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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经典都是书于竹帛的，后来有了纸，才写在纸上，在印刷术发明普及之前，都属于写本时代。赵岐写《孟子章句》的时候，纸已经成为书写的载体，但其时纸、简通用，东汉章帝曾赐给贾逵的学生“简、纸经传各一通” （《后汉书·贾逵传》） ，所以我们不能确知赵岐的选择。先秦诸子时代，文字和书写从过去史官制度中对政事、王言的记录普及到民间或个人思想的书写，出现了《论语》《老子》那样记录编纂诸子言行的文献、《左传》《易传》《礼记》等叙述与阐论古代经典的文献，话语的形式极大丰富。古代君子的“立言”传统转变成诸子“发愤著书”的传统，中国进入了“百家争鸣”的时代。这个时代在比较文化史学中，也被称为“哲学的发生”时代或“轴心文明”时代。1918年，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开山之作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指出：
世界上的哲学大概可分为东西两支。东支又分印度、中国两系。西支也分希腊、犹太两系。初起的时候，这四系都可算作独立发生的。到了汉以后，犹太系加入希腊系，成了欧洲中古的哲学。印度系加入中国系，成了中国中古的哲学。
1949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 （Karl Jaspers） 在其《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认为，在公元前五百年左右，中国先秦的诸子百家、印度的《奥义书》和佛陀、伊朗的琐罗亚斯德学说、巴勒斯坦的先知、希腊的哲人们对宇宙和人类的精神都做出了反思，开启了思想史意义上的历史，构成了“轴心文明”时代。无论是“哲学的发生”还是“轴心文明”的时代，最显著的文化成果就是思想家和经典，《孟子》堪当中国在上述时代产生的最伟大的经典之一。
我们尚未看到过存世或出土竹书、帛书写本的《孟子》，但是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和应劭的《风俗通义》中都说《孟子》有十一篇，与传世本《孟子》的七篇不相符合。这又是为什么呢？
中国早期经典的形成过程有两个特点：一是多单篇别行，即一篇一篇地传播于世；二是不成于一时一人之手，即经过长期编纂汇集而成。余嘉锡先生的《古书通例》定下了几条先秦古书形成的规律：
古人著书，多单篇别行；及其编次成书，类出于门弟子或后学之手，因推本其学之所自出，以人名其书。
诸子著书，皆只有篇名，无书名；又因全书不可胜举，故只随举数篇，以见其大凡。盖由古人著书，其初仅有小题 （谓篇名） ，并无大题 （谓书名） 也。
古之诸子，即后世之文集也。出于门弟子所编，其中不皆手著，则题为某子；出于后人所编，非其门弟子，则书其姓名。
总之，先秦古书往往具有许多版本，不同版本的篇章构成也不尽相同，这一现象也被近时的出土文献证明。郑良树先生认为，先秦古籍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有新陈代谢的功能和现象。 （《论古籍辨伪的名称及其意义》） 《孟子》中各篇被编定成书大概比较早，至少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已经声称“余读《孟子》书”，说明当时已有一本名为《孟子》的书。而《商君列传》中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老子韩非列传》中说韩非“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等，说明这些书当时尚不具备《商君书》《韩非子》这样的书名。赵岐《孟子题辞》对《孟子》全书篇章整理之后，下了这样的校雠学结论：
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弘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
他认为其中有四篇是后世依托仿作的，定《孟子》为七篇。《风俗通义·穷通篇》中说孟子与弟子万章等人“作书中、外十一篇”。西汉刘向父子确定书的篇目时，将作者撰写的文字称为“内篇”或“中书”，将后人增造或误收的篇目、文字附在书的后面，称为“外篇”“外书”或“杂篇”。据此可以推知依托的四篇属于外书或外篇。七篇之外的文字，也被古书引用。清代大学者顾炎武《日知录》中就指出，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扬雄的《法言》、桓宽的《盐铁论》等书中所引《孟子》，“今《孟子》书皆无其文，岂所谓外篇者邪？” （《日知录》卷七“孟子外篇”） 后来《隋书·经籍志》著录东汉后期郑玄注《孟子》、刘熙注《孟子》都是七卷，说明东汉时期的学者已经形成了七篇本的共识，而传世的注本又以赵岐为最早，七篇本遂成为传世《孟子》的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