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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勇一郎的法庭公审于二〇二〇年三月九日结束。检方以被告的罪行“惨无人道”“绝无仅有”为由，请求法院判处被告有期徒刑十八年。
三月十九日，千叶地方法院判处勇一郎有期徒刑十六年。“犯罪手法异常残忍，对被害人有明显的虐待意图。本案性质极其恶劣，远远超出了通常量刑的范畴。在涉及一名死者的案件中，本案应归类为最为恶性的案件。”
法院的判决非常清晰明了，而辩护方未能提交任何对被告有利的证据。因此，最终的量刑与我预测的有期徒刑十八年相差无几。
辩护方承认勇一郎犯有伤害致死罪，但始终坚持认为“没有故意让被害人处于饥饿和压力状态”“没有在罚站的同时用冷水喷淋”。在最终的辩护陈词中，他们主张“只是对孩子的教育行为过激”，并非“日常的虐待”。
勇一郎一直坚持“只是女儿太吵闹了才控制住她”“晚上罚站是她自己主动做的”。即便法医和精神科医生在证词中多次指出勇一郎证词的矛盾之处，他仍坚称“我说的都是事实”。他拒不承认虐待行为。
法庭上播放勇一郎拍摄的虐待心爱的影像时，虽然坐在旁听席上只能听到声音，但心爱无助的哭喊声，以及夹杂其中的责骂声，使旁听席上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但勇一郎似乎并没有受到旁听席上悲伤与愤怒情绪的影响，他始终面无表情地凝视前方。
勇一郎为什么坚持否认虐待呢？在本案中，勇一郎的虐待行为被视频、音频、聊天记录等多种媒介记录了下来，可以说他自己留下了铁一般的证据。
但他不仅否认自己的虐待行为，还一直强调一切都是因为女儿不听话才导致他进行教育。这种言论完全是“毫无意义的抵抗”。除了进一步贬低受害者、给家人蒙羞和加重量刑，没有任何好处。既然如此，勇一郎为什么还坚持这种对自己没有任何益处的主张呢？
二〇二〇年三月九日，勇一郎的会见禁令解除后，我与勇一郎进行了直接会面。通过这次会面，我意识到，勇一郎似乎并不理解社会意义上的“虐待”这一概念。什么样的行为属于虐待，完全没有人对他进行过说明。
勇一郎与犯罪时相比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由于会见禁令，在这段时间，除了律师，他没有接触过其他人，这使得他更加执着于自己的世界观，甚至让人感觉他的攻击性更强了。
虐待和性暴力的加害者大多存在“认知扭曲”，他们会在自己的价值观中将加害行为正当化。要让加害者认识到自己的罪行，必须先让他们理解“什么是虐待”。例如，加害者可能辩解说“我没有恐吓对方”，但在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存在压倒性的力量和地位差距时，处于弱势的一方感到恐惧是理所当然的。必须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
勇一郎的性格非常固执，与他交流需要花费很大一番功夫。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往往具有这种倾向，而犯罪嫌疑人从被逮捕到公开审判之间有一年的时间，这期间可以通过适当的教育来纠正他们的认知。
关于勇一郎的性格，证人们在证词中表示“他顺从权威”。如果能够在理解勇一郎性格特点的基础上采取适当的方法，或许勇一郎就不会在公开审判时说出贬低心爱的话了。
勇一郎固执的性格使他无法与家人和支援者进行有效的交流，无法客观地审视自己的想法，最终在严重认知扭曲的状态下出庭接受公开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