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奥逊·威尔斯所说,若想收获一个圆满的结局,我们要想好故事该在哪里收尾。一月里的一天晚上,哥伦比亚的加勒比海沿岸,我在一家酒吧里吃椰子鱼配米饭。一个皮肤晒得棕黑、身上绣有文身的美国男人在我旁边的位子落座。他年近五十,两臂肌肉壮硕,银发拢成一个圆髻。这个男人跟一个英国女孩攀谈起来,女孩很年轻,或许十九岁,原本独自坐着读一本书。几经迟疑,她接受了男人的邀请,跟他坐到了一桌。一开始,全是他在讲话;过了一会儿,女孩打断了他。
她的谈话有趣、热切又奇异。她告诉他,她以前在墨西哥戴水肺深潜,下水二十分钟后回到水面,却正面迎上一场风暴。大海变成了一团旋涡,她一度焦灼,怕不能再游回船上。这故事看似在讲潜泳后浮上水面遇到变天的情景,实则在讲某种隐秘不宣的伤痛。她给了他一些暗示(船上有人,她认为那人本该来救她),又向他投去一瞥,想看看他是否听出了她谈及这场风暴的弦外之音。他并没有什么兴趣,而是挪动双腿,膝盖撞到了桌子——她的书掉在了地上。
他说:“你话挺多,是吧?”
她思忖片刻,手指细细篦着发尾,眼睛则望向两个少年——他们正在卵石铺地的广场上,向游客兜售香烟和球衣。毕竟男人年纪比她大这么多,恐怕很难让他明白这个世界同样也属于她。他邀请她坐过来的时候已冒险一试。但她坐过来的时候,也一并带来了自己的全副生活和欲望。他从未想过,或许她并不愿视自己为 次要角色 ,而把他捧作主角。如此说来,她已突破了界限,动摇了社会等级,打乱了日常惯例。
她问他用脆玉米片从碗里舀出来的是什么,他说是酸橙汁腌生鱼,ceviche,但这里的英文菜单上写成了sexvice
——“附送安全套。”他说。她笑的时候,我知道她正努力扮演一个比自我更勇敢的人,一个敢独自出门远行、夜里在酒吧看书喝啤酒的人,一个敢与陌生人展开困难对话的人。她接受了他的提议,尝了尝腌生鱼,回避了另一条提议——趁夜里去当地一片荒僻的海滩外游泳,他向她保证,那片海滩“远离礁石”。
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不喜欢深水潜水。如果非要下到那么深的地方,那得是去找金子。”
“噢,”她说,“你这说法倒有意思。我想,也许可以叫你‘大银’。”
“为什么是‘大银’?”
“那艘潜水船的名字就是‘大银’号。”
他摇摇头,很困惑,目光从她的胸上移开,转向门头的“出口”灯标。她又笑了笑,违心地。我想她也知道,自己必须止住这股由她从墨西哥带到哥伦比亚来的乱流了。她决定收回话头。
“不,叫‘大银’是因为你的头发和眉钉。”
“我不过是个浪荡之人,”他说,“四处漂泊。”
她结了自己那份账单,请他捡起他碰掉在地板上的书,他只得弯腰探身到桌下,用脚把书够过来。这费了些工夫。等他拿着书直起身时,她既未表示感激,也没显得失礼,只简单说了句:“谢谢。”
服务员来收堆满蟹脚和鱼骨的盘子,此刻,我想起奥斯卡·王尔德的名言:“做你自己,别人的角色早有人在演了。”这句话于她而言却不太适用。她需要去努力争取一个拥有自由的自我,而同样的自由,“大银”视为理所当然——毕竟,他要做自己并没有太大阻碍。
你话挺多 , 是吧?
如何感受,便如何谈论自己的生活,这是一种自由,只不过我们大多数人自愿放弃了。但在我看来,她想说的话在她心中似乎早已跃跃欲出,只不过对其他人甚至她自己而言却依然神秘难解。
后来,在酒店阳台上写东西的时候,我又想起她发出的邀请——她期待浪荡的“大银”能在话与话的缝隙间读到她隐秘的伤痛。她本可以只讲述风暴之前她在寂静的深海中目睹的奇观,让故事就在那儿收尾。那会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但她没有停下,而是问了他(以及她自己)一个问题:“你觉得我是不是被船上的那个人抛弃了?”对于她的故事而言,“大银”并非合适的读者;但对于我的故事而言,她或许正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