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今古北邙山下路，黄尘老尽英雄。人生长恨水长东。幽怀谁共语？远目送归鸿。　　盖世功名将底用？从前错怨天公。浩然一曲酒千钟。男儿行处是，未要论穷通。

——金·元好问《临江仙》

遥远的北方大草原，天苍苍，野茫茫，自古就生活着众多“黑车白帐”、追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族。在漫漫的历史长河里，每隔若干年，这些马背部族便会有一次奇迹般的崛起，金戈铁马，四出征战，万千铁骑掀起的滚滚沙暴，宛如决堤的洪水，向南漫过大青山、燕山一线崇山峻岭，冲向辽阔富庶的中原大地，每每由此演成一场“天旋时异”的大动荡、大劫难、大变革。当历史进入十三世纪，一个名曰“蒙古”的部族再次闪亮登场，在短短的数十年间，次第消灭了西辽、西夏、金、吐蕃、大理、南宋等七八个同时并存的政权，终于结束了自唐代后期以来中国长达五个世纪之久的割据战乱，成就了其“天平地成”之大一统的伟业。

早在公元五、六世纪，在蒙古高原东部地势平坦、水草丰美的呼伦贝尔草原上，就聚居着一个与东胡族渊源甚深的室韦部落，其中一支称作“蒙兀室韦”。蒙兀为“蒙古”一词的最早汉文译写，亦写作“萌古”、“朦骨”、“萌骨”等，至南宋时始称蒙古。“蒙古”这词，在古代蒙古语中为“质朴”、“无力”之意，开始只是一个氏族或部落的名称，尔后才成为一个民族的称谓。十二世纪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草原上各氏族、部落间经常为掠夺人畜和财富而发生战争，强胜弱灭，使得原有的氏族社会结构趋于崩溃，于是分布在蒙古高原及其周边地区的乞颜、塔塔儿、克烈、汪古等众多部落开始融合，形成一个以“蒙古”为名称的新民族共同体。在这连年的部落争战中，乞颜部首领铁木真（亦称帖木真）的势力急遽扩张，成为草原上最有实力的部落联盟领袖。

1206年初春的一天，铁木真在漠北斡难河（今鄂嫩河）源头竖起了九脚白旄纛，召集各部落贵族、首领隆重举行了忽里勒台。忽里勒台也写作“忽邻勒塔”，是大聚会的意思，原为部落首领议事会议，铁木真将其改变成一种议决国家政务的大聚会。在此次忽里勒台上，晃豁坛部“帖卜·腾吉里”（萨满教巫师的称号）阔阔出对铁木真声言自己已求得上天的启示：“如今地上各称古儿汗之诸国君均为你所服，其领土均归于你治下，因此你亦应有普天之汗、诸王之王的尊号。上天旨意，你的称号应为成吉思汗。”心领神会的铁木真拜受了这一称号，成为“成吉思汗”，建立了“也客·蒙古·兀鲁思”，即大蒙古国。因为蒙古人尚九尚白，所以这九脚白旄纛也便成了大蒙古国的标识。大蒙古国的建立，标志着一个统一而强大的蒙古民族从此出现于世界政治舞台上，随着其铁骑快刀的冲荡，亚欧大陆诸国的历史进程随之发生了天旋地陷的巨变。

虽然此前来自蒙古高原上的草原部落已不断骚扰金国边疆，金朝为此曾多次派遣大军北征，并在北疆修筑界壕以阻塞草原骑兵的南侵，但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的消息，并未引起金廷的特别重视，金国天子似乎认为成吉思汗此举，与蒙古草原上其他部族首领称汗立国并无甚不同，只是皮毛之疾，而非心腹之患，故仍将目光专注于南边，关注着南宋军队于同一年里进行的“开禧北伐”。

自从女真族用武力覆灭辽、北宋王朝，建立金朝，控制着辽阔的北方地区，并迫使偏安江南的南宋小朝廷与割据西北的西夏俯首称臣，奉自己为宗主以来，金、宋、西夏这三国之间便在互相对峙的同时维系着微妙的平衡。虽然宋、金都存有消灭对方、一统天下的企图，但实际上，主动的进攻大都获得了与初衷相反的结果，如金海陵王完颜亮冒险倾国南下，却兵败采石矶（今安徽当涂长江岸边），激起兵变而身首异处，而南宋随即的反击同样在符离遭到惨败而归，不得已订立了“隆兴和议”，宋、金南北之间又维持了三十余年的和平相处。不过，史称“明祸乱之故，知吏治之得失”的金世宗及其孙金章宗，都清醒地认识到宋廷的屈辱求和只是一种无奈之举，所以对南宋北伐中原以报仇雪耻之企图始终保持着深深的警惕。金世宗鉴于金军战斗力下降、无力灭亡南宋的现实，于宋、金订立“隆兴和议”以后，在发展生产、稳定政局、加强边备的同时，又注意维护和约，不主动挑衅南宋；并注意协调西与西夏、东与高丽的关系，金国内由此政治较为稳定，经济快速发展。至金章宗时，“治平日久，宇内小康”，并“欲跨辽、宋而比迹于汉、唐”，成为金朝统治的极盛时期。但随着女真社会自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深入，金朝新的社会矛盾不断产生，并渐趋激烈，在蒙古部落的不断侵扰北疆下，军事上连遭败绩，逐渐衰微，内部矛盾也陡然激化。金国已陷入困境的消息传至江南，再次激起宋人北伐中原以收复失地的雄心。

当时执掌南宋朝政的是权臣韩侂胄。韩侂胄作为后戚（其母为太皇太后之妹，其妻为太皇太后之侄女，而宋宁宗之妻又为其侄女）得到了宋宁宗的宠信，并通过“党禁”将以宰相赵汝愚、道学家朱熹为首的反对者一概诬以“伪学”、“逆党”，排斥出朝，从而专擅朝政，官至极品：历官保宁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加少傅、太师，封平原郡王；此后又拜为平章军国事，立班宰相之上，三日一赴政事堂议事，三省官印都放在其家中，大权独揽，被尊称为“师王”。因为宋朝制度，外戚不能为宰相，所以韩侂胄便设法将太傅、太师之类虚衔变为实职，执掌朝政，而宰相仅为“具官”而已。

韩侂胄也知“禁伪学”之举不得人心，便想通过非常之举以建立非常之功勋，来强化自己的权势合法性。自宋、金先后订立“绍兴和议”、“隆兴和议”以来，通过北伐抗金以收复中原以及两河失地，始终是南宋士大夫念兹在兹的夙愿。为此，韩侂胄出于笼络士心与欲“立盖世功名以自固”之目的，积极筹划对金用兵。1204年（宋嘉泰四年，金泰和四年）初，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新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入见天子，声称金国不久必乱，遂“陈用兵之利，乞付之元老大臣”，要求朝廷积极对金备战。当时其他主战官员也先后表示类似意见。接着，宋使邓友龙出使金国回来，也声称曾有金人夜半求见，对他说：“金国困弱，王师若来，势若拉朽。”于是韩侂胄聚集财物，招募士卒，修缮城池器械，并拿出封桩库（宋宫廷内库）黄金万两作为赏功之用。同时，韩侂胄为稳固内部，并鉴于赵汝愚、朱熹等人皆已去世，对自己权位已不再构成威胁，于是“稍示更改，以消中外意”，突然宣布“弛伪学党禁”，以利于内部矛盾稍得缓和；又自宋孝宗以来，朝野群情激愤，不断上奏揭露秦桧的祸国罪恶，韩侂胄为顺应朝野舆论，以天子名义下诏追夺秦桧王爵，改秦桧谥号为谬丑；又在镇江府（今江苏镇江）修建韩世忠庙，追封岳飞为鄂王，欲通过贬斥秦桧与表彰抗金名将来激励全国军民的抗金士气。

此外，宋宁宗、韩侂胄屡次要求宰执、诸路帅臣等举荐可为将校者；下诏增加庐州（今安徽合肥）强勇军为千人，不久又将淮西安抚司所招军补为强勇军，增澉浦水军的规模，以为淮边、海道的守备力量；命令“沿江、四川军帅简练军实”，又下令“蠲内外诸军逋负营运息钱”等。宋廷并在川蜀、荆襄、两淮等地增招士卒，屯驻兵马，修造车船，购置战马的同时，宋军又不断在边境上制造摩擦，以试探金廷的反应。

1206年（宋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初，在朝野抗金舆论的推动下，韩侂胄积极部署军队，兵分两淮、京西、川陕三路对金国发动了全面进攻。五月，宋军分取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新息（今河南息县）等地的消息传至临安（今浙江杭州），韩侂胄便请宋宁宗下诏伐金，对金正式宣战。史称“开禧北伐”。

宋宁宗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对于宋军的北伐异动，金人实早有所察觉。在此前一年三月，唐州金守军“得宋谍者，言韩侂胄屯兵鄂、岳，将谋北侵”。不过，金章宗鉴于北方蒙古人不断入侵骚扰，边患日重，而国内权力纷争也有激化的趋势，实在不想在南北两条战线上同时与两个强敌作战，所以多次否决了将领们提出的反击宋军的要求，决意以“不忍先发”为名，采取“设备养恶”、后发制人的策略，在任命平章政事仆散揆为河内宣抚使，于“籍诸道兵”进行相应战备的同时，“以南北和好四十余载，民不知兵，不忍先发”为理由，不断向宋人示好：命枢密院依誓约撤兵，毋入宋境；罢去沿边宣抚司；罢去陕西新招置的弓箭手等。金章宗甚至亲自对来燕京（今北京）贺正旦的宋使臣宣示道：

大定初，世宗皇帝许宋世为侄国，朕遵守遗法，和好至今。岂意尔国屡有盗贼犯我边境，以此遣大臣宣抚河南军民。及得尔国有司公移，称已罢黜边臣，抽去兵卒，朕方以天下为度，不介小嫌，遂罢宣抚司。未几，盗贼甚于前日。比来群臣屡以尔国渝盟为言，朕惟和好岁久，委曲涵容，恐侄宋皇帝或未详知。若依前不息，臣下或复有云，朕虽兼爱生灵，事亦岂能终已！卿等归国，当以朕意具言之汝主。（《金史》卷十二）

如此客气的话语，宋、金交往已近百年，金人何曾有对宋人说起过半句！由此可见金帝内心确实不愿与宋开战，所以不惜如此委曲求全。但世事轮流转，已决意乘金朝国力盛极而衰之机北伐以收复中原的宋人，对此置之不理。五月，当宋宁宗正式下诏北伐的消息传到北方，金章宗才“以宋叛盟出师，告于天地、太庙、社稷”，正式出师应战，命令平章政事仆散揆兼左副元帅，都督诸军分兵九路，对宋军展开全面反击。

宋廷虽然宣扬北伐的声势浩大，但其实并未作好充分准备，韩侂胄只是想利用金国有北顾之忧而侥幸一逞，南宋军政腐败、将帅乏人之弊相当严重，而且多数将领贪生怕死而只知中饱私囊，士兵平时也缺少严格训练，所以宋军的士气与战斗力都甚为低劣。宋、金交战之初，奉命进攻蔡州（今河南汝南）的宋军即被击溃，随后宋军进攻屡屡失利的消息接连不断传到“行在”临安。金军主帅仆散揆随即指挥金军兵分两路渡过淮河南下，兵锋直达长江北岸，宋军闻风而逃，宋廷大震。此时又传来南宋西路军主帅吴曦降金，被金廷册封为蜀王的消息，更使韩侂胄一筹莫展。虽然吴曦很快就被反对降金的宋朝将士诛杀，但韩侂胄的“开禧北伐”显然已无法再继续下去了，不得不派人与金议和。不料金人提出的和议条件却是：称臣、割地与献“首祸之臣（指韩侂胄）”。惊怒交集的韩侂胄只得再次点集兵马以图侥幸一胜，增加与金约和的筹码。但形势的发展，已不再给韩侂胄这样的机会了。

韩侂胄独揽大权多年，树立了许多政敌，而对金作战遭挫，使反对者找到了攻击韩侂胄的最好口实。吏部侍郎史弥远等人联合杨皇后，伺机刺杀了韩侂胄，并将这“元谋奸人”的首级交给金廷，以“赎”回被金人新占领的南宋陕西、淮南之地。对于将韩侂胄之首级送至淮上金人一事，在南宋廷议中，仅有一位大臣站出来表示如此所为有伤国体，但吏部尚书楼钥随后的表态却说出了大多数官员的心声：“和议重事，待此而决，奸宄已毙之首，又何足惜！”金人索取“元谋奸人”首级的初衷，不过是一种离间南宋君臣关系的手段，不料宋人竟会照办无误，金人不禁对宋廷当政大臣的懦怯之态大为鄙视。1208年（宋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三月，宋廷在金人劲兵硬弓的威胁下，为苟安目下，再与金朝签订了又一屈辱的和约，即“嘉定和议”。其主要内容为：金、宋“世为伯侄之国”；增岁币至银、绢各三十万两，另给犒军银三百万两；疆界维持绍兴年间之状况。事后史弥远拜知枢密院事，不久升拜宰相，执掌朝政，开始了其长达二十六年之久的专权统治。

“嘉定和议”还是宋、金双方力量达到均衡状态下的产物，当时金人“力已困”，而且中原百姓为响应宋军北伐，纷纷起兵反金，如《金史》所云：开禧北伐之举虽归于失败，但中原“内外骚动，民聚为盗”，尤以山东、淮河一带为甚，经年未息，极大地动摇了金廷在中原的统治基础，而吴曦降金称王没几天就被其部将所杀，更让金章宗感到沮丧，迫使金廷君臣同意与宋议和。国力、军力同步下降的南、北政权，由此依然维系着南北相持局面。但金朝君臣深知南宋军民并不甘心于屈辱求和，故对宋人能否长久遵守此“和议”并无把握，而来自北方的危险更使其惴惴不安。据《金史·王维翰传》载：“嘉定和议”订立不久，金章宗便以“宋人请和复能背盟否”咨询臣下，右司郎中王维翰回答：“宋主怠于政事，南兵佻弱，两淮兵后千里萧条，其臣惩韩侂胄、苏师旦（赞同韩侂胄北伐，于韩死后不久也被杀），无复敢执其咎者，不足忧也。唯北方当劳圣虑耳。”金章宗对此深有同感，但又十分无奈，因为日趋衰弱的金朝面对新兴的咄咄逼人的蒙古铁骑，就如当年北宋面对同样新兴的咄咄逼人的女真人一样束手无策，于是一步步分崩离析，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确实，大蒙古国的勃兴，猛然间打破了宋、金之间的力量平衡，即将在中原大地上出演一场金戈铁马、纵横捭阖、尸山血河、兴亡相继的悲喜剧。金人已经感受到了这日薄西山的无奈与凄凉，宋人又如何呢？宋廷此时正做着联合蒙古人以夹击金朝，借助势不可挡的蒙古铁骑以覆灭金朝、收复中原失地的美梦，就如其祖宗宋徽宗当年与金人订立“海上之盟”以夹击辽朝、收复燕云十六州一样……

简释：

【成吉思汗】 “成吉思”的意思，历来说法不一。波斯人拉施特编《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云：“‘成’是强大、坚强的意思，‘成吉思’是这个词的复数，它与哈剌契丹的伟大君主所戴的古儿汗（称号）是一个（意思），都是强盛伟大的君主之意。”不过，与成吉思汗同时、曾出使蒙古的南宋人赵拱则认为：“成吉斯者，乃译语‘天赐’二字也。”此当是因成吉思汗所发的奉使银牌上刻有“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字样而致误。也有人认为其是“伟大”之意，或谓成吉思汗在即位前听见有五色鸟鸣叫“青吉斯”而作为帝号。但近人多认为是由突厥语Tengiz（海洋）一词转化而来。

【金界壕】 为抵御蒙古部落的南下侵扰，金朝在北方边境兴建了防御工程，历时半个多世纪，总长约七千公里，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地区，部分在今蒙古国、俄罗斯境内。史称界壕，又称壕堑、边堡。界壕一般为宽五六米、深逾两米的壕沟，在壕内侧堆土为长墙，墙上加筑马面和烽火台，每隔一定距离兴建官吏居住的边堡，在重要交通道口修筑关隘。形成一道近似城墙功能的防御墙，故有“金长城”之称。

【忠缪侯】 据张端义《贵耳集》卷下载，韩侂胄被杀，“函首才至虏界，虏中台谏交章言韩侂胄忠于其国，缪于其身，封为忠缪侯，将函首附葬于魏公韩某墓下，仍札报南朝”。韩某，指北宋名相韩琦。周密《齐东野语》卷三“诛韩本末”条也载其事而稍异，称南宋使者入金，“金主尝令引南使观忠缪侯墓，且释云：‘忠于为国，缪于为身。’询之，乃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