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延的绝路

当魏延意识到自己可能是汉军大营最后一个知道诸葛亮病逝消息的将领时，他悲愤交加，将所有的情绪都写在自己沧桑而狰狞的面孔上，让他对面以沉稳见称的费祎都露出了畏惧之色。

魏延悲的是，诸葛亮这一去，北伐大业势必蒙上一层阴影；魏延愤的是，诸葛亮的遗命是让杨仪统领全军撤退，却让他断后。魏延与杨仪素来不和，这一点诸葛亮深知。因而，魏延的心头盘桓着巨大的困惑。但他非常清楚，他无法接受杨仪的统领，甚至不愿意按照所谓诸葛亮的遗命撤军回国。他对费祎直言：“丞相虽然去了，但我还在，相府的官员自可以将丞相灵柩送还汉中，我还要继续留在这里统帅诸军杀贼，怎么能因为一个人的死而废了天下大事呢（“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

魏延未必是要真的留下来继续与司马懿周旋，这场战事早已陷入僵局，魏延也回天乏术。他实则是不满诸葛亮对他的“抛弃”。此时的魏延根本没有留意在他话音落下之时，费祎眼中掠过的一丝杀机。思绪，反而将他带向了十五年前的南郑拜将台，那是他一生中最为荣耀的时刻。

魏延，字文长。《三国志》载其为义阳人，未详何县。义阳郡是魏文帝黄初中分南阳郡所设，领安昌、随、义阳、平氏、棘阳、新野、平林、鄀八县，均在南阳郡南部。刘备依附刘表之后驻军新野县，所辖领地即南阳郡南部一带。刘备在此厚植人心，结交宾客，奠定了后来“荆楚群士，从之如云”的局面。魏延应当就是在这一时期成为刘备的部曲，其时间应早于诸葛亮出茅庐。

魏延从荆州到益州的十余年戎马生涯，史书上仅有“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寥寥九字，这极可能是因为魏延后来被打入“逆臣”之列，早年的事迹被尽数抹除，以至于身为蜀人的陈寿在撰写《三国志》时亦无从知晓。但仅从其担任的牙门将军一职，就可略见魏延之功。牙门将军是刘备自创之将军号，此前赵云因长坂救甘夫人与幼主刘禅，得封此职。刘备平益州，赵云升为翊军将军，魏延代之，由此可见魏延平蜀之功。

随后的汉中之战，魏延的传记又是一片空白，但我们仍可以从战后的嘉赏来反推魏延的表现。战毕，刘备当还成都，欲提拔一名重将镇守汉中。汉中是巴蜀的门户，与荆州同为对曹魏作战的前沿战场。总督荆州军事的是关羽，按照常理推断，汉中守将的人选应非张飞莫属，张飞也自觉如此。然而刘备的决定是：以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陈寿如此形容当时众人的反应：一军尽惊。

刘备的决定显然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一则，张飞目前镇守的阆中位于水陆要冲，地缘位置十分重要，逆水而上可支援汉中，顺水而下可策应荆州，不宜轻动；二则，刘备此前人才匮乏，在军事征战上长期依赖关羽、张飞等旧将，此时刘备已跨有荆、益二州，人才济济，需要为更多的人才提供磨砺的机会，方能使新生的季汉政权生机勃勃、生生不息。

魏延之所以能被刘备拔擢出来，显然是因为他在汉中之战贡献了突出的战绩，一如孙权“拔吕蒙于行阵”，是因为吕蒙守濡须、克皖城、诱郝普，战功累累，足以服众。吕蒙的加分项是他出身淮泗，属于随孙策平定江东的老班底。魏延的加分项同样是因为他出身南阳，跟着刘备打了十几年的硬仗。对于刘备而言，魏延是彻彻底底的自己人。实际上，魏延一生都只忠诚于刘备一人，这让他与同僚、与上司诸葛亮相处时，自带一种优越感和傲慢，这也成为他日后悲剧的根源之一。

拜将之日，当刘备询问魏延当如何镇守汉中时，魏延掷地有声地说出了这段豪迈的话语：“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口气之大，令众人再度惊叹。许多后世的论者都以为魏延过于张扬狂妄，不懂得处世之道。实则并非如此。作为一个突然被越级提拔、委以重任的新秀，他非常懂得这时候的刘备需要听到怎样的答复，领导有对下属“画饼”的智慧，下属也有对领导“画饼”的妙处。这一番话，既表达了自己的忠心和胆略，还成全了刘备知人善任的美名，可谓一举两得。

魏延出镇汉中后的九年间，天下局势天翻地覆，但《三国志·魏延传》对魏延的记载又是一片空白。难道魏延在汉中毫无作为？好在，我们在他人传记中找到了一些线索。在《三国志·姜维传》中，陈寿批评姜维御敌失策，以魏延时期的防御策略进行对比：“初，先主留魏延镇汉中，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由此可知，魏延在汉中九年间，做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依托秦岭天险，构筑起了一条完备的防御体系。具体说来，就是将关口前置，把士兵分散安排在秦岭通向汉中的各条河谷之中，设置军事据点，修建防御工事（围戍）。魏军如果要来攻汉中，必从秦岭谷道中穿行，这些谷道艰险难行，魏军的士气与战力在行军途中就会大为削弱，而此时汉军的诸围戍驻军依靠地形优势，以逸待劳，就可以歼灭来犯之敌。

《周易·系辞下》云：“重门击柝，以待暴客。”连姜维都不得不承认，魏延在汉中构建的这套防御体系合乎了《周易》的“重门之义”。魏延所建立的诸围戍像一重重大门，将汉中盆地保护了起来。这期间，季汉连遭败绩，内外交困，连毗邻成都的汉嘉郡都发生了叛乱，反倒是处在对魏前线的汉中固若金汤，这与魏延“实兵诸围”的防御体系不无关联。诸围之中的兴势围，在二十多年后抵御曹爽来侵之时，还在发挥重要的作用。

要知道，在魏延刚接手汉中的时候，曹操已经迁走了至少八万口的百姓，刘备“得地而不得民”。而在魏延的治下，汉中不仅完全恢复了元气，还成为支撑季汉今后历次北伐的桥头堡。季汉建兴五年（227），诸葛亮北驻汉中，迁丞相府于沔阳（今陕西汉中勉县），汉中从而成为事实上季汉的政令中心。诸葛亮北驻汉中不到一年，就于次年春发动了第一次北伐，效率如此之高，显然得益于魏延在汉中九年来搭建起的成熟的军政、道路、装备、粮运、谍报等诸多体系提供的支撑。

此次北伐，由于镇东将军赵云已分兵去斜谷，魏延当之无愧地成为诸葛亮主力中军的头号将领，督领前部。但在出兵之前，还有一层管理上的关系亟需理顺。诸葛亮的身份是丞相，为文职官员，如何能统御如魏延这样的重号将军？按照东汉的循例，“三公”亲征可加将军衔以解决这一矛盾。但诸葛亮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即让主要将领兼领丞相府僚属，于是魏延又有了一个身份——丞相司马。宋人胡三省注曰：“汉丞相有长史而无司马，是时用兵，故置司马。”丞相司马初置于曹操，典满（典韦之子）、司马懿曾任此职。诸葛亮如法炮制，如此便保障了丞相府对北伐战事的指挥权和对主要将领的调度权，北伐就能够令出一门，如臂使指。

对于这一系列的职务安排，魏延或许会有一些不满的情绪。但他与诸葛亮的根本矛盾还不在于此，而在于在诸葛亮北驻汉中之前，魏延就已经制定了一套成熟的北伐方略，见于《三国志·魏延传》裴注引《魏略》 ，后人惯称之为“子午谷之谋”：

亮于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曰：“闻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

子午谷，又称子午道，其北端在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由此南入秦岭山区，循沣水河谷翻越秦岭，再顺池河南下至今安康市石泉县池河镇，折西逆汉水可入汉中盆地，全程约一千里，谷道八百八十里。当年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即是由杜县沿子午道入汉中。

子午道虽然艰险难行，但从路程上看，它是由汉中至关中最近的一条路线，而且出谷就是西汉故都、曹魏关中都督驻地长安，可以起到直入虎穴、乱敌中枢的作用。魏延的目的也正在于此。他计划亲自统帅五千名精兵和五千名负粮民夫穿越秦岭。因为当时季汉已经失了西城郡（治所在今陕西安康），子午道南口（即今陕西石泉池河镇）已落入魏人之手，曹魏在此设有安阳县。故而魏延需要先从褒中（今陕西汉中北）出发，沿秦岭南麓汉水河谷东行，绕过曹魏的眼线小心地进入子午道，然后再行北上。

这是一条魏延早已勘测好的路线，他不仅对行军方向烂熟于心，还准确计算了时间，即不出十日可以抵达长安城下。这样一支翻山越岭、快速行军的部队，势必将以轻装为主，不可能携带大型攻城器械，因此魏延也并没有寄希望于攻克长安。他笃信当汉军突然降临在长安城外时，城中主帅、魏安西将军兼关中都督夏侯楙必将弃城而逃，仅剩的御史、京兆太守等文官根本没有能力组织起反击力量，只能闭城自保。此时，魏延可趁机攻略长安近郊的横门邸阁（粮仓）与村庄，因粮于敌。只要坚守二十多日，诸葛亮的主力大军将顺利地穿越褒斜道，顺渭水东下。两军会师后，就将以咸阳为界隔断曹魏东西两部分之间的联系，咸阳以西就可以一举而定。

魏延并没有见过夏侯楙，也并没有进过长安城，但他对夏侯楙和长安城内外的了解却如数家珍，这得益于九年间魏延对曹魏内部进行的大量情报刺探工作，甚至不排除他在长安城内、都督府内都埋伏下了内应。事实证明，魏延对夏侯楙的判断并非空穴来风。夏侯楙是夏侯惇之子，曹操女婿，虽然出身将门，但“性无武略，而好治生”。后来魏明帝移驾长安，顺势褫夺了他的兵权，将他调回朝中。《魏略》中还记载了他“多畜伎妾”，与其妻清河公主不和，乃至于上演了妻子勾结小叔子构陷丈夫的闹剧。魏延将奇袭的赌注押在这个纨绔子弟身上，不能说十拿九稳，但也并非全无把握。

至于“子午谷之谋”是否能够成功？这个问题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因为它毕竟只是个沙盘推演，未能真正实施。战争一旦开始，就会有无数的意外和偶然因素，不能以常理来推论。但至少可以明确的一点是，魏延此计并非异想天开，而是建立在前期充分的情报收集与地形勘探的基础上。它在兵法上属于“用奇”，一旦提前泄露就会功亏一篑，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魏延的军事准备只能暗中进行。直到诸葛亮将北伐正式提上日程，召开军事会议时，魏延方能和盘托出。

然而，诸葛亮却拿出了一套截然不同的北伐设想。在诸葛亮的规划中，不仅只字未提子午谷，连魏延为汉军主力选择的褒斜道也都成为了疑兵诱敌之处。诸葛亮真正的目标是向西迂回祁山道，攻击远离曹魏核心控制区的陇右诸郡，利用地缘优势阻击曹魏援兵，先将陇右吞下，再结好羌胡，徐图东下。“平取陇右”也不是诸葛亮的即兴发挥，从后来诸葛亮兵锋一出，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即叛魏响应来看，诸葛亮早在出兵之前就对陇右进行了大量的情报及策反工作。在诸葛亮看来，“平取陇右”虽然不如“子午谷之谋”那样直插敌人心脏，但胜在稳妥，可谓胜券在握（“十全必克而无虞”）。

诸葛亮和魏延都没有想到，在过去的几年间，两人背对背、没有任何沟通地各自研发了一套北伐战略。这两个战略不仅在行军方向上大相径庭，在军事思维上也完全是南辕北辙。而在这背后，还有一个北伐主导权的问题，如果采用魏延的“子午谷之谋”，意味着魏延才是北伐的主导者，诸葛亮统帅的虽然是主力部队，但其功能是配合魏延的奇袭。而如果采用诸葛亮的“平取陇右”之策，则意味着魏延将被完全纳于诸葛亮的指挥之下，他为奇袭长安所做的所有前期工作都将付诸东流。

季汉建兴六年（228），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轰轰烈烈地展开，行军策略完全依照“平取陇右”的计划推进，最终以街亭大败、三郡得而复失告终。此时魏延的心中可能会发出一声冷笑，但他无法真正地笑出声来，因为“平取陇右”的失败并不能换来“子午谷之谋”的启用。这次北伐已经打草惊蛇，让曹魏意识到季汉汹涌而狡诈的攻势，他们用曹真替换了夏侯楙，增强了对蜀各处据点、关口的防御，“子午谷之谋”的实施条件也完全丧失了。

尽管如此，魏延并未心灰意冷。此后每次北伐，魏延都向诸葛亮要求单独领兵的权力，让自己从“异道”进军，会师于潼关。魏延甚至以汉初名将韩信自比，宣称自己的军事行为是“如韩信故事”，师法韩信“暗度陈仓”之策。魏延以韩信自喻，除了因为韩信曾经成功地实现了从汉中向关中的军事征伐外，还因为他与韩信境遇相似，都是在汉中为君王所器，登坛拜将而令众人瞩目。魏延渴望成就韩信那样的千秋功业，以至于他根本没有意识到韩信悲惨的结局正在慢慢为他的人生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

季汉建兴八年（230），曹真伐蜀，其主力部队正是由子午道南下，魏军先锋夏侯霸已经成功穿越了子午道，安营于汉中盆地东缘的曲谷，这从实践上说明子午道具备大军通行条件，印证了“子午谷之谋”并非纸上谈兵。只是因为曹真不识天象，错误选在雨季进军，导致主力部队困于谷中，行路艰难，最终不得不撤军北还。

曹真撤走，让诸葛亮动起了乘势反击的念头。也许是为了安抚魏延的情绪，缓和他们之间渐趋紧张的关系，诸葛亮给予了魏延一次难得的独立领兵的机会。按照计划，魏延与吴懿率军一路西入，目的是笼络羌人为外援。魏雍州刺史郭淮、后将军费曜闻讯引兵截击，双方在阳谿 遭遇。魏延、吴懿大破魏军，但考虑到行迹已被魏军知晓，故引兵而归。阳谿之战充分发挥了魏延在长途远袭、山地作战方面的军事天赋，也进一步证明了魏延具备执行“子午谷之谋”的军事能力。尽管此番远征未能抵达羌中，但魏延为季汉北伐打开了新的思路。十年之后，姜维正是循着魏延开辟的这条道路，率偏军西入，引羌胡为援，翻开了季汉北伐新的一页。

魏延、吴懿凯旋后均得到晋封。魏延迁征西大将军，假节，封南郑侯。吴懿迁左将军，封高阳乡侯。魏延不仅在官位上“位次三公”，获得了假节特权，在爵位上还成为季汉当时屈指可数的县侯，相比之下，诸葛亮仅为次一级的乡侯 。但在北伐大战略上，他仍然是诸葛亮军事路线的执行者，而非决策者。

恰在同一年，诸葛亮对丞相府僚属进行了一次调整，其中最重要的是在相府内设诸军师职务。这是诸葛亮对曹操“霸府”制度的又一次模仿。早在建安三年（198），曹操就在司空府置军师祭酒，郭嘉任之，后又置前、中、左、右、后诸军师，任职者多为曹操所亲信之汉臣，如前军师钟繇、中军师荀攸等，此举意在模糊他们旧有的汉臣身份，专事曹操集团。诸葛亮此番所置诸军师，见诸史籍的仅有两人——前军师魏延，中军师刘琰。而魏延此前担任的丞相司马一职则为中护军费祎所代。

司马与长史、参军一样，是丞相府僚属的核心职位，而此番设立的诸军师则更像荣誉性的散冗之官。如担任中军师的刘琰不过是一个“不豫国政”、“随丞相亮讽议而已”的闲人。可见，魏延名义上获得了晋升，手中的实权却遭到了相当程度的削弱。大致也是在此前后，诸葛亮调巴西太守吕乂担任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这意味着，魏延主持十余年的汉中政务也拱手让人。

魏延的资历、能力、地位，与他受制于人、无法自主开展军事行为的错位让他的心绪变得越来越无法平静，并渐趋暴躁。史书中描述他“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这一描述极易让人想到“刚而自矜”“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的关羽。关羽一世英雄，最终却军败身死，令人叹惋。十余年后，魏延又踏入了这个魔咒之中，而他自己却浑然不觉。

魏延依旧参与诸葛亮的北伐行动，包括季汉建兴九年（231）在西城大破司马懿，也是魏延担任主将。然而魏延与同僚之间的关系愈加紧张，他先是与“言语虚诞”的刘琰不和，又与长史杨仪不睦。魏延与杨仪经常当着诸葛亮的面争吵，“有如水火”，激烈的时候，魏延甚至会对杨仪举刀相向，而杨仪则在诸葛亮面前“泣涕横集”，委屈至极。好在费祎时常居中斡旋，安抚两人，才没有闹出多大的风波。

季汉建兴九年（231）北伐退兵之时，诸葛亮在木门道设伏，射杀了曹魏车骑将军张郃。张郃戎马一生，自官渡降曹之后，为曹氏三代征战三十二年，可谓忠心耿耿，任劳任怨，以他的功勋与资历，早就可以为一方都督。然而汉魏禅代之后，曹魏用人更看重门第出身，谯沛宗室与儒学世家垄断着上层权力，张郃虽然凭借资历和战功不断擢升，高居“比公”的车骑将军，但在对季汉用兵的战场，他依然要受曹真、司马懿的节制，在行军用兵上毫无自主权。张郃的阵亡，也与他和主帅司马懿的矛盾有关。因为原本张郃并不赞同追击，是司马懿动用上级的权威强迫他出兵，才导致了他命殒木门道的结局。面对这位老对手命丧沙场，魏延不会有任何快意，因为在张郃这面镜子中，魏延看到了自己命运的投射。

季汉建兴十二年（234）的北伐，诸葛亮使魏延在中军大营外十里下营，以为掎角之势 。然而就是这十里的距离，让他与中军帐的信息沟通出现了延宕。直至杨仪派费祎来魏延这里通报诸葛亮的遗令，魏延才知道，诸葛亮已经病逝于营中。

三年前被射死在木门道的张郃又浮现在了魏延的脑海中，与其说他死于汉军的箭下，不如说是死于司马懿傲慢的权力之下。但魏延不甘就此听命于杨仪，他觉得自己仍有一搏的机会。魏延首先要做的是笼络面前的费祎，费祎时任丞相司马，拥有相当大的兵马节制权力，如果与费祎结成战略同盟，杨仪的力量将大为削弱。

令魏延欣慰的是，费祎倒是十分配合，两人迅速制定了一个行动方案——哪些部队留下来，哪些部队护送丞相灵柩回国。魏延让费祎将这个方案写成一封手书，两人一起署上名字，下发给军中诸位领兵将军。只要众将听命于他二人，杨仪即便手持诸葛亮的遗令，也无可奈何。

手书下发后，魏延想象着杨仪无法调动部队的窘状，不由自喜。费祎趁机对他说：“让我替将军去给杨长史解释一下，杨长史是个文吏，不懂军事，他看到咱们的方案肯定不会违命的（“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魏延觉得也有道理，此时毕竟大敌当前，内部失和不利军心，不如让费祎向杨仪晓以大义，给他个台阶下。费祎缓缓退出魏延大帐后，迈开双腿飞奔向坐骑，一跃而上，双腿用力夹着马腹，狠狠地用马鞭抽着马屁股。那匹马惊愕于向来儒雅的主人为何突然如此粗鲁，四蹄飞腾，载着费祎像箭一样冲出了辕门。多年以后，当面对郭循刺向他腹部的尖刀时，费祎可能还会回想起自己纵马出营避免了一场厄运的那个午后。

等到魏延忽然意识到哪里不对时，为时已晚。魏延派人去探查中军大营，回报的消息是，汉军诸营已经在杨仪的调度下，纷纷拔寨起灶，做撤军的准备。显然，费祎背叛了他，将他的一言一行都汇报给了杨仪，那些发给众将的手书自然石沉大海，毫无回应。这标志着杨、魏军权之争，魏延已经落入了下风。

如果此时魏延能够暂时放下与杨仪的私人恩怨，按照诸葛亮的遗命为全军断后，那么整个局势尚有转圜的余地。没准魏延还可以借此重挫司马懿的追兵，为自己将来在朝堂上与杨仪争功赢取筹码。但魏延公然违令，率军先行，抢在杨仪大军之前进入褒斜道，奔赴汉中。

褒斜道在秦岭深处蜿蜒，两侧是高耸入云的山岭，脚下是川流不息的溪水，遇到险峻之处，士兵几乎无路可走，需要借助用木桩横插入山体搭建的栈道来勉强通行。为了延缓身后的杨仪行军，魏延下令将所过栈道尽数烧毁。六年前，正是在褒斜道中的赤崖，赵云、邓芝率部且战且退，烧断阁道，阻拦住曹真的追兵，“敛众固守，不至大败”。而此时，这把火烧过之后，通往汉中的褒斜道，这条魏延再熟悉不过的秦岭谷道，将成为他人生真正的绝路。 sieNZjWh3ZIzHXkTZc1OMKPijlWARn8UAW45EaKF9D2S0Nk8ERCDkAGLIfVfpzI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