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侯的遗言

季汉建兴十二年（234）八月，时值秋收，秦岭北麓，渭水南岸，来自蜀地的士兵与魏地的农民错落有致地在稻田里手挥镰刀忙碌着，他们已经在这里相处了半年之久，彼此非常熟络，一起干起活来也很有默契。说起来，这批稻谷正是这些士兵刚来的时候所种的，如今，稻子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生长周期，从一粒粒种子变成了一袋袋粮食，而士兵们依然不知道自己何时能够出战，何时能够归家。

某一天，当几个屯田兵和农夫在稻浪里直起腰来，擦拭额头上的汗珠时，他们看到了如下场景：一辆插着天子旌节的轺车在一列骑士的护送之下，从斜谷出官道，径向五丈原汉军大营的方向前进。不久，这队车马又整整齐齐地原路返回。然而没过多少天，一骑快马又从这条大道上向季汉大营疾驰而去。如果那些屯田兵看得仔细，他们会发现，骑马狂奔的人正是之前在轺车上端坐的那名官员。他虽然仍旧穿着那一身朝服，但在疾驰中已经顾不得端庄的形象，袍服已被吹得凌乱，旌节也没有顾得上带，随从的骑士想要追上他们的长官，但早已被甩出去很远 。

这名官员叫李福，字孙德，梓潼涪县（今四川绵阳）人，曾任巴西太守、江州督，此时已入朝担任尚书仆射，封平阳亭侯。李福在史传中记载寥寥，除了官职升迁，几无事迹可书。这次以皇帝钦使的身份来到渭南大营宣旨，竟成为他平淡人生中唯一的亮点。

中军帐内，丞相诸葛亮的病情正在急剧恶化。此次李福前来，不仅是代表皇帝关切慰问，还担负着为皇帝向诸葛亮“谘以国家大计”的重任。这次会面，关乎季汉的未来，李福深感责任重大，所以在第一次宣旨后，李福在诸葛亮榻前仔细聆听了诸葛亮对于国家大事的叮咛吩咐，唯恐记录不周。但不过数日，他还是回来了。病榻上的诸葛亮见状，就立即猜到他的来意，还没等他询问，自己先开口了：

孤知君还意。近日言语，虽弥日有所不尽，更来一决耳。君所问者，公琰其宜也。

李福一惊，他没想到诸葛亮竟然一眼看出了自己的心思，而且如此直白地给出了自己想要的答案。他也因此更感歉疚，于是出于礼节，补上了自己的问题和解释：

前实失不谘请公，如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故辄还耳。

李福诚恳地说，前一次是自己失误，忘了询问丞相“接班人”的人选问题，所以特意折返回来，把这事问个明白。

同在这本《益部耆旧杂记》里，对李福的评价是“为人精识果锐，敏于从政”。如此精明干练的大臣，在如此紧要的历史关头，为什么会把如此重要的事情遗忘了？

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这个问题也许并不在皇帝向诸葛亮“谘以国家大计”的清单之中，李福作为皇帝的代表，只能按照圣旨上的条文，依次询问这些军国大事，并记录诸葛亮的回答，绝不能借题发挥。但是当李福展开圣旨的时候，他自己或许也会迷惑：这么重要的事情，陛下为何只字不提？

李福当然不会知道，诸葛亮早已给皇帝写过密信，详细陈述此事。在离开渭南大营后，李福思虑再三，仍然决定折返回去问个清楚。他宁愿相信这是陛下的一时疏忽，而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使者，想君王之未想，急君王之未急，是他的责任与义务。如果在诸葛亮有生之年没有把这件事问清楚，那他就成了历史的罪人，不仅对皇帝无法交代，对季汉百万军民也无法交代。

此时的诸葛亮虽然已经饱受病魔摧残，但意识依然超出常人。原则上，如此机密之事，诸葛亮必须直接汇报给皇帝，以免节外生枝。但自从跟李福第一次交谈之后，诸葛亮认为他是一个聪明谨慎的人，绝不会提前泄露机密。况且李福是持节使者，如皇帝亲临，让他再转述一遍，陛下想必会更为安心。

诸葛亮所说的“公琰”，即时任丞相留府长史蒋琬。诸葛亮出兵北伐这些年，蒋琬在后方“足食足兵以相供给”，是一个合格的内政之臣。“公琰其宜也”是诸葛亮斟酌再三给出的回答，可对于李福而言，或许有些意外。于是，他禁不住又追问了一句：“蒋琬之后，谁可任者？”

诸葛亮一时猜不透这是刘禅的授意，还是李福的自作主张——难道是这一人选陛下不尽满意，又不好直接否定，索性让我“隔代择贤”？但话已至此，诸葛亮也不能再回避了，他用迟缓而沉重的口吻一字一顿地说：

文伟可以继之。

文伟，是费祎的字。费祎时任丞相司马，随诸葛亮在五丈原前线。此时的费祎，就在帐外焦急等候的人群之中。

没想到李福似乎还不满足，他发扬“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继续追问费祎之后还有何人可继。

季汉不可一日无诸葛亮，在季汉君臣眼里，诸葛亮不仅是这个国家的大管家，还是这个国家未来的规划者，只有他尽可能计划得长远一些，那条通向远方、福祸莫测的道路才会少一些荆棘，多一些坦荡。

然而，诸葛亮已经默而不答。未来对他来说太遥远了，他毕竟是人，而不是民间传说中“前算五百年，后算五百年”的半仙之体。蒋琬、费祎是诸葛亮可以明确告知的答案，而当他们都逝去之后，季汉何去何从，就不是诸葛亮所能料算的。也就是说，只有交给天命了。

中国古代王朝历来有君王和宰辅两套传承体系。君王世代传承，宰辅也走马灯般流转。君王系出一脉，父死子继，而宰辅中虽也有所谓“四世三公”“累世公卿”，却并非常态。谁能够坐在这样位极人臣的席位之上，是多种复杂因素共同构成的。只要君王的权力没有被架空，那么宰辅的人选大抵还是需要符合君王的意志和利益需求的。

君王是天然对权力敏感的生物，没有多少君王希望宰辅自己来决定“接班人”，这样无疑会削弱君王对本朝人事安排的权威。除非，君王需要在宰辅弥留之际配合他完成一场君臣相知、言听计从的表演。诸葛亮的人生偶像管仲在病笃之际，就不得不面对齐桓公的灵魂发问：“寡人将谁属国？”管仲起先并不想回答，但挨不住桓公再三请教，只好先让桓公提出人选，他来做判断题。结果，管仲否决了自己的挚友鲍叔牙——只因他太过刚直，眼里容不得沙子，却大力推荐了隰朋——因为他做事善于抓大放小，为人能够宽容体谅，是有大局观的人。管仲死后，齐桓公遂以隰朋为相，可惜隰朋不久也去世，为齐国掌政的仍是鲍叔牙，管仲的遗言没起到多大的效果。

季汉的盟友东吴，亦有周瑜举鲁肃以自代、吕蒙举朱然以自代的先例。但吴主孙权在人事安排上有着鲜明的个人色彩，这种举荐不过是君臣默契的一种体现——君主早已有了属意的人选，而这个人选也堪称众望所归，临终举荐不过是顺水推舟。至于后来接替吕蒙掌军的是陆逊而非朱然，则另有原因。

季汉的政体与东吴有鲜明的差别。《魏略》引刘禅语将之概括为“政由葛氏，祭则寡人”。皇帝刘禅作为名义上的一国之君，主持祭祀天地祖庙这样的国家礼仪，而诸葛亮总摄内外军政，是国家政权实际上的主事人。诸葛亮在《出师表》里说得明白：“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皇宫与相府，内廷与外朝，在实际运转中并不需要彼此分隔，而是连通管理，最大限度地给予诸葛亮治国理政的空间，减少掣肘与羁绊。

于是从建兴元年（223）开始，季汉政权在诸葛亮的操持之下，逐渐走出“危急存亡之秋”，恢复了两次荆州之败所折损的国力和民心。诸葛亮是一个救火者，也是一个裱糊匠，更是一个设计师，他按照自己的理想来建设国家，改良制度，教育君主，之后又按照自己的战略思想和战术思维发动北伐战争，整个国家上下齐心，如臂使指，拥有极强的动员能力和供给能力，即便有如李严龃龉于内，但不过是癣疥之疾，无伤筋骨。

主政十二年来，诸葛亮与季汉政权已经骨血相连，融为一体。魏主曹叡所发《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中，先骂刘备背恩忘义，又訾毁诸葛亮“内贪专擅之实”“虐用其民”，同时不忘嘲讽刘禅兄弟将权力拱手于他人（“刘升之 兄弟守空城而已”）。吴主孙权在与季汉的盟书中盛赞诸葛亮“德威远著，翼戴本国”，却只字不提刘禅。乃至于曹魏的落魄王爷曹植在给朝廷上书请战时，也声称要“禽权馘亮”“歼其丑类”，将诸葛亮和孙权并列为两大强敌，欲除之而后快。而成都皇宫里的刘禅，在曹植眼里就如同他的妹夫山阳公刘协昔日的光景一样——空有天子之名，不过是一具傀儡。

然而在季汉建兴十二年（234）的秋天，只身撑起季汉大厦的诸葛亮在五丈原军中倒下了。当这一消息传到成都皇宫里二十八岁的刘禅耳中时，其震撼程度应不亚于十一年前从永安宫传来的父皇崩殂的噩耗。诸葛亮一旦撒手人寰，季汉将要面临的政治地震，或许将比刘备驾崩带来的动荡更为猛烈。 0CwRBBhYHj7Vt/dgWWYrqVAiHfMV0zTOib2lUiDR5x+ZnQj4VgvFVomHnXReHYw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