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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宁静。日光耀目。我在深水中潜泳。二十年后，我浮上水面，发现风暴来袭，旋涡急转，狂风在头顶掀起巨浪。一开始，我不确定自己还能否回到船上，接着我又意识到，自己并不想回去。混乱本应是我们最惧怕的，但我渐渐开始相信，混乱也许反而是我们最渴求的。如果不相信计划中的未来、正在付按揭贷款的房子和睡在枕边的人，那便有一种可能：一场暴风雨（在密云中蛰伏已久）将使我们更接近自己在这世上想成为的样子。
生活崩塌了。我们试图控制自己，保持冷静。接着我们却发现，自己并不想保持冷静。
年届五十，人的生活本应慢下来，变得更加波澜不惊，但我的生活却开始加速，陷入动荡，不可预料。我的婚姻就是那艘船，如果游回去，我会随船沉而溺亡。这段婚姻也将是一直萦绕在我生命中的幽灵。长久以来，我对自己所怀有的对永续之爱的渴盼感到悲伤，但我永远不会止息这份悲伤，这种永续之爱不会让牵涉其中的人失去自我。我似乎并未目睹太多将这一切统统实现的爱情，所以这种理想或许注定是幻影。这个幻影会向我提出什么样的问题？虽非政客，但它肯定会提出许多政治问题。
在巴西旅行时，我见过一只色彩鲜艳的毛毛虫。它有我拇指那么粗，看起来就像蒙德里安的作品，通体遍布对称的蓝、红、黄三色方块。我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最奇异的是，它似乎长有两个鲜红色的头，分别位于身体两端。我反复查看，想确认它是否果真这样。或许太阳把 我 晒迷糊了，又或许那杯热红茶——我每天看广场上的孩子们踢足球的时候都会喝一杯——让我产生了幻觉。两个头的情况的确可能出现——我后来才知道，毛毛虫会长出一个假头来迷惑捕食者，保护自己。此刻，我决定不了自己更想睡在床的哪一头。这么说吧，我枕头朝南，有时我就睡在这头；但我也会把枕头调成朝北，睡在那头。后来，我在床两头各放了一只枕头。这或许是一种身体的表达，实际上反映了我的精神状态：自我分裂，神思混乱，犹豫不决。
爱若开始出现裂痕，黑夜便趁势来袭。黑夜漫长无尽，塞满愤怒的念头和指责。这些折磨人的内心独白并不会随着太阳升起而结束。这是我最痛恨的一点：我的头脑被绑架了，里面装的全是 他 。恨他这件事，不亚于一种职业。我自己的不开心开始成为一种习惯，就像贝克特说的，悲伤成为“一种你可以不断添加到生活中的东西……如一本集邮册，或一只集蛋盒”。
回到伦敦后，本地的土耳其报刊销售商送给我一条绒球钥匙链。我不知拿它怎么好，就挂在手包上。绒球似乎有种令人振奋的特性。我和一位男同事去海德公园散步，踢开秋日的落叶，踏出一条路来，此时，绒球就在一边轻快地弹来弹去。它是一个自由的精灵，显得欣喜若狂，半是动物，半是其他什么。它远比我快乐。同事戴着一枚精致的戒指，似在昏睡的小小钻石嵌在格纹金环上。他说：“妻子给我选了这枚婚戒。维多利亚时代的款式，其实不是我的风格，但会让我想起她。”接着他又说：“我妻子又把车撞了。”我们从金色的树木间穿行而过，我则想，啊， 她没有名字 。 她是一位妻子 。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位男同事经常忘记他在社交场合遇到的大部分女性的名字。他总是称他们为某某人的妻子或女友，好像我只要知道这些就够了。
如果没有名字，我们是谁？
当我知道自己的婚姻完蛋了的时候，我像个女人那样哭泣。我见过一个男人哭得像个女人，但我好像没有见过哪个女人哭得像个男人。那个哭得像女人的男人是去参加一场葬礼，与其说哭泣，不如说是号啕大哭，泣不成声。他涕泗汹涌，双肩颤抖，满脸泪痕，不时从外套中抽出纸巾，按住眼睛。每一张纸巾都被揉得稀烂。奇怪的声音和话语从他胸腔深处传来。他的悲伤表露无遗。
那一刻，我想他是在替我们所有人痛哭；其他人的哭则都带有社交意识。后来在守灵时，我跟他交谈。他说痛失这位逝者让他意识到，在自己的生命里，“真爱曾在访客簿上留下了名字，却始终没有登堂入室”。
他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不能更勇敢一些。我们小口啜饮上好的爱尔兰威士忌，酒是那位逝者生前最喜欢的牌子。我问他，他们两人是否曾是恋人？他说是的，他们多年来分分合合，但两人都不敢冒险，害怕让对方成为自己的弱点。他们从未坦承各自的爱。当他问到我的婚姻为何触礁时，他的坦诚令我也能更自在地讲话了。于是在听我说了一阵之后，他说：“依我看，你换个活法，也许更好。”
我想象过，我和我孩子的父亲从未进行的那场谈话有一天被发现的情形：它锁在黑匣子里，在船只失事时被抛到了海底。遥远的将来，在某个阴雨沉沉的星期二，它将被一群人工智能生命发现；这群生命围在一起，倾听这悲伤而强烈的人类痛苦之声。
我没有游回那艘船去，这是我做过的最好的事。但是，我又该去往何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