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黄沙风卷半空抛，
云重阴山雪满郊。

探水人回移帐就，
射雕箭落著弓抄。

鸟逢霜果饥还啄，
马渡冰河渴自跑。

占得高原肥草地，
夜深生火折林梢。

——辽·赵延寿《失题诗》

古人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自大唐天宝末年安史之乱以后，天下惶惶，政局紊乱，藩镇角立，朝秦暮楚，干戈不息，遍地狼烟，生生地将一个曾经疆域万里、威震四海的大唐帝国给土崩瓦解了。进入诸侯割据的五代十国时期，这四分五裂的世界更透出那极乱景象：靠镇压黄巢农民军发家的朱全忠，凭借大刀长枪、烈马悍卒，建立了后梁王朝，最终却死于儿子朱友珪之手；而朱友珪还未将皇帝宝座坐热，又被自己兄弟后梁末帝朱瑱所诛杀。后唐庄宗李存勖同样凭借麾下的大刀长枪、烈马悍卒，夹黄河上下十年恶战，方从后梁末帝那里夺得江山；但不过数年，顽劣不驯的后唐庄宗死于兵变者的乱箭之下，后唐明宗李嗣源于兵乱中称帝；其后，后唐明宗处死反乱的皇太子李从荣，将皇位传给次子李从厚，但随即又被养子李从珂（后唐末帝）所夺。后唐明宗女婿、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对抗后唐末帝，以尊契丹皇帝耶律德光（辽太宗）为父、割让燕云十六州的惨重代价，向北方强国契丹借兵灭亡了后唐政权，当上“儿皇帝”，是为晋高祖。但继位的后晋出帝石重贵随之与契丹交恶，于是辽太宗亲率铁骑，与后晋军连年血战，终于消灭了后晋军主力，后晋灭亡。此真所谓“秦失其鹿，天下逐之”。现在，作为“中原逐鹿”的胜利者，辽太宗统领契丹大军，浩浩荡荡地闯进了向往已久的中原王朝之国都汴京开封城（今属河南），但他作为中原皇帝的生涯却是意外的短暂，几乎是刚开始就结束了。

947年（辽大同元年，后汉天福十二年）正月一日元旦清晨，在开封城北野外的契丹大营外一座小土山上，身披铠甲、穿戴着貂皮衣帽的辽太宗，驻马独立，眺望相距并不太远，但是甚为高坚的开封城头，想到已经实现父皇夺取中原的遗愿，自是感慨不已。

作为中国北方古老民族之一的契丹人，许多世纪以来，一直在潢水、土河（今内蒙古赤峰境内的西拉木伦河、老哈河）一带过着游牧渔猎的生活。“契丹”的本意为镔铁，取来作为部族名称，以表示坚固的意思。唐代后期，随着唐朝、突厥与回鹘等势力趋于衰微，契丹族得以迅速发展。907年，契丹部落军事首领夷离堇耶律阿保机自立为可汗。是年正是朱全忠废唐、自立为后梁皇帝之岁。916年，阿保机建契丹国，自称天皇帝，是为辽太祖。

耶律阿保机在称可汗之前，为拓展契丹部族的活动空间，并为掠取中原财富，已屡屡率军南下长城一线，但在与割据河东（今山西）的李克用（唐晋王）及李存勖（后唐庄宗）作战中，并未占到多少便宜。后唐明宗李嗣源即位后，为使疮痍满目的中原地区得以休养生息，曾遣使臣去契丹结好。针对后唐提出“欢好”要求，阿保机开出的交换条件，据《旧五代史·契丹传》记载是“我要幽州（今北京），令汉儿把捉，更不复侵入汉界”。而据《资治通鉴》记载，辽太祖提出：“若与我大河（即黄河）之北，吾不复南侵矣。”又说：“河北恐难得，得镇（今河北正定）、定（今属河北）、幽州亦可也。”就是说，辽太祖的要求是占据整个河北地区，与中原政权以黄河为界，至少也要将河北战略重镇幽州割让给契丹。这自然不会得到后唐的响应，于是辽太祖再次出兵对后唐大打出手，但依然未能如愿。眼见南下掠取汉地不易，阿保机便将兵锋转向东方，攻打以粟末靺鞨为主体建立的渤海国，于拓展疆土的同时消除日后南下中原的后顾之忧。926年（辽天显元年）正月，阿保机亲率大军攻围渤海都城忽汗城（今黑龙江宁安西南东京城），渤海王兵败出降。阿保机“得地五千里，兵数十万”，实力更为雄厚，并因渤海故地在契丹之东，故改名东丹国，留长子耶律倍镇守，号人皇王。

阿保机在班师西归途中病死，其皇后述律氏“称制”总摄军国重事，一年半之后，其次子耶律德光继位，是为辽太宗，尊其母述律后为应天皇太后。

辽太宗是在述律太后的支持下，从其兄皇太子耶律倍手中夺得帝位，所以他继位以后，为稳固统治，渴望南下中原，建立不世殊勋，以提高在契丹部族内的声望。但他的这一企图遭到了述律太后的激烈反对。述律太后认为：“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何必劳师远出以乘危徼利乎？吾闻晋王用兵天下莫敌，脱有危败，悔之何及！”但至934年，后唐陷入内乱。李从珂发动兵变，自立为帝，久怀异心的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幽州节度使赵德钧都想乘乱篡夺帝位，所以分别遣使者来契丹求援借兵。石敬瑭开出的条件是：事成之日，称臣于契丹，以父礼事奉辽太宗，并割卢龙一道及雁门以北诸州郡给契丹，每年贡帛三十万匹。辽太宗看中石敬瑭的“优厚”回报，答应“倾国赴援”。为避免述律太后的反对，辽太宗借神道设教，利用契丹人信萨满、敬天神的风俗，迫使述律太后同意出兵。此一颇具戏剧性的经过，见载于《契丹国志》卷二中：

契丹主德光尝昼寝，梦一神人，花冠，美姿容，辎軿（随从仪卫）甚盛，忽自天而下，衣白衣，佩金带，执骨朵（一种古兵器），有异兽十二随其后，内一黑色兔入德光怀而失之。神人语德光曰：“石郎（石敬瑭）使人唤汝，汝须去。”觉，告其母，忽之不以为异。后复梦，即前神人也，衣冠仪貌，宛然如故，曰：“石郎已使人来唤汝。”既觉而惊，复以告母。母曰：“可命筮（占卜）之。”乃召胡巫筮，言：“太祖从西楼来，言中国将立天王，要你为助，你须去。”未浃旬（未过十日），唐石敬瑭反于河东，为后唐张敬达所败，亟遣赵莹持表重赂，许割燕、云，求兵为援。契丹帝曰：“我非为石郎兴师，乃奉天帝敕使也。”率兵十万，直抵太原，唐师遂衄，立石敬瑭为晋帝。

通过装神弄鬼而如愿以偿的辽太宗亲率五万骑兵，号称十万，入雁门（今山西代县）赴援，一战全歼围攻太原城（今山西太原西南）的后唐军主力。不久，后唐前方统军将帅杨光远与赵德钧、赵延寿父子等纷纷投降。后唐末帝李从珂兵败自焚，后唐亡。石敬瑭建立后晋，当上“儿皇帝”以后，随即派遣使臣奉表正式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这燕云十六州辖地以今北京市、山西大同市为中心，东起河北遵化，北逾长城，西至山西神池，南至河北河间一带，实为中原地区的北大门，战略地位重要。这一地区被契丹所占，使整个华北平原门户洞开，无险可守，给当时乃至后来的宋王朝北部边防留下了巨大隐患；而契丹却不仅扩大了疆域，使其势力得以伸入早就欲染指的华北平原，并且可以此地作为南下中原的据点，从而在战略上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辽朝得到燕云十六州以后，即将幽州升为南京析津府，也称燕京，后来又升云州（今山西大同）为西京大同府。

942年（后晋天福七年，辽会同五年）五月，石敬瑭去世，即位的后晋出帝对契丹的态度，却与石敬瑭颇有不同，上表契丹皇帝时，只是自称“孙皇帝”而不再称臣，因而与契丹人闹翻。辽太宗认为后晋君臣忘恩负义，大怒。此时，已归降契丹任卢龙节度使的赵延寿心底还存有借用契丹兵马、取代后晋而自为“中原主”的念头，所以极力劝说辽太宗发兵征讨后晋。辽太宗看穿了赵延寿的心思，也就顺水推舟，点集了五万兵马，交给赵延寿统领去经营中原地区，并许诺道：“若得之，即当立汝为帝。”赵延寿感恩戴德，统兵南下与后晋军死战。此后，辽太宗也一再以燕京为基地，屡屡御驾亲征，南下河北平原与晋军恶战，但互有胜负，并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虽然疲于奔命的后晋境内是千里狼烟，百姓不死于干戈即被兵匪掳掠，或者四出逃亡，十室九空，千里荒芜，但契丹也是损兵折将，损失惨重，史称“边民涂地，人畜多死，国人（指契丹人）厌苦之”。于是向来反对用兵中原的述律太后再次出面，对辽太宗问道：“使汉人为胡地之主，可乎？”辽太宗答：“不可。”述律太后再问：“然则汝何故欲为汉人之帝？”辽太宗未作正面回答：“石氏负恩，不可容也。”述律太后便劝说道：“汝今虽得汉地，不能居也。万一蹉跌，悔所不及。”又对群臣说道：“汉儿何得一饷眠？自古只闻汉人和番，不闻番人和汉。汉儿果然能回心转意，我亦何惜与之和好！”辽太宗不敢当面拒绝太后之意，但在暗地里发狠话吓退后晋的求和使臣，即要晋帝派遣当国大臣出使契丹，并“割镇、定两道隶我，则可和”。由于河北镇州、定州地区作为后晋都城开封的北边屏障，一旦割让，将无法立国，所以不可能拱手相让，于是晋廷发兵迎战，战事日趋惨烈。

946年（辽会同九年，后晋开运三年）八月，辽太宗再次统领大军亲征，与后晋军主力夹滹沱河对阵。晋军主帅杜重威惧敌不战，契丹分兵合围，断其粮道，晋军粮尽援绝，陷入绝境。十一月，心怀贰心的杜重威遣心腹到契丹大营，向辽太宗邀求重赏。辽太宗为能尽快结束早已打得筋疲力尽的恶战，便同样作出郑重许诺，对杜重威说道：“赵延寿威望素浅，恐不能为中国（指中原）之帝，汝果能归降，我当以汝为之。”杜重威一听，果然大开营门，率二十万晋军不战出降。辽太宗本意只是以傀儡皇帝为饵，来诱使杜重威投降，但因为此时后晋尚未灭亡，也就把那戏份做足：将象征天子的黄袍披在杜重威身上，以向归降的晋军将士示意杜重威当为“中原主”；却同时又让赵延寿也穿上黄袍进入晋军大营，说：“彼等皆汝之物也。”并指着赵延寿对晋人宣示道：“此为汝之主也。”当然，目的一旦达到，郑重许下的承诺是否要实现，对一代枭雄辽太宗而言，显然不是问题。随着杜重威率领全军投降，后晋出帝眼见大势已去，也只得奉表迎降。经过多年血战，辽太宗最终灭掉了这个由自己一手扶持起来的后晋政权，但此时他所憧憬的只是自己登上中原皇帝的宝座，成为天下“共主”。至于他曾经先后许诺立赵延寿、杜重威为“中原主”的话头自然不会再提起，赵、杜二人当然也没有那个胆子当面向契丹皇帝讨要。

新年伊始，除旧布新，已归附契丹的原后晋百官，不约而同来到开封城门之北，朝着城内皇宫方向罗拜，以为遥辞旧君后晋出帝之礼，然后换上白衣纱帽，来到契丹大营外，俯伏在路边向新君请罪，并迎接新君主入城。按照传统礼制，亡国之君要行“牵羊礼”，即要素服背缚，手牵着一头羊，跪伏在城门外迎接胜利者入城。据《资治通鉴》载，当时“有司又欲使帝衔璧牵羊，大臣舆榇迎于郊外，先具仪注白契丹主”。或许是契丹旧俗中并没有如此礼仪做法，也或许是面对曾自称“孙皇帝”的后晋出帝终究有些难以为情，所以辽太宗就以“天无二日，岂有两天子相见于道路耶”为托词，拒绝与“藁索牵羊”跪伏在城北封丘门外迎接胜利者的后晋出帝及其母李太后见面，而命人将后晋出帝等人关入城外封禅寺内。辽太宗又遣使宣慰后晋百官道：“其主负恩，其臣何罪！”传命将他们全部官复原职，然后率领契丹人马向开封城进发。

当全副武装的契丹铁骑初进入开封城，聚集在街道上看热闹的市民惊呼逃散。登上城楼观看的辽太宗，遂遣通事（翻译）抚谕市民说：“我亦人也，汝曹勿惧，会当使汝曹苏息。”在宣示百姓从此将罢兵安民、不事征伐之余，辽太宗也不忘收买中原人心，宣称“我本无心南来，汉兵引我至此耳”，以转移民众的不满。随后，辽太宗骑马直至明德门前，下马礼拜天地四方，然后进入皇宫。留在皇宫内的后晋嫔妃纷纷礼拜迎接，辽太宗一概不理，在宫中各处转了一圈，见时已傍晚，担心城中人情动荡，易生不测，就任命枢密副使刘敏权知开封府事，处置城内诸事务；命令契丹军兵严密守护诸城门和宫门，日夜不得稍息，然后径直出城回到城北的契丹大营歇息。

七日，辽太宗再次从城北的大营入城，径直来到皇宫之前，依照草原风俗，在宫门口杀死一只狗，将羊皮挂在树立于庭院之中的长木杆上，以为“厌胜法”（辟邪镇恶的巫术之一），然后进入宫中，坐在崇元殿上召见文武百官，原后晋高官亦随同拜见。辽太宗对群臣宣布：“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战马，轻赋省役，天下太平矣。”并颁布新朝新政：将汴京开封府降为汴州；任命随从自己南下的汉臣张砺为平章事（宰相），随后又任命后晋降臣李崧为枢密使（负责军机的大臣）、冯道为太傅，任职于枢密院，以备顾问。九日，辽太宗又改穿汉人的衣冠服饰召见百官，诏令“晋文武群官，一切如故；朝廷制度，并用汉礼”；随后任命一批汉人官员主持汉地行政事务，分遣使者至各地州军招抚原后晋官吏。原本处于观望之中的后晋藩镇于是争相上表归附，纷纷来到开封城中觐见新天子。

习惯于草原游牧生活的辽太宗，对治理中原并没有成熟的策略，而且也闹不清楚汉人是否愿意接受自己成为“中原主”，于是试探着说要仿效当年册立石敬瑭为“儿皇帝”的做法，再次策立一君王以主持中原大局：“吾国广大，方圆数万里，有君长二十七人；今中国（中原）之俗异于吾国，吾欲择一人君之，如何？”那些后晋降臣已是看穿了契丹皇帝的心意，纷纷声称“天无二日，夷、夏之心，皆愿推戴皇帝”。早就想着成为“夷夏共主”的辽太宗愉快地接受了汉臣们的劝进，遂于二月一日再次大会番、汉众臣百官，正式举行盛大的中原皇帝加冕仪式：辽太宗穿戴传统的汉人天子冠服，头戴通天冠，身披绛纱袍，登上正殿，在殿廷内设置乐器、仪卫，入宫朝贺的汉官都身穿“华服”，分文、武站立左右两边，而契丹人皆“胡服，立于文武班中间”；建立国号称“大辽”，改年号曰大同；升镇州为中京，以灭晋功臣赵延寿为中京留守，打算久居中原。为防止各地汉人与自己为敌，辽太宗还特地下诏“自今节度使、刺史毋得置牙兵、市战马”。

但各地事态的迅速变化与发展，却完全偏离了辽太宗的预设，并日趋恶化，辽太宗的中原皇帝之梦，也随之演变成了一场噩梦。

从唐、宋之际的历史进程来看，此时可说是契丹占有中原、进而一统天下的最佳时机。长期政治紊乱、军阀林立、战火遍地而又四分五裂的中原诸方势力，根本无力抗衡大举南下的契丹骑兵。因此，辽太宗取得了十分理想的开局，如愿进入了汴京城，成了“夷夏共主”。但是，契丹传统习俗，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中得以根本改变。辽太宗穿戴着汉人衣冠上朝，宣布遵用“汉制”，说明其有积极吸收汉文化的意愿，而且此举对后世辽朝诸帝以及契丹贵族、官吏，甚至整个契丹社会的汉化倾向都有着颇为深刻的影响。如辽朝此后形成了独特的“一国两制”，以北面官管理契丹等草原游牧部族，以南面官治理汉人、渤海人等居住的农耕地区，“因其俗而治”；后世辽朝皇帝和南面官身穿汉服、皇后和北面官都穿“胡服”的礼仪制度，即初步形成于此时。不过，汉服包裹下的辽太宗，其骨子里依然只是一个契丹可汗，在思想观念上，在制度建设上，他并没有真正根据汉人的习俗、农耕社会的特点，对自己的统治方式作出适当调整。于是，要与中原百姓共享“天下太平”之言犹且在耳，辽太宗已强力推行传统的草原统治政策，即使用野蛮的掠夺政策来抢夺久经战火洗劫的民众财物，从而大失民心，激起中原百姓的剧烈反抗。结果，贪婪的辽太宗就此丧失了大好时机，输掉了欲为中原天子之宏图，不得不在“我不知中国（中原）之人难制如此”的浩叹声中，率兵自汴京城凄惶北撤，病死于回家途中，年仅四十六岁。

壮志未酬的辽太宗或许未曾料想到，其欲成为中原皇帝、成为“夷夏共主”之举虽然终归于南柯一梦，但此举却对契丹、对中原南北两国的政治皆影响深远：契丹内部各种矛盾，因辽太宗猝死而陡然被激发出来，篡位夺权的阴谋层出不绝，社会急剧动荡，使得继位者忙于抚定内部，一时无暇南下；同时，继位者也从辽太宗治理中原失败中汲取了教训，更多、更广泛地吸收汉文化，坚持力行“因俗而治”政策，大大稳固了其在燕、云等汉人地区的统治。对于南方中原诸政治势力而言，也因契丹进入汴京开封的刺激，加快了各权力集团的分化组合，为此后宋朝平定诸割据势力奠定了基础。辽太宗进出汴京城之举，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形成此后宋、辽两朝南北对峙局面的一大转捩点。此处还必须加以提及的是，辽太宗短暂进出开封城，同样也成为一些历史人物之人生进程的转捩点，如作为“千古风流人物”之一的宋太祖赵匡胤，就是在风云诡谲、狼烟四起的这一年里，离家别妻，闯荡江湖，欲通过一刀一枪之军功来博取功名，从而成为他日后登上“九五之尊”的起点。

简释：

【西楼】 故址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曰：耶律阿保机“以其所居为上京，起楼其间，号西楼。又于其东千里起东楼，北三百里起北楼，南木叶山（位于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合流处）起南楼，往来射猎四楼之间”。《契丹国志·宫室制度》更明确曰：“在上京者曰西楼，木叶山曰南楼，龙化州（位于今内蒙古奈曼旗东北）曰东楼，唐州曰北楼。”傅乐焕《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认为辽无唐州，此处应是庆州（位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北）之误。或认为西楼故址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南石房子村，耶律阿保机秋季狩猎多于此地举行，后建城，置祖州。又，《新五代史》云“往来射猎四楼之间”，乃指契丹四时捺钵制度。宋人庞元英《文昌杂录》曰：“北人称住坐处曰捺钵。契丹主四时皆有捺钵，初不晓其义。近者北国中书舍人王师儒来聘，余充接伴使，问之，答云：‘是契丹语，犹言行在也。’”《辽史·营卫志》曰：“（辽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

【燕云十六州】 又名幽蓟十六州，即幽州（今北京）、蓟州（今属天津）、瀛州（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任丘北）、涿州（今属河北）、檀州（今北京密云）、顺州（今北京顺义）、新州（今河北涿鹿）、妫州（今河北怀来东南）、儒州（今北京延庆）、武州（今河北宣化）、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朔州东北）、朔州（今属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西南）。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位于太行山北支之东南，称“山前”，其余九州在山之西北，称“山后”。入辽后，新州改名奉圣州，妫州改名可汗州，武州改名归化州。

【后晋出帝】 名重贵，石敬瑭侄子、养子，继石敬瑭为帝，在位四年。后晋灭亡后，其被辽太宗废为负义侯，迁往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后又被迁居辽阳（今属辽宁）、建州（今辽宁朝阳西南），一路颠沛，受尽苦楚，随从妃子甚至亲生女儿也先后被辽将强索去。最后定居建州城外，耕作过活。约病卒于974年。 v/daP5P0OV9MO/7SE8+GNumowzUCtcXIS1qd2euLtX7Q1l47L6Ir2XBvWA62MX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