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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第七回《袁绍磐河战公孙，孙坚跨江击刘表》中说到袁绍与公孙瓒打仗，李儒劝董卓派人去和解，于是“使太傅马日䃅、太仆赵岐赍诏前去”。我们之所以能看到《孟子》这部伟大的经典，要感谢这位“太仆赵岐”。他整理、注解的《孟子章句》是《孟子》唯一的传世文本和最早的注本。
所谓“章句”，是汉朝官方经学的解经体例，由于这种注解带有官方权威色彩，所以学者注释自己推重的经典时，也用“章句”的名称。东汉时期除了《孟子章句》之外，还有王逸的《楚辞章句》等，皆承袭官方经学的形式。“章句”的体例一般包括解释文字、名物、制度，阐论文意，还要对每一章的文字做出概括、评述或发挥，叫作“章指”。要知道这样的解释方法，我们不妨还原一下《孟子章句》第一篇《梁惠王上》第一章的《章句》：
孟子见梁惠王。 孟子适梁，魏惠王礼请孟子见之。
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曰，辞也。叟，长老之称也。犹父也。孟子去齐，老而之魏，故王尊礼之曰父。不远千里之路而来至此，亦将有可以为寡人兴利除害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知王欲以富国强兵为利，故曰王何必以利为名乎，亦惟有仁义之道者，可以为名。以利为名，则有不利之患矣。因为王陈之。 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征，取也。从王至庶人，故云上下交争。各欲利其身，必至于篡弑，则国危亡矣。”《论语》曰：“放于利而行，多怨。”故不欲使王以利为名也。又言交为俱也。 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万乘，兵车万乘，谓天子也。千乘，兵车千乘，谓诸侯也。夷羿之弑夏后，是以千乘取万乘也。 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天子建国，诸侯立家。百乘之家，谓大国之卿，食采邑有兵车百乘之赋者也，若齐崔、卫宁、晋六卿等是。以其终亦皆弑其君，此以百乘取千乘也。上千乘当言国而言家者，诸侯以国为家，亦以避万乘称国，故称家。君臣上下之辞。 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 周制：君十卿禄，君食万钟，臣食千钟，亦多矣，不为不多矣。 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 苟，诚也。诚令大臣皆后仁义而先自利，则不篡夺君位，不足自餍饱其欲矣。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仁者亲亲，义者尊尊。人无行仁而遗弃其亲、行义而忽后其君者。 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复申此者，重嗟叹其祸。
章指言：治国之道明，当以仁义为名，然后上下和亲，君臣集穆。天经地义，不易之道，故以建篇立始也。
这一节中正文后面的注释文字，现在读来也很明白通畅。最后的“章指”又进一步发挥了全章的义涵。赵岐从《孟子》的首章里，看到孟子先辨“义利”二字，而儒家坚持的义，就是“仁义”二字，这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根本，因此赵岐特别拈出这两个字作为“建篇立始”的思想大纲和《孟子》全书的宗旨。
（明）《至圣先贤半身像册》之孟子像
赵岐在书前的《孟子题辞》中，交代了《孟子》在汉代地位的升降：
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讫今诸经通义，得引《孟子》以明事，谓之博文。
西汉文帝时废除了秦朝的挟书禁令，允许民间藏书与教学，还恢复了秦朝设立的七十博士制度，《诗经》《尚书》等儒家经书、《论语》《孝经》《尔雅》等解释经书的传记以及《孟子》《老子》等诸子都被立为博士之学。可是到了汉武帝建元五年 （公元前136） ，确立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文化政策，只立《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撤销传记与诸子的博士。博士就从“掌顾问”的“智库”转变为培养官僚士大夫的“学官”，由朝廷统一招揽弟子，学业完成后通过射策 （考试） 甲科的就可以出任郎吏——最低级的朝廷命官 （敕命官） 。传记的地位和诸子又有不同，因为五经是由孔子整理传授的古代圣王的政教典章，所以《论语》《孝经》《尔雅》等记载孔子言论和解释五经的“传记”，在汉朝被列为初级和中级教育的经典，而《孟子》则与《老子》等诸子一样，被移出了官方文教体系。
中国第一部国史书目——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是根据西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整理皇家图书时写成的图书总目《七略别录》撰写的，其中将《孟子》列为儒家。总的来说，汉代是要利用儒家的经学建构统一帝国的文教制度，其思想宗旨更侧重于“礼义”而不是“仁义”，走的是荀子外王经世的路线，孟子阐扬的儒家内圣修养的精神并没有成为汉代儒家的核心思想。但是赵岐的《孟子题辞》中说“诸经通义，得引《孟子》以明事，谓之博文”，南宋王应麟《玉海·艺文》“汉诸经通义”条曰：“决科射策则有通义之目，以《孟子》明事则有博文之名。”也就是说汉代经学考试中有考“五经通义”的科目，如果能引用《孟子》阐明经义，就被誉为“博文”。汉人有时也称《孟子》为《传》，见诸《汉书·楚元王传》《后汉书·梁冀传》《说文解字》等。汉人著作与史籍所载汉人言论中引称《孟子》之处比比皆是，说明汉人还是高看《孟子》一等的。
《孟子》的仁政思想在汉代经学的显学《公羊春秋》学中有着鲜明的体现，一些民间的学者也对孟子推崇有加。比如西汉后期的经学家和文学家扬雄在其《法言·君子》中自设问答曰：
或曰：“子小诸子，孟子非诸子乎？”
曰：“诸子者，以其知异于孔子也。孟子异乎？不异。”
……
曰：“吾于孙卿与？见同门而异户也，惟圣人为不异。”
扬雄认为，孟子不属于诸子，因为他完全继承了孔子的精神传统，而荀子 （即孙卿） 与孔子的关系就是同门异户了。
西方文学理论家布鲁姆 （Harold Bloom） 在谈到经典传承的途径时说：“不是选择前辈，而是为前辈所选。” （布鲁姆《西方正典》） 也就是说，伟大的经典总是能够选择自己的传承人。
史书上记载最早给《孟子》作注释的是东汉章帝时的《春秋》学家程曾，他写了《孟子章句》。 （《后汉书·儒林传》） 此后有灵帝时的谏议大夫刘陶，他在太学游学时就上疏汉桓帝，反对外戚专政，著有评论诸子的文章《匡老子》《反韩非》《复孟轲》。 （《后汉书·刘陶传》） 程、刘之文虽已不存，但从著作题目上便可知，前者将《孟子》的地位看得与五经一样重要，将注释的名称定为“章句”；后者要求复兴《孟子》的学说。东汉末期，至少有过五部《孟子》的注本——除了程曾和赵岐的之外，还有高诱的《孟子注》、郑玄的《孟子注》、刘熙的《孟子注》，而仅存赵岐之注。
《孟子》在东汉受到重视，与东汉的政治局面和士大夫的精神取向密切相关。东汉时期，士大夫与外戚、宦官的矛盾加深，他们不能推行其政治理想，就转向自我道德持守，崇尚气节，或者避世退隐，明哲保身，加之此时官方经学衰落，虚无主义的气氛弥漫，思想界纷纷回到先秦诸子中去寻求资源。有的去寻找另一个心灵的世界，比如大儒马融注解《老子》，高诱注解《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都是在道家的自然主义思想中寻求精神的寄托；有的则努力地在自我心中重塑道德的世界，比如从《孟子》当中培养浩然正气，提升道德的思想便成了这一类士人的精神支柱。说到底，伟大经典的生命力，在于它们的时代性，即能与时代相凑泊，为后人提供思想源泉。
东汉讲经画像砖
西汉立五经博士，培养士大夫，形成了郡县制统一国家的官僚集团。东汉末年，士大夫与外戚、宦官的矛盾加深，受到打击，难以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遂转向自我道德持守，崇尚气节，《孟子》因此受到重视。
赵岐，字邠卿，京兆长陵 （今陕西咸阳） 人。出身于士大夫之家，志向远大，出来做官时，因为正直廉洁得罪了大宦官侍中唐璜的哥哥唐玹，全家被搜捕杀戮。赵岐侥幸逃脱，在长江、淮河、泰山和海滨一带流亡避难。后来隐名埋姓，在北海郡的市场上卖饼谋生，被二十多岁的安丘名士孙嵩察觉。孙嵩请他上车后，放下帷幕说：“先生一看就不是个卖饼的人，叫你时你神色不安，不是怨仇在身，就是亡命之徒。我是北海的孙嵩，拥有百口之家，能够养活先生。”赵岐也听说过孙嵩的美名，便以实情相告。进了孙家，孙嵩对母亲说：“孩儿今天出游，得到一位生死之交！”
于是赵岐便在孙嵩家的密室里安居了几年，直到宦官势力垮台，天下大赦之后，才敢出来应聘做官。汉灵帝时，他又被宦官定为党人，在家禁锢十多年，直到中平元年 （184） 天下大乱，又被朝廷征召。年暮之际，他经常代表汉朝最后一位可怜的天子汉献帝到曹操、袁绍、刘表这些军阀和野心家那里调停战争、乞讨朝廷的开支，九十多岁老死在刘表的领地荆州。 （《后汉书·赵岐传》） 《孟子章句》正是他在流亡困厄之中的著作，他在《孟子题辞》中表达了注释孟子的精神寄托：
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济集，聊欲系志于翰墨，得以乱思遗老也。
正是孟子宏大开阔而又微妙精深的思想，让赵岐著书明道，调养精神，忘却了老病和困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