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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柏林国立博物馆(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位于德国柏林,成立于1830年,之后规模逐渐扩大。现为一个博物馆群,包括分布于全市5处的17家博物馆及若干研究机构、图书馆和支持机构,是目前欧洲最大的博物馆群。柏林国立博物馆中又以博物馆岛(Museumsinsel)上的几所博物馆最为著名。亚洲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属于柏林国立博物馆的一个分支。

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位于洪堡论坛(Humboldt Forum)之内,而洪堡论坛位于柏林博物馆岛上重建的柏林宫内。它的前身是独立的亚洲艺术博物馆,而该馆又是前东亚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和前印度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在2006年合并而成的,是世界上最大的亚洲艺术博物馆之一。馆内的收藏共计2万多件,时代跨越上下五千年,以南亚和东南亚的雕塑和中亚的雕塑与壁画艺术为重点,涵盖的国家有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尼泊尔、缅甸、柬埔寨、越南、中国等。另外,还有来自中国中原地区、日本和韩国的艺术作品,分别陈列在不同主题的展厅里,并作为艺术教学之用。

前印度艺术博物馆

前印度艺术博物馆最初由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Prussian Cultural Heritage Foundation)建立,与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又称“人类学博物馆”“民俗博物馆”,Ethnological Museum of Berlin)位于同一座建筑之内。印度艺术博物馆是从民族学博物馆分离出来的,它的收藏最初来自民族学博物馆,而后者创建于1873年(图4—1)。1904年以后,民族学博物馆的“印度部”(Indian Art Department)逐渐闻名,因为当时普鲁士王国的著名考古学家和探险家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1856—1935)和阿尔伯特·冯·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1860—1930)都是印度部的研究人员。从1902—1914年,他们在丝绸之路的北段——中国新疆的吐鲁番和库车等地探险,对这些地点的很多古城、寺院和石窟寺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和记录,发现了大量的佛教艺术文物,并带回柏林,收藏在该馆的印度部。还在博物馆复原了一座从新疆库车地区搬来的石窟寺,里面保存有精美的壁画。

1963年,民族学博物馆的印度部变为一个独立的博物馆,即“印度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Indian Art)。这个变化来自民族学博物馆对印度文化圈的重视,并将印度文化圈作为世界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他们的眼里,中国也属于印度文化圈。因此,这个博物馆就收藏有不少中国古代艺术品。当一座新馆在柏林的达勒姆(Dahlem)区建成之后,印度艺术博物馆便从原民族学博物馆的建筑中搬出,迁往新址,首次拥有了自己独立的收藏与展出空间。

图4—1德国柏林民族学博物馆(1905年拍摄)

前东亚艺术博物馆

1906年11月8日,柏林皇家博物馆(Royal Museums of Berlin)馆长威廉·冯·博德(Wilhelm von Bode,1845—1929)建立了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的收藏,起初位于博物馆岛上,这是德意志帝国时期建立的第二座非欧洲文化博物馆。

1907年,即东亚艺术博物馆成立一年后,时任该馆策展人的库墨尔(Otto Kümmel,1874—1952)就启程前往日本与中国等亚洲国家和地区,收购东亚各国的文物。当时的德国皇帝给驻中国和日本的德国使节发出命令,要求他们全力支持库墨尔的工作。库墨尔在中国停留了两年多,走访了北京、天津等城市的古董市场,购买了大批中国文物。库墨尔回到德国不久,就向公众展示了他的东亚之行所收集的文物,其中包括各朝代的青铜器、玉器、陶瓷、金银器、钱币、雕塑、书画、漆器等。这次展览在柏林引起了极大轰动,同时也唤起了德国人对中国文物艺术的兴趣。德国政府原本打算再次派人到中国收集各种文物,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的爆发而不得不放弃。

1923年10月9日,库墨尔策划并主持的东亚艺术博物馆在今天的马丁·格罗皮乌斯博物馆(Martin-Gropius-Bau)开幕。当时展出的中国文物,从上古到18世纪的艺术品无所不有,是当时欧洲最大规模的中国文物展。在库墨尔的一生中,他在德国和其他国家组织了无数次东亚艺术展览。

1933年,东亚艺术博物馆还展出了274件中国历代画家的作品。在展览期间,刘海粟、齐白石、张大千和徐悲鸿等中国绘画大师均来到柏林助兴,有几位甚至住了半年之久,给柏林民众留下了不少真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遭到盟军的轰炸,5%的文物、整个图书馆和照片档案馆均被炸毁。博物馆工作人员将大部分中国和日本文物转移到柏林郊区的一个地下防空洞中。这些文物虽然免遭战火,但90%被后来占领了柏林的苏联红军当作战利品运往苏联的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和莫斯科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The Pushkin State Museum of Fine Arts)。1978年,苏联政府归还了一小部分文物给柏林,并于1990年重归该博物馆。

在二战之后的冷战时期(1947—1991),柏林的东亚艺术品收藏被分归两所博物馆。1952年起,佩加蒙博物馆(Pergamon Museum)重建于东柏林的博物馆岛(Museumsinsel),东亚艺术品被收藏于此。1961年,当柏林墙(Berliner Mauer)建起来之后,西德政府于1970年决定在西柏林策伦多夫区(Zehlendorf)修建博物馆的新建筑,是为另一座东亚艺术博物馆。东西德合并之后,1992年,这两所东亚艺术博物馆合并于柏林的达勒姆区。2000年以后,该馆继续扩大与发展。

东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文物涵盖了中国、日本、韩国。其中的强项是日本绘画,还有东亚漆器,主要来自艺术品经销商兼收藏家克劳斯·弗里德里希·瑙曼(Klaus Friedrich Naumann)。瑙曼出生于柏林,以收藏日本绘画和东亚漆器为主,长期居住在日本东京。瑙曼于1975年开始了他的收藏,主要是日本漆器。受时任东亚艺术博物馆馆长贝娅特丽克斯·冯·拉盖(Beatrix von Ragué)的启发,他在购买文物时,考虑到了柏林博物馆藏品的空白点。由于发现柏林对日本文物的欠缺,几十年来他一直活跃在日本从事艺术品交易活动,同时扩大自己的收藏。瑙曼还收藏了不少中国陶瓷器,上自新石器时代,下至15世纪。之后,他的藏品大部分都作为定期永久借出品,赠送给了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现为亚洲艺术博物馆)。2006年11月,为了纪念博物馆成立一百周年,他的漆器收藏增加了几件重要作品,并以“日本漆器收藏——克劳斯·F .瑙曼收藏的漆器”为题举办了展览。他的东亚漆器至今仍是亚洲艺术博物馆的亮点之一。

在原东亚艺术博物馆,和中国有关的艺术品有2000多件,时代跨越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时期,包括工艺美术的各个门类,如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良渚时期的玉器,商周青铜器,汉代铜镜,唐代三彩陶俑,明代著名画家沈周、唐寅的书画,明清的漆器,清朝的青花瓷器,以及一些近代名画家的作品。

原东德建立的东亚艺术博物馆还从中国政府获赠了一批特殊的礼品。东德,全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DR;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1949年10月7日成立,直到1990年10月3日与西德重新统一。在东德存在期间,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一直友好。1959年,中国政府赠送给东德政府一批文物,共250件,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到清代同治、光绪年间的瓷器,以祝贺两国共同的十岁生日(图4—2)。在1959年,这批中国文物便交由位于佩加蒙博物馆的东亚艺术博物馆收藏。1992年,两德的东亚艺术博物馆合并。

图4—2 1959年中国政府赠送东德政府的部分清代瓷器(展出地点:柏林洪堡论坛亚洲艺术博物馆,常青拍摄于2023年7月29日)

图4—3 位于柏林达勒姆(Dahlem)的前亚洲艺术博物馆Bornemann大楼入口(2014年拍摄)

在2006年,东亚艺术博物馆与印度艺术博物馆合并,在达勒姆成立了新的亚洲艺术博物馆(图4—3)。从那以后,由于购买和捐赠的增加,亚洲艺术博物馆的规模不断扩大。2020年以后,亚洲艺术博物馆迁往位于洪堡论坛的新址。

洪堡论坛里的亚洲艺术博物馆

洪堡论坛是一座展示世界人类历史和艺术文化的综合性博物馆,位于柏林历史中心博物馆岛的柏林宫(Berlin Palace)内。柏林宫,也称柏林王宫(Berliner Schloss),正式名称为皇家宫殿(Königliches Schloss),也被称为城市宫殿(Stadtschloss),是一座毗邻柏林大教堂和柏林米特区的博物馆岛的大型建筑。这座王宫最古老的部分兴建于1443年,为勃兰登堡选帝侯“铁牙”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1440—1470年在位)临着施普雷河(Spree)兴建的。1443—1918年,它是霍亨索伦王朝(Haus Hohenzollern)统治家族的主要住所。1689—1713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I,1122—1190)扩建了柏林王宫,成为德国普鲁士巴洛克式建筑的代表作。它是柏林最大的建筑之一,其1845年建成的60米高的圆顶是柏林的城市景观之一。

这座王宫于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k,1918—1933)和第三帝国(Drittes Reich,1933—1945)期间作为博物馆使用(图4—4)。二战(1939—1945)末期,王宫因柏林屡遭轰炸而沦为废墟。二战后的1950年9—12月间,王宫的剩余部分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定为普鲁士军国主义象征而遭到拆毁,在原址上兴建了新的共和国宫。1990年两德统一后,共和国宫因石棉问题而拆卸。2013年,作为洪堡论坛的总部,于原有遗址上开工重建王宫,资金主要来自募捐。是年6月12日,德国总统约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1940—)主持了奠基仪式。重建的外观保持旧有王宫原貌,但内部采用现代设计,于2020年完工。新建的王宫四面,有三面尽力恢复了旧时巴洛克风格的外貌(图4—5),但临施普雷河的东部立面保持朴素,完全没有任何巴洛克风格装饰,该面原为王宫最古老的部分。

图4—4 柏林宫(左)与威廉一世国家纪念碑(National Kaiser Wilhelm Monument to Wilhelm I,1950年被毁)(约拍摄于1900年)

图4—5重建的柏林宫——洪堡论坛外景(常青拍摄于2023年7月29日)

洪堡论坛以普鲁士学者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和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的名字命名。威廉·冯·洪堡是德国哲学家、语言学家、政府官员、外交官。亚历山大·冯·洪堡是德国自然学家、地理学家、博物学家、探险家和浪漫主义哲学和科学的支持者,是威廉的弟弟。威廉是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 University of Berlin)的创始人。1949年,该大学以威廉和他的弟弟亚历山大·冯·洪堡的名字命名。洪堡论坛被认为是“德国版大英博物馆”,收藏与展出柏林国立博物馆的非欧洲藏品的世界文化与艺术,于2021年7月20日正式向公众免费开放。

自2020年起,原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和亚洲艺术博物馆均成为洪堡论坛的一部分。2023年7月28—29日,我来到洪堡论坛参观。28日这天,我只是在一位朋友的带领下随意看了看,了解了基本情况。看到为数众多的艺术品,我做好了充足的思想准备。29日在博物馆上班时便来到这里,连续奋战了6小时,连中午饭都没有吃,终于参观、拍摄完了我想要的资料。

在这个巨大的建筑里,分层展出着美洲、非洲、亚洲和大洋洲的文物、艺术和工艺美术作品,表现着这些地区的文化与历史。亚洲艺术博物馆位于三楼。来自中国的文物占有很大比重,在数个展厅展出。其中来自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焉耆七个星石窟、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壁画和彩塑是该馆的亮点(图4—6)。还有来自中国汉族地区的佛教雕塑作品,包括来自河北易县的一尊辽代三彩罗汉像。还有从商周青铜器到清代漆屏风的历代器物展厅(图4—7)、历代陶瓷展厅等,共同展示着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

图4—6 柏林洪堡论坛亚洲艺术博物馆的新疆石窟艺术展厅局部(常青拍摄于2023年7月29日)

图4—7 洪堡论坛亚洲艺术博物馆的中国文物展厅局部(常青拍摄于2023年7月29日)

中国古代艺术撷英

商代青铜钺

馆内展出的最著名的青铜器藏品要属一件商代钺(图4—8)。钺是殷商礼器,以代表王者的身份。这件器物高30.4厘米,刃部宽35厘米。该铜钺的独特之处在于两面的人面造型生动立体,大眼圆睁,呈现着张嘴怒目的表情,两耳竖立,毛发向上,均采用抽象艺术表现法,没有写实感。另外,人面的耳部、嘴部运用镂空技术,体现了高超的铸造技艺,在中国现存商代铜钺中属佼佼者。这件商钺是原东亚艺术博物馆于1962年从香港古玩商金才记与其儿子(T.Y. King & Sons Ltd)处购得的,据说来自河南浚县辛村。

图4—8 洪堡论坛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商代青铜钺(30.4厘米x 35厘米x 3.5厘米,编号:1962—4,来自河南浚县辛村,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提供)

普鲁士皇家考察队在吐鲁番的收获

20世纪初,当时服务于柏林民族学博物馆的德国考古学家格伦威德尔、勒科克等人组成普鲁士皇家考察队,先后四次在新疆地区进行探险考察,为德国带回了大量的文物。

1902年,格伦威德尔带领助手勒柯克、博物馆技术员和管理员西奥多·巴塔斯(Theodor Bartus,1858—1941)、东方学者乔治·胡特(Georg Huth,1867—1906)等人组成第一次德国中亚探险队前往吐鲁番地区进行考古调察。他们抵达高昌,考察了高昌故城,在此停留5个月后,满载着46箱佛教壁画、手写文书和雕塑回到柏林。

1904年9月,勒柯克带队第二次前往吐鲁番地区,在高昌故城和柏孜克里克石窟地区开展探险和考古活动。柏孜克里克石窟位于现在的吐鲁番市东北约40千米的火焰山主峰的陡坡上,目前已发现的石窟超过了80所,最早的大约开凿于南北朝晚期,绝大部分属于回鹘高昌国时期,个别的则可以晚到元代(1271—1368)初年。勒柯克将柏孜克里克石窟最大的第20窟中的全部15幅壁画切割打包,其中最大的壁画高达3.5米,全部运回了柏林。可惜,这些大型壁画均在二战末期毁于盟军的轰炸。勒柯克还切割走了这个石窟群的其他洞窟的许多壁画,如第32号洞窟窟门两侧前壁上的《回鹘族供养人》、第25窟主室前壁《回鹘王侯家族群像》、第20窟的《沙利家族人像》(图4—9)以及第31窟的《回鹘王像》,这些都是男供养人中的佳作,反映了当时回鹘贵族的生活风俗。

图4—9 洪堡论坛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来自新疆柏孜克里克石窟第20窟的《沙利家族人像》壁画(9—12世纪,59.5厘米x 62.4厘米x 4.8厘米,编号:III 6876 a,常青拍摄于2023年7月28日)

普鲁士皇家考察队在库车与拜城的收获

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的后两次探险活动分别于1906年和1913年进行,目标指向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北沿的库车与拜城一带,分别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工作。这里原来是古代龟兹国的中心区域,盛行佛教,而克孜尔石窟就是这个国家现存最为丰富的佛教艺术宝库,也是德国探险队工作的重要地点。克孜尔石窟,位于今拜城县克孜尔镇东南木札提河谷北岸的悬崖上,共有236所洞窟,其中有70多所保存有壁画。最早的洞窟建于3世纪末或4世纪初,最晚的建于7世纪末至8世纪初。从洞窟的形制上看,主要是用于礼拜的中心柱窟和大像窟,用于讲经的方形窟,以及僧人起居用的僧房和坐禅修行用的小禅窟等。

1906年2月26日,德国第三次考察队到达克孜尔石窟。考察队由四人组成,队长是格伦威德尔,队员有勒科克、巴塔斯和波尔特(H. Pohrt)。他们对这个新疆最大的石窟群做了考古调查,除了切割了一部分洞窟壁画,还发现了大量的古写本,最后成功地将包括第二次探险队所获的224箱文物带回德国。

第四次德国“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由勒柯克率领,队员仅有巴塔斯一人。他们于1913年7月1日到达克孜尔石窟,主要任务就是切割壁画,打包装箱运回柏林,其数量远远超过了上一次探险。此次探险队从新疆带回了156箱文物。

勒柯克等人在克孜尔切割壁画时,所选择的往往是保存状态较好、表现内容丰富的作品,也就是他们眼里的精品了。所以,如今在亚洲艺术博物馆展出的克孜尔石窟壁画,都是这个石窟群的精品。在展厅里复原的克孜尔第123窟,更是其中的代表作(图4—10)。这是一所穹窿顶的甬道式中心柱窟,它的主室呈长方形,正壁中央开凿着一所圆拱形龛,原龛内的主尊佛像已佚。正壁的左右两下角处向内开凿了圆拱形甬道,二甬道通向后室并连接,形成了一个环形礼拜道。这是克孜尔石窟龟兹风格洞窟的主要窟形,主室两侧壁和正壁上保存的佛与菩萨壁画均表现着龟兹风格。在穹窿形的窟顶绘着四立佛与四立菩萨,相互交错排列,头部均向中央,呈光芒放射状,大有古希腊、罗马艺术传统的影响,因为克孜尔的龟兹风格洞窟本身就受到来自犍陀罗艺术的影响。

图4—10 在柏林洪堡论坛亚洲艺术博物馆展厅里复原的克孜尔第123窟主室(常青拍摄于2023年7月29日)

如今参观克孜尔石窟时,我们很难见到彩塑作品了。但勒柯克等人当年在克孜尔石窟发掘了一些彩塑人物头像和半身像,是研究克孜尔彩塑的珍贵资料。这些人物都有着欧式面孔,有的在唇上画髭,浓密的头发塑作写实性很强,在头顶盘作发髻,有的还戴着宝冠。都是上身袒裸,装饰着项圈和璎珞。他们表现的或为菩萨,或为天人(图4—11)。

图4—11 洪堡论坛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来自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第77窟的天人彩塑头像(32厘米x 24厘米x 18厘米,编号:Ⅲ7918,1905—1907年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获得,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提供)

普鲁士皇家考察队在焉耆的收获

在今天的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一带,是汉朝至唐朝的焉耆国所在地。从焉耆县向西北大约行走30千米,有一处保存着很多古代遗址的地方,叫七个星明屋。这是维吾尔语,意思就是“千间房子”,它是由南、北两个寺院遗址和一个小型的石窟群所组成的。在北大寺西北山的南面,大约开凿了10所石窟,其中有与克孜尔石窟群中相同的洞窟形制。在20世纪初的几次探险中,勒科克等人就曾经对这里的佛教遗迹进行过调查与发掘,将很多精美雕塑品运到了德国。这些雕塑品绝大多数是在7—8世纪期间制作成的,相当于汉族内地的唐朝最盛期,也是焉耆国佛教发展的高峰期。

勒科克等人从七个星石窟带回的彩塑像现藏亚洲艺术博物馆,包括具有犍陀罗风格的坐佛像、表现正在苦行的婆罗门像,还有不少身披铠甲的武士塑像,马、象等动物形象,它们可能是为了表现特定的佛教内容而设计的。天人像是其中最具特色的彩塑,都具有浑圆的面庞,下颌稍尖,眉与鼻的塑造保持着古希腊、罗马雕塑的传统,但在整体面相上却是龟兹地区所常见的。天人的头上一般都戴着花冠,有的袒裸上身,佩戴着项圈、臂钏、璎珞、手镯等装饰;有的穿紧身衣,下半身穿长裙,体型丰满、健康。它们一般都披戴着帔帛,并且在双肩的后面绕成了大半个圆环(图4—12),表现了丝绸之路新疆北道上天人塑像的共性。从勒柯克等人发现的这些雕塑遗物可以了解到:当年的焉耆七个星明屋不仅有规模宏大、辉煌壮观的佛寺建筑,而且在寺院与石窟当中还制作了丰富多彩的精美雕塑作品。

图4—12 洪堡论坛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来自新疆焉耆七个星石窟的天人彩塑(38.5厘米x 20.5厘米x 9厘米,编号:III 7896 b,1905—1907年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获得,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提供)

铁铸巫支祈像

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另一件难得的珍宝是铁铸巫支祈像,大约制作于12世纪或晚一些时间(图4—13)。这是一个动物像,高39厘米,面相胖圆,两耳竖立,头部似猴非猴,似猫非猫;有着动物的爪子,四肢与躯干又与人相近。他呈坐姿,右腿盘起,左腿弯曲支撑;左臂支撑身体重心,右爪放于左腿膝上,将下颏也支撑于左腿膝上。他弯腰弓背,凝眉沉思,表情肃穆。他似乎穿着圆领紧身衣,袒裸着四肢。有长发卷曲,披于后背之上。他就是上古传说中的水神巫支祈,又叫无支奇或无支祁。

图4—13 洪堡论坛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巫支祈铁铸像(39厘米x 32厘米x 38厘米,编号:1984—510,1984年汉娜·贝克·冯·拉特遗赠,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提供)

相传在上古时代,经常洪水泛滥。舜帝便召见大禹,命其带领民众治理水患。据9世纪的唐代小说家李公佐撰《古岳渎经》记载,大禹在治理淮河时,看到一只形似猿猴的动物,名叫巫支祈(无支祁),青躯白首,金目雪牙,颈伸百尺,力逾九象,行动异常敏捷。他经常兴风作浪,水不能泄。大禹便命令众天神与巫支祈交战,但均非其对手。最后,大禹派大神庚辰出战,巫支祈终不敌,便潜水逃跑。但庚辰行走速度更快,将巫支祈擒住。大禹下令用铁锁锁住巫支祈,关在淮阴之龟山足下,从此水患平息。江苏省淮安市龟山有无支祁的传说。有人认为巫支祈就是孙悟空的原型。

根据这个传说故事,人们相信巫支祈便是淮河的水神。他既能兴风作浪,为害人间,也能赐福于人们。后来,人们便在淮河的一座桥上供奉了四尊巫支祈铁铸像,用来镇压淮河的水患。后来这四尊巫支祈像遗失了,很可能是被古董商看中,流往海外。目前已知一尊在中国香港;另一尊原收藏在东亚艺术博物馆,现陈列在洪堡论坛的亚洲艺术博物馆;其他两尊仍下落不明。

明宣德孔雀明王铜像

孔雀明王(Mahamayuri)是大乘佛教和密教中的菩萨和女智慧王,也是佛教的护法神之一。在密教信仰中,孔雀明王被认为是毗卢遮那佛或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她的主要功能是祛毒祛病、保佑国家、祛除灾难、祈雨止雨等。藏传佛教把她作为佛母五大明王(即五位女性明王)之一。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制作精良的鎏金铜质孔雀明王像,她的形象如同菩萨,具有藏传佛教艺术风格。她头戴多瓣宝冠,面含微笑,有三面八臂,八手结印或持剑等法器,身材矫健优美,结跏趺坐于莲花台上,莲台置于孔雀背上。孔雀展翅欲飞,足下也踏有一个圆形莲台。她的身后插着孔雀毛,如同该明王的背光一般(图4—14)。

图4—14 柏林洪堡论坛亚洲艺术博物馆藏鎏金铜质孔雀明王(明代宣德年间,1426—1435,编号:31831,常青拍摄于2023年7月29日)

这尊孔雀明王是在明代皇家作坊制作的,铸有明代宣德年(1426—1435)的铭文。此像已知的最早拥有者,是柏林的一家艺术品和合同贸易公司(Kunst-und Vertagshandel Rex & Co.),1912年卖给了柏林皇家民族学博物馆,编号31831。这尊像应来自1842年起受到德国殖民势力影响的部分地区。很可能在1842年以后进入了古董市场,但也不能排除非法获取的可能性。

清代皇室珍宝

原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还收藏了十几件清朝皇帝“赠送”的珍宝。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北京大乱。德国驻华公使克莱门斯·冯·克林德男爵(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1853—1900)于1900年6月20日在北京街头被清军杀死。克林德被杀,违反了国际法(如清廷熟悉的《万国公法》)中“外交人员人身不可受侵犯”的原则。这一轰动事件成了引爆八国联军侵华的导火索之一。事件发生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Wilhelm Ⅱ,1859—1941)决意随同别国一起组成所谓的八国联军报复清廷。

之后,八国联军入侵,占领北京,清军与义和团战败,清廷被迫与11国签订《辛丑条约》。1901年,慈禧太后派光绪皇帝的弟弟醇亲王载沣(1883—1952)前往德国,就克林德公使被杀一事向德国皇帝道歉。载沣随身携带了一些皇室珍贵礼品,准备奉送给威廉二世。因为这些礼品是拿克林德的命换来的,威廉二世不愿接受,这批礼品就转赠给了柏林国立博物馆。这批文物包括明清两代的玉器、瓷器、书画、织品等。其中一件白玉瓶十分精美,双耳为灵芝衔环形,盖与颈部饰仿青铜器的蕉叶纹。灵芝为传说中的长生不老之药,在此象征长寿。瓶身表面有浅浮雕的穗与鹌鹑,寓意“岁岁平安”。此瓶应为当时的皇家用品(图4—15)。

图4—15 洪堡论坛亚洲艺术博物馆藏玉瓶(清代,约18世纪,编号:KGM1902,23a/b,1901年慈禧、光绪、载沣赠,常青拍摄于2023年7月29日)

佚失的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

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在1945年以前还曾有过一件价值连城的文物——《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据说早在1906年,清朝大臣、著名古董收藏家端方(1861—1911)随大清国政府代表团在欧洲考察时来到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参观,他在那里看到了这块珍贵的石碑。沮渠安周(?—460)是十六国时期北凉国的最后一位君主,匈奴支系卢水胡族人,北凉王沮渠蒙逊(368—433)第十子。沮渠牧犍(?—447)、沮渠无讳(?—444)之弟。牧犍任北凉君主时,安周被任命为乐都(今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太守。北凉永和七年(439),北魏攻占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牧犍出降,无讳据酒泉自保。安周奉无讳之命西渡沙漠,攻击鄯善。442年,无讳率军西行,与安周会师,并占领鄯善,不久占领高昌(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北凉沮渠无讳承平二年(444),无讳死,安周继立为北凉王,不改元,南方的刘宋王朝仍封安周为河西王。承平十八年(460),柔然攻高昌,沮渠安周被杀,高昌北凉灭亡。

这块石碑刻于北凉承平三年(445),即沮渠安周被立为北凉王的第二年。碑文盛赞当时沮渠氏家族笃信佛教的事迹和建寺功德。据传原碑于清光绪年间(1875—1908)在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出土,后被古董商发现并运出中国,几经倒手,于1903年卖给德国人,后入藏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端方是个金石学家,了解这块石碑的史料价值。在东亚艺术博物馆的配合下,端方拓印了一张拓片带回中国。据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原碑断裂。但更令人遗憾的是,原碑在1945年盟军攻克柏林后就消失不见了,是被盟军炸毁了,还是被人偷走了,从此下落不明。而端方的拓片也就成了孤品。

端方的拓片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图4—16)。这片拓片高132.2厘米、宽85.8厘米,共22行,每行47字,每字界以方格。该碑碑文为北凉中书郎中夏侯粲所撰。此碑为隶书撰成,但略具楷书意味,横笔两端多呈锐角向上翘起,笔画挺拔稳健。北凉石刻本来就极为少见,此碑为研究北凉佛教情况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图4—16 《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片(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在这本书中,写这个小节是最花费脑筋的,因为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经历坎坷,离散与组合颇多,分别是最初的民族学博物馆和东亚艺术博物馆,又分散为东、西德并立的收藏,再走向统一的亚洲艺术博物馆,最后来到集非欧洲文化艺术为一体的洪堡论坛,似乎也是德国在过去一个世纪间的缩影。这些博物馆收藏中的中国古代艺术品也经历了同样的波折与坎坷。更有甚者,中国的艺术品,特别是新疆的佛教石窟壁画与彩塑,来到德国,本身就是一部辛酸史! CFCS4K/82fs5pt1aOs7MsWWjN1h71c2479+2rIl9f3ZyTMr4QjHcSjC4C4Rw0+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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