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弗尔·达马里经常会被问及他在那一刻的感受。“我当然希望是软着陆,”他告诉我们,“但我记得我的第一反应是长舒了一口气。”这并不是我们所期望得到的回应。“我们聚在一间酒吧里,一切都不那么顺利。我们这个组织也无数次面临资金匮乏的窘境。但我们最终还是到了那里。就这样吧,结束了。”他说。
约纳坦·温特劳布指出,“贝雷希特号”在年轻人中引起的轰动产生了长远影响。“在‘贝雷希特号’之前,如果你去拜访投资者,告诉他们,‘我需要1亿美元去月球’,他们会笑着把你赶出去。”他说,“但现在创业者可以说:‘看,以色列人做到了,这是可行的。’”
在巴什、达马里和温特劳布创立SpaceIL时,注册竞逐谷歌月球X大奖的团队总共有33个,但最终坚持下来的只有SpaceIL及其他4个团队。而在这5个团队中,只有SpaceIL成功向太空发射了航天器。
现在,廉价的登月任务的大门已经打开,而这也将带来更好的设计。“总有一天,有人会把立方体卫星送上月球。”温特劳布告诉我们。立方体卫星由各边长均为10厘米的立方体组成,可以像乐高积木一样组装起来。目前,绕地球轨道飞行的立方体卫星约有1200颗。“也许有一天小孩子也能设计出来。”温特劳布说。
SpaceIL还为以色列开辟了新的路径,使其与那些一度敌视这个犹太国家的国家建立了伙伴关系。“贝雷希特号”搭乘的“猎鹰9号”火箭还搭载了美国空军的一颗卫星和印度尼西亚一家电信公司的卫星。安装在等待起飞的“猎鹰9号”有效载荷舱中的“贝雷希特号”,看起来就像是庞大的印度尼西亚绿色通信卫星顶部的一个小型金饰。要知道,作为拥有全球最多穆斯林人口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并不承认以色列是一个国家。但在卡纳维拉尔角,参加卫星发射活动的印度尼西亚高管却很乐意跟达马里和温特劳布待在一起。“在发射现场看到他们后,我们相互表示祝贺,并小小地庆祝了一番。”温特劳布回忆道。
“贝雷希特号”坠毁在月球上之后,巴什、达马里和温特劳布无意重新开始。他们没有任何应急计划。他们的两年探险延长到了八年。但问题还不止这些。他们承受的压力也非常大。“我们没有肯尼迪。”达马里说,“一切都靠我们自己。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的失败都不仅仅是我们的创业失败。我们觉得自己肩负着整个国家的希望。”
然而,没过几个月,一种事业未竟的感觉就变得越发强烈起来。“贝雷希特号”坠毁之后,谷歌月球X大奖竞赛主办方团队——为观看着陆实况,他们此前已经到达以色列——先是在一个角落里商量了几分钟,然后当场决定向SpaceIL颁发第一个100万美元的“登月奖”
。X大奖基金会的创始人兼主席彼得·戴曼迪斯热情洋溢地对这一决定做了解释。他说,SpaceIL仅用1亿美元和不到50名工程师就登上月球的壮举,是“朝着可负担和可行的太空探索的一次飞跃”。不久之后,一名英裔美国慈善家又向他们捐助了100万美元,用以支持新的登月计划。
“贝雷希特2号”计划由此诞生。达马里总结了他们所要应对的第一个挑战:“我们知道很多人会说:‘你们已经做过了。’我们面临的难题是,我们怎样才能使新的登月任务像第一次一样鼓舞人心。”SpaceIL决定向月球发射一个轨道飞行器,同时部署两个着陆器,它们将尝试在月球表面着陆。轨道飞行器将持续绕月飞行数月或数年。该计划和“贝雷希特号”的预算一样多——1亿美元,但前者的开展速度更快:预期发射时间为2026年。
此外,“贝雷希特2号”计划也为SpaceIL在全球范围内的教育使命创造了机会。其他国家的学生可以提出实验建议,并亲自控制轨道飞行器上的传感器。“我们去了很多国家,为他们提供开展太空项目的机会。”达马里说。2023年1月,NASA同意由“贝雷希特2号”协助其开展一项实验,对月球表面的辐射进行测量。
2013年,也就是在SpaceIL成立大约3年的时候,亚里夫·巴什创办了一家名为Flytrex的初创公司。从定义来看,初创公司通常都会雄心勃勃地进军新领域,但Flytrex不同,它一头扎进了竞争最激烈的市场之一——通过无人机以按需配送的方式将零售商品配送至郊区家庭。巴什相信Flytrex有望成为行业领导者,部分原因是截至2023年,该公司是美国境内唯一获得联邦航空管理局批准的初创公司。2017年3月,巴什遭遇了一次悲惨的人生挫折:滑雪事故导致他腰部以下瘫痪。无论是在“贝雷希特号”控制室工作还是代表Flytrex出席大型科技会议,巴什都是坐在轮椅上。“我还是原来的我,只不过比过去矮了半米。”他说。的确,在挑战不可能方面,他的斗志看起来丝毫没有减弱。
约纳坦·温特劳布在SpaceIL的事业之后走上了另外一条路。他攻读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撰写的毕业论文有关一种可能揭示癌细胞通信的新的光学方法。随后,他成为斯坦福大学一家实验室的负责人,专注于非侵入性癌症检测的研究。
但温特劳布也有一个“爱好”,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想方设法在月球上种植鹰嘴豆并制作鹰嘴豆泥”。在月球上种植作物并不是噱头;在NASA的人类长期驻留月球计划中,这是关键的一部分。
此举将终结太空飞行中的冻干食品。长远来看,从地球往月球运送食物并不是一个经济的方法。再者,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人们都需要新鲜的绿色蔬菜,以便让生活变得更健康、更美好。
温特劳布的梦想是把生物学、物理学和太空学等学科结合起来,在月球上制作鹰嘴豆泥。他甚至想把耶路撒冷的土壤和加利利海的水运到月球。同“贝雷希特号”一样,这不仅关乎个人成就或科学进步,还关乎以色列对世界的贡献。
在其他任何国家,我们都很难想象少数几个工程师随机凑在一起就敢发起一个太空项目。要知道,在他们的背后,没有任何大学、企业、政府或其他类型的组织。是什么给予了他们大无畏的勇气,或者说“虎刺怕”(chutzpah的音译,意为“超级自信的胆识”)?也许正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在旅程中不会感到孤单。整个旅程中,会不断有人被他们疯狂的想法吸引,并加入他们的行列。即便是一个臃肿的机构,比如大公司、大学和政府机构等,也会受到启发,进而伸出援助之手,而不是加以阻挠。
没有来自“赫弗尔”的力量,没有一起成就更大事业的愿望,“虎刺怕”是不会起作用的。或者说,它至少不会这么普遍。又或者说,它不会成为国家文化的一部分,充其量也仅限于科技创新领域。
在SpaceIL成立最初的几年里,“贝雷希特号”的技术团队几乎完全建立在志愿者的基础上。这些志愿者在业余时间打造了一个航天器。“这种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对于我们早期的进展至关重要,也正是这种精神使得我们能够筹集足够资金,组建全职团队。”约纳坦·温特劳布回忆道。很多参与该项目的志愿者后来都创办了他们自己的初创公司,其中有一些公司已经上市。
在外人眼里,以色列人出了名地不守规矩、一意孤行、待人粗鲁,但不可否认,他们也是善于和乐意解决问题的。在以色列,解决问题是一种公共活动,是你和你的某个“赫弗尔”圈子里的人一起做的事情。
但“虎刺怕”和“赫弗尔”是培养不出来的,也无法嫁接到一个社会中。它们源于以色列人内心深处的力量,是以色列人自孩提时期就具备的品质,而且会持续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