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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四个方面来谈《论语》这本书。
《论语》被认为是儒家乃至整个中国文化中很重要的书，古时很重要的书都被称为“经”，经原义是指直线，引申出一切标准、法式的含义。中国为经书所下的定义很早，大约在汉代初年就有了，到武帝董仲舒时大致确立，西汉时，往往把经书也叫作“艺”。但《论语》这部书在唐代之前并不被看成经，尤其在汉代，因为汉代人认为《论语》并不是圣人所作，所以不能称之为经。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
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
文中的“六艺”指的便是“六经”。又说：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可见在汉儒的观念中，经必须是圣人的“作” （创作，如《春秋》） ，或是圣人的“述” （叙述、引用或整理，如其余的五经） ，否则绝不能算作经。《论语》由于是孔子的学生或再传弟子所记录的，既不是孔子的“作”，也没有经过孔子的“述”，所以不能算是经。清末今文派的学者皮锡瑞在他的《经学历史》中说：
孔子为万世师表，六经即万世教科书。……故必以经为孔子作，始可以言经学；必知孔子作经以教万世之旨，始可以言经学。
皮锡瑞对经的看法，比两千年前的司马迁更加坚决与极端，认为六经都是孔子的作品，都是孔子为万世所定的“教科书”，所以有那么崇高的地位，《论语》由于不是孔子的所作，甚至连看都没有看过，当然从传统的经学观念看，不能算是经书。
从严格的定义上看，《论语》虽不能算是传统儒家所认定的经书，但这部书在汉代就十分重要，在汉武帝之前，政府除了立“五经博士”外，还立过“《论语》博士”，不过有别于五经博士，《论语》的博士叫作“传记博士”，在汉儒的语言习惯中，“传记”是孔子弟子叙述圣人之意的著作，地位是低于经的。
《论语》当然重要，它记载孔子一生的言行，在这方面，没有其他一本书比它更翔实、更可信。汉以后的人，有人把孔子看成“素王”，有人把他看成“至圣先师”，都视之为最崇高的圣人，孔子一言一行，都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因此《论语》的重要性就不言可喻了。汉代赵岐在《孟子题辞》上说：“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论语》者，五经之輨辖，六艺之喉衿也。”輨辖是古代车辆前锁车辆的金属器具，而咽喉 （喉） 对人、衣领 （衿） 对衣服都是最重要的部分，可见《论语》虽然在汉代人的眼中不是经，但却具有甚至比六经更为积极的含义。
唐宋之后，经的范围逐渐扩大，到“十三经”的时代，就干脆把《论语》立于经部了，到此《论语》的地位当然就更加重要。赵普曾对宋太宗说：“臣有《论语》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 （《通鉴集要》） 这便是“半部《论语》治天下”成语的来源，尽管这种说法稍嫌功利，语意所涉也有不明确处，但可见传统社会对《论语》的重视。
到南宋朱熹，他将《礼记》里的两篇《大学》《中庸》拿出来，再加上《论语》与《孟子》，合成为“四书”，集合前人注疏与自己的解释成为《四书章句集注》。自《四书章句集注》一出，其地位俨然有取代“十三经”之势。而“四书”表面上有四部“书”，其实《大学》《中庸》的分量比起《论语》《孟子》显然不足，《孟子》的字数虽多过《论语》，但孟子是孔子孙子子思弟子的学生，严格说来，他与孔子比较，在儒家的地位言，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在“四书”中，当以《论语》为核心，殆无可疑。
假如在中国的历史上，要找一本与基督教《圣经》、伊斯兰教《古兰经》同样地位的书，《论语》可当之无愧，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论语》绝对是一本极重要的书。
班固《汉书·艺文志》说：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班固的这一段话，有两个含义：其一，《论语》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之语，由孔子的弟子直接记录下来，也有是弟子在言谈中转述孔子的话语 （“接闻”） ，由弟子间接记录下来；其二，孔子死后，由孔子门人与弟子门人论纂、编辑而成。
班固的说法最具权威，但也不是没有问题。《论语》可以说绝大多数是记载言语的“语录体”，但其中也有只记行而不记言的，如：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述而》篇7.4）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述而》篇7.9）
子之所慎：齐、战、疾。 （《述而》篇7.12）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述而》篇7.17）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述而》篇7.26）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子罕》篇9.1）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子罕》篇9.4）
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 （《子罕》篇9.9）
此外还有许多。以上所举，都是只记行而未记言的。更有趣的是《乡党》一篇，几乎全记孔子之行。可见《论语》虽为语录体，但也有一部分是只记行不记言的。因此《论语》的“语”字应作广义解，不专指记载语言，还记载孔子的行为。
另外，《论语》虽然以记录孔子的言行为主，但其中也记载了弟子及时人的言行，如：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公冶长》篇5.13）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雍也》篇6.7）
上面两章只记弟子言行，与孔子不见得有关，甚至《子张》全篇，记录的全是弟子的言语，证明班固之说“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虽可信，但不可拘泥。
班固的解释，又涉及“论”字的读音问题，如依照班固的说法，《论语》是孔子死后“门人相与辑而论纂”的书，则《论语》的“论”字就该念成去声。但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则采“伦次”“伦理”“经纶”等义。邢昺《论语注疏》又加疏解说：
论者，纶也，轮也，理也，次也，撰也。以此书可以经纶世务，故曰纶也；圆转无穷，故曰轮也；蕴含万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群贤集定，故曰撰也。郑玄《周礼注》云“答述曰语”，以此书所载皆仲尼应答弟子及时人之辞，故曰“语”，而在“论”下者，必经论撰，然后载之，以示非妄谬也。
邢昺的解释，更为折衷综合，是故，《论语》的“论”字如解作“纶”“轮”“理”的话应读为阳平，如解作“次”“撰”的话则应读为去声，两种解释与读法都有理由。但在习惯上，都将论字读成阳平。
班固所说“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这句话也有问题，因为照班固的说法，《论语》是孔子生前门弟子各记所见闻，孔子死后即由弟子编辑而成，其实《论语》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孔子死后的事情，像《泰伯》篇两段记录曾子临死的故事：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泰伯》篇8.3）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泰伯》篇8.4）
这两章所记是曾子临终前的事。曾子是孔门年纪最小的重要弟子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曾子少孔子四十六岁，其实孔门弟子与曾子同年的有颜幸，比曾子更少的还有冉孺、曹恤、伯虔、公孙龙等人，只是他们不如曾子重要） ，曾子死时当然距离孔子死后已经很久，《论语》有曾子死的详细记录，可证《论语》不是孔子死后即由弟子相与论纂而成，而是孔子死了很多年，由他的再传或三传弟子编辑整理而成的。
比较可靠的说法是：门人记孔子的言行有的记于孔子生前，有的记于孔子死后，这些材料留下来，由最后的人编辑而成书。那么最后完成《论语》的人到底是谁呢？前面引用了《论语》里记录曾子临死时的故事内容，而曾子是孔门“七十子之徒”里面年幼者之一，曾子死时，孔门的“大”弟子应该一个不剩了，所以说《论语》完成于曾子弟子之手应该最为可信。
为什么说是完成在曾子弟子手上呢？因为我们看上面所引《论语》的两段文字，并不是曾子的自记，而是他人所记；而记录曾子死亡过程这么隐秘的事，只有亲人或随侍在旁的学生才有可能。这两段文字，当然只有曾子弟子才能记，所以《论语》这本书应该可以确定完成在曾子死后。
另一个证明是《论语》里面称孔子固以“子”或“夫子”相称，称孔子的弟子却大多只称其字，孔子呼叫他们则直呼其名。要知道古人使用称呼是很严格的事，名是自称或让辈分高的人称呼自己时用的，而字是给同辈或晚辈的人使用的，孔门的“大弟子”如颜回 （字渊或子渊） 、仲由 （字子路或季路） 、端木赐 （字子贡） ，在《论语》里头，孔子称他们必称其名，如：“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八佾》篇3.17） “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 （《雍也》篇6.6） “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雍也》篇6.9） 如果不是孔子的语气，《论语》记他们则必以字，譬如：“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 （《八佾》篇3.17） “颜渊、季路侍。” （《公冶长》篇5.25） 等。然而《论语》里面记曾参与有若从不用字，而直接称他们为“曾子”或“有子” （夫子、老师） ，这两人在年龄、辈分上比颜渊、子路要小要低不说，在孔门的地位也不如“前贤”远甚，何以称重要的人却用一般的字，而称比较次要者反而使用“夫子”或“老师”这种尊称呢？可见说《论语》完成在有子或曾子学生的手上是有道理的。唐代柳宗元在他的《论语辩》一文中曾说：
或问曰：“儒者称《论语》孔子弟子所记，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子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何哉？且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然则有子何以称子？”曰：“孔子之殁也，诸弟子以有子为似夫子，立而师之，其后不能对诸子之问，乃叱避而退，则固尝有师之号矣。今所记独曾子最后死，余是以知之。盖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与为之尔。”或曰：“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
这段话说得更明确了，认为《论语》是完成于曾子弟子之手，并且解释了《论语》称有若为子的原因。柳宗元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里写道：“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史记》的说法并非无据，《孟子·滕文公上》也有段记载：
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
原来《论语》尊有若为“子”，是这缘故。部分学生因有若似孔子，欲以事孔子方式来对待有若，因曾子不赞成，最后也没真正实现，但是这个理由也稍嫌牵强，我想《论语》的一部分也可能完成于有若弟子之手，最后编辑整理，还有待曾子的门人。清代的章学诚在他的《文史通义·诗教上》说：“《论语》记曾子之没。吴起尝师曾子，则曾子没于战国初年，而《论语》成于战国之时明矣。”所以《论语》这部书，最可能完成于曾子门人之手，时间应已在战国之时，距离孔子之死应该已隔了相当一段时间了。
古书几乎都有真伪的问题，《论语》也不例外。前面说过《论语》不是成于一时一人之手，所以以体例而言是很混乱的。古代没有录音设备，老师说的一句话，几个弟子记下来，便可能有不同的内容，何况有时受书写工具的限制，不见得能随听随记，有些事放在脑中，过了许久之后才有机会记录下来，这样的记录当然容易发生错误。错误有大有小，小的只是语气把握得不准确，大的则可能根本乖离了原意。就以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的《传习录》来说，全书分三卷，第一卷是阳明初设教时弟子徐爱等所记，当然最为可信，最后一卷则为阳明死后由弟子黄省曾等所记，其中就有些不清不楚的事，有的已明显失了真相了，这是刘宗周、黄宗羲都怀疑过的。
古人书写记录的方式十分不方便，在唐朝之前，中国所有的书本都是靠手抄的方式流传，称为“写本”。唐朝已有小规模的印刷术了，但只用在翻印局部佛经上面，还没有用于一般书籍。孔子的时代，一般书写是用毛笔蘸着颜料写在削好的竹片上，当时称削好供书写的竹片为“简”。将简片用熟牛皮制的绳子
（“韦”）
串在一块儿，就成了“册”，
就是古文的“册”，像竹片相联成册之形。这种书制作起来很费事，读起来也不方便，读时须不断翻弄册页，常会把串书的绳子弄断，绳子断了，册页不相联，就成了“错简”“乱简”。古人又不像我们现代人一样会编页码，简一旦错了，往往十分麻烦，《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
（《周易》）
，“韦编三绝”，就是指这类的事，幸亏在孔子的时代，《易》还都是简单的卦、爻辞，竹简乱了也还可阅读。在竹简流行的初期，往往要求所记录的事情极简，记录下来的事要自成段落，最好以不超过一片竹简为原则，这样简如错了也不会造成混乱。我们看《论语》里面，多数是很简短的句子，譬如：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学而》篇1.3）
子不语怪、力、乱、神。 （《述而》篇7.20）
子曰：“有教无类。” （《卫灵公》篇15.38）
大约到了战国之后，古人发现把文字写在绢帛上也许更为方便。绢帛比竹简贵了许多，但在绢帛上写字，可以写比较长篇的东西，古人把写在绢帛上的文字称作“帛书”，当帛书流行之后，文章才比较能够“开阖宏肆”了。所以我们其实可以从《论语》长与短的记录，大致判断《论语》诸章所写成的年代。譬如《论语》里面最长的一章是《先进》篇11.25，全章有315字，还有《季氏》篇16.1，全章有274字，后代有很多人怀疑两章是否为《论语》之“真”。姑不论在前章中孔子称赞有道家思想的曾晳是否合理、后章季氏伐颛臾的事是否可信，单从字数上言，这两章已与《论语》里面绝大多数简单的叙述方式大异其趣。如果从“直接”与“间接”的角度来判定证据，前面所举的简短文字应该更“直接”地出于早期弟子之手，而后面两章至少是较晚期的记录，用以考证哪一个更接近孔子的本意，自然很容易看出来。
此外，从《论语》中对孔子的称呼，也可以看出先后来。《论语》共有20篇，前面大部分篇章记录孔子的话用的都是“子曰”，而《季氏》篇后，很多“孔子曰”就出现了，子曰是指“老师说”，孔子曰是指“孔老师说”，两者所指都是孔子，但称呼的些许不同，是可以看出文字早晚的。在早期，只有孔子是老师，学生之间说老师，便都知道指的是孔子，后来孔子过世了，孔门的弟子很多也从事教育，都有了自己的学生，再说老师，就有人不知道是指何人了，所以就加姓于其前称“孔子曰”，以与“曾子曰”“有子曰”作区别，所以可以确定的是，《论语》中如写作“孔子曰”的，应该是较晚的记录。
前面说在孔子还在世的时候，因受书写工具的影响，文字要求简练，孔子自己就说过：“辞达而已矣。” （《卫灵公》篇15.40） 意即文辞只要能达意就好，无须大事铺张，也无须拐弯抹角。我们比较下面两章：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为政》篇2.17）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
“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阳货》篇17.8）
这两章都是记孔子跟他的弟子仲由 （子路） 所说的话。《为政》篇2.17章是告诉子路面对知识的态度，要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只有抱有这种求真的态度，才能真正求知。《阳货》篇17.8章同样是告诉子路好学深思的重要，举出“六言六蔽”以作说明。两章最大的不同是一个直接，一个间接；以文章而言，一个只求辞达，一个有意制造波澜。《阳货篇》17.8章一开始孔子就问子路听过“六言六蔽”吗，假如子路说“听过了”，那孔子就无以为继了，这章岂不就成了如梁启超所说的“闷葫芦”了吗？同样，《阳货》篇17.6章有段记弟子子张问仁的事：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假如子张在听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之后不再追问，孔子就无须继续解释，我们后人对孔子所说的“五者”就完全不了解了。我们不禁要问，孔子当年为何不直接说“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就好了，何须在这前面再戴一顶“五者”的帽子呢？
在《论语》后面的几篇中，像这样戴帽子的事情屡屡出现。譬如“古者民有三疾” （《阳货》篇17.16）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侍于君子有三愆”，“君子有三戒”，“君子有三畏” （皆《季氏》篇） 。这样的记录方式，在《论语》前半部几乎看不见，孔子与弟子言志，就直接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公冶长》篇5.25） 说：“巧言令色，鲜矣仁！” （《学而》篇1.3） 说：“刚毅、木讷，近仁。” （《子路》篇13.27） 不管有几项，开口就直接说完，让人觉得天朗气清又语出自然；反观那些戴了“帽子”的，就显得有点吞吞吐吐，不够明白畅快了。都是孔子的话，记录下来却有不同，我们可以借这些文笔上的差异，大体判断书中诸章的写成先后。
这里所说，是大概，不是必然。以文字长短来判断写成的先后，也不是没有例外。譬如《诗》 （《诗经》） 与《书》 （《尚书》） 两书成书，都比《论语》更早，却有一些比《论语》长的文字。还有西周时的“毛公鼎”，铭文就有五百字，都长过《论语》里最长的。但那些都可说是例外，如就《论语》这本书而言，说前面简短的记录比较直接、比较可信还是可以成立的。
还有一点是思想上的冲突。譬如前面所谈《先进》篇11.25章，不但有字数过长的问题，而且其中曾点的“风、浴、咏归”这段记录也有问题。清代乾嘉之间有位学者崔述写了部《考信录》，考证古史的真伪，其中的《洙泗考信录》，专门针对孔子的生平学说做了一番详实的考订。他认为此章孔子称道有道家思想的曾点，是“学老庄者之伪托而后儒误采之也”，认定此章之绝不可信。还有像《阳货》篇17.5与17.7章，都是写孔子要去参加下属的叛乱，在道理上说不过去。《季氏》篇首章，里面记子路与子贡的事都与事实不很相符。以上皆证明《论语》也有不可尽信的部分。
《论语》中还有些文字，既不是记录孔子的言行，也与弟子的言行无关。《微子》篇最后的18.9、18.10、18.11三章都是与孔子或孔门无关的记载，譬如18.11章记的是：
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䯄。
整章没头没尾地只记了八个人的名字，毫无道理。张载说：“记善人之多也。”不知根据何处。朱注说：“或曰成王时人，或曰宣王时人，盖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这种解释有点荒唐，当然就十分牵强了。《论语》中像这类的文字还有，如：
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 （《季氏》篇16.14）
这章只记录了对所谓国君夫人的几个称呼方式，跟后来清代的《称谓录》上所记很像，其实与孔子或儒学没任何关系，朱注此章引吴棫的话说：“凡语中所载如此类者，不知何谓。或古有之，或夫子尝言之，不可考也。”可见朱熹对这样的句子同样也没办法。可能是古人为珍惜资源，往往利用书的空页，将所闻所见随时记录下来，后来书借人抄录 （宋之前，书的流传多数靠手抄） ，不慎将这些原不是书上的文字也一并抄下，转抄几手之后，就认为是原书之旧了。以上所举的这几段不很相干的文字在《论语》中出现，可能就是这个原因，这现象不是《论语》独有，在其他古书中也常可见到。
总之，《论语》是完成于众人之手，又经后世“传抄”了两千多年，其中当然大部分是精华，可惜有的是因为编辑者不慎，有的是后世传抄久了，免不了也有糟粕混入，还好糟粕究竟属少。崔述认为用《论语》来研究孔子的生平行谊最为合宜，因为《论语》“义理精纯，文体简质，较之《戴记》独为得真，盖皆笃实之儒谨识 （志） 师言，而不敢大有增损益于其间也”。我们在论及《论语》真伪问题时所引用的理论与证据，大致都来自他的研究。然而他认为《论语》的后五篇比较可疑，不可尽信，理由在于：
窃意此五篇者皆后人之所续入，如《春秋》之有续经者然，如《孟子》之有外篇者然，如以《考工记》补《周官》者然。其中义理事实之可疑者盖亦有之，今不能以遍举，学者所当精择而详考也。
此说不见得完全成立，但点出后五篇的问题，读者也不可不注意。尽管《论语》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有着极其崇高的地位，但此书流传太久，影响过大，所以我们对其中的真伪问题，要有更为审慎严格的态度，以免误读误判，也要避免将不是孔子的言论误认为是孔子的言论，与孔子无关的思想误认为是孔子的思想，这是做学问重要的态度。本书在注释与讲析中，这类问题大多注意到了，重要处都会适当点出。
古人曾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孟子说：“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孟子·公孙丑上》） 又说：“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 （《孟子·万章下》） 孟子的话指出两点，就是孔子对孟子之前的中国文化有着极为重要的象征与实质意义。孟子只能批评他之前的事，其实，两千多年之后再来看孟子的话，仍然觉得非常有意义。在孔子之前，中国有人，但不够文明，有历史，但缺少深厚的文化，这便是古人说的“长夜”。孔子的出现，像太阳把光带到世界上，有了光之后，“天地位”，“万物育”，世界显示了秩序，万物呈显了价值，这是“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象征意义。在孔子之前，不是没有“圣人”，但圣人的言说只像一个小光点，散居在各自的历史角落，没能发挥很大的作用，孔子的伟大在于他“集大成”，他把历史的小光点聚集成大火炬，终于照亮了时代，所以又说他是“圣之时者也”——孔子不只是历史的英雄，也是时代的英雄。
举个例子来说。孔子曾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颜渊》篇12.17）
他用道德上的“正”来解释政治上的“政”，这是一种全新又影响深远的解释。在孔子之前，不论是铸在钟鼎彝器上的“金文”
（又称钟鼎文）
，还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其中的“正”字都写作
，都当作“征伐”一词的“征”字来使用，充满了战伐与杀戮的含义。
不仅如此，中国文化中许多有特殊意义的字或词，原本比较俗浅，是到孔子时代才具有比较高的道德意涵，也在文化诠释上产生了极高的能量。譬如孔子最喜欢标举的“仁”字，在早期，原指植物种子的内部，后来引申为两层意思，譬如后来仍说的“杏仁”“瓜子仁”，其实这才是“仁”字的原意，而孔子却说：“巧言令色，鲜矣仁！” （《学而》篇1.3） 又说：“刚毅、木讷，近仁。” （《子路》篇13.27） 为“仁”字赋予了全新的道德上的含义。不仅如此，孔子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述而》篇7.15） 也把“义”字的含义带到极高的位置，“义”后来就代表正直、正义的意思，而其实，从造字的原理来说，“义”字并没有这层意思，从钟鼎文或甲骨文上看，“义”指的是原始部落在战争前晚的誓师仪式，“义” （義） 字上部是羊首，下部的“我”字是古文“戉”的讹变，戉即钺，是一种有柄的长武器，早期“义”字是指一人头戴着有大角的羊头面具，手挥舞着长长的武器，为明天的出征所做的祈胜仪式，其实就是后来仪式“仪”的本字。跟“仁”字一样，“义”字到孔子之后，才具有我们后来熟悉的意义。
光从这几个文字的发展上看，就可以看出中国到了孔子的时代才算建立了成熟而有道德纵深的文化。当然孔子并不自居于崇高的位置，孔子心仪的对象是早他五百年的周公，认为周公“制礼作乐”，把中国带出了洪荒，为中国确立了文化上的价值意义。孔子自谦，说自己只是“述而不作”地继承了这项文化遗产而已。但周公的礼乐治国之道，如没有孔子继承发扬，五百年后，势必澌灭毁坏，孔子曾感怀自己生在“凤鸟不至，河不出图”的坏时代，而有“吾已矣夫”的感叹 （见《子罕》篇9.8） ，但孔子从未“自弃”，他还是在不停地讲学，叙“述”出他的理想给他的学生与后世的人知道。所以孔子的“述”其实是文化价值上的大创“作”，古人以万古长夜比喻孔子生前的时代困境，孟子以“圣之时也”说明孔子应时之生的时代意义，是再恰当不过的。
《韩非子·显学》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韩非的这个疑问很好，让我们想到诠释的问题。对《论语》作重新的认识必须牵连到对孔子的重新认识，而所有“认识”的活动，都与想诠释他的人所处的时代有关。譬如在西汉今文经盛行的时候，孔子不只是所谓的“圣人”，也是为天下建立价值与法则的“素王” （与天子有同样地位只是没有统治权力的人） ，他的著作与教材被称为“经”，前面说过，经是直线的意思，代表一切价值之所归，又有规范、法式与标准的含义。“经”既被视为最高的典范，当然不容怀疑，任何对六经的怀疑都被当作是亵渎与不敬，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把孔子当成政治上的最高领导者，把六经当成治国的法典，在今天看来，是扭曲了孔子与六经的价值。孔子在他所处的时代，只是一个小国家 （鲁国） 里的一个“士”，他虽然做过官，时间并不久，在政治上的影响并不大，相传他“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修《春秋》”，认为六经不是他的手订就是他的著作，就算所说都对，而他手订或著作六经的目的是知识的和道德的，也许与政治有些关系，但却绝不等于就是政治，这是必须厘清的。
我们现代人自然应走出古人的局限，重新评估古书与古人的价值。我们看孔子自不应再以“素王”看待他，也不能将《论语》视为治国的宝典，所以说“半部《论语》治天下”也不见得对，用“治天下”的观念，其实是看“小”了《论语》。读《论语》应该先看其中言论是否真出自孔子或孔子的弟子，然后依可信的资料来判断孔子是怎样的人。从可信的材料，我认为孔子是这样一种人：
第一，他整理了中国古代最可贵也最可信的文化材料，把这些材料流传下来，对后来的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我们不见得赞成传统的说法，认为六经是夫子的手订与手著，但孔子设教，以此教人，终使六经可以阅读流传。六经中的《易》是最古老的哲学材料，除了里面有极丰富的古代社会的史料之外，借着它，得以明白早期中国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与宇宙观；《书》是中国上古历史的可贵材料，借着它，可以明白古代政治社会的样貌以及历史的脉动与变化；《诗》是古代中国文学与音乐的材料，借着它，可以了解中国文学、音乐乃至美学的内涵；《礼》《乐》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与礼节习俗，借着它，可以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制度以及表达感情的形式，当然还有形式后面的意义。最后是《春秋》，古人都认定此书是孔子的手著，这是一部以鲁史为本，史事扩及春秋各国的历史专著，汉代以后的人都相信这部书有“微言大义”，认为孔子借修史的机会，表现了他的政治理想，这种看法尽管有的地方很穿凿，有的地方却也不见得没有理由，不由得人不信，无论如何，《春秋》是后人研究春秋历史与儒家政治哲学不可或缺的材料。
我们从孔子“述作”的六经可以看出一个特点来：这六部经书虽然性质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部分，就是都注重“人”的价值。在六经里面，哲学是人的哲学、历史是人的历史、文学是人的文学、政治礼俗也是供人生存的政治礼俗，这些特色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但在两千五百多年之前，人类社会还多被迷信烟雾所弥漫，六经坚信人的理智与价值，在很早的年代就把中国带入“人文社会”，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极高又极难得的成就。
在欧洲，“人文主义” （Humanism） 是古希腊人反对物质主义，用了很大的力量建立起来的观念。到了十四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 （Renaissance） 运动便是要恢复古希腊的人文主义，当时与人文主义相对的是宗教的禁制与迷思。文艺复兴时人常挂在口头的宣言是“人的觉醒”，人要从唯“物”主义与宗教宰制下觉醒起来，主张人的价值超过一切。要知道，这种思考所形成的观念，是经过长久的纠缠抗拒奋斗才获得的成果。而中国，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时代就已达到了，而且从孔子之后，人文主义成了中国的传统，没有什么纠缠，没有什么抗拒，更无须太大的奋斗。中国文化，好像原本就是以人为根本的，从这点看，便知道孔子与六经的贡献，他的贡献不仅限于中国，更为全世界提供了极其珍贵的人性的曙光。
第二，孔子是中国最早将教育推行到一般民众身上的大教育家，这一点也十分重要。在古代，阅读与知识都极为昂贵，受教育，完全是只有几个有“国子”身份的人才负担得起的，但孔子却“有教无类” （《卫灵公》篇15.38） 地在故乡推展他的教育工作，“为之不厌，诲人不倦” （《述而》篇7.33） 。他又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述而》篇7.7） 可见他真的把教育推行到民间。他的弟子中有的富如子贡，有的贫如原宪，有的以德行见长，有的以言语见长，有的敏于政事，有的精于文学。《论语》中有段记录：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公冶长》篇5.7）
孔子答客人的讯问，对自己弟子的表现当然要谦虚，这便是孔子屡说“不知其仁也”的原因，但这章说明孔门的弟子真是各有来路，各有才性，教育的目的，不是揠苗助长，而是帮他们成人，每个人都有成人的机会，受过教育的人以后走进社会，可以各自发展自己的才干，自立自强，服务大众。孔子不只推展平民教育，而且因材施教，这是西方近代教育家的最高理想，而在中国，这理想早就由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提出并具体实践了。
这样的教育方式，使得中国在很早的年代，就达到了西方后来所谓“公平社会”的理想，而在中国，每个人只要受教育，能够掌握充分的知识，就可以掌理国家大小不同事务，成为社会精英、国家的领导者。孔子死后近一百年有孟子 （前372？—前289） ，孟子曾说：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孟子·告子下》）
请注意文中的“发”与“举”字。孟子所举的人物虽然早于孔子，但却由孟子梳理出来一个历史的缘由，这些古代的伟人，就算是出身微贱，也都不妨碍他们未来领导群伦，这想法非常特殊，却为孔子之后的中国人所共同深信。战国时代，屡见一个平日不受重视的寒士，第二天平步青云，有的竟然成为大国的宰相，苏秦、张仪就是最典型的例证。汉代之后，地方官有“举贤良方正”之士为国服务的义务，隋、唐之后，更有开科取士以选官员的制度。中国历史中，虽然表面上有大权在握的天子，但真正掌握百姓命脉的，是成千上万出身民间，且人数千万计的官吏，他们职司天下各项事务，而且有任期，也受监督，这使得中国比同一时期的西方各国，不论从民主化还是公平性而言，都进步许多。
孔子的成就当然不只如此，历来的人都对他有不同的评价，像这样的讨论已太多了，我不想再延续。上面说他以六经教人，提倡人文思想，在教育中，又因材施教、有教无类，肯定每个人都有权在社会发展他的才能，社会不能抛弃任何人，而任何人也不能抛弃自己，每个人都有他独立的尊严，这是孔子对中国与世界文明历史的最大贡献。这些材料，在《论语》中都有充分的记录，所以《论语》这部书，对所有中国人甚至于整个人类都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