遣人求和，答应献公主给成吉思汗，并每年向蒙古进贡大量牛羊钱物。十二月，围城外堤决口，蒙古军营反而被淹，只得撤去围营，于是同意夏人乞和，放回嵬名令公之后，退兵北归。

成吉思汗的三次征夏，大大削弱了西夏国力，并加深了金、夏间原就存在的矛盾，有利于蒙古的各个击破。此时，金朝政局也开始动荡不已，故成吉思汗在大体消除了西顾之忧以后，即转过兵锋，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侵金战争。

1208年（宋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十一月，金章宗病死，其叔父完颜永济继位，是为卫绍王。金章宗在位时久，政治渐趋紊乱，出现了后妃干政之事，弄得“朝纲不正，军民皆怨”；加上水旱灾害接续不断，以及连年北征，财力物力耗费巨大，社会日趋动荡。此时，江淮一带的金军因“嘉定议和”北归，却由于赏赐不均，西北诸部族军“乣军”士兵纷纷北降蒙古，一些中原士大夫也因政治失意遂向北逃亡，成为成吉思汗的谋主，大大增强了蒙古的实力。

金卫绍王在继位之前，曾在边塞与前来朝贡的成吉思汗有过一面之交，成吉思汗对“柔弱鲜智能”的卫绍王深为不屑。卫绍王登极后，按惯例传诏蒙古，成吉思汗得知继承金帝大位的原来是卫绍王，“遽南面唾”，轻蔑地表示：“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为之耶？何以拜为！”拒不奉诏。卫绍王得知后大怒，打算乘成吉思汗再次入贡时杀害他，不料事为蒙古所侦知，成吉思汗借机与金绝交，决意统军南下掳掠。

1210年（宋嘉定三年，金大安二年）末，成吉思汗为师出有名，借口替被金廷惨杀的蒙古贵族复仇，按蒙古风俗，于出兵前登上克鲁伦河畔的一座高山，对“长生之天”祈祷“天上的神仙、地上的人类，以及已经死去的神灵来帮助我”复仇。于是，蒙古大军在“复仇”口号的鼓动下，誓师南征。

次年初，金朝北边守将纳哈买住赶回京城报告蒙古人将要入侵，不料卫绍王颟顸回答：“彼与我无衅，汝何言此？”认为纳哈买住“擅生边隙”，将他打入天牢。不久，蒙军先锋侵扰云中（金西京，今山西大同）等地，占领了一些金朝边城。卫绍王此时才大为惊恐，赶紧释放纳哈买住，一面命西北路招讨使遣人去蒙古求和，一面命宰执大臣等设置行省、行枢密院事，统兵备边。同时担忧会由此引起社会动荡，金廷又极力封锁消息，“禁百姓不得传说边事”。

为抵御蒙古人的持续侵扰，金人在北边修筑了长达千里的壕障、边墙，但为金朝守卫界壕的汪古部族，却已在蒙古人争取下归附了蒙古。四月，成吉思汗拒绝金朝的求和，亲率精锐骑军南下，并另遣长子术赤等统领偏师从汪古部守备的西南路悄悄地攻入金境。七月，金平章政事、宣德行省独吉思忠率行省官兵来到刚修缮好的乌沙堡，即遭到蒙军先锋将哲别的袭击，乌沙堡、乌月营失陷。幻想用边墙界壕来抵挡敌军的金军，看到乌沙堡这一险隘已经失陷，只得仓猝退兵。

成吉思汗尾随金军南进，金廷急令招讨使完颜九斤等率领诸军，号称四十万人，据守野狐岭（今河北张家口万全区北）天险，代独吉思忠主持军务的参知政事完颜承裕统率重兵为后军。有人建议应当趁正屯兵牧马的蒙军不备而发动袭击，但胆怯平庸的完颜承裕、完颜九斤为保“万全”，却命马步诸军齐头并进。成吉思汗获知后，即汇聚兵马，分为两翼，夹击野狐岭前要道獾儿嘴。金军首尾不能相顾，人马杂蹂，一战便溃。完颜承裕觅路南逃宣平县（今河北张家口西南），在会河堡（今河北怀安东）被蒙军追上，两军遂列阵展开决战。大战三天后，成吉思汗选精骑三千人突入金阵，里外合击，金军一败涂地，精锐大部被歼，完颜承裕只身逃往金朝北边重镇宣德州（今河北张家口宣化区）。

九月，蒙古军攻陷金德兴府（在今河北涿鹿西南），前锋突破居庸关，进围金中都。此时，术赤所率的蒙古偏师也相继攻破云内（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西北）诸州，金西京留守纥石烈执中（一名纥石烈胡沙虎）接战失利，弃城逃回中都。

金卫绍王闻讯大惊，下令京城戒严，并诏令百官商议对策。有人提出弃城南奔汴京（今河南开封），大臣高耆年等人反驳说：“事已至此，惟有死守。万一足离京城，敌随后至，岂容我有驻足之处！”卫绍王采纳守城建议，下令坚壁清野，让城外居民尽数迁入城中，固守待援。

金中都城分为内城、外城。内城中为皇帝宫城，外城周长九里余，四周还修建有四座各周长三里的子城，各城均建以楼橹城堑、粮仓兵库，各子城又有复道与内城相通，城垒坚固，颇利于调兵作战、登城坚守。

十二月七日晚，蒙军抵达中都城外扎营，十一日开始攻城。虽然蒙军铁骑滚滚，所向无敌，但其长于野战，于攻城克坚之战完全外行，前年围攻西夏都城未能成功，现今仍没能从金人手中讨得便宜。蒙军进攻南顺门，金将完颜天骥设下巷战之计，在南柳街上设置拒马，阻隔骑军驰骋，命金兵四散埋伏，然后打开城门引诱蒙古骑兵入城。当蒙古兵进城半里许，金人纵火焚烧街道两侧民居，街狭屋倒，蒙军死伤甚众，被迫后撤。待到火熄后，蒙军再度进攻，完颜天骥战死，金军退守内城。十四日，蒙军进攻内东城，拆下民房木材建造高齐城头的箭楼，但被城内金兵所发炮石击碎，攻击受挫。二十三日，蒙军改变策略，四面围攻中都内城，金兵遂加强四方子城与内城的配合，奋勇抗击，蒙军虽付出了重大伤亡，还是未能攻入城中。

二十八日，卫绍王眼见蒙古兵攻势凌厉，无计退敌，只得遣使出城求和，而且允诺献出公主给成吉思汗以和亲。围城的蒙军虽仍在猛烈攻城，但因金人坚壁清野，城外粮草皆无，而且分道入援的各地金军日渐逼近，蒙军已难以为继，遂同意金人议和，说：“婚且待别日，只是大军至此，岂得竟无犒劳？”要求金廷献骆驼三万匹、牛羊各五万头犒军。蒙古人的缓兵之计立即被金人识破，翰林学士张庆之指出蒙军缺少食物想借金人请和之际获取牛羊作为食物，然后“将留攻不去”。所以，金人只是送出数百袋丝帛作为犒军物，蒙古人大怒，焚毁丝帛，全力攻城，但仍被金人击退。1212年（宋嘉定五年，金崇庆元年）正月初，蒙古人眼见不能攻占中都，而四面逼近的金援军又将截断自己的退路，只得同意金朝请和，但要求金廷制止四方援军前来。高耆年反对道：“此不可。忠献王（粘罕谥曰忠献）、斡离不太子（金初大将）尝以此术误南宋矣，国家自尝为之，岂可复堕其计！”蒙古人无计可施，只得带着金人所送的一万头羊向北急撤，其后军在金援兵的追击下溃败。金中都暂时解围。

十五日，金援军抵达中都城下，侥幸渡过了亡国之祸的卫绍王与援军将领相见时聚首大哭，但随着蒙军渐渐远去，卫绍王的危机感也随之淡化。当初中都被围时，金上京留守徒单镒遣将士两万入卫中都，金帝擢任徒单镒为右丞相，以激励各地勤王军火速增援。此时，徒单镒指出距离中都有数千里之遥的辽东实为金朝立国根本，当遣大臣镇守东京（今辽宁辽阳），以备不虞。不料卫绍王却不予采纳：“无故遣大臣，动摇人心。”事实果如徒单镒所料，成吉思汗退兵后，即遣大将哲别直赴辽东，攻破东京，掳掠了大批财物后离去。

二月，成吉思汗遣使臣来请允诺和亲的公主，并要求金廷割让边地。金廷商议后认为割地之请不能依从，但同意将金章宗第三女顺国公主嫁给成吉思汗，并每年给“岁币”三十万。成吉思汗闻知后大怒：“地不必得，我今引兵，俟秋高时，地与公主皆可有矣。”然金朝君臣对此还是未给予特别的重视。

是年秋天，成吉思汗再次聚军南征，攻占了“素称富贵”的抚州（今河北张北）、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北四郎城）等地，桓州境内所放牧的数十万匹健马皆为成吉思汗所获，蒙古兵势由此大振。成吉思汗又遣一部兵马进逼中都，自率主力乘胜进攻金西京，金将奥屯襄所率援军虽然遭歼，但成吉思汗在攻西京城时被流矢射中，而且不能攻破金将抹撚尽忠的城守，遂撤回阴山。

与当年金兵侵扰宋朝的情形相似，以骑兵为主力的蒙军也是在秋高马肥之时聚众南下，待到来年春暖以后退军，北还草原歇夏，休养兵马，一年一轮回。1213年（宋嘉定六年，金贞祐元年）秋，成吉思汗又一次来到阴山脚下，会合东西两路兵马，循旧路挥戈南向，再杀入野狐岭，前出至怀来（今属河北）。

金朝在此地驻有以乣军为核心的重兵，由权元帅右都监术虎高琪指挥。高琪戍守镇州（今北京延庆区），从山东、河北等地招募人马，号称拥有兵马三十万。此时，尚书左丞完颜纲将兵十万于镇州设置行省。临行前，右丞相徒单镒认为“高琪驻兵缙山，甚得人心，士皆思奋，与其行省亲往，不若益兵为便”，又劝说道：“高琪措画已定，彼之功即是行省之功。”但立功心切的完颜纲不从，待至镇州，果然引起前线将帅指挥混乱，一战即大败，狼狈退保居庸关。

国势已渐趋衰微的金国，当蒙古兵一踏进国境，其原有矛盾便一下子都显露出来，尤其是统治上层的权力斗争陡然激化。当初纥石烈执中弃守西京逃还京城，卫绍王非但未予治罪，反而任为右副元帅、权尚书左丞。纥石烈执中请率军两万屯驻宣德府，金廷却给与三千人，纥石烈执中大为不满，出言不逊，遂遭到免职处分。不久，纥石烈执中又被任命为右副元帅，领武卫军三千人屯守通玄门外。八月初，纥石烈执中率军迎战失利，士卒溃散逃入中都。

此时有人向卫绍王告密，说纥石烈执中接受了蒙人贿赂，故意败退而归。纥石烈执中惧怕因此被诛，遂于二十四日矫称奉天子诏令以诛杀谋反者，率领所部武卫军发动兵变。所谓武卫军即京师防城军，专掌京师巡捕，所以纥石烈执中等人得以顺利地通过通玄门进入内城，进攻宫城。守卫宫门的卫士紧闭大门拒战，但闻讯赶来的宿卫诸军害怕纥石烈执中“威名，无敢动者”。于是纥石烈执中麾军攻入宫中，尽逐宫禁卫士，代替以自己的亲兵。纥石烈执中来到大安殿前，卫绍王看见后，远远地问道：“令我何往？”纥石烈执中回答：“归旧（王）府耳。”卫绍王转入后宫要皇后一同出宫，皇后留住他道：“出则被杀矣。”可这如何由得了他们，纥石烈执中因久候二人不出，派兵入宫将他们抓出，用车载送至故邸监禁。纥石烈执中自称监国都元帅，并设计诱杀了统率大军守边的尚书左丞完颜元奴，掌握了朝中军政大权。

纥石烈执中很想自立为皇帝，但又担心不能成功，故而犹豫不决。颇有人望的右丞相徒单镒正好因坠马伤足，在家疗养，于是纥石烈执中借口探病来到徒单镒家中。徒单镒看穿其心思，从容劝他迎立翼王完颜珣为帝：“翼王，章宗之兄，显宗（世宗子，早卒，章宗继位后追封皇帝，号显宗）长子，众望所属，元帅决策立之，万世之功也。”纥石烈执中默然而去，经反复考虑，遂于二十五日半夜指使宦官杀死卫绍王，遣使臣去彰德府（今河南安阳）迎请完颜珣。九月九日，完颜珣至燕京继位，是为金宣宗。金宣宗以纥石烈执中迎立自己有功，进拜太师、尚书令兼都元帅，封泽王；以右丞相徒单镒进左丞相，封广平郡王。

此时，成吉思汗因金军坚守居庸关，一时难以猝拔，便留下偏师吸引金兵，自己率主力迂回包抄，进攻位于中都西南二百里的紫荆关。纥石烈执中原想将蒙古军引到中都南面的涿州（今属河北）、易州（今河北易县）一带，然后会集重兵予以聚歼。但纥石烈执中显然高估了金军的士气与战斗力，当守卫中都西南一线的金兵听到纥石烈执中打开紫荆关放蒙军入关的消息后，一时溃散，不可禁遏。十月，成吉思汗乘势连拔涿州、易州，进至皂河。

纥石烈执中率军迎战，因脚有伤，就坐在车中督战，大败蒙军。次日再战，纥石烈执中伤重不能出战，就派元帅右监军术虎高琪率乣军五千人迎击，不料术虎高琪“失期不至”，金军败退中都。纥石烈执中欲斩术虎高琪示众，但金宣宗因其有功，赦令免死。纥石烈执中便再令术虎高琪出城迎战，并警告道：“胜则赎罪，败则斩汝。”术虎高琪率军与蒙军激战一夜，拂晓时分，忽然北风大作，吹石扬沙，不能北向张眼，蒙军乘风势纵击，金兵大溃。术虎高琪惧怕打了败仗被纥石烈执中所杀，遂率所部入城，杀死纥石烈执中，然后手持其首级到宫阙请罪。金宣宗对纥石烈执中可说是惧恨交集，但因其执掌兵权，只得俯首听命，现见术虎高琪将他杀死，自是大喜，即刻赦免术虎高琪之罪，并擢其为左副元帅，数日后又升任平章政事兼枢密使；下诏削去纥石烈执中的所有官爵，声讨其罪状。

纥石烈执中、术虎高琪都属虎狼之辈，金宣宗现在前门拒虎，后门纳狼，使得朝廷纲纪毁弃，吏治日坏，终至不可收拾。

成吉思汗进占涿、易两州之后，鉴于连年进攻金军重兵把守的中都均未能得手，而金廷又大量征召中原精锐兵马屯守北方前线的现实，决定留下部分兵马与居庸关北蒙军配合夺取居庸关，进而围攻中都城，牵制金军主力，而将蒙军主力与归降的汉军分为三路，向南进攻河东、河北、山东地区。成吉思汗自将中路军，杀向山东。因城防空虚，金守将只得征召乡民上城守御。蒙军便驱集乡民的家属到城下，招呼守城的父兄子弟，于是人无斗志，蒙军乘势攻城，连破河东、河北、山东九十余座州城，唯有中都、大名府（今河北大名）、真定府（今河北正定）、青州（今属山东）、郓州（今山东东平）等十一城未被攻破。

成吉思汗在多年征战中，深知敌人的敌人即是自己的盟友之理，而战场上并不能获得所有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在围攻中都、南掠中原的同时，不断派遣使臣入城中招降金廷，并遣使者远去江南联络南宋朝廷，以求夹击金朝，使自己获利。南联宋廷虽未获得积极的响应，但招降金廷却取得了预想的结果。

1214年（宋嘉定七年，金贞祐二年）三月，成吉思汗自山东北返，再次会聚诸军于中都城北。所谓国之将亡而妖孽出，被围城中的金宣宗百般无计，在屡屡遣使向成吉思汗乞和的同时，只好病急乱投医，诏令于东华门设置招贤所，征求御敌之策，有人因此“不次除官”，由是京城市井游民，往往“炫鬻求售”。有个叫王守信的村夫，敢为大言，宣称诸葛亮不知兵法，从而获得显官举荐，署任为行军都统。王守信于是招募市井无赖为兵，“教阅进退跳掷，大概似童戏”，布阵时竖立写着“古今相对”四个大字的旗帜，制作黄布袍、缁巾、镴牌各三十六种，牛头响环六十四枚，欲用来吓唬敌人而使之逃走。这与北宋被金军灭亡时，术士郭京组建荒诞的“六甲神兵”之事如出一辙，可谓诞妄至极。此时，成吉思汗遣使者来向金宣宗索要贡献：“汝山东、河北郡县悉为我所有，汝所守惟燕京耳。天既弱（削弱）汝，我复迫汝于险，天其谓我何！我今还军，汝不能犒师以弭我诸将之怒耶？”老于战阵的术虎高琪由此一眼就看出蒙军的虚弱来：“鞑靼人马疲病，当决一战。”但都元帅完颜承晖却认为：“不可。我军（士卒）身在都城，家属各居诸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战败，必散。苟胜，亦思妻子而去。社稷安危，在此一举，莫如遣使议和，待彼还军，再为之计。”金宣宗本就畏敌如虎，不敢抗战，闻言立即派遣完颜承晖去蒙古军营中议和。

成吉思汗遣使对金人所说的，本是一些迫使胆怯者俯首听命的恫吓之语。据《蒙兀儿史记》载，成吉思汗于“蹂山东、河北诸名城”后拒绝部下进攻中都的建言，答应金廷求和，并对诸将解释道：“欲留孤城予敌，俾金力守以自困。”其实他并未将实情和盘说出，即成吉思汗此时尚无消灭金朝、在中原建立其统治的力量，也无如此打算，所以当占领云中东、西两路后，即命人“抚定”，而其深入南侵却只是为了掳掠奴隶与财物，所以攻下金国数千里土地之后，并没有分兵把守，而只是将“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而且成吉思汗也深知长于野战的蒙军士兵，在防守严固的中都城下占不了便宜，所谓以孤城困金也只是一句无奈之言。

成吉思汗虽口头答应金廷议和，但并未罢兵，而金守将却因为金帝已遣使臣请和，恐怕坏了议和国事而畏缩不敢应战。左谏议大夫张行信认为：“和与战二事，本不相干，奉使者自专议和，将兵者惟当主战，岂得以和事为辞”而不战。自蒙军初围京师以来，国事“皆以和误，若我军时肯进战，稍挫其锋，则和事成也久矣”。现今我奉使者“方行，将帅辄按兵不动，于和议无益也”，旷日持久，“事势益急，刍粮益艰”，终将造成“闭门坐守以待弊”之恶果。因此，“宜及士马尚壮，择猛将锐兵，防卫转输，往来拒战，使之少沮，则附近蓄积皆可入京师，和议亦不日可成矣”。金宣宗心知其计甚善，却不敢施行，只是诏百官议决之。百官议论虽有异同，但大都认为“今都城危急，岂可拒绝”和议，而无人敢言战守。经过一番谈判，金宣宗完全接受了成吉思汗的许和条件：献纳童男、童女各五百人，绣衣三千件，御马三千匹，以及大批金银珠宝，并将卫绍王之女岐国公主献给成吉思汗（岐国公主于成吉思汗诸妻中位居第四，称公主合敦。合敦即皇后之义）。

当时在居庸关附近活动的金朝义军，欲在关路险隘处邀击蒙军归路。不料护送蒙军北归的完颜承晖却传下金帝的诏令：“已南北讲和，不许擅出兵！”于是无人敢动。在完颜承晖的护送下，成吉思汗带着从山东、两河掳掠的大批金帛、牲畜与数十万少壮人口，出居庸关得胜而回。

蒙军北还，金朝又躲过一劫，但经此打击，金朝两河、山东州县残破，人民流亡，国力彻底衰落了。

蒙军多次围攻金中都虽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但对宋、金关系却产生了深刻影响。蒙古侵扰金国的消息，宋人虽早有所闻，但大都得自辗转传说，真伪掺杂。当蒙古于1211年（宋嘉定四年，金大安三年）第一次攻金时，宋贺金主生辰使余嵘正好抵达中都南面的涿州定兴县（今属河北）。余嵘本想借机多了解一下蒙古的情况，甚至有因此建立联系的图谋，所以不顾危险，一直北行至良乡县（今属北京），才被金人强行遣回，以免宋使目睹金军“破败俘执”惨状，有损“国威”。

是年十月，余嵘回到临安，向天子奏报北方情状，明白指出今日蒙古坚锐，如同当年女真崛起之初，而金人沮丧虚弱之状，大有昔日辽国灭亡之势。故建议趁此时机“深诏大臣，讲求所以备边自治者”，以应付时局的变化。这一观点颇得有识之士的赞同，理学家真德秀时任著作佐郎，也通过余嵘的介绍敏锐地意识到蒙兴金亡的趋势以及蒙古对南宋的潜在威胁，便在给天子奏章内指出金“有必亡之势三”，并针对朝中大臣“大抵以为夷狄之衰，乃中国之利”的盲目乐观态度，指出宋廷不当“上恬下嬉”而不思戒备，如蒙古来“邀我而夹攻”，当以“宣和结约”为戒，并亟修内政，加强国力，不然“多事之端，方自此始”。

然而自“嘉定和议”以来，权臣史弥远为擅制朝政，大肆排挤与自己政见不合的官员，擢任亲信，吏治大坏，国力亦趋衰败。史弥远为收买人心，一反韩侂胄所为，借口减轻军费开支，大量遣散为北伐中原而招募的新兵。但被遣散的士兵“欲归则无家，欲留则无食”，而群起暴乱，劫掠民间，宋廷耗时数年才镇压下去。为此，主张对金妥协的言论大有市场，使得宋廷除了责令沿边将帅“谨边备”之外，别无更多反应，赴金使节每年仍按惯例遣行。

1213年（宋嘉定六年，金贞祐元年）底，真德秀奉命出使金朝，正遇上蒙军再度围攻金中都，故不至而返回。而南下攻掠山东地区的成吉思汗，对地处金国之南的宋朝也有了一些了解。虽然蒙古进攻金朝之势十分猛烈，金朝亦遭致了沉重打击，但以初兴的蒙古汗国实力，要在短时期内灭亡金朝显然甚有困难，为此，成吉思汗使出其在统一蒙古诸部的征战中屡试不爽的远交近攻策略，利用宋、金之间长期对立的矛盾，主动遣使者南下联络南宋，以达到夹击金朝之目的。

据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鞑靼款塞》所载：1214年（宋嘉定七年，金贞祐二年）正月九日半夜三更时分，地处淮河前线的南宋濠州钟离县（今安徽凤阳东北）北岸吴团铺，有骑兵三人渡淮河而来，巡逻的南宋士卒发现后上前盘问，其中一人拿出一封文书与一册画在绢帛上的地图，自称是“鞑靼王子成吉思遣来纳地请兵”，即蒙古前来通好宋朝的使者。南宋士卒急忙禀报濠州守臣，那守臣因事出意外，对此又真假莫辨，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推托说“本州不奉朝旨，不敢受”，将此三人用木筏送回淮河北岸。濠州守臣告诫士卒“后有似此者，即驱逐去之，违者从军法”，随即把此事上报朝廷。宋廷接到边报后，漠然处之，并未引起充分重视。

所谓“纳地请兵”之说，显属宋人的饰词。此“请兵”当指联合攻金之意，“纳地”或系指蒙古提出的联合灭金以后，将北宋河南故地归还南宋以争取南宋出兵的条款。

由于金朝吏治败坏，地方动乱，有杨安儿起兵割据一地，“践蹂山东数郡，依山负海，时出时入”，此时蒙军进入山东，地方“诸盗”即纷纷归附杨安儿，时有袭击蒙古士卒之事。所以蒙军至济南，派遣三人（据说一位是“鞑靼通事”，即翻译，一位是被蒙军俘虏的金莫州同知，还有一人是“汉儿”）南来宋界“纳地请兵”，并派出三十七名骑兵一路护送，又遣士兵三百人送至邳州（今江苏邳州南古邳镇），夺舟渡过黄河（即废黄河，南宋初黄河夺流东去，流经邳州城南），辗转来到濠州，结果被宋所拒。那三个蒙古使者因归路被金人断绝，只得藏匿于虹县（今安徽泗县）白鹿湖中，三天后因人告发而被捕，送到金朝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城。据《蒙古秘史》载，当时成吉思汗差遣使者主卜罕等人通好于南宋，但被金人所阻隔。可见这三人此后还是设法回到了蒙古，向大汗报告了出使事宜。成吉思汗故于次年以金人阻隔蒙古通宋使节为理由，再次发兵攻金。

是年二月，真德秀回到临安，向宋宁宗报告道：金朝形势已“土倾鱼烂”，灭亡之兆“大抵可见”。因为“习安者易制，崛起者难驯”，骤然崛起的蒙古势力，对南宋来说，当比衰落的金朝更令人担忧，故朝廷当务之急是“内固边防，外精间谍”，密切关注北方金、蒙古势力消长变化，以备不测。

真德秀等人议论，颇具远见卓识。但宋廷内心怀苟安的官员反而指责真德秀言论“张望”，招惹事端。正当宋廷笼罩在一片苟安的气氛内，北方却传来了金帝放弃中都南迁汴京的消息。对金廷竟然以北宋旧都开封为都城，偏安江南的南宋小朝廷在表示极大愤慨的同时，也开始正视金都南迁及蒙古势力崛起将带来的更大威胁，深感忧虑，即所谓“金南迁于汴，朝议疑其进迫”。因而对如何处理与金的关系，宋廷上下议论纷纷，出现了两种很不相同的意见。

自蒙军初次围攻金中都以来，因宋、金使节不通，使得南宋“岁币”未能及时输入金朝，金廷为此多次派人往江南督索积年“岁币”。对此，以真德秀为代表的官员认为：“女真以鞑靼侵凌，徙巢于汴，此吾国之至忧也。盖鞑靼之图灭女真，犹猎师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猎必从之。既能越三关之阻以攻燕，岂不能绝黄河一带之水以趋汴？臣恐秋风一生，梁、宋之郊，已为战场矣。”使蒙古灭金，占据中原，与宋交界为邻，“固非我之利也”，故而主张“今当乘虏之将亡，而亟图自立之策”，而不可以“幸虏之未亡，而姑为自安之策”，建议罢停输金“岁币”，修筑两淮防线，招募壮士，修缮器械，整顿战备。而对“亡在旦暮”的金朝依旧“奉之唯谨”，实为“召侮之端，致寇之本”，必将为新兴之强敌所轻视。真德秀的主张得到朝野很多官员、太学生等的支持。随着形势发展，真德秀等人进而提出当乘金为蒙古所逼迫之机，与金开战。真德秀指出：我“国家之于金虏，盖为万世必报之仇”，现如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而对敌之策有三，其上策是“练兵选将，直捣虏巢，若勾践袭吴之师”。其中策是“按兵坚垒，内固吾圉，止使留币，外绝虏交，若晋氏之不与敌和，而鉴其宴安江左之失”。其下策乃是“以救灾恤邻之常礼，施之于茹肝涉血之深仇，若谢玄之助苻丕”。强调“用上策则大义明，混一之机也；用中策则大计立，安强之兆也；用下策则大势去，阽危之渐也”。稍后京官马光祖也上奏道：“女真乃吾痛心疾首之雠，天亡此虏，送死汴京。而陛下为天之子，略不思所以图之，是之谓天与不取。天与不取，是之谓弃天。未有为天之子，弃天而天不我怒者也。”要求宋宁宗“因其来徙汴京，谢绝和好，谨守边备”，并联络山东、山西反金义军“共起而灭之”。

但以淮西转运判官乔行简为代表的一部分官员却认为金虽是宋之宿敌，但因蒙古崛起，反而成为南宋防御蒙古南侵的屏障；并以唇亡齿寒为喻，主张依旧给金岁币，使其有抵御蒙古的力量。而且他们指出金朝虽有内乱，灾害不断，外受蒙古的攻迫，但其国并未大乱，不可视为“垂尽”之敌；其势力虽弱于蒙古，但与南宋则难分伯仲，如今迁都汴京，与宋境密迩相接，又亟需南宋钱粮，若不给予岁币，必定重启兵端。

平心而论，此两说都有一定道理，但各又有所偏颇。因金朝衰败已甚，在强大的蒙军猛攻之下，其灭亡只是时间问题，所谓屏蔽作用自难长久，因此馈送物资，颇有徒劳之嫌，并含有明显的畏惧金人成分，故而招致多数人的反对。而真德秀等人的意见无疑是一个较为积极的策略，欲借金朝危难之机废除金人强加给南宋身上的屈辱条约，但其主张显然夸大了金朝内外危机的程度以及低估了金朝的支撑能力，事实上金朝南迁以后，仍维持了二十年之久；如宋能给予支持，当可维持更长的时间，这对宋应是颇为有利的。此外，真德秀等人对于金朝一旦灭亡之后，宋朝将如何直面蒙古铁骑的威胁，已有所预估，但对如何处理与蒙古的关系诸具体问题并未过多考虑，从而留下重大隐患。

由于宋廷上下对此议论久久不决，所以对是否与金断交绝币仍持首鼠两端的态度，一面命令边疆守军闭关自守，息事宁人，“毋启边衅”，一面又将给金的岁币暂停北输，待观察时局的变化发展较为明了以后再作决定。

但金廷对宋人的这种心态变化显然未多加关注，一如当年势力全盛时那样，以宗主国的姿态对宋人发号施令，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宋人仇金心理，使得宋、金和解，联合抗击蒙古的可能性化为泡影，也使得宋廷内主张扶金以屏护宋的意见遭受严重挫折，最终促使宋人与蒙古结盟，联兵图金。

简释：

【元好问《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诗】 癸巳：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是年四月，元兵攻陷汴京。元好问被元兵羁管出京，暂住青城。此诗为出城后作。宴赐：金朝为结好蒙古，常派大臣至边塞宴请蒙古部族。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后，每五年赐宴一次。南牧：此指蒙古兵南下入侵。骎骎：形容马快跑的样子，意为迅速。灞上：《史记》卷五七载，汉文帝到细柳营犒军，称誉将军周亚夫说：“嗟乎，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陆沉：此指国家灭亡。华表鹤：《搜神后记》卷一云汉代辽东人丁令威，学道后化为白鹤，飞回城门外华表柱上，云：“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铜盘人：此指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所写之汉武帝捧露盘仙人。青城：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灭宋，宋徽、钦二帝赴汴京城外青城向金军请降，后妃皇族也尽赴青城，被俘北去。金天兴二年，蒙古兵也于青城下寨，金后妃皇族被押赴青城，多被戮死。

【乣军】 乣军为辽、金、元三朝的一个特殊兵种，涉及许多重大战事，为历来研究者所关注。但乣军之来历、含义及其演变，因史籍记载疏略且相互牴牾，故诸史家之解说，不免多有分歧。当代史学家蔡美彪先生撰有《乣与乣军之演变》一文，考定此“乣”字，音读如“札”或“察”，本义有“杂户”、“杂类”之义，为契丹、女真、蒙古统治者用以泛称杂居北方的外族人。辽代主要指北方边境上俘降的各族人，不包括汉人与渤海人；金代指北方各族俘降者与流散人，不包括汉人、契丹人与渤海人；蒙古即统称被征服的各族人，含义有所扩大。辽代乣人，其一部分人迁居内地，为贵族服役，其一部分人分编为部，从事畜牧生产与服役边地，称边防乣户或群牧乣，为一种世袭兵户。辽代后期也被调遣成军。金承辽制，并组成正式兵种乣军，驻守北边。蒙古兴起后，部分乣军内调中都内地，留在边地的乣军相继投附蒙古，成为蒙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吉思汗入贡金朝事】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女真南迁》载：金章宗完颜璟“在位也，允济（金卫绍王）被命往靖州，受黑鞑靼进奉，见其王特默津（铁木真）桀骜不逊，恐为边患，欲归白除之，会璟病卒。大安三年（宋嘉定四年）春三月，鞑靼入贡，允济遣重兵分屯山后，欲进场袭杀之，然后引兵深入。会金之乣军有诣鞑靼告其事者，鞑靼疑未信，言者再至，鞑靼遣人伺之，得其实，遂迁延不进”。然大安三年为1211年，成吉思汗已发兵侵金。又《元史·太祖本纪》记此事于大安二年，但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卷八《进西征庚午元历表》云“岁在庚午（1210年），天启宸衷，决志南伐”；《元史·萧拜住传》云“岁庚午，国兵南下”。故今人舒振邦于《关于成吉思汗南征的目的和作用问题》（载《蒙古族历史人物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一文中认为成吉思汗此时绝不可能再去朝贡。但金卫绍王企图袭杀成吉思汗一事似不能轻易否认。《大金国志》载金卫绍王以大安元年（1209年）二月“亲祈天，告祖宗之灵而誓众，锐欲北征，听群臣之谏而止”。《元史·太祖本纪》也记“庚午春，金谋来伐，筑乌沙堡。帝（成吉思汗）命遮别袭杀其众，遂略地而东”。可见金朝确曾谋北伐，但未能成功。《大金国志》“听群臣之谏而止”云云，当为其失败后的饰词，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系此事于大安三年，当属传闻之误。

【金朝行政区划】 此时金朝行政区划设京、路、府、州、军、县。有五京：即中都大兴府、北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宁城西大明城）、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与南京开封府；十九路：上京路，咸平路，东京路，北京路，临潢府路，西京路，中都路，南京路，河北东、西路，山东东、西路，大名府路，河东南、北路，京兆府路，熙秦路，鄜延路和庆原路等。诸京设置留守司，留守带府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路设置兵马都总管，府设置府尹；各地州军设置节度使、防御使、刺史，领军兵兼管民政；县一级不专设军兵，县令只管民政。在游牧民族间设置相当于州一级的部族节度使、猛安，以及相当于县一级的谋克、乣等。此制度使金朝在采用汉制的同时，还保持着女真军政一体的习俗。 ikfoWAzs2E4EvionV2EM0lzc3y+VHNoNaHvHrwdgC6UsL5/8KGhCmL8svK0pvDx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