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五次和第六次公开审判时,心爱就读的山崎小学的班主任老师、儿童保护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儿童心理师相继提供了证词。与心爱的母亲一样,这些成年人的证词也显得相当软弱无力。
三人在提供证词时,为了保护隐私,只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三人的声音听起来都较为年轻,证词的内容也给人留下了一种不太可靠的印象。
心爱为什么通过与霸凌相关的问卷调查举报自己的父亲呢?我一直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真由和良子都未能准确理解心爱的意图,误以为她不清楚问卷调查的含义。因此,心爱才会寻求班主任老师和校医的帮助吧?
然而,班主任老师的证词让我觉得她非常不可靠。在复杂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往往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心爱可能正是考虑到,通过问卷调查这种公开渠道举报父亲的暴力行为,更容易获得成人的帮助。
负责对心爱进行心理疏导的儿童心理师在证词的最后哭喊道:“我现在还能梦到心爱,我宁愿被杀的人是自己,也想保护她。”虽然这听起来确实令人同情,但作为专业人士,更应该冷静地分析问题,而不是在公共场合发泄情绪。“宁愿被杀的人是自己”这种表达方式实在非常不恰当。
勇一郎在与儿童保护机构的工作人员交流时进行了全程录音。尽管他多次向工作人员提出“如果有问题,请指出,我可以改正”,但对方始终未给予正面的回应,每次都以敷衍的回答搪塞过去。
勇一郎和他的父亲与儿童保护机构的关系非常紧张。如果儿童保护机构连这样的问题都处理不好,那么恐怕还会有更多虐待孩子的家长逍遥法外。
加害者毫无疑问是责任最大的一方,但从儿童保护机构的应对方法来看,他们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为什么儿童保护机构会将心爱交给加害者一方的家属呢?勇一郎与家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差,因此,勇一郎的家人肯定会为勇一郎的行为提供掩护。而心爱的爷爷奶奶也不知道应该让心爱在自己身边生活多久。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想继续寻求儿童保护机构的帮助。可见,儿童保护机构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上存在严重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